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觀照現代從現代反思傳統[1]（代序）

  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哲學系博士生導師李宗桂教授，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在文化哲學研究領域內頗有建樹的中青年學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他以中國古典哲學、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當代中國文化三個研究方向為陣地，著力探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相互關係問題，努力摸索當代中國新型文化體系的創建，受到國內外同行的矚目和肯定。如果說他的《中國文化概論》一書是在文化「熱」中的「冷」思考，那麼，他繼後出版的《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一書，則是在文化「冷」中的「熱」展望，都典型地凸顯了李宗桂教授在文化哲學研究領域中「從傳統觀照現代，從現代反思傳統」的學術風格。這一學術風格同樣也在其「中國哲學思潮的文化審視」和「社會轉型期的人文關懷」兩大問題視域中有著鮮明的體現，並且逐漸濃縮為對文化學學科建設的理性期盼。

  1.從知識青年到文化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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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桂教授1952年出生於四川省眉山縣（現眉山市東坡區）一個工人家庭。他1959年開始讀小學，1965年進中學，按照這些年社會上的劃分，他屬於「老三屆」的中學生，是「老三屆」中年齡最小的一屆。

  1968年年底，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於1969年1月以剛過16歲的年齡，下鄉到農村，成為當時最小的知識青年之一。1973年，鄧小平出來治理整頓，將大中專招生由原來的推薦改為推薦加考試，他被錄取到眉山師範學校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眉山縣三蘇中學教書。

  1978年，青年李宗桂參加全國高考，被錄取到四川師範大學，成為該校高校哲學師資班的學生。1982年，大學畢業並考入中山大學哲學系，師從李錦全教授攻讀碩士研究生。1985年，研究生畢業留校工作（他經常玩笑地說，不是留校工作，而是「留校察看」，結果一直「察看」到如今）。1991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2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4年，成為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委於1991年授予他「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學位獲得者」稱號；1992年，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廣東省授予他「廣東省優秀中青年社會科學家」稱號。他是《人民日報》社向海外介紹的中國文化研究專家之一：2001年3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介紹了其文化研究成果，並配發了他的照片。

  最近十多年來，除了個人著作外（下文會分別談到），李宗桂教授主編了3套文化叢書：一是《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叢書》（5本，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二是《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17本，已出16本，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2002年出版）；三是《中華民族精神建設叢書》（7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他從哲學的角度研究文化、推動文化，發表大量論文，出版數部個人著作，主編3套文化叢書，主持國家和省部級文化研究課題十多項，獲得國家和省部級獎勵十多項，在歐美日韓、中國港澳台以及澳洲和東南亞講學、訪問、研究、出席會議。凡此種種，無不表明李宗桂教授是在國內外有相當影響、頗有成就的文化研究方面的專家，而且這一切又跟他從知識青年時代以來的堅韌追求密切相關。

  2.文化「熱」中的「冷」思考

  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思想解放的春雷激盪，一場以「走出中世紀，邁向現代化」為標誌的文化反思熱潮席捲神州大地，置身於這種時代背景與文化氛圍中，李宗桂教授很自然地走上了文化哲學研究之路。

  1988年10月，李宗桂教授在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其處女作——《中國文化概論》。這本書是他畢業後3年多在中山大學講授全校選修課「中國文化概論」的理論結晶，是他在風景秀麗的校園內一間潮濕、陰暗的地下室里硬拼數月的嘔心瀝血之作，更是他對整個中國文化歷程和當時文化討論熱潮進行獨立思考的理性產物。

  1949年之後，文化史研究很少有人問津，一直處於冷落狀態，系統的文化研究專著更是鳳毛麟角。李宗桂教授的《中國文化概論》作為當時國內第一部從宏觀上、總體上對中國文化進行探討的論著，作為第一部高校中國文化概論教材，受到廣泛好評並產生轟動效應，這是十分自然的。美國，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等地60餘家報刊、電台、電視台報導、評介了該書，該書先後榮獲1988年度「中國圖書獎」、第三屆「全國優秀圖書獎」、原國家教委第二屆優秀教材獎中青年獎，分別在中國台灣、韓國出版了繁體字本和韓文本，現已多次再版重印（2002年12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書修訂本《中國文化導論》），國內近百所高校以及韓國多所高校均將其作為教材使用。毫無疑問，《中國文化概論》顯示了李宗桂教授「博取眾長，獨出己意」的研究能力，也確立了他在國內文化哲學研究領域內應有的學術地位。

