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的若干問題

  1.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

  內涵及功能關於中國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的研究，近年來有相當的進展。但是，由於論者的方法、立場和學術背景的不同，以及種種客觀因素的制約，致使出現了種種論爭，甚至一定程度的混亂。因此，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探討。

  中國文化精神，是一種概略的說法，也叫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謂文化精神，按照某些西方文化研究學者的說法，就是民族精神，是指一種文化的特有精神，一種文化中具有決定力的價值系統，由此價值系統所構成的文化模式在態度、評價及情緒傾向等方面表現出的精神品質。[191]國內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長期發展的思想基礎，可以叫做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而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精微的內在動力，亦即指導民族文化前進的基本思想。中國文化基本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在精神形態上的基本特點。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內容是：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192]《易傳》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兩句名言，是中國的民族精神的基本凝結。[193]這種看法，實際上也是把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看做中華民族精神，而且二者都是正面的、積極的。有的學者認為，文化精神是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東西，可視為文化的深層結構，是民族文化的靈魂或精髓，「文化精神具有積極和消極兩重性」[194]。

  在我看來，所謂文化精神，就是特定民族文化系統所反映出的基本精神特質，是該民族特定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社會心理、倫理觀念、審美情趣等精神特質的基本風貌的反映。文化精神、中國文化精神，都是寬泛的、中性的概念，既有積極的成分，也有消極的因素，屬於事實判斷的範疇。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優秀成分，構成中華民族精神。[195]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精神風貌和價值取向優秀成分的集中表現，是中華民族進步發展的價值導向和精神動力。

  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從歷史線索來看，可分為古典時期、近代時期、當代時期。所謂古典時期，是指從春秋戰國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大約2600年漫長的歷史階段；所謂近代時期，是指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大約100年的艱難困苦階段；所謂當代時期，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這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在古典時期，形成了以唯倫理思維為特徵的古典民族精神；在近代時期，形成了以唯政治思維為特徵的近代民族精神；在當代時期，則形成了以唯經濟思維為特徵的當代民族精神。[196]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自然經濟、宗法社會條件下道德至上、貴和尚中、求穩求安的守成精神；近代民族精神體現的是內憂外患擠壓之下反抗侵略、救亡圖存、爭取民族獨立的狂飆突進式的革命精神；當代民族精神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改革開放背景下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開拓創新精神。

