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是什麼？

  關於「史」的含義的演變，即從史官到史書、史事，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同中國古代史學的進步和人們對史學認識的不斷提高相聯繫的。這裡，我們要進一步講到「史學」這個概念的出現、使用及其意義。中國史學產生於先秦時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人們關於「史學」這一概念的使用卻要晚得多，大致說來，它始於東晉十六國，其內涵則顯現於唐、宋，而豐富於明、清，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史學」這一概念的較早提出，很可能始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史載東晉太興二年（319年），石勒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21]。祭酒，本意指老者、長者，後轉意為功高者，其後更進而轉意為學官中的領頭人物，如「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22]。律學，即法律之學。晉制，設有律學博士[23]；十六國時期之後秦，姚興亦曾「立律學於長安」[24]。石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舉措；而「史學」立為官學之一，這在史學發展上也有重要意義。其後，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征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25]。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26]。從經、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一百五十年間，史學始終是官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儘管當時人們沒有對「史學」的內涵做出明確的解說，但它對推動史學的發展無疑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同後來隋唐之際「《漢書》學」的勃興，唐初官修史書的繁盛，史學成為科舉考試中的獨立科目，都有密切的關係。中晚唐之際，殷侑鑑於本朝科舉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者，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27]，於是建議恢復史科考試，並在國子監提倡生徒攻讀「三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殷侑所說的「史學」，從表面上看是從科舉考試方面提出來的，但他所說的有關史學的內容則是「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系以褒貶，垂諭勸戒」，認為《史記》《漢書》《後漢書》「旨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代（世）教」，卻又不僅僅是從科舉考試出發的，而是著眼於史書本身的社會意義。史稱，殷侑任諫議大夫，「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28]，這同他關注史學是有關係的。顧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話，說「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御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29]。倪思所言「史學」，不僅內容豐富還富有卓見，認為不論是統一時期的歷史，還是分裂時期的歷史，都有許多值得借鑑的經驗教訓。元初胡三省稱「先君篤史學」，重視史注博洽、書法義例；故認為「史學不敢廢也」[30]，承先人教誨，作《資治通鑑音注》。這裡說的「史學」主要是編纂學、文獻學方面的內容，從而豐富了「史學」內涵。此後，使用「史學」這個概念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儀撰《輟耕錄》一書，其友人稱其書說：「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採摭之博，侈於白貼；研核之精，擬於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為忠臣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郯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於優孟者哉。」[31]他說的「專門史學」的含義，既包含了廣泛的社會歷史，又包含了專精的治學之道，是對於「史學」的極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對「史學」的認識又有了更大的發展。阮元認為：「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能兼其成。」[32]阮元所說的「史學」，一是從不同的學問領域來看待，已帶有學科分類思想的含義；二是就錢大昕的史學來看，認為他「於正史、雜史，無不尋討，訂千年未正之訛」。所謂「訛」，既有史事之訛，也有編纂之訛，可見其研究領域異常遼闊。錢大昕同章學誠，是中國古代賦予「史學」以最豐富的內容和最深刻的含義的史家。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以及其他著作，主要討論史學問題。他直接論述「史學」的地方也很多，其要點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關於「史學」的核心。他說：「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為史學，則未之聞矣。」[33]他認為「史學」的本意或核心所在是「比事屬辭」「心知其意」。「比事」是敘事，「屬辭」是體例，「意」是對史事的認識和撰史的目的。這才是「古人所為史學」。章學誠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史學」上的成就，顯然不妥，但對「史學」之本質的解釋確是有創見的。第二，關於史家在「史學」上的異趣。他說：「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34]所謂「史法」，主要指史書編纂；所謂「史意」，主要是指對史事的見解和撰史的目的。史法、史意很難截然分開，不過主要傾向還是可以分辨出來的。第三，關於「史學」貴在「著述成家」「義有獨斷」。他說：「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35]他還反覆稱讚前人的通史之作「別具心裁」，「義有獨斷」[36]。這涉及史學評論的原則，即貴在有創造性。第四，關於「史學」工作兩大部門的區分。這是章學誠自謂在探討史學問題上的重要收穫，他在《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中寫道：「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37]所謂「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即指「撰述」與「記注」的區別而言。其基本論點是：「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38]這是章學誠直接論到「史學」這個範疇的很重要的論點。章學誠論「史學」，還有一些見解，不一一列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唐、宋學人從科舉取士出發而論「史學」，到章學誠從認識論方法論的不同角度論述「史學」，「史學」這個範疇的演變及其內涵的日益豐富，透視出中國古代史學有了多麼巨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