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國學文化中關於精神安頓的思想

  從國學這個視角看它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關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國學文化裡面關於精神安頓的一些思想、一些理念、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念，對於我們建設精神家園有什麼關係，有什麼意義。我們在「國學」後面加了一個「文化」，是把國學看做一種文化現象、一種文化價值觀念，即從文化的角度、文化的層面來看歷史上的國學。也就是說，從文化層面、文化觀念、文化現象這個意義上來講，從文化體系、文化系統、文化價值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國學文化中有哪些是今天還值得關注的、有助於精神安頓的思想。

  （1）關於和諧的思想。

  這幾年，社會上對和諧的問題關注很多。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就是構建和諧社會，該決議的標題是《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鑑於此，我們可以引申出關於中國古代和諧思想的很多探討和思考。由於篇幅關係，這裡只談中國古代國學文化中關於和諧思想的兩個理念。這兩個理念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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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理念是「和而不同」，這句話出自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6]君子即有德有才者，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這個地位未必就是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受到尊敬和愛戴。君子和他人相處時，對待不同的觀念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指不同的成分放在一起，而又協調統一。換言之，在一個有多種不同主張的團體中，堅持自己的主張，但不把自己的主張強加給別人，並容許、承認別人的主張的存在，從而形成一種和諧的狀態。就是說，君子追求和諧、堅持和諧，但是不違心地片面追求，而是堅持應該堅持的，同時也承認和允許別人堅持自己應該堅持的。不同的事物、不同的要素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就是「和」。把不同的東西去掉、不同的觀點去掉、不同的人拿掉，只留下和自己觀點完全一樣的人、事、物，這種做法叫「同」。「和」的特點是不同的要素組合在一起，「同」的特點是一樣的要素拼湊在一起。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不同的要素組合在一起，構成一種新的協調的狀態，這就是「和」。不正確的做法是把簡單的東西、完全一樣的東西簡單拼湊在一起、加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這就是「同」。君子堅持「和」而不堅持「同」，即「和而不同」，這是一個基本的文化價值理念。

  「和而不同」這一思想，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也是中國人重視和諧的一個重要表現。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等等，形成了「百家爭鳴」。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有「和而不同」理念的推動，所以產生了中國文化史上第一個光輝燦爛的黃金時代。五四時期也是如此。五四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思想、各種學術、各種流派異彩紛呈，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支撐。

  《論語》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非常深。今天看待世界形勢，我們國家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發展的主流，所以我們要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去，參與到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這樣一種世界格局中去，發揮中國的作用和影響；而且我們要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使世界和諧共處、和平發展。但是，我們也要堅持我們的國家民族利益。在最近的金融海嘯中，中國政府也參與了國際上的救市行動，宣布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這一方面是要穩定我們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是要拉動內需，保持經濟的增長。這也是呼應國際社會共同解決金融危機的做法。我們直接參與進來，但是我們也要捍衛我們自己的國家民族利益，不是美國德國法國怎樣說我們就怎麼做，因此我們是和而不同。

  與「和而不同」相呼應、相映襯的另一種表述，就是《中庸》的一句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萬事萬物共同生長發展而不互相妨害，各種價值理念、精神方法可以共同存在、共同發展而不互相悖反、敵對。「道」即思想、價值、理念、方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中國古代和諧思想的一個重要表述，我認為是精華思想。「和而不同」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合起來，就是中國古代國學文化中和諧思想的精粹。為什麼我們把它們和精神安頓聯繫起來呢？因為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國家民族，要獲得安頓和安寧，一定要有一個和諧的心態和環境，如果我們有這樣一種和諧的理念作支撐，就能夠很好地對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國家民族，堅持我們應該堅持的，同時也尊重別人所要堅持的，這樣我們就能夠安頓，我們的心靈也就比較平靜。

  （2）關於個人安身立命的思想。

  這個問題在當今社會顯得非常重要。如何安頓自己，是指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如何有一個恰當的位置，能夠恰如其分地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這需要很好地探討。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安身立命的問題，所以中國古代有著非常豐富和深厚的關於個人安身立命的思想，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社會，從國家民族到社會群體，從家庭到個人，都有一整套講法。