  《中國文化概論》站在現代文化發展的基線上，以專題研究形式和史論結合方式，對當時文化討論中涉及的幾乎所有重要問題都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討。信息量大是該書的顯著特點之一，它體現了李宗桂教授一以貫之的注重學術動態、追蹤學科前沿的治學風格，使得該書成為我們今天回顧、反思當時文化熱潮的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對於當時的討論熱點進行哲學的提煉與文化的觀照，則是《中國文化概論》更為顯著的特點。傳統的理想人格、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文化類型、基本精神是什麼，換言之，如何從整體上把握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與基本特點，是當時討論中的熱門話題。李宗桂教授認為，傳統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而不是學術界多數人所說的聖賢人格；傳統的價值取向主要表現為崇古、唯上、忠君、道義；傳統的思維方式表現為事實判斷、價值判斷、道德判斷三者相互涵攝、相互滲透、相互轉換的態勢，具有整體直觀、類比外推、比喻象徵、追求形上的顯著特點；傳統文化的類型屬於「趨善求治的倫理政治型文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現為自強不息、正道直行、貴和持中、民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務實、豁達樂觀、以道制欲。這些觀點以其系統綜合性和理性思辨性，在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激進主義思潮盛行、西化調子甚高的當時，以其年輕學人少有的冷靜客觀態度和現實主義品格，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前期的思想學術界和大學校園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中國文化概論》體現了李宗桂教授的兩個研究特點：一是在治學風格上，特別注重在積累中創造，通過創造帶動積累，在把握學術動態的基礎上提出個人的獨特見解；二是在理論立場上，以愛國情懷和學者良知超越情緒化、功利化的態度，用理性、客觀的態度進行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作為文化哲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中國文化概論》固然沒有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本身也有所不足，但以上兩個特點促使李宗桂教授超越《中國文化概論》本身，進一步探討書中沒有來得及深思的「文化重建」主題。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集中體現在其90年代初期出版的《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一書中。

  3.文化「冷」中的「熱」展望

  1989年夏季之後，文化熱急劇降溫，出現了幾年的「文化冷」，但李宗桂教授秉持一貫的文化理念，堅持文化研究，深入思考著文化重建的問題。此時，他承擔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項目《近現代中國的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建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探討》。經過3年多的努力，1992年6月，該項目的最終成果以《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為書名，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作為李宗桂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叢書》之一出版後，《哲學研究》《光明日報》《學術月刊》《中國圖書評論》《博覽群書》《瞭望》（海外版）等近20家重要報刊發表了評介文章，給予高度評價。該書先後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北方15省市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獎、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廣東高校系統人文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5項省部級以上獎勵。書中相當部分內容先後在報刊發表，僅《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的就有兩篇。

  就李宗桂教授的文化哲學研究看，《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可視為《中國文化概論》的姊妹篇。兩書都緊扣「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一時代課題，但側重點又有所不同。《中國文化概論》側重傳統文化，是從傳統觀照現代，辨析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立足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現狀，是從現代反思傳統，探討中國文化出路，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新型文化的戰略性意見。從而，「從傳統觀照現代，從現代反思傳統」，典型地體現了李宗桂教授在文化哲學研究中形成的學術風格。聯繫特定的時代背景來看，《中國文化概論》可以說是文化「熱」中的「冷」思考，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清醒認知和客觀思考；《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可以說是文化「冷」中的「熱」展望，即對民族文化出路的熱忱關心和殷切期望。要指出的是，李宗桂教授對「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的思考，早在1987年醞釀寫作《中國文化概論》之際便已開始，其時還屬於文化「熱」時期。在文化「冷」中能夠對文化問題進行執著、理性的思考，充分表明李宗桂教授業已形成自身獨立的學術人格——這種人格對於社會轉型期的文化哲學研究相當重要，也是一個學者能夠在這一領域中長期堅持研究並取得豐碩成果的內在動力。

  之所以說《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是文化「冷」中的「熱」展望，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它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從宏觀上、整體上系統探討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和當代出路的理論專著。對中國文化在近現代的發展道路所作的「史」的勾勒、對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出路所作的「論」的提煉，以及批判性、總結性、前瞻性的理論闡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使得全書氣勢宏大、結構嚴謹、經緯交織，成一家之言。

