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與汗血馬（代序）：「自高自大」的詩人

  ——牛漢人格詩品淺論

  孫曉婭

  艾青曾經這樣評價牛漢：「你的人和你的詩都有性格—像一頭牛」。[1]這一概括幾乎歸納了牛漢一生的人格和詩品。確然，牛漢的詩就是其人格的映照，通過他的詩歌，我們可以鮮明地感受到，牛漢一生都沒有學會外圓內方的圓融和變通式的靈活，從逆境中闖出後，頑倔與堅執的牛脾氣成為其典型的人格特徵。

  頑倔是很多正直老作家的品格，它是多難的歷史賦予一代知識分子最珍貴的禮物，在牛漢那裡，這一性格特點突出地表現為「自高自大」的人格價值觀。20世紀80年代初，有人批評牛漢太「自高自大」，牛漢自己卻多次在不同場合明確表示他就是「自高自大」。[2]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發現，牛漢所言的「自高自大」不是非常年代政治批評和人品批評術語中的自以為是或者是盲目虛幻地估計自己的自高自大，它是一種在內部精神的發展中超越了外部世界產生的人格精神，是主觀對自我靈魂的肯定，是獨立而富有自主意識的個體向庸眾挑戰的生命勇氣，是魯迅所推崇的「個人的自大」。魯迅認為：「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Nordau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來，政治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3]牛漢的「自高自大」正是在外界空間的多重壓迫下自我爆炸的人格誕生物。「文化大革命」時期，現實世界的沉滯性和落後性不僅沒能造成詩人思想意識的退化和精神的萎靡，反而強化了他超越現實世界的思想意識。這種「自高自大」精神在中國現當代詩壇中尤顯珍貴，它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抉心自食」的剛性精神的體現。

  人類常常在自然界面前感喟自身的渺小和自然的偉大，牛漢卻沒有這種感覺，他在《無題》中寫道：「頭頂長天/面向大海/身後是高山//我並不覺得自己渺小/我是一個/人//此刻在我心中/有一首詩如熱血沸騰/是大詩，如大海/是長詩，如長天/是峻拔的詩，如高山/是飛翔的詩，如歌唱的海鷗」。在這種精神支撐下，詩人筆下的鷹才敢向死亡宣言，小溪才敢與懸崖對峙，鯉魚才無所顧及地投入「似乎可以吞沒一切的激流里」，並「學會了在泥漿似的激流里/睜著圓圓的眼睛，一眨不眨/學會了在惡浪與惡浪的縫隙中從容地呼吸」（《黃河與鯉魚》）……克利斯朵夫在他的樂器旁邊，便誰也不怕了，在詩的世界中，一個巨大的靈魂深入到牛漢的身體內部，使詩人毫不畏懼風雨在生命內部的吹打。在詩與現實的世界中，詩人選擇了「自高自大」，一個富有現代意識的自主精神，其剛烈倔強、拒絕被命運規定和安排的性格在《我的手相》一詩中再度體現出來。胡風曾經說過：在人生的旅途上，人的性格中的一個優點在歷史的考驗中甚至歷史的一個轉折里可以使人由渺小升到崇高，人的性格中的一個弱點在歷史的考驗甚至歷史的一個轉折里，也可以使人由優秀降為愚蠢，甚至卑劣。胡風及其同仁們在殉道的歷程中獲得了靈魂的升華，他們因代表一個時代的良知而進入歷史並成為整個民族的驕傲與鑑戒。牛漢的「自高自大」正是在歷史的考驗和轉折里誕生並且日益堅定的人格品性，他促進詩人精神發展的軌跡不斷呈現出螺旋式的上升。即使是在人類幾千年的絕對精神的面前，詩人仍秉持著他的自信走自己的路（《三危山下一片夢境》）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作家都產生過自卑感。牛漢卻反而在逆境中形成強烈自尊的主體意識和叛逆精神。牛漢「自高自大」的人格恰恰形成於那段非常時期，是「一下鞭子一條血痕的」，「肉體的痛楚和精神的擴展的過程」，毫無疑問，它是牛漢深入生活或歷史的實踐體驗，是和生活肉搏、與時代碰撞後產生的人格力量。20世紀30年代，身心經過煉獄般的考驗後，一個崇高的靈魂從劫難中赤坦地裸露，重見天日。回首既往歲月，牛漢自知沒有做過虧心事，他坦蕩、真誠、正直、無私，他無須懺悔和自責，他可以當之無愧地得出：我是高貴的、成熟的，與那些庸眾的苟活比，在精神上我完全應該自高自大這樣的結論。「自高自大」的人格價值觀在當代多元多樣的生命存在形態中有其積極的意義和價值，它突破了中國人身上「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創傷」，它足以警示那些隨波逐流、浮躁張揚、沒有個性、沒有生活根基的作家認真地從人格品行上進行自省、自審。

