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希臘化時期概況

  希臘化或希臘主義這個概念，最初是由德國史學家德羅依森（1808—1884年）在《希臘化時期史》（1836—1843年）中提出來的。他把這個概念局限在文化領域，把希臘化文化或希臘主義文化狹義地理解為希臘的文化，認為希臘化是指希臘人把他們的文化擴大到非希臘血統的國家。

  事實上，決非是希臘單純地影響東方。在本卷第一編引論中已概要地指出過，不僅作為希臘藝術的武庫和土壤以及孕育著希臘哲學—美學觀念的神話，就深受東方的宗教和神話的影響，而且整個希臘遠古文化—文明，是屬於西亞、北非、南歐文明區，從而深受西亞、北非文明的影響。實際上，早在希臘向東方進行大移民（約前8世紀—前6世紀）前，希臘和東方就處於密切交往中，結果導致希臘和非希臘文化的融合。由於古代歐亞大陸曾有過很多文化中心，像公元前2500年或以前，地中海東部的愛琴海一帶，就出現繁盛的早期奴隸制文化，它同亞洲大陸的關係非常密切，並受到亞洲西部和埃及更繁榮的早期奴隸制文化的影響，而當時的歐洲，還是一個未開化的蒙昧地區。所以，包括希臘在內的這種遠古地中海東部的文化，與其說是屬於歐洲的，不如說是屬於東方的更為貼切。諸如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紀》里的若干故事，在亞非文化中早就有所反映。就是荷馬本人，多數古代記載說他是愛琴海東岸希俄斯島人，或出生在小亞細亞的士麥拿。另一位史詩詩人赫西奧德，自稱祖籍是小亞細亞的庫墨。此外，早期自然哲學家、美學思想家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和德謨克里特，都並非出生希臘本土，而是出生於希臘在愛琴海東岸或附近的殖民城邦，這些地方都處在東方思想的洪流中。因此，正本清源，倒是西亞、北非地區的文化先影響了希臘，而後起的希臘化世界，原先就存在過一種希臘和東方相匯合的文化。當然，這種匯合，不是簡單的「合併」。亞歷山大大帝曾企圖把希臘人和波斯人合成為一個新民族，然而沒有取得成功。但是，進入東方的希臘—馬其頓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卻不可避免地同當地固有的東方文化處在交互影響中。或者如羅斯托夫采夫所認為的，是希臘和東方文化複合成為的一種新文化。以後，當羅馬帝國入侵和長期統治這些東方希臘化國家時，希臘化文化對羅馬文化明顯占著壓倒的優勢。日益成為西方文化的核心的基督教，正是這種希臘化文化的產物：

  

  從羅馬帝國時期初期開始的基督教，迅速地被希臘化，並作為一種希臘化的宗教，尤其是作為一種已經希臘化的猶太宗教的繼承人，出現在羅馬世界中。[4]

  即便是整個晚期美學史中最後一個、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學家普洛丁，他的思想也是在當時東西方文化匯合點的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城形成的。

  希臘化時期勝利女神塑像

  現藏於法國羅浮宮博物館

  王齊雲 攝

  一 希臘化國家的形成

  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335年即位後，就於次年秋冬之際，把尚未完全懾服的希臘本土，交給手下將軍安提珀特（前397—前319年）鎮守，自己則率領大軍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小亞細亞，從波斯人手裡奪取了伊奧尼亞地區。不久，于格拉尼庫斯之役，打敗了波斯在小亞細亞的駐軍。

  亞歷山大從事侵略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地跨歐亞非，版圖達到200萬平方英里（約32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5]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和他採取的一系列比較溫和的政策分不開的。關於這點，著名的英國希臘史學者伯里曾揭示：

  （亞歷山大）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帝國概念，在這個帝國中，亞洲人不應該受到歐洲入侵者的統治，歐洲人和亞洲人，同樣應該平等地受到一個君主的統治，對希臘人和野蠻人的區別不加考慮；波斯人和馬其頓人都要把這個君主看作是自己的國王……打破了西方和東方之間的藩籬。[6]