  對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進行「史」的勾勒，是該書的重要內容。李宗桂教授認為，中國近現代的文化發展雖歷經坎坷，但卻始終是在告別古典主義、增強現代意識、追趕世界潮流、逐漸現代化的道路上前進著。從文化變遷看，近代走的是一條由器而道的漸進變革路徑，現代走的是一條道器並舉的激進變革道路。在這幅新舊交鋒、社會嬗變的複雜圖景中，從心理狀態看，出現了守舊、改良、革命鼎足為三的文化態勢；從學術流變和營壘歸屬看，存在著西化、馬列、新儒家三大學術思潮；從社會變革、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的結果看，基本上是採用「以反求正」的方式，即用激進手段達到漸進改良來實現文化變遷的目的。以上觀點可謂李宗桂教授對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所作的宏觀概括。在微觀分析方面，該書考察了近現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文化批判思潮和文化建構理論，以及中國港台、海外學者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種種構想，對中體西用、以夏變夷、全盤西化、西體中用、中魂西體、回歸傳統、復興儒學、綜合創新以及「海洋文化的新儒學」等觀點都作了詳盡的闡析，尤其對20世紀80年代文化討論中的諸多主張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判。已故著名學者蕭萐父教授當時指出，該書「揚榷百家，自立權衡，涵蓋面廣，可說是10年文化討論的一個小結」。

  對當代中國文化出路所作的「論」的提煉，則是全書的重心所在。對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進行歷史回顧與反省，使得李宗桂教授確立了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的變遷史觀，把當代中國文化出路探討與創建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看做同一問題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進而對創建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的許多前沿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戰略性見解。他認為，建構現代新型文化體系必須堅持四個思想原則，即發展商品經濟與更新文化傳統相統一、拓展價值領域與提高國民素質相一致、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兩不偏廢、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並重。立足於這一思想原則，李宗桂教授強調，應該把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看做一體三元的多維文化系統。所謂一體，指社會主義的價值系統；所謂三元，指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雖不相同但又密切聯繫的特定領域；當代中國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構，說到底是要建設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現代化的新型價值系統。為此，必須對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標誌有著高度明確的認識，即對社會制度的創建、價值系統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確立、文化大傳統的形成等基本要求和標誌有一前瞻性、戰略性的把握。創建新型文化體系，必須樹立立足現實、依託傳統的古今融合論，以我為主、兼取眾長的中外互補說，創造轉化充滿活力的文化發展觀。唯有如此，才能在現代化的歷史條件下，真正找尋到當代中國文化的出路。這樣，才能做到傳統與現代、中國和外國的辯證統一、雙向互動，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並行不悖、有機融合，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交相滲透、比翼雙飛，古典精神與現代意識的交相輝映、相輔相成。

  不難看出，正是因為對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歷程，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討論的批判性總結，對「一體三元」的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的戰略性思考，決定了《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在當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中占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學術界不少名家評論，該書在理論深度和現實意義上極大地超越了《中國文化概論》，是李宗桂教授文化哲學研究步入深層次、上到新境界的重要體現。如此，說《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一書是李宗桂教授和國內學術界文化哲學研究領域中的代表性著作，當不為過。

  4.中國哲學思潮的文化審視

  國內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哲學研究，具有哲學之「純化」和文化之「泛化」密切結合的顯著特點。換言之，學者們大多哲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交錯進行，並在綜合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哲學研究思路及成果，研究方式和學術成果也往往是哲學折射出文化、文化內蘊著哲學。中國哲學專業科班出身的李宗桂教授亦不例外。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歷程進行理性探討的同時，他也長期致力於包括董仲舒思想和現代新儒學在內的哲學研究。從服務於其文化哲學研究看，從它是文化哲學研究必不可少的理論準備和重要組成看，李宗桂教授的中國哲學思潮研究具有從文化審視哲學、以哲學豐富文化的內在品格。

  （1）董仲舒與中國文化。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李宗桂教授學術研究進路中的重要步驟，也是其整個學術研究在方法探索和理論創造方面的重要實踐。1985年，他在知名學者李錦全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題為《董仲舒——秦漢思想的統一者》的碩士學位論文。該文後來收入知名中青年學者楊玉聖主編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1981—1994）》（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990年，他承擔了國家「七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董仲舒與中國文化》。截至2008年，他在海內外發表了董仲舒專論28篇，《哲學研究》1986年第9期、1987年第9期先後發表的《相似理論、協同學與董仲舒的哲學方法》《秦漢醫學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尤為代表作。其嘔心瀝血之作《董仲舒與中國文化》，以董仲舒思想為點，以漢代思想文化為面，以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為線，點、面、線結合探討思想家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探討思想家本身的思想特質、貢獻及其局限，進而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並給董仲舒思想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富有創見的定位。該書的寫作，從初稿到最終定稿，反覆修改、完善並出版，歷經了二十餘年的沉潛。作為董仲舒研究專家，他被選為全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日本東京大學池田知久教授不僅向日本學術界介紹其董仲舒研究成果，而且在中國台灣講學研究期間，專門推薦台灣研究董仲舒和漢代思想的青年學者到廣州來拜訪他。美國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也向自己的美國博士生桂思卓（Sarah.A.Queen，現已是哈佛大學康乃狄克學院教授）介紹其董仲舒研究成果。1995年，桂思卓和李宗桂教授曾在哈佛大學當面探討董仲舒和漢代思想研究問題。他約請桂思卓教授撰寫了《董仲舒研究：歐洲北美新趨勢》一文，並推薦發表在《中國哲學史》雜誌1998年第1期上。

