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1959年9月，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於歷史系本科。1964年本科畢業的同時考取了本系研究生，師從白壽彝先生攻讀中國史學史專業，並於1967年畢業。在隨後的十幾年中，我離開母校到外地執教。1981年5月，我回到闊別許久的母校，跟隨白壽彝先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先生已經辭世，但他的學術研究成果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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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來，在過往的歲月中，有四十多個年頭，我都生活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懷抱之中。老師、同學、同事，還有許多學生，都曾給予我教育、鼓勵和幫助，令我始終心存熱情和動力，不曾冷卻和減退。此時我想到的這些，是因為即將出版的這部文集，在很大意義上是我對學校的匯報，對老師、同學、同事和學生們的匯報，對學術界朋友們的匯報，同時也是對我自己的一次學術總結。在這篇序文中，我想著重講講我對中國史學史認識和探索的發展過程。

  從理論上講，我的專業始於1964年大學畢業步入研究生學習的階段。但實際上，我的學術生命當始於改革開放的年代。1978年，當我在《吉林大學學報》上發表第一篇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習作《唐代史學和唐代政治》時，那種激動的心情，我想只有生活在那個年代的學術工作者，才有真切的感受。

  我的治史之路，就是從這裡起步的，而落腳點就是唐代史學。

  我從1973年起講授中國古代史，而對唐代歷史關注更多一些。1977年，在白壽彝先生的鼓勵下，我決定回到中國史學史這個研究領域。經過再三考慮，我把唐代史學作為起步階段的研究對象。具體的研究方法包含三個步驟：第一是作「唐代史學編年」，目的是了解唐代史學發展的梗概，而其間意外的收穫是積累了二三十個問題；第二是撰寫專題論文或短評、札記，這是「學步」的過程；第三是對唐代史學做整體性把握並寫出專書。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間，唐代史學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例如：

  唐初史家群體一舉撰成八部「正史」的宏大氣勢；劉知幾所言「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的精闢論斷，以及他的「史才三長」論，都給人以極大的啟發；吳兢《貞觀政要》一書反映出來的唐太宗君臣所討論的「創業」與「守成」孰難、明君與昏君的標準、水與舟的關係、如何做到「善始慎終」等問題，都是涉及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的大事；魏徵為《隋書》撰寫的史論把秦、隋興亡加以比較的方法；李大師、李延壽父子「編年以備南北」傾向統一的思想和著史宗旨；柳宗元所著《封建論》《貞符》《非國語》《天說》《天對》等宏文所蘊含的深邃的歷史思想與史學批評精神；杜佑《通典》的恢宏器識和進步的歷史觀、民族觀，以及鮮明的以《通典》「將施有政」的撰述宗旨；譜牒之學在唐代的興衰反映了士庶勢力的消長和唐代世風庸俗的一面；還有中晚唐史學家在史學自覺方面的多種表現，等等，都使人感到興奮，有一種許多新問題等待著我研究而欲罷不能的感覺。

  起初，當我決定研究唐代史學之時，已是不惑之年而在學術上並無「立足」之地，但時間又不允許自己彷徨、猶豫，所以也就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這一方面說明自己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正說明我對唐代史學知之甚少。因此，一旦開始真正接觸唐代史學並逐步深入了解它的時候，不僅眼界打開了，而且學術熱情也被激發出來了。我想這就是學術本身的魅力，唐代史學自有它獨特的魅力，其他學術領域也有各自的魅力，關鍵在於研究者的真誠投入和細心耕耘。1989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研究中國史學史的第一本論文集《唐代史學論稿》。一時興起，我集了唐代書法家柳公權的字作為論集封面書名用字，又以敦煌文獻中虞世南《帝王略論》抄本殘卷書影作為論集封面的底圖。現在回想起來，那份激動的心情，似乎至今都還留在記憶中。這裡順便說說，關於《唐代史學論稿》一書，2015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史學論稿》的增訂本；與此同時，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亦為《唐代史學論稿（增訂本）》立項外譯。對此我深感社會對我的關懷和鼓勵。

  以唐代史學作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第一步，不僅使我在學術上有了一個「立足點」，積累了一點治學的經驗，為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而且因為研究所得是關於唐代史學的第一本論集，自然受到海內外同行的關注。論集中的有些論文在發表之初就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略談〈隋書〉的史論》一文在《歷史研究》發表後，引發了一些同行研究史論的熱情；《唐代譜學簡論》一文在《中國史研究》發表後，引發了隋唐史研究者的評論，認為此文對於認識唐代的士庶鬥爭具有參考價值；通過對杜佑《通典》的研究，把史學家明確提出經世致用的思想提前至不晚於中晚唐時期的觀點，也為一些同行所認同，等等。總之，關於唐代史學的研究，不僅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或多或少有補於關於唐代社會歷史的研究。這對我來說，同樣是一種鼓舞。

