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足現實的文化精神價值論

  現代新儒家們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認為中國文化有著人類內在生命的活水源頭，「其價值原自有光芒萬丈，舉世非之而不減，舉世譽之而不增」[120]。而中國文化近百年來之所以「花果飄零」，唐君毅認為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入侵、五四運動對傳統的批判以及馬列主義的激盪，導致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與人心失去了凝攝自固的力量，「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因此，現代新儒家們深懷「憂患」意識，周詳地闡發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以圖激發人們對民族文化前途的情感和責任感。

  第一，統緒意識。

  現代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具有「一本性」。這種「一本性」用唐君毅的話說，即指中國文化在本原上是一個體系，「有一脈相承之統緒」，「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統相承」。此後各代遞相承繼，政治上雖有分有合，但總以大一統為常道，並且從未影響到文化學術思想的大歸趨，「此即所謂道統之相傳」，「以中國文化有其一本性，在政治上有政統，故哲學中即有道統」[121]。

  顯而易見，唐君毅強調中國文化的「一本性」，實際上是為了闡揚其一體性，由「一本」而引出「統緒」，再由「統緒」而弘揚「道統」，以此來統攝凝聚人心，對中國文化產生敬意，肩起繼承發揚的責任。同時，唐君毅將政治上的「政統」與哲學中的「道統」對舉，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他關於中國文化的「一本性」的思想；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則表現了他將學術與政治相對區分，從而堅持獨立自守的學術人格的思想。這個思想，是對中國文化中堅持氣節為上的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他認為政治上的分合，不會影響文化學術思想的承傳，這是將文化價值看得高於政治利害，是對其所倡揚的「天下一家之情懷」的價值推崇和具體運用。

  對於中國文化中統緒意識的形成和作用，唐君毅也作了分析。在他看來，中國文化精神之推進，從未經過明顯劇烈的衝突與矛盾，因而養成了中國人對歷史文化的親和感與文化統緒之意識。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大差異，是西方重文化的類別，中國重文化的統。中國文化重各類文化精神之融合，並以民族文化的延續為目標。中國文化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並有一貫之統緒，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中國文化及其統緒意識有其特定的價值，因為「存在本身即一價值」。

  唐君毅的這些分析，其前提是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充分認定，強調的是文化的民族性和繼承性，它本身便是傳統的「以大一統為常道」的文化心態的表現。它對於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對於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樹立，都有一定積極意義。但這個分析忽略了文化的時代性，將中國古代文化看做無所不包、在總體上能永恆適應不同時代的東西，這未免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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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內在超越。

  現代新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內在超越」精神，推崇備至。他們認為，內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國文化的偉大精神價值之一。人的理想有超越性。當一個人有著一種超越的理想時，這個人同時即超越了個人的欲望自我和經驗自我，並且，這一理想可以為其他人所把握、所承認，成為他人的意志或公共意念的表現，進而客觀地實現於現實世界。因此，這一超越的理想即具有公共性或客觀性，可使人、我之間在精神上互相貫通。

  唐君毅從主體心性的涵養及其外化，闡明「內在超越」精神。在他看來，「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為自覺地求實現的，而非自覺地求表現的」[122]。自覺地求實現的精神，必須先具備一個圓滿的文化理想的整體在心性之中，並將人文世界的一切，都看成這一心性的實現或流露，並為這一心性所包概涵蓋。因此，每一個吾道自足的個體，都應認識到自己的仁心仁性，即是天心天性；仁心仁性內在於我，非我所私有，而是人人可具有。我自身的仁心仁性生生不已，相繼顯現於我，亦即天命流行於我，天心天性之日生而日成於我。由此視角考察，唐君毅揭示道：「儒家精神，乃似現實而極超越，既超越而又歸於現實」，「儒家之精神，在開始點，乃純為一理想主義超越精神」[123]。