  第一，奮鬥精神。中國文化有著一以貫之的精神，其中居首位的就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黨的十六大報告把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自強不息」最早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自然界）雄健活潑地運行，人（君子）根據自然界的運行規律和現象而自強不息。中國古代有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道神聖，因此人要順應天，和天相一致，人以天的法則為自身法則。既然天都是健康、活潑地不停運行的，那麼人當然要效法天，要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構成，貫穿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歷程，至今仍然是支持我們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改革開放30年能夠走到今天，中國在國際上逐漸強大起來，人民生活逐漸改善，社會狀況逐漸好起來，一個根本的因素就是我們有自強不息的精神的支撐。對於奮鬥精神來說，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第二，寬厚待人。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寬容、寬厚的民族，歷來主張嚴以律己、寬厚待人。國學文化中寬厚待人的思想是有出處的。剛才講到《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乾卦裡面的一句話。與乾卦相對應的坤卦裡面有一句話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非常廣博厚實，承載萬物，非常寬厚，我們要學習大地這種精神，以寬厚的品德對人待物。這是寬厚待人的思想。其實，孔子講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267]、「己所不欲，勿施與人」[268]，也是寬厚待人的思想。

  第三，「三不朽」的精神。「三不朽」，意思指三種不朽的事業。它出自國學經典《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意思是，人生在世，第一位的是樹立美好的品德，其次是成就一番事業，再次是著書立說、留名於世。立德、立功、立言就是「三不朽」。這種「三不朽」的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奮鬥進取的精神。人生在世，就應該立德、立功、立言，我們歷史上的名言也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司馬遷表述自己的人生目標，也是司馬遷父子寫作《史記》的動因，就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即是要研究天人之間的關係，貫通把握、融會了解從古到今社會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和基本精神，成就自己的一套學說，一套獨立的、成體系的、有特色的理論。所以，「成一家之言」是非常了不起的。現在的報紙、電視、網絡上經常有一些主持人發表一番「高論」，然後又偽裝謙虛地說自己這個講得不一定對，不過是「一家之言」而已，真是笑話！實際上，司馬遷父子奮鬥了幾十年，司馬遷甚至受到「宮刑」，忍受著奇恥大辱才完成了《史記》，最後不過是為了成就「一家之言」。要經過艱苦的奮鬥，要有很高的水平和境界，有獨特的理論體系方法，提出確有創見的思想，才能稱得上是「一家之言」。現在一些人常說「一家之言」，實際上並不懂得其真實含義。所以我們學習一些國學，對於增長我們的人文素養和人文知識是有好處的。

  第四，「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即端正、弘揚、光大；「誼」通假「義」；「明」即把握、理解、明白，引申為光大、追求、弘揚；「道」即價值、理想、情操、境界；「功」可以引申為實惠、功利。意思是，我們把握追求、弘揚光大美好的道德理想、價值學說，而不計較、不追求得到了多少實惠、多少功利。古人認為，人生在世，對於個人、事業和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應當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269]。這個思想影響了中國社會兩千年。它是由漢武帝時代的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來的。董仲舒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者，這個建議被漢武帝採納，此後儒學成為官方思想和國家意識形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常強調道德價值的作用、地位，強調人不能總是斤斤計較經濟利益、眼前利益，而要看長遠、看精神、看思想，堅持正確的價值。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有基本的道德追求，有高尚的情操。人和禽獸的區別，說大是非常之大，說小是非常之小。孟子講人和禽獸的區別「幾希也」，即人和禽獸的區別非常之小，因為人和動物一樣都要吃喝拉撒睡，都要生殖繁育，這就沒有什麼區別。人和禽獸的區別又非常之大，因為人有道德良知，有禮儀情操，而禽獸沒有。在董仲舒看來，人應該堅持追求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到了清朝的時候，有學者出來批評這個觀念。他們認為我們人生在世不能只講道義，不講功利，道義很重要，是第一位的，但不是唯一的，道義之外還有功利，應該既講道義又講功利，因此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叫做「正其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270]，意思是既要堅持弘揚美好的品德、價值、理想、情操，推行正確的理想和價值，也要考慮實際的效果、個人的業績、個人的收穫。我個人認為，後一個命題比較合理，更加生活化、更有人文關懷、更加符合人情，這叫做義利雙行，即道義和功利兩樣並重。前一個命題重義輕利，這是中國古代國學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在今天看來，有嚴重偏頗。總體上講，我們個人要安身立命，首先應該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思想，即凡事不要光看功利，而要有道義擔當，有道義追求。當然，在一定條件下，我們也要考慮自己正當的物質利益、經濟利益、精神利益等等。合起來講，我們既要正義明道，又要謀利計功，但不能為了謀利計功而拋棄道義。