  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是我重點研究唐代史學的十年，那麼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則是我摸索著追求中國史學史之「通」的十年。

  從專注於唐代史學，到追求史學史的「通」，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是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簡單說來，唐代史學有源也有流，探其源而究其流，這是「通」的自然發展趨勢。第二，當初決定研究唐代史學時，我也有一個模糊的想法，就是可以上下延伸，往上可以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往下可以探討兩宋史學。第三，是一個客觀原因，即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有責任寫出一部貫通的中國史學史。

  20世紀90年代，是我試探著走向中國史學史之「通」的年代。可以說，這十年中，我是自覺地、有時也是被「逼」著朝著「通」的方向努力。概括說來，大致有以下幾條路徑。一是撰寫「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系列文章。看起來，這個系列文章是按專題或範疇來寫的，但不論是專題還是範疇，為了說明問題，都需要上下貫穿，前後聯繫，無疑包含著「通」的訴求。二是撰寫《中華文化通志·史學志》。這是按古代志書的體例來撰寫中國史學史。在具體處理上，我起首寫了中國史學發展的基本脈絡，這是要求上下貫通的；而其餘大部分內容是按宏觀的專題來寫的，因每一專題內涵豐富，有更大的空間來貫穿古今的「通」。有了這兩條路徑，第三條路徑就顯得順利一些，這就是90年代末撰寫的《中國史學史綱》。這些年來，不少讀過《中國史學史綱》的朋友反映，此書在「通」的基礎上還突出地顯示了史學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裡，我想著重說的是，「通」的嘗試，不僅使我加深了對中國史學史的認識，而且也為我後來主持《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和《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做了必要的準備。前賢講究的「通識」，是我們在治學上追求的目標之一。

  史學史研究要求人們在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時候，要向理論方面發展，這也是一個規律。改革開放後，在新的歷史時期，哲學社會科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不獨研究成果有了豐富的積累，而且學科的理論建設也有了明顯的提升。中國史學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如此。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換一種說法，即把它視為從理論的視角研究中國史學史。這一變化，不僅使中國史學史研究內容更加豐富了，有了理論方面的因素，而且也推動了理論領域的研究。那麼，這一變化是怎麼產生的呢？

  這一趨勢的出現，有兩個推動力。一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史學界的「理論熱」（如關於重大理論問題的討論，全國性史學理論研討會的舉辦，史學理論性質刊物的創辦，史學概論教材的編寫和出版，外國史學理論著作的引進等）所產生的衝擊，中國史學史研究也受到理論研究很大的影響。二是中國史學史自身的發展，其中有關理論問題的探討勢在必行。改革開放前，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此書主要闡述史官、史家、史書及史學發展趨勢，撰述思路依官修史書與私家著史兩條線索展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一些學者有關中國史學史專書的出版和史學史專門刊物、史學理論專門刊物的發行，中國史學史研究顯露出新的發展勢頭，而關注史學史研究中的理論問題也就隨之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說到理論問題，中國史學有一個傳統，是「未嘗離事而言理」，「理」是從實際、從事實中概括出來的。所謂「理」在「勢」中，是否就是這個道理。

  認識這個特點和傳統，對於如何認識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是一個重要的啟示。我對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和史學理論的研究，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研究，多得力於這一啟示。當然，我今天對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的認識，也只是個開始，但畢竟增強了研究的信心。中國的史籍太豐富了，不論是研究中國史學遺產中的「歷史理論」還是「史學理論」，都還有廣闊的空間和可以預期的前景。

  近現代以來，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已經走過了約九十年的歷程。我時常在想，當今我們應當怎樣從事這門學科的研究，進而推進它的深入和發展。我有一點粗淺的認識，就是從理論的視角研究中國史學史。