  注重從社會思潮嬗變和民族文化發展來審視中國古代哲學，是李宗桂教授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基本方法。例如，其碩士論文指出，董仲舒把前人探索過而未實現的王霸結合的統治術和思想統一的宏大理想具體落實到社會制度和行為規範上，完成了思想統一的歷史重任，從而開創了自漢代以來的思想面貌和學術風氣，中國封建社會燦爛的文化自此之後形成；但是，思想統一也統死了思想，學術文化的發展由此受到不良影響。又如，他在《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發表的《董仲舒道德論的文化剖析》一文中認為，董仲舒的道德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為依託，以加強社會控制為目的，繼孔孟道德修養論之餘緒，折中荀韓治國方略，使思想境界培養方面的強制灌輸與自我反省熔鑄為一，從而確立了封建道德的總原則，建構了封建道德的基本體系，在理想人格、價值取向和社會心理等文化學深層結構方面，影響了中國社會兩千年；在實現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創造性轉化的今天，我們對於董仲舒思想應從文化價值論的層面給予理性的闡析，從而為現代文化建設提供思想鑑戒。

  （2）現代新儒學與中國文化。

  現代新儒學是當代中國哲學文化思潮中極富衝擊力的一個學派，1985年前後進入國內學術界的理論視野。1986年，畢業留校剛一年的青年學者李宗桂成為方克立、李錦全教授主持的「七五」國家重點研究課題《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的重要骨幹。第二年，他參加了著名的「宣州會議」，並受課題組委託撰寫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的由來和宣州會議的爭鳴》一文，向海內外澄清了關於課題研究的實際情形。1991年，在德國慕尼黑召開的「第七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上，他宣讀了《新儒學的形上追求及其現代意義》，該文後來發表在中國台灣輔仁大學主辦的《哲學與文化》雜誌。他多次參加過在中國台灣和香港舉行的現代新儒學研討會，還承擔了原國家教委「八五」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博士點項目《現代新儒學與中國文化》。其論文自選集《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共分三篇，其一就是「新儒學篇」，比較系統地表達了他對現代新儒家的歷史把握和理性認知。2004年，他應台灣現代新儒學重鎮淡江大學的邀請，在該校做了為期兩個月、以《當代新儒學與中國文化的發展》為主題的訪問研究。誠如著名學者方克立、李錦全教授所說，李宗桂教授是國內現代新儒學研究領域中頗有建樹、富有影響的少數青年學者之一。

  國內的現代新儒學研究，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從所謂「文化生命」的角度研究，這種方式及其結論容易出現簡單地為現代新儒學評功擺好、盲目認同的傾向；一種是片面強調意識形態鬥爭，對現代新儒學持徹底否定態度，忽視現代新儒學在學術上的貢獻，容易導致簡單化；一種是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去探討，重在解析現代新儒學的文化特質，為撰寫客觀持平的現代文化史、哲學史提供依據，為建設當代中國文化提供思想資源。李宗桂教授贊成第三種思路和方法，並在研究實踐中自始至終踐履著文化哲學的研究方式。

  在《人民日報》1989年3月6日發表的《現代新儒學：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徵》一文中，李宗桂教授指出，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場、花果飄零的文化心態、我族中心的文化觀念、多維開闊的文化視野、強烈的主體意識、鮮明的獨立人格、保守主義的政治立場，是現代新儒學的顯著思想特徵。長期以來，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堅持認為，從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邏輯進程看，現代新儒學的產生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它追求「返本開新」的文化價值觀，以返回傳統儒家心性之學為根本，試圖開出現代科學與民主政治，則不符合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進程，其所主張的復興儒學以解決中國現代化的構想以及「海洋文化的新儒學」的藍圖，也只能是一相情願的。進入21世紀，他在《文史哲》2003年第2期發表了《當代新儒學發展的若干難題》一文，強調指出：兼容天下的開放意識與守道護統觀念的糾結、復興儒學的宏圖大志與儒門淡薄的落寞現實的差距、「返本」的傳統價值準則與「開新」的現代意識的矛盾、批評精神與自我反省意識的脫節、儒學現代化意圖與邊緣化現實的悖反、儒學價值理想載體的整體性缺失，正是當代新儒學發展面臨的六大難題。