  第五，忠恕之道。這是個人安身立命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中國古代文化中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相處，即人際關係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忠恕之道是為人處世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和方法。「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是孔子的話，意思是自己想在社會上立起來，也希望別人或者幫助別人立起來；自己要想成就一番事業，也希望別人並幫助別人成就一番事業。這一思想對我們民族影響很深，不少知名人士的名字都和這句話有關，比如國民黨的孫立人將軍，比如共產黨的原陝西省副省長孫達人教授等。「忠」即是以真心、誠心踏踏實實地幫助別人，並以此為基礎看待同別人的關係。「恕」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是自己不想得到的東西，也不強加給別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強迫別人去做；自己不想得到的不好遭遇、不好境況，也不希望別人得到，更不強加於別人；如果不想自己被貶斥、受冷落，不願被排擠、被流放，不想處於坎坷悲涼的境地，那麼也不希望別人處於這種不順的境地，這就叫做「恕」。「忠」與「恕」二者的結合，叫做忠恕之道。孔子有個學生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71]即是說孔夫子的基本方法、基本原則就是忠恕，忠恕是實現仁的方法和原則，是為仁之方。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在今天這樣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甚至到了白熱化、殘酷化的市場經濟時代，有很重要的啟迪意義和借鑑價值。比方說，若是我不想被人匿名誣告、誹謗陷害，那麼我也不去誣告、誹謗、陷害別人。前幾年召開過一個世界宗教領袖會議，會議結束時發表了《世界宗教領袖會議宣言》。《宣言》中講到「普世倫理」，即適合整個人類、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倫理道德、基本思想和基本倫理。會議宣言認為中國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普世倫理，是不分國家、民族、種族的整個人類都應該接受的。與忠恕之道相聯繫，還有一個孔子說的待人處世的原則，這就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亦即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個原則在今天仍然有積極的意義。

  第六，大學之道。大學之道來源於《大學》一書。這裡的「大學」與現在的高等教育體制中的大學不一樣。《大學》是從《禮記》中抽出來的一篇文章。宋朝的學者朱熹當時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單獨加以注釋，並和《論語》《孟子》合起來稱為「四書」。《大學》裡面闡發了一整套個人怎樣立身處世、治國安邦、經世濟民的基本原則和方法，當然主要是從道德的方面去講的。大學之道是指大學的原則、方法和基本理念，「大學」指大人之學，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的人叫做大人。所以大學之道就是使一個人成為高尚的人、獨立的人的原則和方法。

  《大學》雖然很短，但內容很豐富。《大學》一開始就明確地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就是大學之道。大學之道的第一條是「明明德」。第一個「明」作動詞來理解，即把握、認識、理解、弘揚、追求的意思，第二個「明」是形容詞，美好、高尚的意思，「明明德」就是把握、追求、弘揚美好高尚的品德。大學之道的第二條是「在親民」，即親近人民、親愛人民。朱熹作注釋時把「親」解釋為「新」，作動詞來理解，指教育、薰陶、啟蒙。這樣一來，要使人民在道德上不斷地更新、完善，就要啟蒙人民、教育人民、提升人民。大學之道的第三條在「止於至善」，即達到最高的善。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三條叫做「三綱領」，它們是基本的原則，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只有這三條是不夠的。把握、弘揚、光大、實踐美好的品德，傾聽人民、愛護人民、教育人民、幫助人民，提升人民的素質，最後達到最高的善，這些只是抽象、籠統的原則，另外還需要具體操作的方法。古人是很聰明的，所以「三綱領」後面還講了八條：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般叫做「八條目」。意思是端正自己的思想；使我們的思想念頭誠懇篤實；通過學習和實踐，接觸社會和人民來獲得知識；修養好自身，才能整頓好家族；整頓好了家族，才能治理好國家；治理好了國家，才能使天下安定。「修齊治平」是中國古人的一種理想，尤其是對於士大夫來說，是其成就事業和人生、服務社會、忠於和服務國家的最高境界。