  作為親身經歷者，我對此有真切的感受。趁著這個機會，我想談談自己的一點摸索。

  ——關於史學遺產和「史學概論」的啟示。

  1979年，我在《歷史研究》第8期（這一年《歷史研究》是月刊）上，發表《略談〈隋書〉的史論》一文，論文涉及歷史形勢和政治統治得失成敗的問題、時勢和「英雄」的問題、統治者對理想的社會秩序的訴求問題等，但當時並未產生以理論視角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自覺意識，只是認識到《隋書》出於魏徵等人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統治集團的歷史思想，從而影響到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政治決策等。1981年，白壽彝先生連續發表四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的文章，談到了中國史學上的歷史觀點的一些問題和史書編著中的一些問題，引發了我對於史學遺產中理論問題的興趣。在興奮之際，我寫了一篇評論性的文章——《史學遺產和史學研究——讀〈談史學遺產答客問〉書後》，發表在《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1期。尤其是第一篇《答客問》中講到歷史進程、歷史形勢、地理環境同歷史發展的關係，物質生活同思想道德的關係，歷史發展規律等問題，對認識史學史中有關歷史理論問題的探討有很大的啟示。《答客問》中關於史書編著和歷史文學等許多問題的提出，對史學史中有關史學理論問題的探討，也有許多啟示。1982年，白壽彝先生主編《史學概論》一書，囑我寫「史書的編著」和「史書的體例」；1986年前後，白先生主持撰寫「大通史」《導論》卷，又囑我寫「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這兩次「命題作文」，能勉強交卷，都與受到《答客問》的啟發有關。

  ——關於「史學批評」和《史學志》的思考。

  1989年，《文史知識》編輯部希望我在該刊開闢專欄，發表系列文章。我深知，發表系列文章有兩難：一是問題（研究領域）的抉擇，二是文章的連貫性。這兩點，在學識上和時間安排上都是對自己的一種「挑戰」。經過再三考慮，我還是決定接受這種「挑戰」。這次，從理論視角看待中國史學史的自覺性有所增強，我選擇了史學批評這個「主題」，因為我曾寫過兩篇關於史學評論的短文，一篇是《談史學評論》，發表在1985年2月27日的《光明日報》；另一篇是《從史學評論說到史學家的自我意識》，發表在《安徽史學》1987年第4期。經過一年多的準備，連載從1991年第1期開始，首篇題為《一個有待於辛勤耕耘的園地——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歷史和理論》。可以說，這是自覺地突出了理論問題。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這個專欄共連載了18期，涉及一些一般性的史學理論問題，如史家作史的態度與「心術」，如何對待歷史事實，從形式與內容的審視到思想的剖析，關於歷史變化動因的認識，觀察歷史的兩種視野，史學批評的標準，史學的審美，史論的藝術，史學批評的道德標準與禮法原則，史學批評的方法論，史學批評與知人論世，史學批評與史家素養，如何走出史學批評的誤區，史學批評家的歷史命運，史學批評的社會意義等。對於這些理論問題的闡述，我都是結合中國古代史學展開的，而所使用的概念、術語也都取自古代史學，淵源有自。

  連載刊登過程中，老一輩學者支持說，這樣來寫史學史，有新意；年輕的同行說，這為中國史學史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有的學者發表評論，認為這為開展當代史學批評提供了借鑑等。這些好評，一方面是對我的勉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史學批評這個研究領域本身的魅力。此後，研究史學批評的論著逐漸多了起來。

  與此同時，我試圖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做宏觀上的思考和把握，並在一次學術講演的基礎上寫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發表於《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隨後刊登於英文版《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文章的四個部分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產生：從史學意識到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發展：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的提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史學理論的繁榮和理論形式的豐富；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批判、總結、嬗變。在這篇文章中，我把史學批評同史學理論聯繫起來，並認為史學批評是推動史學理論發展的動力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我有幸參與了兩個學術工程。一個是十卷本的《中華文明史》，此書按專史分工撰寫，按斷代編纂，我撰寫了二十個專史中的中國史學史，並主持編纂十卷中的隋唐五代卷。這對我來說，是在專史方面的「通」的考驗，也是我首次完成對中國史學史作「通」的論述。《中華文明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台灣地區有關出版社隨即出版了繁體字本。另一個學術工程是《中華文化通志》，我承擔「學術典」中《史學志》的撰寫。這是用中國古代志書的體裁來反映中國古代史學的面貌和成就，對我來說，是又一個考驗。因為這不是寫「史」，而是寫「志」，寫「志」就應當設計出來若干個互有聯繫的專題。顯然，撰述這種體裁勢必須具有理論視角。對此，我在主觀上也有了一點準備，至少已有了這方面的自覺意識和自覺要求。《史學志》凡九章，前五章講史學發展歷程、史官制度、史書編撰形式、文獻整理和史學方法；後四章討論歷史觀念、史學理論、史學發展規律和優良的史學傳統。必須承認，當時對我來說，除了史學發展歷程這一部分以外，其他各章寫起來都很困難，尤其是後面幾部分。正是在《史學志》一書的撰寫中，我第一次嘗試從具體對象上把「歷史觀念」與「史學理論」分別予以論述。我認為，僅僅從理論上說明二者的區別和聯繫是不夠的，只有在具體研究對象上對它們分別論述，才可以真切地看到二者的特點，從而也可以更清楚地表明，二者雖有一定的聯繫但畢竟是不同的研究對象。

