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新自然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門羅同桑塔亞那不同，他不是一個有系統哲學理論的哲學美學家，而是一位有濃厚經驗主義色彩的藝術鑑賞、評論型的美學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門羅沒有自己的哲學立場與傾向，相反，他的全部美學著作和理論中極為鮮明地貫穿著一條新自然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紅線。

  門羅之所以被稱為新自然主義者，一方面表明他同桑塔亞那、杜威（被認為是實驗主義的自然主義）的自然主義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另一方面他的自然主義又有著自己的一些新特點。

  門羅對桑塔亞那和杜威的自然主義哲學、美學給予高度的評價，並承認自己受到他們的直接啟示。他曾引證了威廉·奈特《美的哲學》一書中對杜威年輕時美學論著的讚揚；又說「桑塔亞那1896年發表的《美感》一書，是朝著自然主義和心理美學的方向邁出的關鍵的一步，至今仍保持著相當的活力」。[1]他還稱讚桑塔亞那的《藝術中的理性》和杜威的《藝術即經驗》「充滿了哲學的智慧遠見」，它們雖屬形而上的「藝術哲學」，但仍較為充分地討論了藝術的形式和經驗的多樣性，而不局限於對美作空洞的概括。在這類討論中，桑塔亞那和杜威經常把評價和對可觀察的事實的描述結合在一起，論述得「深刻透徹」[2]，他認為這種對藝術「事實」和審美經驗的「觀察」與「描述」就是自然主義的方法。他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五版的「美學」條目中，第一次給予桑塔亞那以很大的篇幅與重要的地位，而在該辭典第十四版（1956年）的「美學」條目中桑塔亞那連名字都未被提到。他還在該條目中說桑塔亞那是「西方」自然主義的或科學的美學的奠基人。40年代，他同桑塔亞那有密切聯繫，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直接受到桑塔亞那的啟示。他曾公布了桑塔亞那從羅馬給他寫的一封信，在該信中，桑塔亞那讚揚門羅等「在探討廣泛的藝術課題時是從事實角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和趣味出發」，而批評哲學家們只是空洞地論述什麼是「美」，批評家們則糾纏於藝術中的具體是非，認為，「其實，你只要弄清楚人們為什麼和在什麼時候創造了這類藝術和形成了這種趣味，你就可以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來論述問題」。[3]可以說，門羅的全部美學研究，正是沿著桑塔亞那指出的這一自然主義方向進行的。

  

  當然，門羅的自然主義有他自己的「新」的獨特之處。首先，他竭力想逃避他的自然主義的特殊哲學傾向。門羅一貫主張美學擺脫哲學思辨的控制，拋棄充當「思辨哲學的分支」[4]和「僅僅作為一種知識而存在的」[5]傳統信條，而使美學轉向具體、經驗的心理學與社會學。但他知道，美學要完全脫離哲學的指導是不可能的，「儘管自然主義的美學家竭力避免哲學的假設」，「創造一種不帶任何特殊的哲學傾向的美學」，「但是他們不可能完全做到這一點」。[6]而且，他看到「即便美學有一天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它仍然屬於哲學的範圍」。[7]於是他力圖採取折中主義態度，把各種基本傾向不同、甚至完全對立的哲學調和、綜合在一起，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他力主「有活力的自然主義」應走「作為傳統的二元論或唯心論和馬克思主義這個極端之間的中間道路」[8]，他提出：「自然主義的美學迫切需要澄清它自己在一個嚴格的哲學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它是靈活多變的，在某種程度上說來，它可以和形上學、倫理學和認識論中的許多與之對立的學說達到一致。」事實上門羅美學中的確雜取了種種不同傾向的哲學的一些具體觀點，因而使他自己的哲學立場顯得比較隱蔽。

