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史家主體意識的增強

  一、關於「直書」之認識與實踐的深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的多途發展，以及隋唐五代時期史學在發展中的新轉折、新成就，從不同的方面激發了史家自覺意識的成長，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史家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一方面是對古老的史官職守的繼承與揚棄，另一方面也是對意識形態之主流的儒家思想價值觀念做出史學的解釋。這種史家主體意識的增強，在唐代史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關於「直書」認識與實踐的深化，關於對修史制度的反省，關於史家信念、良史標準與價值觀念，關於史學批評的理論價值與社會意義等，都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史家主體意識的增強。現依次論述如下。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唐代史學也是如此。儘管「曲筆」在唐代史學上投下了重重陰影，但終究掩蓋不住「直書」的光輝。對於唐代許多正直的史家來說，「直書」恰是他們的天職和本分，因而對他們有更大的魅力。因此，在唐代史學中，史家直書，不絕若線。而這種直書的傳統和精神，因人因事而異，顯示出種種特點。

  ——「書法無隱」、「直書其事」的撰述原則。

  「直書」是唐初最高統治者提出的治史原則之一。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淵在《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提出的修史原則要求是：「務加詳核，博採舊文，義在不刊，書法無隱。」[223]這「書法無隱」指的就是「直書」。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對監修國史房玄齡說：「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224]「皆須備載」的要求，也包含著「直書」的思想。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在瀏覽史官所撰高祖、今上實錄時，見史官所記「玄武門之變」一事，「語多微文」，似有所隱，因而又對房玄齡說：「朕之所為……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225]這裡說的「直書其事」，把「直書」的原則和要求提得十分明確了。對此，我們儘管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評論，但是，由於唐初最高統治者倡導「書法無隱」、「直書其事」的「直書」原則，這就為其後歷朝一些史官堅持直書提供了某種理論上的和政治上的保證。

  ——「善惡不直，非史也」的治史標準。

  「直書」也是一條治史標準。唐太宗曾問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記者也？」褚遂良認真地回答說：「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226]史官杜正倫還對唐太宗這樣說過：「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227]褚遂良的「守官」與杜正倫的「愚直」，說的都是要盡到史官的職責和本分，表明了他們敢於直書的思想。這與唐初統治者提出的「書法無隱」、「直書其事」的治史原則極為吻合，相得益彰。正諫大夫、兼修國史朱敬則曾上《請擇史官表》，指出：「董狐、南史，豈止生於往代（世），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228]反映了他渴求良史、提倡「直書」的願望。另一史官劉允濟認為：「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仆視之如浮雲耳。但百僚善惡必書，足為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229]劉允濟是把一個史官能夠「善惡必書」即「直書」，作為終生的重大使命來看待的。這比「守官」、「愚直」的思想，似乎又進了一步。至於語涉班、陳，傳聞而已。

  這種「善惡必書」的思想，在唐代後期又有所發展。唐文宗時，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魏謩提出了「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230]的見解。這顯然是一個治史的標準，也是衡量史書價值的標準。它已經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竭盡「愚直」的水平上了，而是為了要「取信後代」，對歷史負責任，從而把「直書」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無污青史」的嚴肅態度。

  「直書」又是史家對待歷史的嚴肅態度的表現。劉知幾說過，一個正派的人，應當「無污青史，為子孫累」[231]。這完全代表他的為人行事。武則天、唐中宗時，劉知幾擔任史職，「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他自認是「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為此，他感到憤慨，認為不屑與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232]。這樣，他就給封建史家樹立了一個潔身自好、「無污青史」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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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

  「直書」還是史家剛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吳兢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武則天晚年，張易之、張昌宗欲作亂，遂賂使張說誣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謀反」。張說始而應允，繼而反悔，終以貶謫嶺表。唐玄宗時，吳兢參與修《則天實錄》，直書其事。時值張說為相，屢次請求吳兢「刪削數字」。吳兢始終明確地回答張說：「若取人情，何名為直筆！？」由於吳兢秉筆直書，不取人情，即使在權貴面前也無所阿容，因而當時人們稱讚他說：「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233]這種敢作敢當、剛直不阿的精神，是一個史家堅持直書的重要條件。

  ——敘事「切直」的質樸文風。

  「直書」還反映了史家在文風上的特點：質樸與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劉知幾、吳兢等都具有此種風格。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國語〉》、《段太尉逸事狀》，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234]，也都具有直書的精神和質樸的文風。

  綜上，在唐代史學中，是始終保持著「直書」的優良傳統的。這是唐代史學極其寶貴的遺產之一。為什麼許多史家能夠秉筆直書？這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

  首先，這是開明的統治者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唐太宗要求「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皆須備載」，這不獨是提倡史官直書，也是鼓勵人們大膽發表意見；他要求對「玄武門之變」「直書其事」，目的是要讓人們認識到只有這樣做才能「安社稷」、「利萬人」。說到底，這是政治上的需要。

  同時，這也是史學傳統影響的結果。在中國史學史上，「直書」是有長久的歷史淵源的。劉勰《文心雕龍》說得好：「辭宗丘明，直歸南董。」[235]春秋時期齊國南氏、晉國董狐，是「直書」的開山；其後，歷代史家追隨、模仿，蔚為風氣，成了一種優良的史學傳統。褚遂良決心「守官」；杜正倫要盡「愚直」；劉允濟視物如浮雲，以直書為天職；劉知幾「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236]而著《史通》；以及吳兢之剛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謩之講求信史，取信後人，等等，都是這種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當然，這種「直書」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劉知幾認為：「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237]在他看來，「直道」最終還是要服從於「名教」的。這正是當時史家無法越過的一道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