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最早的歷史典冊——《書》、《詩》和國史

  殷商和西周時期的歷史記載，除了有大量的甲骨文、金文以外，還有一些更加正式的官文書即王家的訓誡、誥誓，以及關於王朝的頌詩。這些，在春秋末年經孔子整理，分別編纂為《書》和《詩》中的《雅》、《頌》。

  《書》本書於簡冊，難以保存，容易散失、錯亂，兼之春秋戰國時人往往又據舊說擬作，故孔子所整理編訂的《書》，至戰國時已難以窺其原貌。西漢時期又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流傳；東晉更有人作偽，杜撰所謂「古文《尚書》」25篇，經歷代學者考訂，斷定是偽書。今傳今文《尚書》28篇是西漢編訂的本子，為先秦時代文獻無疑。其中少數為春秋戰國時人所作，多數則是殷商、西周時期作品，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如《盤庚》篇記載了商朝中期盤庚遷殷這一重大事件，反映出遷殷的原因、遷殷前後的社會思想狀況和商王盤庚遷殷的決心及其對貴族們的反覆告誡。《牧誓》篇記載了殷王的暴虐無道和周師的滅殷信念。《金縢》至《立政》諸篇，記載了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時期政治統治的鞏固和對東部地區的征服與開發。《顧命》篇寫了成、康交替時的情況。《文侯之命》記平王東遷後事，當是春秋時人所作。這些記載，反映了殷商、西周時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生產發展狀況、政治統治狀況、意識形態狀況，等等。

  西周時期的歷史記載，在形式上跟《尚書·周書》相仿而又出於西周人之手者，還有《逸周書》中的一些篇章。《逸周書》，原稱《周書》。《漢書·藝文志》著錄「《周書》七十五篇」，並稱它是「周史記」，顏師古注引劉向語說它是「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此雖非確論，但其中一些篇迭為春秋、戰國、西漢時人所徵引，說明它至少包含著一部分西周時期的作品。現今流傳的《逸周書》60篇，大半為西晉孔晁注本（占42篇），余為後人所羼。其中，《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等篇，可信為周初文字，其他多為後人擬作或偽托。《克殷解》具體地寫出了牧野之戰中帝辛（紂王）的結局，武王進入紂王住所的場面，以及後來舉行的「革殷，受天明命」的慶祝大典和採取的封武庚、釋箕子、遷九鼎、「振鹿台之錢，散巨橋之粟」、封比干之墓等重大措施。《世俘解》寫武王伐紂及其屬國的情況、當時俘獲和狩獵的情況以及祭祀的情況。這些，是《尚書·周書》中所沒有的。

  如果說甲骨文和金文的歷史記載是中國史學的胚胎的話，那麼《尚書》中的《商書》和《周書》以及《逸周書》中的一些作品就是中國史學的萌芽了。後者同前者的不同，第一，是後者在記言、記事的形式上都有了一定的發展，記言可表神情，記事顧及首尾，這是前者所少見的。第二，是後者所記幾乎都是王朝的重大事件，前者如金文也有記王朝大事的，但不如後者這樣直接、這樣集中。第三，是後者在記時上不如前者豐富，前者是即時所為，後者或口口相傳，或逐步寫完，時間也變得模糊起來。第四，這是最主要的一個不同點，即後者記事不僅有明確的歷史意識，而且有明確的歷史鑑戒思想。如《酒誥》寫武王告誡康叔說，殷先哲王自成湯至於帝乙，上下「罔敢湎於酒」，故能昌盛；至紂王則「荒腆於酒」，「故天降喪於殷」。它還引用古人的話說：「人無於水監（鑒），當於民監（鑒）。」意謂「荒腆於酒」，就會失去人心，要經常想到民心這面鏡子。如《召誥》反覆講到夏商興廢的歷史，指出：「我不可不監（鑒）於有夏，亦不可不監（鑒）於有殷。」《多士》講殷商興亡之故；《無逸》講殷商統治者的勤與逸跟「享國」時間長短的關係，反覆強調「不知稼穡之艱難」的危險，特別肯定了殷王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和周文王的歷史地位；《君奭》、《多方》、《立政》也都講到了夏、商的歷史教訓。西周統治者和史官們重視前朝得失興衰的歷史經驗及其對於現實的鑑戒作用的思想，對後來的史學有深遠的影響。