  但是，隱蔽不等於沒有哲學傾向。他自己承認，他的美學「含蓄地而不是明確地表示了對這類所謂的原則（形上學唯心主義和神學信條）的權威性的不信任和對某些形式的自然主義世界觀的同情。它尊重感性材料，認為感性材料是知識的源泉，同時，它也尊重感覺生活、身體的欲望和情況」。具體來說，一方面，「它是與超自然主義、先驗論、神秘主義、泛神論、形上學的唯心主義或二元論相對立的」；另一方面，「它是和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明的一般傾向相一致的，即主張人們應該把注意力由那個假設中的另一個世界的事物轉向本世界中那些以物質自然為基礎的事物」。[9]這些話聽起來很有些像唯物主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就反對超自然的神、觀念、絕對以及存在主義的「存在」（門羅對存在主義持批評態度）等唯心主義「世界」而尊重現實經驗世界和物質自然世界這一點而言，門羅的自然主義確實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因素。但是，在哲學認識論和歷史觀上，他同他的前輩桑塔亞那、杜威等一樣，仍然未能超越唯心主義。下面我們著重從門羅美學的進化論基礎和他實驗主義的方法論來揭示其隱蔽的唯心主義哲學本質。

  門羅認為，藝術和審美現象，屬於自然現象，可以用進化論來加以說明。他說：「按照自然主義美學觀，藝術作品及與之有關的經驗，也同思想和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一種自然現象。這種現象和物理及生物學中考察的現象是先後相連的，前者是在進化過程中從後者中產生的。二者在複雜性、變化性和其他方面有某種程度的區別，但這種區別不是根本性的。」[10]這裡，門羅的思想可概括為四點：（1）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的活動都統一於自然，都是自然現象。（2）從自然界到人類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進化過程，從物理現象到生物現象再到人類社會的精神現象，是「前後相連」的進化過程。（3）人類的思想、藝術和審美等活動是這一進化過程較高級的階段，但仍是這一自然過程中的自然現象。（4）藝術、審美等精神活動同自然界的物理、生物現象之間只有複雜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的區別。他還認為，美感與藝術像所有生物現象一樣，是生物性的個體對環境適應的產物，因而也有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過程。這顯然不僅僅是一種美學的觀點，而是一個完整的自然進化論的世界觀了。這一觀點，把自然界的進化完全照搬照套到人類社會中來，甚至直接應用于思想活動和精神現象，這就同桑塔亞那一樣，把人類社會自然化了，把社會歷史現象等同為自然生物現象，把人類社會和思想文化史降低到生物進化的水平，這樣，門羅「新自然主義」的唯心主義實質暴露無遺了。

  與此相關，門羅也混淆了人與生物，審美經驗與日常生活經驗的界限，進而把美學降低為應用性的技術學科。由於他把進化論搬到人類藝術和審美經驗中來，所以認為藝術和審美經驗隨著生物由低級向高級進化，會自然地產生並發展起來，在這過程中，日常生活經驗與審美經驗同時得到發展，兩者並無本質區別。就是說，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經驗，包括生物性的經驗與作為高級精神活動的審美經驗之間並無根本區別。這同樣是將人的社會性精神活動自然化、生物學化了。正是基於這一看法，門羅力圖把美學變成一門實用的、技術的、工具性的學科。他以植物性狀為類比說：「人們在採集蘑菇時，應該了解有毒的蘑菇具有什麼樣的視覺標記，這比了解這種蘑菇之毒性的化學成分和物理成分更為重要。同理，人們在從事普通藝術活動時，如果能有一些表明藝術作品具有潛在價值的可辨認的標準和外在標記，要比了解美的內在本質更為有用。」「[11]據此，他公開提出，美學應「作為一種真正的技術發展起來」，「藝術同我們稱之為應用科學的那些具有特定功能的技術之間沒有基本的和明顯的差別」，所以美學與藝術活動之間的關係就成了技術科學與實際應用的關係。實質上，門羅是把藝術活動和審美經驗降低為生物性生存活動的一種實用性工具了。門羅這個觀點直接受到杜威的工具主義思想和審美經驗來自日常經驗的觀點所影響。

