三、李心傳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徐夢莘錄進《三朝北盟會編》後，恰巧也是過了12年，李心傳奉旨進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當時亦稱《高廟系年》、《高宗系年錄》），時在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而上距《續資治通鑑長編》全書奏進亦僅26年。在這不到30年中間，《長編》、《會編》、《要錄》三書相繼問世，這在中國史學上是不多見的有眾多創穫的年代。

  李心傳（1167—1244），字微之，隆州井研（今屬四川）人。早年科舉失意，遂不復應舉，閉戶讀書，發奮著述。理宗紹定四年（1231），以著作聞於世，因前後受到當時名流23人的推薦，66歲的李心傳受召入京，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未就而罷，乃通判成都府。後任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許免於議事，而辟官置局續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1236）成書，召入朝，為工部侍郎。後再任史職，參與修撰，旋罷。淳祐三年（1243）致仕，卒。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是李心傳盛年時期的著作。全書200卷，編年紀事，起建炎元年（1127），止紹興三十二年（1162），記高宗朝36年史事。此書曾有理宗寶祐初年刻本，久佚，今傳本系清代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錄出。據陳振孫云：此書本與李燾《長編》相續，「亦嘗自隆興後相繼為之。會蜀亂散失，不可復得」[76]。陳氏謂作者以此書續《長編》，是符合李心傳撰述之旨的。這一點，李心傳自己確有明確的說明，認為：「編年之體，不當追錄前書已載之事。今以金人和戰，帥府建立，皆中興以後事跡張本，故詳著之，以備其始末。」[77]二李之書，前後相繼；而徐夢莘介於其間，述兩宋之際史事。這三位史家所形成的撰史格局是令人深長思之的。

  《要錄》比之《長編》，敘事凝練；比之《會編》，采撰精審。其所述史事與《會編》相同處，尤其顯示出這方面的特色。如其記康王趙構即皇帝位於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事，用極凝練的文字寫出了當時政權的癱瘓和社會的紊亂狀況，也寫出了宋高宗即位之初統治集團的一系列應急措施，它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刑賞、用人、廣開言路等許多方面。這裡沒有生動的描述和對於細節的交代，而是用粗線條勾勒出一幅歷史的畫面。

  《要錄》對於重要史事，也十分注重寫出它的細節來。作者記紹興十一年（1141）十二月「岳飛賜死於大理寺」事，末了寫道：「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78]這個細節，寫出了「天下冤之」之所由來，文不多而分量極重。

  《要錄》徵引賅博，所據書在200種左右。對所記史事，仿《資治通鑑考異》之法多有自注，或臚列眾說，或考辨真偽，反映出作者在采撰和體例上的嚴謹。清四庫館臣評論《要錄》說：「其書以國史、日曆為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狀、案牘、奏議、百司題名，無不臚采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岐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又說：「大抵李燾學司馬光而或不及光，心傳學李燾而無不及燾。」他們認為這是一部「宏博而有典要」[79]的著作。這個評論，李心傳是當之無愧的。

  

  從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來看，《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是繼承和發展了《左傳》的傳統。而《三朝北盟會編》則是繼承和發展了《國語》的傳統，後者是分國編纂起來的文獻資料彙編，並於一國之中略按時間順序編次；前者是按專題編纂起來的文獻資料彙編，並依嚴格的編年體進行編次。這兩種撰述形式，在宋代史學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從撰述思想的發展來看，中國古代史家多繼承孔子修《春秋》而述當代史的傳統，私人撰述如《史記》、《通典》等通史皆迄於當代，官修史書如歷代國史皆然。其中主要原因，往往是受到現實的啟示、激奮而使之然，反映出了史學家的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兩宋之際的歷史變動，是當時的重大事件，它像秦漢之際、兩晉之際、隋唐之際、中唐變故、五代宋初的歷史形勢一樣，啟示著史學家的沉思，激發了他們的撰述熱情。《長編》、《會編》、《要錄》是古代史家在撰述思想上這一傳統的突出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