  但是，這個新帝國，不僅包括東方許多曾多次被隸屬某個王國的地區，而且還包括了整個愛琴海和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然而，它們只是一些沒有統一經濟基礎的國家，只是一個暫時性的、不穩固的軍事聯合。其中，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原希臘各城邦，和半開化的馬其頓就大不相同；擁有悠久文明和幾乎凝固的複雜管理制度的埃及等，同處於半遊牧部落所居住的波斯東部地區也大不相同；兩河流域富庶的、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同波斯和印度的人煙稀少的地區，更是大不相同。結果，隨著亞萬山大的突然去世，他所建立的世界性帝國也就陷於瓦解。他的「繼承者」們之間，出現了激烈的衝突，接著，就形成了若干希臘化國家：塞琉西王國、托勒密王國、馬其頓王國、帕加馬王國，以及短暫的萊西馬基王國等。這些由希臘—馬其頓人建立的王國，和原先由希臘人在小亞細亞地區等地建立的移民（殖民）城邦，在性質上有很大區別。原先的移民城邦是單獨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孤立的希臘人居住地，它們環繞著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岸地帶。但是現在，希臘人和馬其頓人所碰到的卻是奴隸制社會，它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已有許多世紀獨立發展的歷史，它們已經創立了獨特的和成熟的文明。正因為這樣，就需要正確地評價這些希臘化國家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英國著名的希臘史家格羅特（1794—1871年）在其被譽為「堪稱世界上偉大的歷史著作之一」的《希臘史》[7]中對整個希臘化時期持否定態度，認為：如果說希臘曾代表過自由，那麼希臘化時代的亞洲卻是無可救藥的專制。馬其頓征服所帶來的唯一確切利益便是，交通的發展、商業的擴大與地理知識的增進，「到了亞歷山大以後，希臘的政治活動已經難以開展，它的影響也日益衰微，這對歷史讀者不再感覺興味，對於世界命運也不再起作用」[8]。

  格羅特的這種全盤否定希臘化時期歷史的觀點，已越來越遭到有識之士的反對。塔恩就曾比較公允地指出：要是把希臘化時期看作是一個沒落甚至墮落的時期，那是錯誤的，即便是它的後期，也要進行具體分析。[9]法國學者洛里哀則從比較文化的宏觀立場，積極評價了希臘化時期：

  但是實際上，希臘的思想只是移轉地方，並不是衰落。它只是將舊時的範圍打破，「深」的方面不如從前，「廣」的方面卻比從前加大。[10]

  從總體上來講，希臘—馬其頓的征服者和當地奴隸主貴族結成了聯盟，把東方傳統的君主制度和希臘—馬其頓的城邦制度結合了起來，消除了原先兩種奴隸制度之間的明顯區別。希臘化國家的君主制度，一方面繼續保持了原東方專制帝國的許多特徵，如土地的最高所有制、稅務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城邦制度，但它已喪失了原先在政治上獨立的城市國家的特徵。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各個希臘化國家之間，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現了一種統一性。誠然，這裡所講的統一，不是指出現統一的民族國家，而是指在同一帝國範圍內，各城邦間的民族統一意識的急速成長，它們之間的政治衝突的仲裁的迅速發展；各個國家間的公民，彼此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保護某些廟宇（神殿），不受報復性暴行的侵犯；彼此慷慨地承認或賜予對方城邦公民以榮譽公民權；各國之間，協調處理他們的公民之間的私人糾紛等。正是在此基礎上，在倫理和政治思想上，出現了人與人是兄弟、世界主義等觀點。具體體現在斯多葛學派和犬儒學派的學說中。他們認為，野蠻人和希臘人之間的區別，純粹是人為的和不中肯的。結果，這些希臘化國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現了一種內聚力。以後，當它們被納入羅馬帝國的版圖後，後者就把它作為一份遺產，繼承了下來。[11]