  要而言之，所謂「內在超越」，是唐君毅對儒家文化價值系統的表述和肯定。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內傾的道德精神」。中國的倫理道德，有著人的內心精神生活的根據，並包含著宗教性的超越感情，然而它又不是宗教，它超越了宗教，避免了西方因上帝觀念而衍生出來的一整套精神負擔。仁、義、禮、樂等道德精神，內在於人性，內在於吾道自足的個體。內在超越的精神，既可使人、我情感交融，超越個體物慾的羈絆，承擔人文理想，又可避免現代化社會以及後現代化社會使人「物化」的危險，從而確保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使中國人成其為有內在生命活力的人。

  唐君毅的這種「內在超越」論，反映出他對傳統儒家心性之學的鐘情，以及對傳統理性主義的膜拜。它將主體設定為獨立品格和精神理念的表現者，力圖用中國文化中的精神價值排拒現代社會物質生活對人的誘惑，消解西方文化給人造成的精神負擔，以「溫潤怛惻的情懷」兼容西方文化的長處，用心甚為良苦。如果我們不帶偏見，那麼，應該承認，唐君毅關於「內在超越」的論說，強調了理性的作用，肯定了主體對道德境界的提升作用。這無論對於因西方文化衝擊而對民族文化喪失信心的西化論，還是妄自稱大的國粹論，都是一種進步。但「內在超越」論過分誇大了思想意識的作用，忽視了現代商品經濟對人類精神文化的影響，因而不能正確解釋中國文化近百年來日漸衰頹的內在原因，也不能真正地使自己的理想實現於當今之世。

  第三，實踐理性。

  唐君毅認為，「中國文化開始即重實踐」。中國人生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離現實、不追求天國或遙遠的未來世界，「而始終肯定現實世界之精神」。他認為，這種實踐不是盲目的、下意識的，而是用理性指導的。如孔子是先求行道，及道不行，乃退而與弟子刪詩書、訂禮樂、修春秋以待來世。「孔子之精神為全面文化之精神，而又求直接實現之於全面社會之精神。其言其教，皆系屬於其行事。」因而，唐君毅將中國古代這種依實踐而貫徹理性，由理性而指導實踐的文化精神，稱為「實踐理性」[124]。

  「實踐理性」的功用，主要在於「見中和之情之致於萬物」。從致思趨向來看，這是強調人以載道，人以播道，通過實踐而將中和之情的「理性」廣被於世。據此，唐君毅又分析了實踐理性活動的特徵和本質。他指出，實踐的理性活動，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實踐理性活動必然顯示出一定的「理」，這個「理」是以差別應差別之理，亦即於每一事顯一事之理，而這則又是實踐理性活動的最高表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理性活動的本質，「能處處超越特定觀念之執著」。說到底，人的實踐理性活動的歸宿，「亦唯在順差別而差別之，於一一之事，應之以一一之理。故事無窮，理亦無窮。事理相孚而不相冒，此之謂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而由事理或事事之無礙，即已見人之理性活動本身之超越與涵蓋性、普遍性」[125]。

  就思維路數和論證手法來看，唐君毅對實踐理性的闡發，與理學家「理一分殊」「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以及佛教華嚴宗的「四法界」說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看，唐君毅的確有著強烈的思想文化的道統意識，並有著兼容諸家學說的襟懷。如果從文化價值和理論建構的角度審視，我們可以看到，「實踐理性」的命題是對中國文化中一以貫之的學用一致的傳統的理論升華，也是對中國文化理性精神的褒揚。它強調了理性超越的意義，同時又將理性契入現實生活，使二者相即相入，互為表里。這反映了唐君毅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理性把握，以及執著之情。不過，他將實踐理性的功用主要歸結為「見中和之情之致於萬物」，則未免誇大了儒家心性之學的價值，實踐理性成了「致中和」的手段，成了整肅社會秩序的工具，使人覺得狹隘。