  值得指出的是，在「從傳統觀照現代，從現代反思傳統」這一基本原則和學理範式的導引下，李宗桂教授一直主張要努力借鑑現代新儒學的可取之處，並對當今在中國台灣、香港和海外為中華文化復興而努力的當代新儒家給予積極的評價。譬如，他在《哲學研究》1989年第3期發表的《評唐君毅的文化精神價值論和文化重構觀》一文中認為：唐君毅的文化精神價值論和文化重構觀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憂患意識和文化參與意識，反映了對民族文化的執著之情和愛國之心，因而，其對民族文化精神價值的張揚和對中國文化重構的設想，有益於我們立足現實去培養自尊自信之心，以開放的心靈去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戰並吸納西方文化的長處，進而建構當代中國的新型文化體系。又如，在現代新儒學重要陣營香港新亞研究所2001年於香港舉行的「傳統儒學、現代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研討會」上，在他和台灣輔仁大學校長黎建球教授共同創議並共同擔任主席的「海峽兩岸中青年哲學家學術論壇」上（2004年於澳門舉行），李宗桂教授明確指出：「從當代新儒家學者的諸多學術表現來看，儒學也能適應現代化，自身也能現代化。他們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科學精神的認同是一致的，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認同的，而且是積極推動的。甚至，對於五四精神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復興儒學，力圖實現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努力，實際上也蘊涵著現代化的用心。」在2008年於台灣「中央大學」舉行的紀念現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發表50周年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學術會議上，李宗桂教授指出：現代新儒家1958年發表的「中國文化與世界」的文化宣言，理性闡釋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弘揚了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實事求是地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優長之處，提倡中西文化相互學習，重視文化的民族性，強化了中華文化的本根意識，向全世界的中華兒女昭示了對待民族文化應有的溫情和敬意，凸顯了文化自覺意識。「這些，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時候，仍然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借鑑。」

  正因秉持著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來進行現代新儒學的研究，又持守著「君子和而不同」「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君子群而不黨」的和諧共生原則，所以，儘管李宗桂教授對現代新儒學有若干批評意見，有頗不相同的學術立場乃至政治理念，但卻長期跟我國台灣、香港以及海外的現代新儒學群體保持著良好的學術友誼，從而能夠更好地理解現代新儒學、認識現代新儒學，更好地研究新儒學。

  （3）從「儒家主幹」「哲學核心」到「多元互補」。

  早在1986年，在湖南舉行的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上，李宗桂教授（當時還是講師）就提出中國傳統文化主幹由儒道兩家共同構成，亦即儒道共同主幹說。這一觀點後來清晰地表述在其1988年出版的《中國文化概論》中：「儒道兩家，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心理框架和價值系統，相互頡頏，相互刺激，相互吸收，推動著民族精神的演進，從而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但是，就其學術研究的進路而言，李宗桂教授的切入點和著力甚多的地方，還是儒家思想。

  重視儒家文化在歷史上的地位、價值及其現代影響，是李宗桂教授著力研究董仲舒思想並由此輻射到秦漢文化史、又從文化史逐漸深化到思想家（特別是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相互關係探討的理論依據。關於秦漢文化研究，他已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和台灣《中國文化月刊》《鵝湖月刊》等重要刊物上發表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還計劃撰寫一部《漢代文化史》。關于思想家與中國文化的研究，他主編的國家「八五」「九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選取中國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19個大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董仲舒、王充、王弼、慧能、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王夫之、戴震、黃宗羲），分別從其思想出發，旨在探討中國古代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的內在關聯。全套叢書共17本，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由於特殊原因目前還沒有出來的一本，其餘已經出版）。在《哲學研究》1993年第8期發表的《思想家與文化傳統》一文中，李宗桂教授尤其集中地闡釋了其「大思想家觀」，認為思想家促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文化保守、文化變革、文化批判、服務政治四大傳統，改革開放時代需要自己的思想家群體，應該依靠思想家重建傳統。