  ——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發展大勢及主要問題。

  我在1992年發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之後，就曾考慮寫一篇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大勢的文章，使二者成為「姊妹篇」，但始終未能寫成。這是因為，歷史理論要比史學理論更複雜一些，關鍵是對於「大勢」的趨向及其階段性特徵，都應從中國史學史的總的進程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對此，我在很長的時間裡都難以確定。於是，我把思考的重點轉移到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上面，並於2004年在《學術研究》第1期上發表《略說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一文。這裡說的「特點」，並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參照物相比較而得到的，其實就是我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粗淺認識，從中概括出具有一般意義的幾個特徵罷了。在這些特點之中，以胡三省說的「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和章學誠說的「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最為重要。這是因為，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正是他們的見解道出了古代學人（包括史學家）表達理論的一般形式。再就是對理論問題探討的連續性，這也正是中華文明發展之連續性特點的一個具體表現。

  對於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脈絡的認識，又經過幾年的思考，我於2011年在《河北學刊》第6期上發表了《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大勢》，用形成、發展、繁榮三個關鍵詞，把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從時間跨度和歷史進程上看，先秦秦漢為第一階段，魏晉南北朝隋唐為第二階段，五代宋元明清為第三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發展趨勢，也同我主編的三卷本《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相吻合。而真正能夠反映這三個關鍵詞的內涵的，不是這三個空泛的關鍵詞，而是書中所討論的一個個專題，如天人關係論、古今關係論、時勢論、理道論、通變論等。如前所述，這些專題大多具有探討上的連續性特點，同時也大致可以劃分出它們發展的階段性。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最大變化之一，是理論研究加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劉節講授中國史學史，有時講到史學家們的「歷史哲學」，雖然講得極為概括，已是十分突出的了。而自20世紀80年代，關注理論問題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者漸漸多了起來，重點在史學思想研究和史論研究。可以說，從理論視角看待和研究中國史學已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潮流。這一重大變化的學術意義和理論意義在於發掘、整理、解說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白壽彝先生在講到自先秦思想家至明清之際王夫之的思想傳統時，認為：「自慎到、韓非以後，說勢說理不盡相同，但對於社會現象、歷史現象的觀察，都是從客觀的現實出發，是有唯物主義因素的。我想，這可以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研究這種萌芽的思想既然有這樣悠久的歷史，卻又為何不能發展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體系，這是一個很有理論意義的問題。」正是因為有這種「唯物主義萌芽」的存在，中國近代學人（包括史學家）在多種思潮中選擇了歷史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

  20世紀40年代，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提出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問題，至80年代，翦伯贊、尹達、白壽彝先生等人仍然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依我的膚淺理解，所謂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問題，一方面是要遵循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來看待與研究中國歷史、中國史學，如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人類社會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地理條件對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影響，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等，應當成為研究歷史和史學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同本國的以及外國的歷史與史學相結合，即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說明本國的以及外國的歷史與史學。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進一步取得民族形式的過程，也是毛澤東說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這是思想、內容、形式三者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看，重視發掘史學遺產中的理論成就，用唯物的、辯證的觀點和方法加以總結和闡述，應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重要任務。

  當我著手整理這部文集時，我在想：這是對自己學術道路、治學經歷的一次總結，自然也是一次反思的機會。於是我默默地向自己提出三個問題：一是，你的研究對你自己來說，這些年是否不斷有所進步？二是，你的研究對歷史學科來說，是否增添了一點新的東西？三是，你的研究對社會來說，是否具有某種參考的價值？人貴「三思」，這三個問題，正是我此時自我反思的三個方面。當然，我是把它們作為自我鞭策的動力看待的。我始終相信「以勤補拙」，新的進取依然要落實在這個「勤」字上。

  此次出版的這部文集，凡十卷，大致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理論方面，如第一卷《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從過去到現在和未來的傳承》、第二卷《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外一種）》、第三卷《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外一種）》；二是通敘中國史學史方面，如第四卷《中國史學史綱》、第五卷《中華史學志》；三是斷代的或專題的中國史學史方面，如第六卷《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附《〈南史〉和〈北史〉》）、第七卷《唐代史學論稿（增訂本）》、第八卷《20世紀中國史學論集》、第九卷《白壽彝與20世紀中國史學》；第十卷《走進我們共有的精神家園——近三十年史學演講錄》，可視為對於上述三個方面內容的某些補充。這一編次，恰與前文所述我的治學歷程及研究領域之先後順序，呈相反的方向，使研究路徑的實際與思想反省的要求形成辯證互動的格局。區區之心，祈讀者朋友諒察。

  是為序。

  瞿林東

  201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