  第四，融攝精神。

  現代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價值之一，是其融攝精神。

  這種融攝精神，表現於儒家，便是融宗教於人文。唐君毅指出，依孔子之教，人們可以根據於天於神無所求的精神，攝天心於人心；依天神推恩於我之精神，轉而推恩於世界。由此人德可與天齊，人格同與天尊。進而，可知人之善性亦齊於天，然後才能領悟天命即性之性善論，高揚主體意識，盡心、知性、知天，從而圓熟地把握存心養性即事天之孟子之學。能達到這步境界，便既可排拒西方宗教中因上帝觀念而帶來的諸多精神煩惱，又可在現實的人文生活中蘊涵、玩味宗教情調。因此，唐君毅指出，「儒家之教包涵宗教精神於其內」，既承天道以行事，又立人道以致廣大、道中庸，人文精神自然生於其間。

  中國文化的融攝精神，表現於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便是兼容並包的精神。唐君毅在其著述中多次強調，中土文化對外來的佛教是以博大襟懷兼容之，從而豐富了自身。對於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中土文化仍可包容之。比如，可以在儒家心性之學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學與民主，將「方以智」的西方文化納入「圓而神」的中國文化的規範之中。實際上，如前所述，在唐君毅思想中所表現出的佛家思想乃至借用的佛家語言，以及他對西方科學民主的肯定，也體現了他對融攝精神的把握和認同。現代新儒家的另一重要首領牟宗三，也有著與唐君毅同樣的思想。他指出：「佛教對人的精神生命開闢甚大」，但佛教是爾為爾，我為我，互不侵犯，「只有儒家才能容納（各家）」。他認為，秦漢以後，中國文化峰迴路轉，「有一個大醞釀，吸收了佛學，最後開出宋明理學，了不起」。「現在中國文化應該是消化西方文化。」（據牟宗三在「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開幕式上的主題演講）

  現代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的融攝精神還表現為能「融攝家庭、社會、政治以為一」。唐君毅認為，周代封建制度的巧妙之處，在於可以使諸侯不敢相爭，而維持天下一統之勢。宗法制度教為臣下者，由敬祖先以敬宗子、敬國君、敬天子；教為君上者，由敬天敬祖宗，以愛同宗之族人，愛百姓而安庶民。由此而合家庭之情誼、社會組織、政治統系、宗教之情揉以為一。再文之以禮樂，則人不易生叛上作亂之心，而天下易趨於安定。

  不難看出，唐君毅對宗法制度是頗為推崇的。他強調親情關係以及由此關係生發出的社會文化心理對於「安天下」的作用。他利用宗法親情觀念，通過移孝作忠的倫理政治推演而將家庭和國家連為一體，使人產生天下一家的情懷，從而將不肖之徒的犯上作亂之心消弭於無形，使天下安定和諧。這實際上既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實踐理性的具體闡發，也是他自身對實踐理性的踐履，是「致中和之情於萬物」。他的這種文化心態，有其闊大廣博的襟懷和承擔社會責任的一面，因而值得肯定。但這種心態沒有超出儒家親親尊尊的思想藩籬，是用宗法親情將天下融貫為一，將古代文化看做一成不變，用文化發展的共時性來否定、取代歷時性，用文化的民族性取代、否定時代性，這是不可取的。

  從理論思維的角度考察，現代新儒家所概括的中國文化的融攝精神，是與其倡揚的實踐理性相關的，亦即融攝即可致中和，致中和則須融攝，而且也必然表現為融攝。有了融攝精神，則可視家國為一體，待天下人如一家。有了融攝精神，社會便井然有序，個體便精神自足，其樂融融。有了融攝精神，便可溝通天、人，「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便得以實現，個體的人格精神便得以提升。這體現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對中國文化包容性的肯定和弘揚，以及對儒家致中和、成己成物思想的心領神會。然而，不難看出，他們所講的融攝精神，是以儒家倫理為本位的，說到底，是以我族中心的心態來迎拒異質文化，這不能不說是天朝上國的心理在作祟。

  第五，天人合德。

  循著上述論證融攝精神的思路，唐君毅邏輯地推出了「天人合德」是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重要內容的結論。

  他明確指出：「中國思想，真為本質上之一天人合一之思想。」他具體分析道：「孔孟之精神，為一繼天而體仁，並實現此天人合一之仁於人倫、人文之精神。」由孔孟之精神為樞紐，所形成之中國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說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現身）於人性、人倫、人文之精神仁道」[126]。