  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是儒學，那麼，其核心則是哲學。回顧近年學術界激烈討論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問題，我們現在也許應當重讀他早在1988年就出版的《中國文化概論》的第10章第2節，其時他早已從哲學的價值與功能、中國古代哲學的特點與功能、文化的概念與結構、參與文化討論者的學科背景等層面，學理地證明了古老的中華民族「有」自己的哲學，而且其特點是著眼倫理本位、關心現實政治、高揚主體意識、富於辯證思考、強調整體觀念、偏重直覺思維、流於經學態度、重視人際關係。他還發表過《駁「中國無哲學」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該文被國內多家重要報刊轉載，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2008年4月7日，李宗桂教授又在《光明日報·國學版》撰文指出，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就其實質而言，不過是研究中國哲學究竟應當採用何種範式的問題；在中國哲學研究上，與其生硬地去遷就西方哲學的範式，勉強地將其「哲理化」，不如遵從中國歷史的實際，承認其倫理化、政治化的特質，在文化價值論的層面給予合理的定位和評價。同樣，對於學術界普遍流行的中國文化「哲學核心論」，李宗桂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哲學核心亦即儒學主幹，但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和現代新型文化建設過程中，儒學不再是文化主幹，哲學核心論被賦予了嶄新的時代內蘊，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成為當代文化中的核心與樞紐。這一新時代的「哲學核心論」，是李宗桂教授長期以來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觀來探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一時代課題的立論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李宗桂教授在繼後的研究中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和功能提出了進一步的見解。1999年，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他提交了《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元互補》一文。2000年，他在給賴美琴博士的《韓非與董仲舒政治哲學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一書的序言中，針對「儒家主幹」說、「儒道互補」說、「儒法互補」說、「道家主幹」說等，明確指出：「儒家主幹」說側重於社會政治影響，「儒道互補」說側重於人生境界和進退出處，「儒法互補」說側重於統治方略，「道家主幹」說側重於哲學框架的構建、哲學概念範疇的確立以及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認可；其實，「從人生境界和進退出處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是儒道佛互補；從統治方略來看，是儒道法互補；從哲學框架的構建和哲學概念範疇的確立來看，是儒道互補」。

  顯而易見，對「儒學主幹說」的現實揚棄，對「哲學核心論」的抽象繼承，尤其是從「儒學主幹說」「哲學核心論」創造性地轉化到中國傳統文化結構和功能的「多元互補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結構和功能以及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相互關係進行理性思考的結果，是「從傳統觀照現代，從現代反思傳統」這一思維方式的邏輯必然。總的說來，李宗桂教授對中國哲學思潮進行文化審視，是跟歷史地、辯證地對待「儒學主幹論」與「哲學核心論」密切相關的，並且邏輯地成為其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文化哲學研究的價值取向與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研究方式及其結論，對當今的文化哲學研究不無重要的啟迪。

  5.社會轉型期的人文關懷

  20世紀90年代以來，如火如荼的市場經濟改革和引人注目的以「國學熱」為特徵的文化研討熱潮，有力地推動著當代中國的社會現代化與文化現代化。然而，這一從傳統邁向現代的社會轉型又是異常複雜、艱難的。人們普遍認為，社會轉型需要民族精神的深層支持，越是社會轉型期越需要人文關懷。李宗桂教授近年來的文化哲學研究，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並適應著這種時代需要。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市場經濟負面因素對社會的影響初步呈現、各種非人文、反人文的社會現象出現之時，李宗桂教授就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進行尖銳批判；另一方面，給予人文引導。1995年，他在《羊城晚報》理論版開闢「社會轉型期的人文精神探討」專欄，痛批社會上種種惡俗現象。諸如《窮得只剩下錢：價值理想的失落》《及時行樂：現世主義的怪胎》《物質主義：倫理精神的背叛》《現代化不等於物化：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等文章，讀者僅從篇名就可強烈感受到李宗桂教授對於人文精神的堅持和弘揚。因此，整組文章全部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也就屬於理所當然。他還從專題深入的層面，研究如何在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中培育和弘揚人文精神。他承擔並主持了原國家教委「七五」規劃項目《當代中國人價值觀與傳統價值取向——建構社會主義新型價值觀的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重點項目《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與文化建設實踐研究》、教育部「十五」重大項目《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研究》等課題，發表了《優秀文化傳統與民族凝聚力》（《哲學研究》1992年第3期）、《民族文化素質與人文精神重建》（《哲學研究》1994年第10期）、《儒家文化與當代人文精神建設》（《東方文化》1995年第2期）、《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建設》（《哲學研究》2001年第1期）、《文化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人文精神建設之若干難題》（《學術研究》2003年第2期）、《文化自覺與文化發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國學與時代精神》（《學術研究》2008年第3期）、《國學與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等論文；主編了《儒家文化與中華民族凝聚力》（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主創並作為主要作者撰寫了《中華民族精神概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文化精神燭照下的廣東——廣東文化發展30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策劃、主編並出版了《中華民族精神研究叢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近40萬字的專著《當代中國文化要論》也即將出版。

