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國文化精神研究的創新

  中華民族文化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有機的價值體系，是統一的中華民族的創造力的反映。在五千年的漫長而又坎坷的發展歷程中，特別是秦漢以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展，經歷了嚴峻的考驗，發生了若干變遷。這種變遷，在古典中國，就其所受的制約而言，主要是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崇古、徵聖、宗經的守成型文化體系。在近代中國，主要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鉗制，受到內憂外患的嚴重擠壓。在改革開放後的當代中國，主要受到革故鼎新、開拓進取精神的激勵和滋養，受到市場經濟觀念的薰染。中國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都在改革開放的態勢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得到了更新。因此，我們既要總結歷史，反思傳統，更要立足本國，立足現實，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批判性地詮釋傳統，創造性地建設當今。為此，深入研討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歷史傳統和近代變革，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關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研究，這些年來成果不少，但真正系統研究的專著並不多。就我目力所及，一是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化精神》[199]；二是邵漢明同志主編的《中國文化精神》[200]；三是王四達同志的《從「鳳凰來儀」到「浴火重生」——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反思與近代變革》[201]。錢著是其在台灣為軍界人士「作有系統的文化演講」的集子，一共十三講，第一講的題目為「中國文化精神」，故以其名篇，其餘各講分別是講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的變與常、文化的積累與開新等，通俗易懂而又有自己的見解。邵著以中國文化史上的學派為主線，分別對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現代新儒家等派別的「文化基本精神」作了探討，並比較了中西文化精神，附論了中國文化精神的研究狀況，全書主題突出，論述集中，材料豐富，頗富創見。王著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背景出發，把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作為影響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因。在辨析民族精神與文化精神關係的基礎上，作者以中華文明為對象，以總體把握中國傳統社會的性質為前提，既縱向梳理了中華民族精神與文化精神的演變歷程，又橫向剖析了在專制時代居於統治地位的文化精神在宗教精神、哲學精神、歷史精神、倫理精神、政治精神、法律精神等方面的表現及其本質，對其進行了超越性、批判性的詮釋，闡發了一系列創造性的見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錢著、邵著、王著，對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研究是一個逐漸推進。錢著形成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的局限，沒有也不可能辨析中國文化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關係，甚至只是把中國文化精神看做純粹優秀的成分，當做民族復興和文化復興的精神支撐。認為「中國民族和中國文化必將復興」，「說中國民族國家文化該久遠存在的，那才是中國人良心中之人理，不可磨滅之人理」[202]。邵著完成並出版於20世紀的最後一年——2000年，明確揭示了「文化精神具有積極和消極兩重性」，並具體把「中國文化精神的基本內容」概括為：人本精神、和諧意識、道德意識、理想主義、實踐品格、寬容品格和整體思維。[203]就學理的層面來看，這比錢穆的同名著作大大前進了一步。王著完成於2004年，出版於2005年。王著區分了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並對文化精神發展的歷史階段及其思想特質作了剖析，提出了民族精神可能和文化精神一致，「今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民族精神與文化精神已趨於一致，這就為民族精神的時代升華提供了歷史的機遇」[204]。這種闡釋，對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是，發人深省的是，無論錢著，還是邵著和王著，都沒有探討甚至沒有注意到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與中國文化精神以及中華民族精神的關係。邵著在其附錄的《關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研究綜述》中有「關於人文精神」的綜述，我們從這個綜述可以看出，學術界對於人文精神的研究，側重於人文精神的內涵、特點、有無、中西比較等，而沒有對人文精神與文化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關係作必要的探討。儘管如此，並不說明這個問題的探討不重要。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探討，十分必要，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