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我這個人，以及我的詩[1]

  對於在座的眾多詩人來說，我是個陌生的人；我和我的詩，大家也許從來沒有看見過和聽說過。而我，在這之前也沒有見過幾個外國詩人。近十幾年來，我才活得自在些，但仍有沉重的孤獨感。當我走進如此盛大的會場，感到有點不習慣。這次應邀來參加第十六屆世界詩人大會，並能夠以純屬於自己的語言談談詩，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詩人們，朋友們，談我的詩，需談談我這個人。我的詩和我這個人，可以說是同體共生的。沒有我，沒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經歷，就沒有我的詩。也可以換一個說法，如果沒有我的詩，我的生命將氣息奄奄，如果沒有我的人生，我的詩也將平淡無奇。

  在這多災多難的人類世界上，我已經艱難地活了快七十三個年頭了。經歷過戰爭，流亡，飢餓，以及幾次的被囚禁，從事過種地，拉平板車，殺豬，宰牛等繁重的勞動。直到現在，心神都沒有真正輕鬆下來，衝出使我陷入其中的歷史陰影。幸虧世界上有神聖的詩，使我的命運才出現了生機，消解了心中的一些晦氣和塊壘。如果沒有碰到詩，或者說，詩沒有尋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運吞沒，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詩在拯救我的同時，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個真身（詩至少有一千個自己）。於是，我與我的詩相依為命。

  加拿大有一位女詩人安妮·埃拜爾（Anne Hebert）她寫了一首詩，說她是一個瘦骨嶙峋的女孩，但有美麗的骨頭。我為她這一行詩流了淚。她是個病弱的詩人，比我大七歲，但她的骨頭閃耀著聖靈的光輝。我的身高有一米九一，像我家鄉的一棵高粱。我也是一個瘦骨嶙峋的人，我的骨頭不僅美麗，而且很高尚。安妮·埃拜爾精心地保護她的骨頭，她憐憫她的骨頭。而我正相反，是我的骨頭憐憫我，保護我。它跟著我受夠了罪，默默地無怨無恨，堅貞地支撐著我這副高大的搖搖晃晃的身軀，使我在跋涉中從未傾倒過一回。我的骨頭負擔著壓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難的重量，我能聽到我體內的幾千根大大小小的骨頭在咯吱咯吱地咬著牙關，為我承受著厄運。每當夜深人靜，我感到我的骨頭在隱忍著疼痛。我真擔心它們會彎曲和破裂。謝天謝地，謝謝我的骨頭，謝謝我的詩。現在，我仍正直地立在人世上。就在此刻，我全身上下許多骨頭和關節，仍在隱隱地作痛。連高聳的顱內，都曾因被擊打而淤積著血塊，我的頭很沉。我的手心有不少堅硬的繭子，還有傷疤。幾十年來，我就是用這雙隱隱作痛的手寫著詩。不要以為繭子是麻木的，傷疤無知無覺，骨頭沒有語言。其實，它們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著異常堅定不泯的記憶，像刻在骨頭上的象形字。大家都說詩人的感覺靈敏，我的感覺的確也是很靈敏的。但是，我以為我比別人還多了一種感覺器官，這器官就是我的骨頭，以及皮膚上心靈上的傷疤。它們有的如小小的隆起的墳堆，裡面埋伏著我的詩。我以為生命里有很多傷疤的人比完美光潔的人更為敏感。傷疤形成的皮肉雖有點畸形，卻異常的細嫩，它生有百倍於正常皮肉的神經和記憶。我有許多詩，就是由疼痛的骨頭和傷疤的靈敏感覺生發而成的。每個字都帶著痛苦。它們有深的根，深入到了一段歷史最隱秘處。法國詩人夏爾說：在痛苦中的嗅覺是準確無誤的。這話我十分讚賞。