  李宗桂教授在中山大學哲學系一直招收著「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還新增了「當代中國文化」方向，並且經常利用報刊、電視、網際網路等大眾傳播媒介，向社會呼籲必須大力加強人文文化建設。2000年以來，他在《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人民論壇》發表的近20篇文化時評，如《「惡搞」背後的文化失落》（2006年第21期）、《國際慣例與民族文化尊嚴》（2007年第3期）、《提升軟實力重在文化民生》（2007年第21期）、《「表態文化」折射官員話語模式》（2008年第5期）、《山寨流行何必「喊打喊殺」》（2008年第22期）、《政壇生態重構：超越單一價值觀》（2009年12月上期）、《網絡時代謠言傳播的特點及其危害》（2010年1月中期）、《段子輿情與社會思潮》（2010年6月下期）等，融思想性與批評性於一體，集學理性與通俗性為一身，尤其鮮明地昭示了人文文化在市場經濟時代、網絡文化時代、大眾文化時代中對於精神文化建設、政治文化建設、通俗文化建設的特殊重要性。

  李宗桂教授認為，對優秀文化傳統和思想文化必須有一正確認識與整體把握，是社會轉型期的人文關懷必不可少的理論要求。原因在於，一方面，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諧統一的博大胸襟、崇德重義的高尚情懷、整體為上的價值取向，是優秀文化傳統的主體內容與當代表現；優秀文化傳統在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具有激勵進取、價值導向、民族凝聚、文化認同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思想文化在優秀文化傳統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為從文化類型學和文化發生學的角度考察，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思想文化作為特定民族文化系統中的深層結構，有其獨特的主體和整體結構；思想文化，作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構成，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有著其他因素所不能取代的價值整合功能和行為規範作用。要言之，以上觀點是站在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論高度來把握優秀文化傳統，可謂「從現代反思傳統」。

  之所以要認識、把握優秀文化傳統和思想文化，在李宗桂教授看來，目的在於提高中華民族文化素質，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重建人文精神，努力實現社會轉型期的人文關懷。民族文化素質是一個民族精神風貌的顯現，是該民族在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理想人格、國民品性以及審美情趣等方面綜合素質的反映；民族文化素質中的「文化」，本質上就是「人化」，是精神追求的探討、提升，是對民族文化興衰存亡的「終極關懷」和自覺奉獻。民族文化素質、民族凝聚力、人文精神對現代化建設至關重要，它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可以而且應該從優秀文化傳統和思想文化中去探尋。中國傳統文化是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要言之，以上觀點是站在價值系統論的理論高度來探討當代文化建設，可謂「從傳統觀照現代」。

  6.為文化學的學科建設鼓與呼

  自從1985年畢業留校以來，李宗桂教授已經在現代中國文化學研究先驅朱謙之、陳序經、黃文山曾經工作過的中山大學執教20多年。無論對於時代還是個人來說，這段時期似乎都是屬於文化的。從「時代」看，80年代文化討論的基調是批判、否定、激進，90年代文化討論的標識是清理、肯定、保守，新世紀文化討論的特徵是詮釋、構建、理性，在這個正－反－合命題的歷史進程中，從辨析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到確認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現代化，從肯定文化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到開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資源，業已表明復興中華文明、實現現代化的時代訴求得到了充分體現。從「個人」看，李宗桂教授的學思歷程首先是以董仲舒研究、《中國文化概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研討，然後是以《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為標誌的近代文化批判、現代新儒學研究，現在是以《當代中國文化要論》為重心的當代文化探索。時代發展與個人經歷的有機統一，足以表徵一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中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學者既傾情學術理想，又關注社會人生的心靈追求。

  當然，李宗桂教授對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此起彼伏、歧路坎坷的文化討論熱潮，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批評立場。譬如，他堅信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是這個時代的世界性特徵，從來就不苟同「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全球文化將走向一體化」之類「高論」。在《學術研究》2003年第2期發表的《人文精神建設之若干難題》一文中，他認為，目前人文精神建設存在的主要難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取向與人文取向的悖反、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衝突、民族文化素質現狀與人文精神建設目標的距離、對傳統資源的現代價值的認知差距、古今思維偏向對文化建設的損毀，其解決既須知識階層的忘我投入，又待廣大民眾的價值認同，更要決策部門的科學抉擇。他還多次強調指出：文化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和建構相當薄弱，文化學專業人才的教育和培養沒有受到應有重視，這是若干年來文化討論中存在的明顯不足。早在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1997年12月號的《世紀之交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新氣象》一文中，他就尖銳指出：「80年代的文化研究，其顯著弱點之一，就是理論準備不足，缺少應有的規範。……文化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特性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由於這個弱點的存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文化研究，缺少應有的學術規範，其主要表現為：研究對象不夠明確，研究範圍不夠確定，研究目標比較盲目，學科界限比較模糊。」他認為，應當「把『文化』作為一門『學』來建設，創造出中國特色的文化學體系。有了科學意義的嚴整的『文化學』，文化研究的規範才能真正確立」。李宗桂教授較早注意到並強調文化學學科建設的意義，因而，在這篇述評的結尾，我們還須依託《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8期發表的《文化研究的反思與前瞻——答〈社會科學論壇〉記者問》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發表的《「文化學」建設與文化現代化》等文本，更為深入地了解他是如何為文化學的學科建設鼓與呼的。

