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人們對地理條件與歷史進程之關係的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環境與發展愈來愈受到全人類的關注。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把可持續發展作為未來共同的發展戰略，得到了與會各國政府的普遍贊同。同年8月，中國政府提出了中國環境與發展應採取的十大對策，明確指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當代中國以及未來的必然選擇。1994年3月，中國政府批准發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從人口、環境與發展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以及行動方案。1996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中國的環境保護》的重要文件，就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選擇、逐步完善的法律體系與管理、工業污染和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國土整治與農村環境保護、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環境科學技術和環境宣傳教育、積極推動環境保護領域的國際合作等問題一一做了闡述。例如，在法律體系方面，中國針對特定的環境保護對象制定、頒布了多項環境保護專門法以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資源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農業法》等，同時還制定了30多部環境保護行政法規。中國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政府為實施國家環境保護法律，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和頒布了600多部環境保護地方性法規。[36]

  可見，環境與發展問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對於處在發展中的中國來說，更有其嚴峻性和緊迫性。這裡說的「環境」，已不只是地理條件，但「環境」的許多方面無疑都同地理條件有密切關係。近20年來，中國在環境與發展方面，成就突出，但問題依然不少。《中國的環境保護》一文在前言中指出：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正面臨著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重任務。從國情出發，中國在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污染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改革開放18年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而環境質量基本上避免了相應惡化的局面。實踐表明，中國實行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方針是有成效的。

  這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策的要求來看，總結經驗，堅持已有的正確對策是很重要的；而發現和揭示問題，制定新的正確的對策是更重要、更緊迫的。這是因為，環境與發展的關係之所以作為一個國際共同的發展戰略被提出來，就表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中國的國情反映在環境與發展方面，不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容樂觀。正如《中國的環境保護》在結束語中所指出的：

  中國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環境保護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政府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正處在迅速推進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加上粗放的生產經營方式，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相當嚴重。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這個問題可能更加突出。解決歷史遺留的環境問題和控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仍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這個估計，是清醒的，也是正確的。足以證明這一點的，是無情的事實。

  1998年七八月間，長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現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國家的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全國軍民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下，贏得了抗洪鬥爭的偉大勝利，顯示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凝聚力和戰勝一切困難的大無畏精神。然而，勝利之後的思考，卻是深刻而沉重的。這次特大洪水，無情地向人們宣告：不重視環境保護，肆意地對待自然，就一定會受到自然的「報復」，受到被人為破壞了的環境的「懲罰」。這是不可抗拒的規律。

  中國的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當前還面臨著許多嚴峻的問題。

  其一，江河上游森林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例如，20世紀50年代初，長江上游地區水土流失面積為29.95萬平方公里，90年代末擴大到39.3萬平方公里，占這一地區總面積的39.1％。濫伐森林、毀林開荒，已使長江流域的森林植被減少了85％，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

  本章節來源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

  其二，圍墾湖泊，加劇泥沙淤積，降低蓄洪能力。據統計，全國被圍墾的湖泊面積至少有140萬公頃，共減少蓄洪容量350多億立方米。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洞庭湖調蓄洪水的容量減少了40％。江漢平原地區有300多個湖泊消失了。[37]

  其三，黃河斷流，日趨嚴重。自1970年以來的20多年間，黃河先後斷流18次，其中1995年斷流時間122天，斷流河段683公里；1996年斷流時間136天，斷流河段579公里；1997年斷流時間226天，斷流河段700公里。人們預測，如不採取有效措施，到2020年，黃河下游將全年斷流，黃河面臨著變成內陸河的命運。據中科院地學部院士、專家對黃河中下游魯、豫、陝、寧四省區的實地考察，所得結論之一，認為用水量超過水資源的承載能力是黃河斷流的根本原因。[38]黃河斷流已直接影響到生態環境的惡化和可持續發展的進程。

