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舊史」的評判及其影響

  中國史學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有豐富的典籍和連續不斷的歷史記載與歷史撰述，有優良的傳統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其整體面貌，為世界各國所僅見，這是毋庸置疑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史學本是歷史的反映。歷史變動了，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提高了，史學自亦隨之而有所變革，這是史學發展的規律之一。19世紀中期以後，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頻頻武力侵略下，中國社會歷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動，中國人也加快了對外國尤其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狀的研究，其中包括對它們的文化領域的研究。因此，《新史學》的立論，多以西方近代以來的歷史和史學為依據，進而結合中國過去的史學和作者的認識而展開論述。

  《新史學》抨擊「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即緣於此。所謂「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誠然，古代史家對於「朝廷」和「國家」之區別的認識，確實模糊。但對這種區別的萌芽認識，並非全無，而至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中國史書中的「群體」意識，亦並非全無，如《史記·陳涉世家》及後來史書中所記述的各種「民變」，以及史學家的民本思想，還有對於類傳的設置與區分等，或多或少還是涉及了「群體」的地位和價值。至於說「今務」和「理想」，前者指忌諱研究本朝史，後者指考察史事的前因後果。梁啓超針對「今務」，說：「凡著書貴宗旨，作史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2]這一點，梁啓超說得十分中肯。漢武帝曾說《史記》是「謗書」，崔浩國史案使許多人遭到殺戮，唐玄宗時「唐國史」已有百餘卷卻不能公之於眾，明朝則只修實錄而不撰國史。凡此種種表現，弊端叢生，影響深遠。說到「理想」，即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深層認識，中國古代史家還是有成就的，司馬遷記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唐初史家論隋朝之亡與秦、隋歷史的比較、歷代史家的辯興亡之論，王夫之縱論歷朝治亂盛衰之故，多不乏深刻見解。當然，他們所論，都不能超越一定的歷史條件，這是顯而易見的。

  

  所謂「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3]。「鋪敘」是指記述，「別裁」是指見識，鋪敘多於別裁，即記述勝過見識，使人苦讀史書而難得增長見識。這種現象是存在的，但不是絕對的。中國史家歷來重視「別裁」，從孔子重「義」到司馬遷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從劉知幾所論「獨斷」之學和「才、學、識」三長到章學誠推重「史意」和「別識心裁」，反映了重「別裁」的傳統。歷史典籍的積澱，本是好事，但若處置不當，也會為其所累。梁啓超所論，提醒了人們應當重視這個問題，是很有意義的。至於「創作」，梁啓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袁樞、黃宗羲，這是肯定了他們在紀傳體、典制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學案體方面的創造性發揮（其中鄭樵，是推崇其《通志·略》，似可被看作界於紀傳體與典制體之間的人物）。對於其他眾多史家，梁啓超則一概否定他們的「創作」。其實，這裡是大有思考餘地的。第一，中國古代史家能有如此多樣的創造，為世界史學上所罕見，實為難得。這本是一大優勝之處，應充分肯定。第二，中國古代的其他史家，如劉知幾、章學誠、王夫之、顧祖禹、崔適等，近代史家如魏源、王韜、黃遵憲、姚瑩、張穆、何秋濤等，在各自的領域內也多有創造；即使像班固、李燾、馬端臨等，在原有的體裁基礎上，也不是沒有任何創造的。第三，「因襲」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歷史編撰的連續性，這種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歷史編撰的發展，對於反映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文明進程，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似不能認為「中國之舊史」是「不能創作」的「因襲」。如此看來，《新史學》對「中國之舊史」的批評（包括對正統、書法、紀年的批評），是不是不能成立呢？不。它的批評在整體上和方向上，是能夠成立的。今天來看待這些批評，自然應採取分析的和辯證的觀點和方法，對於批評中的片面性應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理解，而不必苛求於作者當時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