  西周時期的歷史記載，與金文、《尚書·周書》、《逸周書》中的一些篇章同時存在的，還有史詩的創作。這就是《詩》中的《雅》、《頌》。《雅》分《大雅》、《小雅》，《頌》有《周頌》、《魯頌》、《商頌》。除《魯頌》、《商頌》為春秋時人創作外，其他都是西周人的作品。《大雅》是反映西周各個歷史階段的史詩。《生民》、《公劉》、《綿》、《皇矣》和《大明》5篇歌詠后稷、公劉、古公亶父建立基業、王季繼續經營、文王伐密伐崇的勝利和武王伐紂的軍容。如《大明》末二章寫道：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矢於牧野，維予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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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另外，《下武》、《假樂》等篇是歌詠成、康以下「率由舊章」、「繩其祖武」的昇平時期，《嵩高》、《江漢》等篇是歌詠宣王中興，《桑柔》、《召旻》等篇是感嘆、諷刺厲王和幽王時的衰敗。從史學的觀點來看，《大雅》是以詩歌的形式大致上反映了西周興衰的歷史過程。《雅》、《頌》中還有一些反映當時社會面貌的篇章。如《周頌》中的《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等都是詠農事的，從中還可以看出當時生產關係的若干方面。《大雅》中的《嵩高》、《韓奕》、《江漢》、《常武》，《小雅》中的《出車》、《六月》、《采芑》、《車攻》、《吉日》等都是歌詠封國、征伐、狩獵、習武的專篇，其中有的透露出伯、侯們受民、受疆土、築城、立廟等封土建國的史實。《雅》、《頌》中也反映出一定的歷史思想，有其不應忽視的地方，如《大雅·盪》說：「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拔。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這種從根本上重視歷史借鑑的思想同《尚書·周書》是一致的，對後來歷史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雅》、《頌》作為史詩，不僅有藝術誇張的地方，也包含著文明時代以前的傳說成分。因此，從嚴格的歷史記載的要求來說，它們只是「半歷史」式的記載，不可作為本來意義上的歷史記載看待。但是，在史學萌芽時期，當各種歷史記載還很不完備的時候，史詩作為一種獨立的創作形式（世界上擁有古老文明傳統的民族或國家多曾經出現過這種創作形式）不僅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面貌，而且也可以同其他形式的歷史記載（如《尚書·周書》、《逸周書》中的有關篇章以及金文）相互印證、相互補充，成為當時歷史記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多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明史上，有些民族後來創作了規模宏大的史詩，成為研究這些民族歷史發展和史學發展的重要文獻。《雅》、《頌》和後來出現的各個民族的史詩，在中國史學發展上都具有自己的歷史價值。同《雅》、《頌》並列在《詩》中的另一部分是《國風》，所收入的詩篇是按周王朝和一些諸侯國編次的。它們是周室東遷後的作品，多數出於民間歌謠，也有少量貴族作品，多以抒情為主，於喜怒哀樂中略見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矛盾。但它們的時代已是國史誕生的時代了。

  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中國史學上出現了最早的國史。所謂國史，即周王朝和它所分封的各諸侯國的正式的歷史撰述。這種國史按年代順序記事，是中國史學上編年體史書形成的最早階段。國史的出現，有兩個條件：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條件，二是歷史記載方面的條件。西周末年尤其是春秋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周王朝所分封的一些諸侯國的社會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生產關係也在逐步發生變化。周王朝的統治雖經宣王「中興」，但終未阻止衰微的趨勢；這種衰微的趨勢在平王依靠諸侯國的幫助被迫東遷後更是愈益明顯地向前發展，而各諸侯國之間的頻繁的征戰和各大國相繼起而爭霸，則成了這個時期政治上的特點。各諸侯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是各諸侯國國史產生的重要歷史條件。

  國史產生的另一個條件，是殷商、西周以來歷史記載的發展。從甲骨文記事所包含的幾個方面（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到金文記事中歷史意識的萌芽，以及《尚書》、《逸周書》中有關篇章在記言、記事上的進一步豐富和歷史鑑戒思想的滋生，還有《詩》中《雅》、《頌》這樣具有音樂美的史詩的廣泛流傳和影響等因素，使國史的出現不僅成為必要的，而且成為可能的。這時期的國史是按年記事的編年史。從現在《國語·周語》還保存的一些史事來看，西周恭王、厲王時已有編年記事的端倪。它記恭王事，有「（密）康公不獻（三女）。一年，王滅密」之語。記厲王虐而拒諫，「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但這所說的「一年」、「三年」，主要還是指的時間間隔；不過這種時間間隔的概念，也只有在按年記事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出來。它記宣王事，已明顯地看出按年記事的年代順序了，如「三十二年，宣王伐魯」，「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按指宣王之師——引者）敗績於姜氏之戎」。這些跡象說明按年記事的國史的出現至遲當不晚於西周恭王、厲王、宣王時期。從後人所撰《春秋》、《左傳》記春秋時期歷史來看，春秋時期各國國史在記時上已形成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春、夏、秋、冬），以時系年的規範；不記日月的國史也是有的，但不是當時史學發展的主流。