  其四，水資源與水污染問題。中國水資源並不豐富，而水資源的利用過程中卻存在嚴重的浪費現象。1997年，兩院院士會同水利部有關專家進行三次研討，認為節水是「中國水問題的出路」，應把節水作為一項國策。1998年6月，全國人大環資委召開《水污染防治法》執行形勢分析會，據國家環保總局、水利部、建設部的分析報告，水環境形勢不容樂觀，幾年來污水排放量一直在增長，水域污染在加劇，水環境質量不僅沒有明顯改善，總體上仍在進一步惡化。這種情況如不改變，下一個世紀初我國有可能出現全局性的水危機。[39]一方面是水資源短缺，另一方面是水環境惡化，水問題的嚴峻性十分突出。

  其五，耕地減少。中國人均耕地數量甚小，而近年來耕地面積卻呈減少趨勢。國土資源部提供的數字表明，1997年全國因建設占用、農業內部結構調整以及災毀三項合計共減少耕地693.5萬畝，全國開發復墾和土地整理新增耕地489.7萬畝。增減相抵，一年中損失耕地203.8萬畝。據統計，1997年全國有20個省份沒有達到新增耕地計劃預計指標，其中10個省份當年新增耕地比建設占有耕地數少77萬畝。[40]耕地減少的這種趨勢如不遏制的話，全國的農業以至全國的經濟發展都將受到嚴重影響。

  其六，海洋環境惡化趨勢加劇。1998年是國際海洋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檢查團，對我國部分省市實施《海洋環境保護法》情況進行了檢查。檢查結果表明，目前我國海洋環境惡化趨勢加劇，近岸海區環境質量在逐年退化，污染範圍有所擴大，突發性污損事件頻率增加，海洋生態環境破壞日益嚴重。例如，1985年，我國只有東海近海域無機氮平均含量超過一類海水水質標準；而1991年，渤、黃、東、南四個海區無機氮的平均含量，全部超標，目前整個近海無機氮的超標率已超過70％，大面積海域遭到污染。大量陸地污染物入海、石油污染、城市生活污水和含有機物的工業廢水大量排海等，是造成海域污染的幾個重要原因。[41]在諸海域中，渤海尤其受到人們的關注，發出了「渤海：黑色的警告」「渤海再也經不起污染了」「專家警告：渤海將變死海」「渤海治污該有個時間表了」等呼籲。[42]人們像關注江河、森林、草原、耕地一樣，關注著大海。

  ……

  我們不可能把環境保護所面臨的問題都列舉出來，但上面所舉出的任何一個方面的問題，都阻礙著可持續發展，嚴重地影響到歷史進程，絕不是危言聳聽。當然，這些問題有些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有些則是近幾十年中形成的，究其原因，或是追求短期效應的行為，或是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或是缺乏環境保護意識，或是法制觀念淡薄，更有甚者，則是利令智昏，明知故犯，是無視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無任何歷史責任感的蛀蟲行為，等等。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為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國策得以實施，在環境保護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做好以下這些工作。

  第一，在全體國民中進行環境保護的教育，增強社會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這應貫徹在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和一切社會教育之中，從而真正提高全民對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之關係的認識水平和參與意識。

  第二，要有適合於上述各類教育的有關讀物，它們應當由那些既有理論水平又有實際考察的專家撰寫。有些著作（包括科普讀物）應聘請一批著名學者撰寫，以期引起社會公眾的關注，擴大社會影響，真正達到教育的目的。有關專家、學者則應視此為自己的神聖使命之一。

  第三，各級政府在有關的決策過程中，都應當貫徹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國策。凡有悖於這一基本國策的任何決策，都應當受到社會的抵制、輿論的監督，直至法律的干預。

  第四，嚴格實施已經制定頒布的各種有關環境保護之法律、法規，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知法犯法者嚴懲不貸。把提高公眾環境保護的自覺意識和發揮有關法律、法規的威懾作用結合起來，使教育與法制並行，逐步形成一個在保護環境方面人人自覺、令行禁止的局面。