  牛漢始終實踐著他一貫推崇的「第一義詩人」的觀念，他的人和詩里外相通一致，他的詩就是其人格的實踐活動，是捍守精神價值的一種鬥爭策略，是中國古代詩人一向推崇的人格修養的延續。與西方人重視詩歌史的恢宏和氣勢不同，中國詩人更看重的是人格的內斂，從屈原到嵇康和文天祥，從陶淵明到李白和杜甫，他們的偉大在於其輝煌人格與卓越詩品的完美融合。牛漢一生的創作經歷也是其人格不斷完善、豐盈的過程，經過各種磨礪後，逐漸完善了貫穿他一生的人格特徵—堅執的反抗精神，也就是魯迅一向讚揚的「過客意識」。相對歷史而言，每個人都是芸芸眾生中的「過客」，然而，不同的作家對於自己在人生之旅上的過客意識，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不同的過客會選擇不同的生存方式。牛漢的「過客」意識從20世紀4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及至當下，從未間斷地延續著，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方式。20世紀40年代，詩人受鬱悶、彷徨、沮喪、期盼等多種情緒的影響，其作品中呈現出的「過客」意識並不十分清晰和自覺，詩人著重體現的是他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即革命探索精神。「文化大革命」時期，詩人的「過客」意識體現了特殊年代受難的悲劇意識和反叛的詩學立場，呈現出堅執的生命態度。80年代以來，滲透在其作品中的「過客」意識主要傾向於詩人向自己命運所發起的挑戰，側重於生命意志和人格修養，同時，詩人有意識地強化了反抗個體命運的自主性，更加重視追求個體的獨立意識和詩歌主體性的改造。其筆下的意象多凝聚著詩人沉重而豐富的人生感悟，其中，帆船航海和進港的意象反覆出現，大海是無岸的，航海的帆於生命的終極追求過程中體悟出生命的真諦。那些跋涉的詩歌意象體現了詩人的過客精神—於前行中體味生命、超越此在、實踐終極追求。

  自20世紀80年代起，牛漢迎來生命的再生，重新踏出路的起點和方向的同時，他就已經將視覺伸向了遠方，帶著堅定的信念，詩人不再迷惘亦不用等待，他說：「我的一生也總想遠行/卻只知道要尋求什麼/並不曉得躲避什麼」（《蒙田和我》）。曾經，評論《過客》時魯迅也說過：「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峽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4]牛漢將這種大無畏的人格品性寄寓在荒漠中一隻跋涉的鷹形象中（《一隻跋涉的鷹》），在牛漢的很多詩作中，堅守著生命的陣地、與暴烈者展開不屈不撓搏戰的鷹不僅象徵了詩人自身所具有的堅實的信念和頑強的意志力，鷹的跋涉還喻指了詩人在創作中體驗到的創造生命的艱難和不斷突破自己的探索心態，他每寫一首詩就像鷹在飛翔和跋涉一樣。牛漢始終將詩歌創作的過程看作醞釀生命的過程，所以寫了一輩子詩歌，到了晚年，他仍感覺自己每寫一首詩仿佛都在寫生命中的第一首詩歌，這也是他區別於其他詩人的重要標誌之一。

  

  牛漢的詩生發於靈魂的深處，融合了他以血與火鑄造的中國式的現代文化精神和「五四」戰鬥精神，他永遠都不為生活所馴服，他的詩是其獨立人格的吶喊，是詩人發給自己的宣戰書。在牛漢頗富代表性的詩作《汗血馬》中，這一精神得到質的升華，詩人將巨大的歷史痛感和堅韌不屈的執著情懷以及為抵達理想境地所付出的沉重代價都傾注在那匹飛奔不息的汗血馬身上：「無風的七月八月天/戈壁是火的領地/只有飛奔/四腳騰空的飛奔/胸前才感覺有風/才能穿過幾百里悶熱的浮塵」。像魯迅筆下於黑夜中行走的過客，不敢停歇，怕就此終止了前行的意志，汗血馬不停地飛奔，「汗水全被焦渴的塵砂舐光/汗水結晶成馬的白色的斑紋」，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汗血馬最後「撲倒在生命的頂點/焚化成了一朵/雪白的花」。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鷹、汗血馬還是長跑者……他們都是生命的跋涉者、不屈的過客，是牛漢剛烈執著的人格化身。牛漢筆下的汗血馬和鷹，背負著現代人的痛苦，在自我跋涉的途中，用自體儲存的水分解渴，用自體的汗水和血水補給，他們體現了中華民族堅執的人格美和不屈的尊嚴。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1] 江邊：《牛漢論詩一席談》，《當代詩歌》1987年第6期，第39頁。

  [2] 《附錄·牛漢訪談錄》（2000年7月17日），參見筆者拙著《跋涉的夢遊者—牛漢詩歌研究》，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在2000年大連詩會上的發言中，牛漢再次鄭重地承認自己的個性就是「自高自大」，當時眾多與會者都對他為人的坦誠和透明深表敬意。

  [3] 《熱風·隨感錄三十八》，《魯迅全集》第1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頁。

  [4] 《華蓋集·北京通信》（1925年5月8日），《魯迅全集》第3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