  奮鬥精神、寬厚待人、三不朽精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忠恕之道、大學之道，這些和安身立命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係，有十分重要的關係。一個人在社會上要真正能夠做到身心舒泰，不緊張、不鬱悶，能夠最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自己的最大價值，完善自身，首先就要奮鬥，要有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沒有精神就沒有相應的事業，沒有事業就缺乏成就感，沒有成就感就總會覺得社會不公、生不逢時，總是嫉賢妒能、鬱郁不得志、牢騷滿腹。所以我們需要有奮鬥精神和事業精神，通過奮鬥就會取得成績，「付出總有回報」，就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人的存在不僅有生理的需求、物質生活的需求、生存的需求，還有被人尊重的需求、安全的需求、乃至自我實現的需求，所以我們要奮鬥、要有成就感、要寬厚待人、要幫助別人，這樣我們才能使自己在社會上很好地安頓下來。安身立命、安頓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個長期的學習的過程，特別是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過程。

  （3）關於仁和禮的思想。

  這是國學文化中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貫穿中國古代文化一個基本的思想和精神。什麼是「仁」？「仁」看起來很抽象，但實際上是很具體的。「仁」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是一以貫之的。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闡述了「仁」的思想，創立了「仁」的思想體系。有人請教孔子什麼是「仁」，他說：「愛人。」愛人就是「仁」。這是一種回答。孔子強調因材施教，所以在其他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象的時候，對「仁」做了不同的回答。但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有兩條，一條是仁者「愛人」；另外一條較長，具體闡發了什麼是「仁」的思想。根據《論語》的記載，顏淵（顏回）有一次謙恭地請教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克制自己、恢復周禮的原則和秩序就叫做「仁」，即克制自己不合適的、不正當的欲望，實現禮的秩序和原則，實現禮的精神，這就是「仁」。顏淵繼續追問：「請問其目。」克己復禮還是原則性、方向性的東西，具體應該怎樣做呢？孔子回答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272]不合禮的事物不要看，不合禮的話不要聽，不合禮的話不要說，不合禮的事不要做，視、聽、言、動都符合禮，就是克己復禮，實現了仁。概括來說，就是克制自己不恰當的欲望，恢復禮的精神和秩序，實現禮的原則；具體來說，就是視、聽、言、動都要符合禮。可見，「禮」是和「仁」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叫做「仁禮一體」的思想。

  「仁」的思想是中國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20世紀20年代，中山大學有個教授叫張申府，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三位創始人之一。1925年他提出一個構想，即未來的中國文化應該有一個三結合：第一是孔子的「仁」；第二是西方的分析哲學，由於中國文化重直覺、綜合和整體思維，缺少分析和抽象，所以應該吸收西方的分析哲學，具體來說就是羅素的分析哲學；另外還應該有列寧的辯證法。在他看來，孔子的仁、羅素的分析哲學、列寧的辯證法，三者結合，這就是未來中國文化的方向。可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也照樣肯定了中國古代的仁學思想。中山大學創校之初有個具體事務操辦者叫曹四勿，這個名字就來自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四勿」。「四勿」思想如果被賦予新的時代精神，那麼它在今天是有合理性的。現今，禮就是制度，就是行為規範。任何社會都應該有它的禮、行為制度和規範，所以現在任何一個公民的視、聽、言、動，也要符合禮，只不過這個禮是我們今天的基本行為規範，比如愛國守法、知禮誠信等現代公民教育的基本內容。可見，古代的仁禮思想，對於我們今天還是有很深刻的影響，還有值得批判性總結、創造性詮釋、時代性轉化的方面。

