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本朝史撰述的發展

  一、李燾和《續資治通鑑長編》

  重視當代史撰述，是中國古代史家的優良傳統，而兩宋史家在這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北宋時，司馬光所撰《稽古錄》一書，其中即包括有《國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記》，記北宋開國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間的大事，下距司馬光寫成的時間神宗元豐四年（1081）只有14年。而北宋的滅亡，南宋的偏安，宋金的和戰，這些重大的社會歷史變化，不斷激發著人們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思考，一些有識之士而又有志於史學的人，則往往以其畢生精力從事本朝史撰述，從而使南宋時期在當代史撰述方面產生了許多重大成果。其中，以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最為知名。

  李燾（1115—1184），字仁甫，眉州丹稜（今屬四川）人。20歲時，著《反正議》14篇，「皆救時大務」[69]。以進士第為地方官，為政有方，以餘暇治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研核」。後至朝廷任職，並修國史。他仿《資治通鑑》體例，以40年心血，撰成一部北宋編年史巨著《續資治通鑑長編》，記事起自建隆，迄于靖康，全書980卷，另撰《舉要》68卷。這是中國史學上前所未有的、部帙浩繁的編年體皇朝史。李燾先後於孝宗隆興元年（1163）、乾道四年（1168）、淳熙元年（1174）分別奏上部分書稿，而於淳熙九年（1182）進呈全書。李燾在進書上言中自謂：「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司馬］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略，參求真是，破巧說偽辨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他強調此書「於實錄、正史外，頗多所增益」，尤其是治平以後事，凡「大廢置、大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都取「寧失之繁，無失之略」的原則；故其「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精力幾盡此書」[70]。由此可以看出李燾的撰史旨趣和著述方法，也可以看出此書受《資治通鑑》的深刻影響。然李燾以一人之力，撰千卷之書，這是他超過前人的地方。《宋史》本傳稱他「平生生死文字間」，可謂確論。

  《長編》的突出特點，是翔實。一是所敘史事詳盡，「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神宗朝每年史事多達9卷，哲宗朝每年更增至15卷。二是旁徵博引，「使眾說咸會於一」。李燾仿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之法，自撰注文，以存異說。如《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979）記楊繼業事，是據路振《九國志》的敘述；但李燾在注文中又引《三朝國史·楊業傳》的記載，別為一說，且云：「今但從《九國志》，更須考之。」這類情況，書中甚多。還有一種情況，是顧及所記史事的不同方面。李燾自來「恥讀」王安石書，但他記熙、豐變法事，對變法派和反對派的言論、行事都詳細記述。南宋葉適論其書曰：「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跡，隨卷較然。夫孔夫子之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唯《續通鑑》（即指《長編》——引者）為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才有此書，信之所聚也。」[71]這是對《長編》的翔實給予很高的評價。而南宋陳傅良甚至認為：「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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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編》在文字表述上也反映出作者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其記太平興國三年（978）五月「吳越歸地」事，把吳越王錢俶小心謹慎、曲意奉迎而終不免納土的過程，把北宋宰相盧多遜的建議和宋太宗的堅決，都寫得從容、緊湊。而對於事件的結局，作者一方面寫了宋太宗「受朝如冬、正儀」的盛典，一方面寫了吳越王錢俶將吏、僚屬痛哭「吾王不歸矣」；這兩種不同的歷史場面，寫出了人們截然相反的心情，從而把事件本身烘托得格外突出。像這樣的史筆，在《長編》中屢屢可見。

  李燾治史，態度是很嚴謹的。他在奏上全書時，曾列舉「損益修換」即增刪修改處4400餘事，編為目錄10卷。儘管如此，他在上書表中還是說「牴牾何敢自保」。這表明了他對待歷史撰述的求實作風。

  宋孝宗觀覽《長編》，稱李燾「無愧司馬遷」。朱熹教導門人讀史說：「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73]南宋楊仲良據《長編》而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亦名《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150卷，初刻於理宗寶祐元年（1253），行於世。這反映了《長編》具有重要的社會影響和史學價值。

  今傳《長編》，系後人據明修《永樂大典》所錄抄出，時已缺熙寧至紹聖年間部分記載及徽、欽兩朝史事，重新編次，厘為520卷，然其仍不失為宋人所撰最翔實的北宋史。

  李燾除《長編》外，其他各種撰述累計亦在千卷以上。他是中國史學史上著作最豐的史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