  當然，這些問題，大多已為舉國上下所重視，並已採取了得力措施，有的已取得成效，有的已做出正確果斷的決策，還有許多擬議中的計劃和措施。舉例來說，關於淮河的治污問題，關於太湖的治污問題，關於陝北地區治理水土流失建設生態農業的問題，關於關閉污染環境、破壞資源的小企業的問題，關于堅決制止毀林開荒的問題，關於改革農業經營方式的設想，關於創建世界科學——綠洲學的建議，關於治理江河源頭環境的意見，關於北京根治環境污染進入倒計時的舉措，等等，反映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在保護環境、造福子孫方面的決心和信心，前景是令人鼓舞的。1997年8月5日，江澤民在姜春雲的《關於陝北地區治理水土流失建設生態農業的調查報告》上批示說：

  歷史遺留下來的這種惡劣的生態環境，要靠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艱苦創業的精神，齊心協力地大抓植樹造林，綠化荒漠，建設生態農業去加以根本改觀。經過一代一代人長期地、持續地奮鬥，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應該是可以實現的。[43]

  保護環境、治理環境是長期的歷史任務，西北地區可以做到的，其他地區也可以做到。

  從歷史發展趨勢來看，環境與發展是一個全球的問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定會順應並推動這一歷史趨勢，建設國家，造福人類，為世界的美好未來做出新的貢獻。

  [1] 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9～132頁。

  [2] 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4頁。

  [3] 參見史念海：《由地理的因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見《歷史地理》第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史念海、曹爾琴、朱士光：《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178頁。

  [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67頁。

  [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72頁。

  [6] 《春秋穀梁傳》卷二，《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70頁。

  [7] 《墨子·七患》，《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7頁。

  [8]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9] 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附圖21，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

  [10] 《毛詩》卷十三《小雅·北山》，《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63頁；《孟子》卷一《梁惠王上》，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2頁。

  [11] 參見鄧拓：《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56頁。

  [12]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六《吳王劉濞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25頁。

  [13] 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12頁。

  [14]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六《州郡六·古梁州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638頁。

  [15]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州郡十·古青州》，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777頁。

  [16]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十二·古揚州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850頁。

  [17]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風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892頁。

  [18] 賈誼：《新書》卷一《藩強》，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0頁。

  [19]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三《封建論》，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444頁。

  [20]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封建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頁。

  [21]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一·序目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456頁。

  [22] 脫脫等：《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345頁。

  [23]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十二《總論》，石聲漢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81頁。引文出自俞汝為：《荒政要覽》四《平日修備之要》。

  [24]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一·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80頁。

  [25] 參見史念海：《河山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第360～362頁。

  [26] 參見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124頁。

  [27] 參見周廷儒：《古地理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339～340頁。

  [28] 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5～22頁。

  [29] 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七《邊防十三·突厥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411頁。

  [30] 王溥：《唐會要》卷九十八「回紇」，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749頁。

  [31]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106頁。

  [32]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4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頁。

  [34] ［俄］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張仲實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第33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頁。

  [36] 參見《光明日報》1996年6月5日。

  [37] 這些數字，系水利部水土保持司、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所提供。參見鄭北鷹：《江河上游地區水土保持亟待加強》，載《光明日報》1998年10月12日。

  [38] 熊蕾：《院士專家實地考察，為黃河斷流「把脈」》，載《光明日報》1998年7月15日。

  [39] 參見林英：《我國水環境質量仍在惡化》，載《光明日報》1998年6月30日。

  [40] 參見《中國土地報》1998年7月13日。

  [41] 參見林英：《我國海洋環境惡化趨勢加劇》，載《光明日報》1998年9月17日。

  [42] 參見《人民日報》1998年7月21日；《中國青年報》1998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1998年11月13日。

  [43] 參見《光明日報》199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