  這時期的國史沒有一部保存下來，這是非常可惜的。但從當時的人和戰國時人以至司馬遷《史記》的記載中、談論中，我們大致可以窺見當時國史發展的一般情況。如《左傳》記：

  ——曹劌諫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18]

  ——管仲曰：「……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19]

  ——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20]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21]

  這裡，不僅可以看出魯、齊、衛各國重視國史，而且從「無國不記」、「名藏在諸侯之策」的說法中，可知春秋時期國史發展盛況及其所記內容，而魯國國史還更多地記載了西周初年的歷史和西周的政治制度。又如《國語》記：「羊舌肸習於春秋」[22]；「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23]；「史不失書，朦不失誦，以訓御之」[24]。這是分別引用晉國司馬侯、楚國申叔時和左史倚相的話，也都是說明國史在各諸侯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上文說的「魯春秋」，以及這裡說的「習於春秋」、「教之春秋」，是指不同的諸侯國說的，說明「春秋」是當時各國國史的統稱。《墨子·明鬼下》有所謂「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的說法，據說墨子還講過「吾見百國春秋」[25]的話，表明這種統稱在戰國時期還在繼續沿用。但各國史書，有的也有專名，《孟子·離婁下》記孟子的話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26]孟子的話不只是說明《乘》、《檮杌》、《春秋》都是各國之史，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樣一個時代變化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孟子實際上是指出了國史的產生是同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相聯繫的。他的這個見解是很深刻的。

  從甲骨文、金文的歷史記載，《尚書》中王朝文書的形成和積累，以及西周時期出現的關於王朝的史詩，直到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編年體國史，這是中國史學從胚胎到萌芽的過程。經過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歷史學業已初具雛形，其標誌是：第一，開始形成了基本的歷史記載形式，即按時間順序記事。第二，初步認識到歷史對於現實的鑑戒作用，這對後來人們認識史學的社會作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三，不論是周王朝，還是各諸侯國，都設置了史職。見於《左傳》、《國語》等文獻記載的著名的史官，在周有史佚、史伯、史角、史扁、史良、史豹、內史過、內史興等；在晉有史狐（董狐）、史龜、史蘇、史趙、史墨（史黯）等；在齊有太史兄弟三人、南史氏等；在楚有史皇、史老、左史倚相等；在虢有史嚚；在衛有史魚（史），等等。這些史官們雖然還未完全擺脫卜、祝一類的神職，但他們越來越加重了世俗的色彩了，所謂「秉筆事君」、「君舉必書」、「諸侯之會」、「無國不記」等職責，促使他們更多地面向人事、面向世俗的社會變化。以上這些，都是圍繞著王侯貴族的活動以及這種活動範圍日漸擴大而發展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萌芽於官府。在其後的發展中，它的這一「天性」的優勢和弱點都有相當鮮明的反映。

  在編年體國史產生和發展的同時，也還有其他形式的歷史記載的存在。楚莊王時大夫申叔時論教導太子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識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興廢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春秋，是國史，已如前說。詩、禮、樂，都與貴族的社會活動、行為規範有關。訓典，是古老的歷史文獻。其他如世，是「先王之世系」；令，是「先王之官法、時令」；語，是「治國之善語」；故志，是「所記前世成敗之書」[27]等，都是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歷史記載，當不為楚國所特有，這反映了中國史學萌芽時期生意盎然的景象。

  春秋時期，一方面是歷史記載朝著多種形式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是歷史記載由王朝而公室、由公室而私家的發展趨勢。《國語·晉語九》記晉卿智襄子（智伯）有家臣士茁對其語曰：「臣以秉筆事君。」《史記·趙世家》記趙盾時有趙史援，韋昭注《國語》認為史黯為趙簡子史，不是沒有根據的。這兩個趨勢尤其是後一個趨勢的發展，促進了私人歷史撰述的出現，從而使史學有可能進入社會的更多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