  作為研究文化的科學，文化學是一門綜合性、邊緣性、交叉性的新興社會人文學科，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並重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學科。文化學研究的是文化的生存環境，文化的地域、民族、時代等屬性，文化的積累與變遷、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大傳統與小傳統、民族化與世界化、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係，亦即旨在探討文化的要素、特徵、性質、動力、結構、功能、價值、生命，研究文化各系統的類型、形態、機制、歷程（發生、發展、成熟、衰變），以及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傳播、選擇、涵化、交融、轉型、整合的特點及其規律。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從構成上看，既有縱向的歷史文化、現實文化，也有橫向的不同地域、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從層次上看，既有理論文化，也有實踐文化。

  不過，與文化學研究的「學科性目標期待」相反，文化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卻一直陷於「現實性理論困境」。表現之一是「文化學從業群體的極度寬泛」。多年來，千軍萬馬都在研究文化，各行各業都在談論文化，以致有人諷刺說：「文化是個大籮筐，什麼都可往裡裝。」譬如，目前全國有二十多個省（市、區）在建設「文化大省」或「文化強省」，但真正有文化理論支撐、真正把文化作為一種事業來看待的，到底有多少呢？另外，全國高校招收博士生、碩士生的專業研究方向，許多掛有文化之名，諸如「中國文化與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近代中國文化思潮」「當代法律文化」「管理文化」等，但其授予的學位還是原來的哲學、文學、史學之類。表現之二是「文化學研究成果的過於貧血」。80年代文化研究熱潮興起以後，文化理論方面的論著出版了不少，但要麼是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的翻譯或移植，要麼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翻版（加上幾個文化名詞而已），要麼是在各自原有學科的基礎上增加若干文化名詞或者代之以文化名號的東西。表現之三是「文化學學科建設的嚴重滯後」。現行的學科專業設置是根據過去的社會需求和學科傳統設立的，要麼是傳統基礎學科，要麼是現代應用學科，但處於二者之間的文化學學科卻至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從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設置，到教育部學位辦公室的學科設置，再到全國高校本科專業的設置，不要說一級學科的設置，甚至連類似二級學科的掛靠性設置，都沒有文化學的一席之地。

  文化學從業群體的極度寬泛，文化學研究成果的過於貧血，文化學學科建設的嚴重滯後，顯然是三面一體的，但個中關鍵又在於如何切實地在大學教育體制中落實文化學的學科建設。一方面，文化研究的泛化，甚至文化研究的泛濫，不僅不會促進文化研究的開展，反而會傷害文化研究自身，因此，純化文化研究，加強文化學基礎理論的建設，十分必要，也大有可為。另一方面，沒有專業人才的教育和培養，也就難以真正科學地建設文化事業，也就難以有學科體制的設立和學科建設的成長，因此，不僅要大力提高政府決策部門的文化自覺意識，將文化學學科建設納入體制之中，而且各級各類學校的相關領導以及從事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也要立足長遠，把文化學學科的設立當做一種社會責任，當做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總之，在李宗桂教授看來，從目前的情況看，無論是歷史地展開文化學的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還是邏輯地實現文化研究的科學性問題，都與體制瓶頸的突破密不可分。正因為如此，當代中國的文化學學科建設何其任重而道遠！令人欣慰的是，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擬定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編寫教材之一是《中國文化概論》，袁貴仁教授、李宗桂教授、陳洪教授、楊耕教授等被聘為課題組首席專家，課題組主要成員中包括來自不同學科的著名專家，例如陳先達教授、瞿林東教授、楊國榮教授、吳曉明教授、張法教授等，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當代中國的文化學學科建設將因全新的《中國文化概論》的成功編撰而獲得美好的未來。

  [1] 本文作者楊海文，原載於當代哲學叢書編委會編：《今日中國哲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