  基於這種自然主義的世界觀，門羅提出了一套所謂「科學」的實驗主義方法論。由於他把藝術和審美看成自然現象，所以，他把美學也就納入了「自然科學」的範圍，主張美學應步「生物學這些較老的純科學或應用科學的後塵」，逐步接近或達到這些科學，「那種高度的可靠性和準確性」。[12]他要求美學逐步獲得自然科學的精確性，認為這樣的美學才真正成為科學。為此，他提出美學研究應當採取科學的即實驗主義的態度和方法。但這種方法不同於費希納的不成熟的「實驗美學」的方法。因為美學研究的對象是藝術和審美等「複雜多變」的現象（例如：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經常遇到的現象），同純物理、化學等對象不同，所以「美學的科學方法絕不等同於X光、比色圖表、電錶或任何其他特殊科學工具的使用；它也不同於絕對的邏輯證明或幾何學所進行的一系列必然性的推理，也不同於教堂測量的方法」，而「必須採取某些較為粗略的和近似的方法」。門羅把這種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的內容概括為：「首先對具體的現象進行觀察和比較，以發現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然後通過形成某些假設來解釋他們的起因和反覆出現的原因。最後再通過對具體事實的更加仔細的觀察和實驗來驗證這些假設。」顯然這種觀察——假設——驗證的方法脫胎於自然科學的方法，但其觀察和驗證卻主要基於個體的經驗的基礎之上的。對自然科學的對象的觀察與驗證往往可以通過儀器工具、數據、測量等手段，保持研究的客觀性，但對精神現象、心理現象的觀察與驗證完全依賴於個體的經驗，所以其客觀性和科學性就很成問題了。但門羅卻無比相信這個直接經驗的可靠性。他聲稱，「科學要忠實地、透徹地描述自然，唯一的補救方法是不斷回到人們直接體驗到的具體事實上面」，因此，所謂的實驗態度和方法就是「那種永遠是嘗試性的和不帶成見了的方法」[13]，就是「那種儘量利用從各種可能的研究途徑和方式中所得到的有關審美經驗的本質的全部線索的態度」。他並把這種態度與方法歸結為純粹「描述性」的方法，即對事實進行不帶任何先入之見的觀察和體驗，然後將這種個人的內省經驗不加任何主觀褒貶地「描述」出來。顯然，這種純客觀的「描述」是完全基於個人的主觀經驗和對特定事實的直接感知的，在門羅看來，「這種通過對特定的事實直接感知而產生的特殊見解是不可替代的」[14]，是美學獲得科學性的基礎。然而，這裡就產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個人的經驗是主觀的，即便對之做純客觀的描述，仍然不能改變其主觀性。建立在主觀經驗基礎上的美學又怎麼能獲得普遍性與科學性呢？在門羅「科學」方法的背後，暴露出他認識論上的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其實門羅自己也看到這種方法的局限性，因為任何人「作為人類的一員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他們不過是通過帶有局限性的結構的器官和組織進行觀察和思維的，他們所遵循的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原則都包含著許多偶然成分和有用的虛構成分……這樣一來，客觀標準就變成了一種相對的和實用的標準」。[15]但是他仍然堅持這種方法。其實門羅實驗主義方法論的要害不只在於認識論上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和內省經驗主義，而且在於他對人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上面這段話表明，他把社會的人完全看成自然的、生物學的人，只是從他們的生理結構與器官組織的角度來分析其社會性的觀察、思維活動。他完全忽視了任何人都是處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的，總是帶著一定時代的、一定社會地位和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觀去觀察和體驗社會性的精神現象的。所以，「不偏不倚」的純客觀的「描述」方法與「實驗態度」實際上從未有過，也絕不可能存在的。

  [1] 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181頁。

  [2] 同上書，205～206頁。

  [3] 參見《大英百科全書》，第1卷，163頁。

  [4] 參見《美學與藝術評論》，第4卷第2期（1940年12月），131頁。

  [5] 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23頁。

  [6] 同上書，165頁。

  [7] 同上書，171頁。

  [8] 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166頁。

  [9] 同上書，163～165頁。

  [10] 同上書，164頁。

  [11] 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457頁。

  [12] 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序言。

  [13] 同上書，5～6頁。

  [14] 同上書，18～22頁。

  [15] 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