  上面說過，我的顱內有瘀血，血塊壓迫神經，使我成為一個夢遊病患者，已經折磨我半個世紀。夢遊幾乎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特徵。夜裡夢遊，白天也夢遊，我成為一個清醒不過來的夢中人。我痴情地寫著詩，在詩中我追求的那個遙遠的藝術境界和夢遊中幻影般的境界，竟然在冥冥之中毗連著。既真實又虛幻。因而使我更加活得恍惚，分不清我是在夢遊，還是在寫詩。說我是在夢遊里寫詩，在詩里夢遊，都不算錯。我有一首長詩，就叫《夢遊》，寫了很多回，很難定稿，日本詩人是永駿教授把它譯成了日文。但是，由於詩的神奇的作用，夢遊中的幻覺和經歷，已不完全是由於病症引起的生理現象，倒更多地成為一種與人生的感悟相滲透的隱秘的心靈活動。近二十年來，我仿佛是變成另一個人，我有了兩個生命，一個生命是固有的，另一個我是從布滿傷疤的軀殼中解脫了出來的。我一生寫詩就是希望從災難和歷史的陰影中突圍出來。夢遊和夢遊詩給了我信心。

  我的祖先是蒙古族，蒙古人不願定居的野生野長的遊牧習性，與我的夢遊似乎又有著某種血緣和宿命的關係。我的祖先能征善戰，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流動的生涯，他們總騎在馬上向遠方奔跑著，搜索著獵物。我的這種不願意被安置在一個指定的地方或小圈子裡的難以馴服的性格，可能有民族傳統的基因。而我的詩總在躁動，總在奔跑，總想遊牧到水草豐美的遠方。但是命運卻使我不幸成為一個在圍場中被捕獵的活物。我只能從命運中衝出去才有生路。這些複雜的生命體驗引發我沉入一個個噩夢和幻想之中，我已不可能成為一個健全而清醒的人，只能成為夢遊人。我只能用傷疤去感覺世界，以祖先的習性去遊牧遠方，對我已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求生的自衛的方式。甚至可以說，沒有傷疤和痛苦也就沒有我的詩，這當然是一種悲劇。

  

  我有過單純的幸福的童年，也有過短暫的明朗的青春世界。現在我的人和詩在世界上已是一塊無法癒合的傷疤。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得如一粒遊動的塵埃，但它是一粒蘊含著巨大痛苦的塵埃。也許從傷疤深處才能讀到歷史真實的隱秘的語言。我多麼希望每一個人都活得完美，沒有悲痛，沒有災難，沒有傷疤，為此，我情願消滅了我的這些傷殘的詩。我和我的詩所以頑強地活著，絕不是為了咀嚼的痛苦，更不是為了對歷史進行報復。我的詩只是讓歷史從災難中走出來。

  我並不算正經的文化人，雖然古今中外的詩和其他經典，包括後現代主義，也讀了很多，但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我熱愛我國古代的詩人屈原、李白、杜甫；也熱愛當前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詩人的詩。我也被惠特曼、狄金森、羅伯特·勃萊，以及布羅斯基等的詩深深感動；從青年時代我就熱愛歌德、普希金、萊蒙托夫、泰戈爾、哈代、葉芝等的不朽的詩篇。我可以舉出上百個詩人來，他們像群星照耀著我漫長而坎坷的人生的旅途。

  人們談論我的詩，最初總是歸入現實主義的大類。後來覺得不合適，說我有超現實主義的情調，還帶著某些象徵主義的色彩。後來又覺得我這個人太野，拒絕定型，無法規範我。是的，我不屬於任何「主義」，我不在什麼圈子裡。我永遠不依賴文化知識和理論導向寫詩或其他文體的作品。我是以生命的體驗和對人生感悟構思詩的。我的人和詩始終不成熟、不優雅。我的詩都是夢遊中望見的一個個美妙的遠景，我只能不歇地奔跑，不徘徊和不停頓，直到像汗血馬那樣耗盡了汗血而死。這也可以說就是我這個人和我的詩的性格吧！

  謝謝！

  [1] 此文為1996年8月23日在日本舉行的第十六屆世界詩人大會開幕式上的發言，初刊1997年8月1日《詩雙月刊》總第35期；初收《中華散文珍藏本·牛漢卷》；後收《牛漢詩選》《牛漢散文》《夢遊人說詩》《空曠在遠方》《牛漢人生漫筆》《牛漢詩文集》。據《牛漢詩文集》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