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難和抗爭[1]

  1940年到1942年，我完完全全被詩迷住了，不寫詩就悶得活不下去。也就是這兩年，整個大後方籠罩著白色恐怖，我和幾個朋友陷入了苦惱與煩躁之中，時刻想從窒息心靈的囹圄衝出去，但經過幾翻密謀都未能去成陝北。學校受國民黨地方當局指令，把我和幾個同學軟禁了幾個月，只許隨班上課，不准離開學校走動。這時只有詩能把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距離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創造的一個美麗而淒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詩給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勇氣和安慰。說來也怪，正是這兩年，我的心情最煩悶最動盪的時候，詩卻寫得最多。學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獨自跑到山頭，從早晨到黃昏，坐在後漢將軍李廣故里附近一座古墓叢林中看詩寫詩。萊蒙托夫的《童僧》我讀了不下十遍。我寫了好幾冊詩稿。生活境遇的危難和心靈的抑鬱不舒，更能激發一個人對命運抗爭的力量，而詩就是在這種抗爭中萌生的。

  [1] 此文初刊《隨筆》1986年第2~3期，寫作日期為1985年8月。收入《牛漢人生漫筆》《牛漢詩文集》。據《牛漢詩文集》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