  二 馬其頓帝國——希臘和雅典

  包括希臘在內的馬其頓帝國，雖然在公元前4世紀末和公元前3世紀初，處於左右歷史事件的中心，但是，亞歷山大東征後留給繼承者的本土面積不超過4萬平方英里（約6萬平方公里），人口也較少。[12]由於亞歷山大東征，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以後繼承者之間為爭奪統治權引起的互相殘殺，加之外來部落的蹂躪，直到安提戈諾二世（前283—前239年在位），在爭奪希臘的霸權的鬥爭中獲勝，並強化馬其頓對整個希臘本土的統治，馬其頓帝國才趨於鞏固。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安提戈諾二世，是斯多葛學派創始人芝諾的學生，他的統治所遵循的正是斯多葛學派的理論。

  這裡要特別討論希臘和雅典的情況。希臘自從公元前338年在凱羅尼亞戰爭中失敗以後，它的沒落註定是不可避免的了。從此以後，它相繼受到馬其頓和羅馬的統治，再也沒有真正恢復過獨立。隨著亞歷山大的東征，亞歷山大里亞、安條克、帕加馬等一系列新興希臘化城市興起，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移，代替雅典執文明的牛耳。[13]加之，亞歷山大的繼承者之間的紛爭，希臘經常淪為戰場。當時的官方文件就提到，希臘人生活在「巨大的恐怖和危險中」[14]。這種可悲的現狀，反映到心理上，正像策勒指出的那樣：「悲觀是這個時期希臘的狀況。」[15]當時的喜劇之「星」、雅典的米南德（約前342—前291年），通過他的喜劇中的角色，也發出相類似的呼號：人類的命運就是「遭受苦痛的折磨」，「不幸的人在我們的時代的確不少」[16]。

  由於戰爭時期毀滅性的打擊，居民大批淪為奴隸，加上不利的經濟條件，總的說來，整個希臘在公元前3世紀開始變得荒涼起來。這點，在雅典尤其明顯。當時，雅典的政治家和作家法勒戎的德米特里烏在他的演說中，把雅典這個被打敗了的城市描繪為：「不再是我們先輩的海上強國，而是一個穿著拖鞋，備受折磨的醜陋的老妓。」[17]雅典不但不再是商業的中心，而且也不再是產生文學作品的中心。但是，由於往日的光榮，它依然吸引著希臘和希臘化世界的學子。在文學創作和哲學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兩種新形式：以米南德等為代表的新喜劇，以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為代表的新哲學。在意識形態上也出現了兩種前所未有的新思潮：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些，都是亞歷山大發動征戰的產物。古老城邦的自足和安全感喪失殆盡。雅典經過曲折的鬥爭，雖則維持著表面上的民主，但已從一個主權國家逐漸淪落為一個地方性的城市。結果，上了年紀的雅典人，開始學習從地方性角度去思考問題，而富於冒險精神的年輕人，則到東方的希臘化國家中去獵取自己的幸運。這樣，就導致希臘人和所謂野蠻人之間的界限的消失，承認彼此間有一種共同的人性。這種思想，早在智者那裡已經出現，在理論上由斯多葛學派表述為世界主義，在現實中由伊壁鳩魯學派付諸實施。[18]

  由此而引起的是，希臘人開始認真面對正在蓬勃興起的東方希臘化國家，從而打破了原先把希臘人和外國人區別開來的界線，在希臘人的視野前展開了一個新世界，為他們的探索能力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新領域，進一步推動他們和東方各民族發生廣泛的接觸，促進了東西文化的匯合。這種情況同樣也反映到哲學中：

  在長期的持續中，同時產生出一種東方思想的緩慢的回流，它的蹤跡，若干世紀後出現在希臘哲學中。在希臘母邦著名學術中心旁邊，產生了若干適合形勢、居民和特殊環境的新的學術中心，把東方和西方的文化聯結起來，把不同種族的理智力量，融合成為一種同質的群體。[19]

  也就是說，隨著亞歷山大的東征和東方希臘化國家的建立，希臘的影響進入東方，與之同時，東方反過來也在影響著希臘和西方。這點，對理解這個時期的美學思想，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

  雅典的地位雖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文化和知識的象徵，直到羅馬帝國時期，仍被認為是世界的文化首都，即便已經名不符實。雅典繼續是哲學活動的中心，世界各地學習哲學的人依然來到這裡，直到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時期仍然還是這樣。[20]

