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史學批評意識的提升

  一、關於對修史制度的審視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的多途發展，以及隋唐時期史學在發展中的新轉折、新成就，從不同的方面促進了史家自覺意識的提升，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史家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一方面是對古老的史官職守的繼承與揚棄，另一方面也是對意識形態之主流的儒家思想價值觀念做出史學的解釋。這種史家主體意識的增強，在唐代史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關於「直書」認識與實踐的深化，關於對修史制度的反省，關於史家信念、良史標準與價值觀念，關於史學批評的理論價值與社會意義等，都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史家主體意識的增強。

  這些問題本書其他章節或已有所涉及。這裡，我們著重討論與史學批評意識強化有關的問題。

  盛唐時期史學家對歷史的反省所取得的收穫和成就，主要表現在紀傳體史書的撰述上；這個時期史學家對史學、史學工作的反省所取得的收穫和成就，則集中地表現在劉知幾的史學活動和他所撰述的《史通》一書方面。中國史學家對於歷史的反省，由來已久，司馬遷的《史記》是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史學家對於史學的反省，如果姑且不考察它的萌芽形態的話，則劉知幾的《史通》乃是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撰述。司馬遷活動於漢初，劉知幾生活在盛唐，他們都是處在封建社會虎虎有生氣的時代，這使他們能夠在史學上從事總結性的工作並取得傑出的成就。

  劉知幾從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起任史職，直至去世，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修史工作，首尾凡二十年。主要撰述工作有：武則天時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中宗神龍時與徐堅等撰《武后實錄》，景龍四年（710年）撰成《史通》，玄宗開元二年（714年）與譜學家柳沖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繼而與史學家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以撰述之功，封居巢縣子。

  在劉知幾二十年的史學活動中，最有意義、最有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史學史上樹立了里程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撰寫了《史通》一書。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劉知幾對史學和史學工作的反省，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批判精神的基礎上的。這種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現為對於現實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現為對於傳統的批判。他對於現實的批判，集中在對當時修史制度的混亂、史館人員冗雜而多不稱職、史官難以發抒其專長與見解等弊端的揭露上。如由於史官泛濫，故「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由於監修的長官太多，故「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由於缺少嚴格的修史章法，故「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55]。此外，還有史料難求、學風不正等許多弊端。劉知幾對於傳統的批判，集中在對《尚書》所記古代史事的懷疑和對《春秋》書法混亂、體例不純的指摘，其鋒芒所向，雖經典、「聖人」亦不諱言。他批評《尚書》：「《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認為孔子刪定《六經》，其中「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56]。於是他舉出十個例子，以「訐其疑事」，並得出結論說：遠古之書，「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其妄甚矣」。他特別指出孔子所作的《春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57]。於是他舉出「未諭」者十二例、「虛美」者五例，其中「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者有之，「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者有之，「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者有之，「真偽莫分，是非相亂」者有之。而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等皆對《春秋》有「虛美」之詞，這是「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劉知幾的批判精神，不論對現實方面，還是對傳統方面，都只是停留在就事論事的水平上，還遠不是理論的批判，因而帶有明顯的局限性。再說，他的這種批判，就其本質來說，跟儒家的經典和聖人亦無根本相悖之處。但是，這種批判精神卻顯示了一個嚴肅的史學家的本色。他明確申言，他是受了王充《論衡·問孔》篇的影響，目的在於「廣彼舊疑，增其新覺」。這在當時，是需要有相當的勇氣的。

  劉知幾對史學和史學工作的反省，不是孤立的歷史現象。他的《史通》撰成後，友人徐堅讀之，表示深深贊同，認為：「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58]除徐堅外，劉知幾在學術上的同好，還有朱敬則、劉允濟、薛謙光、元行沖、吳兢、裴懷古等。這個反省對於當時和後世史學工作的影響，都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