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中國文化為本原的文化重構觀

  基於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膜拜，20世紀50年代以來，唐君毅懷著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思，殫精竭慮、不辭辛勞，作演講、發文章、出專著，全面探討了中西文化的長短同異，以及中國文化近百年來衰頹不振的諸種原因，提出了一系列獨具卓見的主張，為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了創造性的建構工作。

  唐君毅以悲愴的心情揭示道，中國近百年的文化，可謂之西方文化次第征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因此，他一直苦苦思慮著中國文化的價值、缺點，近代以來中國何以淪至如此悲慘地位，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究竟應取何種態度，中國人有無能力創造新文化、怎樣創造中國的新文化以及創造什麼樣的新文化等現實問題。[130]

  綜觀唐君毅關於文化的論著，可以看到，他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落腳總在於中國民族新文化的創造。

  那麼，怎樣創造呢？

  唐君毅回答道：必先有一根基。這個根基便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本原」。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吾人所謂反自中國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基，以接受西方文化，即吾人必須先肯定中國文化之一切價值。」「在評判中西文化之長短時，吾人之標準，亦不能離中國思想之根本信念。」[131]他要以中國文化為軀幹，吸收西方文化，創造中國新文化。

  唐君毅之所以要以中國文化為未來新文化的根基，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充分認定。他堅信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永不磨滅。他說：「如人類存在，吾絕不信此價值可被磨滅，而為人所抹殺。」「吾不信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有何不足。」因此，他提出了「保守」民族文化的口號。他認為，「保守」並非貶義詞，一個人，一個民族，必須有所守。這個「守」，不在於所守者為何，亦不在所守者本身之必當守，「而在人之能有所守」。「人生一切事業，一切文化，得綿續不斷、達於無疆。唯守而後有操，有操而後有德，以成其人格。」[132]唐君毅這個「保守」民族文化的口號，不僅是他對中國文化的一往情深的流露，更是他重視人的道德境界的修持觀念的體現。

  然而，唐君毅並非國粹主義者。他在首先肯定中國文化精神的價值，並以此為未來文化的本根的同時，並「不諱言中國文化之短，以至強調吾人之短，以便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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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指出，中國文化的根本缺點，在於缺金字塔和十字架。他認為，中國文化精神，宛如覆天蓋地，但在覆天蓋地的景象下，使人覺得缺少一座由地達天的金字塔。同時，也缺少能經緯人之精神的十字架。「更不見個人之能負此十字架，以攀彼金字塔而上升，使每個人之精神，皆通過此十字架之四端，以四面放射其光輝，與他人之光輝，連成無數並行交光之組織，而聚於金字塔之頂。」[133]因此，唐君毅認為，中國文化精神雖如天之高明、地之篤厚，但人無十字架可負，精神就不免收斂而入睡，如一傘之盤立，而未撐開。中國文化這種缺金字塔與十字架的缺點，愈到近代愈明顯。因此，中國文化應當有一發展，以撐開此傘。而要撐開此傘，則有賴於接受西方文化之長。

  唐君毅還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圓而神」的精神，但缺乏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所謂「圓而神」的精神，指不偏執任何文化理想，凡偏執某一理想，以至妨礙心性中其他真情或理想，心中有所不安不忍時，即須折回，而變通其理想。這是好的一面。但這種變通、不偏執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牽累，而流於圓滑虛偽。中國社會偽君子與言偽而辯的小人特多，苟活者眾，皆與此有關。因此，中國文化必須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執著於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故吾人今日必納方於圓，以撐開此傘。或由中國文化精神之圓中，化出方來，如河圖之轉為洛書。」[134]

  按照唐君毅的觀點，要建立納方於圓的人格精神和文化精神，便要使人的精神依分殊理想，向上向外四面照射，而使科學技術和社會文化領域分途發展，以真正建立一個多方面表現客觀精神的人文世界。而自由民主精神，則成為個人精神與客觀精神相交通的渠道的一種客觀精神。這一切，皆當覆載於中國傳統人格精神之高明敦厚的德量、度量中，並成為人格精神的內容和表現，以充實陶冶人們的人格精神生命。這些，便是唐君毅「所嚮往之中國文化之前途」。

  從總體上看，唐君毅是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前提下，主張吸納西方文化的長處，以補偏救弊。這個思維路數，與近代以來洋務派為代表的中體西用論，有著本質區別。這種區別的表現是：洋務派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道，並依此道來吸取西方船堅炮利之器，而將西方的民主自由法制之道排拒於門外。唐君毅則道、器同舉，兼收並蓄。區別之二是，洋務派對西方文化是取其枝節，偏於一端，而唐君毅則主張「引申吾固有文化中相同之緒，以全套而取之」。如果加以分割，只取其一，則不免無效果，甚或流弊百出。只有在覆天蓋地的中國精神中，建立一條使一切庸眾與小人的精神都得以上升的道路，才能完成中國文化應有的發展。

  綜上可見，唐君毅的文化精神價值論與文化重構觀，有著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個性特徵。它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憂患意識和文化參與意識，反映了唐君毅對民族文化的執著之情和愛國之心。他對民族文化精神價值的弘揚，對中國未來文化的建構，無論是對於現代文化思潮的導引，還是新時代精神文明的建設，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它啟迪我們立足現實，培養自信自尊之心，以開放的心靈去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戰，吸納西方文化長處，建構新的文化體系。當然，唐君毅將中國未來文化的趨勢和特質，看做是宋明儒精神之一推開，孔孟精神之一倒轉，表現了現代新儒家的思維局限，這是我們所不能苟同的。

  唐君毅的文化精神價值論和文化重構觀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他而聯繫現代新儒家的思維路數，我們便可以看出：現代新儒家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是為了以此為基礎重建中國文化的大廈；而他們所申論的文化重構觀，正是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重新肯定。正因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現代新儒家何以會用「返本開新」的途徑和方法，去解決傳統與現實、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這樣一種途徑和方法，可以將其概括為「新舊雜糅、中西兼容、據舊圖新」的文化觀。因此，儘管它可以「返本」，但未必能開出現代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