  三 帕加馬帝國和小亞細亞

  小亞細亞是古代世界中最為特殊的地區之一，除了是古老而巨大的經濟文化生活中心外，有些地方仍然保持著原始公社流傳下來的生產關係。人種十分複雜，同一個狹小地帶，使用著幾種語言。在希臘化時期的初期，各種勢力在這裡接觸並相互發生衝突。

  這裡出現的帕加馬帝國，以帕加馬為首都（即今土耳其伊茲密爾省貝爾加馬鎮）。它的面積在公元前187年時達到7萬平方英里（約11萬平方公里）[21]，其中包括小亞細亞最文明的地區：弗里基亞、密細亞、呂底亞、庇西狄亞和潘菲利亞的一部分。這裡原先隸屬塞琉西王國，後來，歐美涅斯一世於公元前263年脫離安條克一世，宣告獨立，在歐美涅斯二世（前160／159年去世）時達到全盛，成為當時主要的世界強國。隨著阿塔羅斯三世（約前170—前133年）於公元前133年去世，阿塔利德王朝終結，帕加馬帝國成為羅馬帝國的亞細亞行省。

  帕加馬帝國境內資源（木材、銀和銅）豐富，農業發達，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是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模式進行的，並具有有利的國際環境。阿塔利德王朝使帕加馬成為希臘化時期最重要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可以和亞歷山大里亞相媲美，但沒有起到同樣的作用。阿塔利德王朝的君主，是希臘藝術和學術研究的最著名的保護人。

  四 埃及和亞歷山大里亞

  亞歷山大於公元前322年到達埃及並建立亞歷山大里亞城，以後他的朋友、馬其頓人索特爾（約前367—前283年）於公元前304年在這裡建立托勒密王朝，版圖最大時達到6萬平方英里（約9.7萬平方公里，沙漠除外）。[22]其人口，根據古代猶太史學家約瑟福斯（約37—100年）的記載，除亞歷山大里亞外共計750萬[23]，其中有100萬是猶太人。[24]它是希臘化國家中持續得最長久的。埃及在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年在位）和托勒密三世（前246—前221年在位）統治時期，達到強盛的頂峰，成為公元前3世紀中葉地中海地區第一等強國。直到公元前30年被併入羅馬帝國版圖。

  托勒密王朝以亞歷山大里亞城為首都和中心，繼續把埃及劃分為上、下埃及，建立起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把法老埃及的制度和希臘—馬其頓的管理原則結合了起來。它是一個強大的軍人、官僚統治的奴隸制國家，統治的主要支柱是大地主、僱傭兵、軍事移民、祭司，神廟是巨大的經濟中心。埃及的經濟活動是高度集中和國有化的，一切部門都受到國家的監督，有些部門甚至由國家壟斷，如銀行和工商業。[25]以後，羅馬帝國在這裡繼續維持原托勒密王朝的許多現成制度，並未作出多大變革。[26]

  亞歷山大里亞城，在托勒密二世、三世的治理下，成為工商業和學術活動的中心，直到羅馬帝國時期，仍然是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的基地之一，加之地處歐亞非交通要道，成為當時希臘化世界最大的市場。隨著文化中心自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它又逐漸取代雅典，成為希臘化世界的主要文化中心，以後還是閃族[27]主義的中心。整個城市的居民由希臘—馬其頓人、猶太人、埃及人等組成。托勒密一世於公元前280年建立的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是當時最完備的科學研究機構，成為希臘化的自然科學的誕生地，在僧侶們的指導下，把學者們像一個宗教團體那樣組織起來。這裡，不僅是「希臘化世界的首府」[28]，還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猶太城市。猶太教希伯來語的《聖經》的希臘語譯本，即《七十子希臘語本》，就是公元前2世紀在國王支持下在這裡譯出來的。後來，在羅馬帝國直接統治下繼續繁榮，成為第一流的世界市場、羅馬和遠東貿易的基地。[29]