  從春秋戰國到鴉片戰爭，大約2600年的漫長古代社會中，古典民族精神大致經歷了形成、確立、鞏固的階段。根據學術界的共識，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作為一個民族實體，是在秦漢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我們今天所講的中華民族精神處於萌芽、雛形時期。秦漢以後，作為一種價值體系的中華民族精神進一步確立。從秦漢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自在發展」的階段；從鴉片戰爭到改革開放的當今，是中華民族「自覺發展」的階段。同理，作為全民族共同精神風貌和價值追求的「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也經歷了從「自在」到「自覺」的階段。但是，應當看到，「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精神」的「自在」階段，如果從「萌芽」或者「雛形」的樣態看，並不僅僅開始於秦漢時期，而是應當追溯到春秋戰國乃至遠古時期，亦即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由孕育而成熟、強盛的歷史。而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價值觀。根據這種認識，我們認為，作為觀念形態的古典中華民族精神，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確立於秦漢時期，鞏固並完善於魏晉至清代（1840年以前）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重人輕神的人本主義思潮、重民輕君的民本主義思潮、反對分裂崇尚統一的愛國主義思潮、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人道主義思潮，相互激盪，洶湧澎湃，推動著社會的進步，最終導致了以秦王朝的建立為標誌的政治上的國家統一和文化上的民族認同。這種情況表明，中華民族精神已經初步形成。秦漢時期，隨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大一統的政治觀念、文化中國的價值理想、貴和尚中的思維方式、厚德載物的寬闊胸懷、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等基本價值理念，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引導著全民族向前發展，標誌著中華民族精神的確立。從魏晉到清代（1840年以前），中國社會屢經動盪，王朝屢經更替，但以天下一統為榮、以國家分裂為恥的思想傳統不斷強化；同時，反對侵略，努力避免戰爭，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內部矛盾和外部爭端，成為全民族的自覺意識和實際行動。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價值追求，革故鼎新的發展觀念，勤勞勇敢的人生信念，整體至上的思維旨趣，等等，都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途程中，經過全體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實踐，得到了強化。因此，我們說這個時期是古典的中華民族精神的鞏固期。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步入內憂外患極為深重的近代時期，古典的中華民族精神面臨挑戰，被迫轉型，被迫更新。守成式的古典民族精神，轉換、創新成為以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為特徵、以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為目標的狂飆突進式的近代革命精神。自稱「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志士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為變法維新的政治理想視死如歸，慷慨就義；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碧血染黃花，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臨終仍牽掛「革命尚未成功」，勉勵「同志仍需努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在成千上萬的烈士英勇地犧牲之後，後繼者「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要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被敵人所屈服」！這種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為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為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復興而殊死奮鬥。以革命精神為特質的近代中華民族精神，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還增添了民主、科學、自由、自主精神。民主和科學是五四運動的旗幟，眾所周知，不言而喻。「不自由，毋寧死」，「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當年這些擲地有聲、深入人心的口號和思想，同樣是五四精神的重要成分。在革命精神的統率下，民主、科學、自由、自主等現代意識，成為培育、創新中華民族精神的動力。而這中間極為重要的一條主線，或者說是統貫、引領這些思想、精神的，便是愛國主義的旗幟！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途程中備嘗艱辛。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一步步強盛起來。以復興偉大的中華文明為職志，全體中華兒女同心同德，團結奮鬥，換來了今天的大好局面。在新的實踐過程中，既有的中華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揚，同時也得到了培育和創新。「以人為本，重在建設」的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以及相應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力地推進了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建設。要「增強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成為朝野的共識。這裡的自立、競爭、效率、民主法制等意識，與此前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容並不相同，是對此前中華民族精神在繼承、弘揚基礎上的培育和創新。此外，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並在近年日益強化的契約觀念、公民意識、公正意識、平等觀念、改革開放意識、全球意識等，也是開拓創新精神的結果。可以說，沒有開拓創新精神的弘揚，就沒有這類新型意識和觀念的出現。開拓創新精神，成為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涵和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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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是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集中體現。就其功能而言，中華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其時代意義。在中國古代時期，以守成為主要特徵的古典中華民族精神，對於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實體、文化共同體的發展，對於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完善，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進步，起了促進其凝聚、認同、融會的作用。就價值觀念而言，古典中華民族精神對於中華民族統一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人格追求、倫理觀念以至審美情趣的形成，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漢以後，古典中華民族精神對於維護既成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對於大一統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的延續和完善，起了維護的作用。儘管從今天的全球眼光和現代意識來看，古典的中華民族精神存在著某些不足（例如開拓創新精神的不足、科學民主精神的缺乏），但我們仍然無法否認它特殊的時代意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在中國近代時期，以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為特徵的、狂飆突進式的革命精神，反映的是近代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反抗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民族精神。它的時代意義在於，超越了古典民族精神的局限，吸收了西方先進文化中的科學、民主精神，以及法制精神和自由精神，改鑄了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了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促進了民族獨立的實現，推動了國家現代化的進程。特別重要的是，近代中華民族精神，是已經從古典的自在階段發展到自覺階段的精神，是充滿理性的新的時代精神，它的崛起和弘揚，喚醒了中華兒女的民族意識，提升了中華兒女的近代精神，從而成為近代中國由傳統邁向現代的極為重要的、基本的精神力量和價值準則。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當代中華民族精神，是對既往民族精神的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超越，是對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積極推進，是對當代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的正確回應。以開拓創新為基本特徵和思維旨趣的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初步形成，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安身立命之道的確立，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對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增強，都有無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