  他用中國宗教精神的特質，來論證中國文化的「天人合德」精神的客觀性及其價值。他指出，中國宗教精神的特質有三：（1）人神之距離小。在西方宗教中，神高高在上，人與神之間距離很大，神人衝突，神播弄人。基督教的原罪說，印度教、佛教的無明與自性說，都表現人的罪孽感。中國則不然。大禹治水，後弈射日等神話，都是人力戰勝自然，補天之不足。黃帝、伏羲等之所以被視為神，「皆直接由於其對人類之文化，有一實際之貢獻」。「中國之神，多由其發明文物而成神。故神與人之距離小。」由於神與人的距離小，故人性不必與天命相反。孔孟一出，性善論確定，人性之善與天命之善即相互貫通了。（2）神意與人意不相違。由於中國古代，神與人之距離小，故中國古代宗教思想中，以祖考配享上帝或天。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人們將人事繫於天道，並由此成為天人合德之根源。（3）天帝富仁愛體恤之德。由於神、人距離小，人可在帝左右，神意順天意而轉移。故中國古代的天帝，較希臘的宙斯、猶太的耶和華，更富仁愛體恤之德。宙斯和耶和華的德性，都偏於正義。神欲主持正義就不體恤人情，因而即使修德，也不能感動天神。中國的天帝則是「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與人親近的，故天帝富於對人之仁愛體恤之情，人之修德，皆可感動天。

  總之，在唐君毅的中國宗教觀中，天是富於仁德和情感的，人則可以上承天意以行事，天人情感交貫，德性融通。天地萬物，社會人倫是統一的整體。這實際上是與他推崇的中國文化的「一本性」的理念分不開的。

  對於天人何以能「合德」，唐君毅作了如下分析。他認為中國以農為主，使人養成安於現實的「向內的求自盡其力之精神」，並易有一天人相應之意識，而對具體事物有情。農業生活，使人有真正的世界實在感，並能由此看出世界是由物質而上升為生命精神的。因而農業生活能直接使人認識到，自然世界與其心之向上要求相應，而值得寄託。「由此而人真可對天地萬物有情。」中國的年節，並非任意擇定的，而是與自然相應，對自然物表示親情。如清明掃墓，寄寓著不忘親情之意；端午划龍舟，是忠君愛伺之意；重陽登高，意在避人間之災害，使人有高臨超越而闊大之胸襟……這些，都是人對重要自然物表示親情，並從中培養自己愛祖宗愛國家與悠久之兒女之情，及成始成終之意識。因此，中國民間的過節，實際上是表示人的精神文化活動。

  對於唐君毅的這些觀點，我們若從認識的起點和文化心理以及情感結構等視角審察，便不難看到，他是以對人的善性、對人的情感學心的理普遍性和涵蓋性的肯定為基點，以人為本、天人相照、天命內在於人（善性）、人性及情感可上達於天的先驗設定為前提，論證其萬物一體、天人合德的命題的。這反映了他對主體精神的堅信，以及對主客體之間、天心與人心之間可以交貫融通的信念。

  總之，依唐君毅的中國文化「一本性」的觀念，天人之德確是可以耦合的。正因為天人可以合德，所以人能充實自己的內在精神，可以體認並躬行天命。也正因為天人可以合德，所以天命不與人意相悖，天德不是與人對立的純客觀的、外在的絕對精神，而是內在於人德的善性。因此天德與人德互為昭示，相得益彰。懷著仁者之心的仁人志士，便可致中和於天下了。

  平心而論，唐君毅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中「天人合德」層面的闡揚，有其深刻而合理的一面。他強調了人與自然必須而且可能相應的問題，用情感心理的溝通來縮小以至消除人與神、人與自然的距離，用儒家人文精神涵蓋天人、超越天人的對立，從而肯定了道德理性的作用。但他的「天人合德」論，缺少一個合乎邏輯推理的、可以證實或證偽的自然科學的理論構架，以及相應的材料。同時，這種天人合德論，從思維方式來看，仍然沒有超越儒家由人到物，由自然到社會的直觀外推的類比式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