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諸生傳——陳子龍

  陳子龍祖上世代務農，父親陳所聞，以文學名江南，萬曆四十七年中進士，官至刑、工兩部郎。

  陳子龍六歲入學，勤治經史，力攻章句。天啟三年（1623年），十六歲舉童子試，名居第二。時大批廷臣因為反對魏忠賢，紛紛被削職為民或逮之獄死。陳所聞告病在家，每閱邸報，扼腕嘆息，教陳子龍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啟五年（1625年），他先後與本郡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勛、宋征璧以及蘇州、嘉興等府的一些文人學士結為好友，切磋學術，議論時務，後來大都成為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骨幹分子。天啟六年（1626年），補松江府學生員。父病歿，居家守孝，閉門不出，博覽群書，尤其致力於古文詞。

  崇禎七年春，再度應會試，因此次主管錄取的是溫體仁，溫體仁極度排斥復社成員，這一年復社成員被錄取人數急劇減少，陳子龍自然落榜。受此重大打擊，陳子龍幾乎心灰意冷，回家閉門謝客，「專意於學問」，作古詩樂府百餘章。接著，在松江南園讀書、寫作，成《屬玉堂集》、《平露堂集》。

  崇禎十年，第三次北上，與夏允彝同中進士，俱在丙科（三甲），當就外吏。陳子龍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聞繼母亡，回家治喪。

  崇禎十一年（1638年）夏，陳子龍以「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的緊迫感，與徐孚遠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務、國政」之文，「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徵實」，輯成《皇明經世文編》，凡五百零四卷，又補遺四卷。是書選文以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重經濟為原則，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軍事、賦役、財經、農田、水利、學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並根據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註，表達了編者的政治主張。陳子龍等人編輯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後學之師法」，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捨實」，不務實際的壞風氣。它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明朝兩百幾十年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之書。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後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繼後，陳子龍整理了徐光啟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徐光啟負經世之志，「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對於徐光啟的為人和學問，陳子龍向來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訪他，「問當世之務」。徐光啟謝世後，陳子龍從其次孫徐爾爵處得《農書》草稿數十卷，日夜抄錄。崇禎十二年（1639年），「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燦然成《農政全書》六十卷。並作《凡例》，概述《農政全書》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內容、思想淵源和徐光啟的獨到見解。同時抒發了他本人的社會經濟主張。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和整理《農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世實用方面兩項最主要的貢獻。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經世」，即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業生產是何等的重視。

  此後，陳子龍曾一度「欲絕仕宦」，在家「廣其宅，示無志四方也」。然而，面對著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燎原之勢和清軍的步步進逼，為挽救明朝國運，最終

  陳子龍編撰的《明經世文編》還是放棄個人打算，於崇禎十三年

  （1640）六月，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不久開始兼代理諸暨知縣。在官之日，由於他的轄區連年水患成災，饑民蜂起，為了維護當地社會穩定，他剛柔並用，剿撫兼施，一邊「力行保甲，設互首之法，申連坐之令」，平定饑民暴動；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藥局，養老幼，醫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幾萬人。十五年（1642年）五月，在浙江巡撫董象恆節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餘人到浙江遂昌縣，積極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平定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為首的山民暴動。崇禎十六年春，李自成起義軍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恆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餘杭等地築關建台，整修城池，鑄炮儲硝，並督運軍糧入南京。崇禎十七年初，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暴動有功，授兵科給事中。但許都投降後，由於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眾出山投降之後將許都及部眾六十餘人殺死。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便沒有去赴任，於三月乞身歸里。

  清兵入關後，聯絡各部起義，後來見事不成，投水殉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