  所謂「禮」，是基本制度和行為規範等，有著多種理解和詮釋，例如封建禮教也是古代社會的禮之一，因此對「禮」要做兩重性的分析。「仁」和「禮」結合在一起，從抽象意義來講，實際上也是我們精神安頓的一個重要途徑。現代民主社會也講公平正義的規矩意識，如果我們有仁愛之心和規矩意識，遵守禮制，就能夠實現仁，這樣就能夠成就自我、完善自我，同時幫助他人，促進社會的共同進步。

  由上可見，關於和諧的思想、關於安身立命的思想、關於仁和禮的思想，是我們國學文化中關於精神安頓的基本思想，對今天我們的文化建設和個人如何安身立命有一定的積極的借鑑意義。有人可能會說，這些都是老古董，產生於農業文明時代，是封建專制社會的產物，跟我們今天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能做到嗎？有用嗎？我認為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一個是文化的民族性；另一個是文化的時代性。任何文化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毫無疑問，國學文化中關於精神安頓的上述思想，是古典文明、農業文明的產物，也是封建時代乃至前封建時代的產物。[273]從這個意義上講，整體上它已經不適合我們社會的發展了。但是文化還有民族性，我們文化的很多成分和內容，是在不同時代經歷了很多人的努力奮鬥後概括提煉出來的，是經過人們的實踐形成的，基本上成為了一種行為規範或者文化下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我們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所以它有連續性和繼承性，在今天還可以為我們所用，就像今天我們仍要堅持和而不同、要講自強不息和寬厚待人、要講規矩制度等一樣。

  必須強調的是，今天我們看待古代的和諧思想、安身立命的思想、仁和禮的思想時，需要用時代精神來加以考察。我們今天的時代精神是改革創新，因此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來審查古代的思想和國學文化，通過批判性地吸收，豐富我們今天的文化觀念，增加我們的文化價值和內容，推動我們社會的進步。所以不是簡單地回到古代，把古代的東西照搬過來；也不是簡單地割斷和否定傳統，做個文化虛無主義者；而是要站在時代的高度，理性地看待歷史上的國學文化，把一些還有價值和生命力的思想文化進行合理的改造，為我們所用。在這樣一種現代眼光的考察下，古代的和諧思想、安身立命的思想、仁和禮的思想都能被賦予時代精神，被我們合理地繼承。拋開特定的階級性和時代性，它們還是可以為我們所用的，使我們得到相應的精神安頓。

  大概兩年前，廣東某高校在很短時間內接連跳樓自殺了四個人，可見大學生心理的脆弱和意志的薄弱。其實，他們的問題都是可以分階段解決的，不值得為一時的利害得失所困擾，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人的健康不僅包括身體健康，還包括心理健康。從這個意義上反思、反觀我們的國學文化，它的一些東西有很深厚的內涵和現實意義。我們知道，有的人一生坎坷，但是他一生奮鬥不止，非常頑強，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被困難和挫折嚇倒。例如已經去世的現代新儒家重要人物梁漱溟，是1949年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從香港赴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著名學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他在農民問題上與毛澤東發生爭論，受到過毛澤東當面的嚴厲批評，卻始終不肯低頭認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受嚴重摧殘也不低頭。梁漱溟有種自信，認為自己大任在肩，真理在手，當然可以傲對群雄。最後他活了95歲。梁漱溟在長期的艱難環境裡還能長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真正地掌握了國學文化的精粹，即如何自我安頓身心的問題，因而他面對政治上的狂風巨浪、險惡環境和滔滔湧來的群眾鬥爭，能夠堅持學術真理，從容對待政治高壓，化解心頭的鬱結，迎接未來的光明。此外，研究莊子的著名學者劉文典教授，抗日戰爭時期在地處西南邊陲的西南聯合大學，面對日本飛機的轟炸，以瀟灑的姿態繼續《莊子》研究，也體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自信和面對危險、困難的超然態度。還有馮友蘭、錢穆等人，都是從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挺過來的，並最終得享高壽。總結這些例子，最根本的一條是他們都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基本方面和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有很好的領悟，都對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安頓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有積極的理解。這不是簡單地放棄名譽、利益等退縮性、自我麻醉式的阿Q精神，而是如何張弛有度、以豁達的態度對待人生途程中的困擾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