  正是亞歷山大里亞，最先和最完全地實現了希臘和東方的結合[30]，成為哲學、宗教、美學發展的各種潮流的匯合點，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術探討的中心，成為半哲學半宗教學說的發源地。[31]亞歷山大里亞突出地成為希臘文化、希伯來文化和當地原有的傳統的埃及文化的匯合點，此種匯合，既有經濟上的原因：這裡成為當時的商業中心，達3世紀之久；又有政治上的原因：托勒密王朝致力於希臘—馬其頓和法老埃及的政治制度相結合，使埃及的風俗習慣和宗教祭典，穿上希臘的新裝。正由於希臘、希伯來、埃及三種文化的交互影響，從而在宗教、神學和哲學的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猶太人斐洛為代表的猶太教神學，以普洛丁等為代表的新柏拉圖主義，以克雷芒和奧利金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神學，都是在這裡誕生的。更進一步，從哲學、神學、美學的發展而言，以普洛丁為代表的新柏拉圖主義，正是希伯來、希臘、埃及文化凝聚的結晶：

  公元3世紀，由於以古希臘哲學和以猶太哲學家與道德家、多神教與基督教諾斯替派信徒的新東方宗教學說為代表的各種發展傾向的結合，在這裡產生了新柏拉圖主義。普洛丁是這一運動中的大人物，他還充滿著古希臘的觀念：他以審美概念的語言，表達了他對神和世界，對神的理性、靈魂和物質，對精神下降為物體及其上升為太一等的反動神秘觀。[32]

  五 塞琉西王國和敘利亞

  塞琉西王國是公元前312年由馬其頓將領塞琉庫斯一世建立，是疆域最大的希臘化國家。極盛時期的領土，西至歐洲色雷斯（大體相當於今巴爾幹半島東南部地區），東至印度邊境，面積達150萬平方英里（約2400萬平方公里）。[33]它是由以下三個地區組成的：安納托利亞（即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包括巴比倫、亞述、敘利亞北部、巴勒斯坦）和伊朗。人口達三千萬左右。[34]都城有兩個，一個是塞琉西亞，另一個是安條克。公元前64年被羅馬人最後征服時，疆域僅限於敘利亞和西利西亞。

  所有塞琉西王國的繼承者們，都把自己理解為希臘傳統的繼承人，希臘文化的保護人和宣揚者，希臘化的化身。龐大的塞琉西王國，未能建立一種統一的經濟制度，開始時採用原波斯帝國政權的許多制度，但以希臘法律作為構成個人及經濟關係的基礎，推行波斯和亞歷山大的稅收政策。希臘—馬其頓人中間的特權階層，實際上控制了王國的政治經濟生活，而軍隊是國家政權的支柱。

  六 希臘化國家的滅亡

  希臘化國家，雖然依然是奴隸制國家，但當時它們都也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狹隘的城邦奴隸制度，促進了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繁榮，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到公元前3世紀末，在希臘化國家的統治下，加速了整個地中海地區奴隸占有制的發展進程。但到了公元前2世紀中葉，這個地區社會政治經濟的危機日益加深，經濟衰退，階級和民族（種族）矛盾上升。羅馬就利用這個時機，使自己繁榮和強盛起來，各個擊破，分別消滅了這些國家，並把它們悉數納入自己的版圖。

  公元前2世紀至前1世紀經濟發展的顯著特點是，經濟中心和貿易路線的大轉移。由於地中海地區跟東方各國貿易的擴大，羅馬成為這個地區經濟上最重要的國家。羅馬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早在他們的軍隊侵入這些國家之前就進入了。通過三次馬其頓戰爭（前215—前168年），羅馬完全打垮了馬其頓，馬其頓王國就此滅亡，並於公元前148年降為羅馬的一個行省。在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後，東方帕加馬王國的地位也動搖了，阿塔羅斯三世迫於人民的起義的威脅，公元前133年去世時在遺囑中規定，把整個王國交給羅馬，帕加馬王國隨之也就併入羅馬，成為其一個行省。塞琉西王國則於公元前1世紀初迅速沒落，其中猶太、腓尼基地區相繼出現獨立的國家。結果，於公元前64年，在沒有任何反抗的情況下，淪為羅馬的一個行省。托勒密王朝則是於公元前30年，成為被羅馬併吞的最後一個希臘化國家。這樣，希臘化時期終結，羅馬帝國時期也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