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9世紀後期的反教會鬥爭

  在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中，商品、炮艦和傳教士是互相配合的。英、法、美等外國侵略者，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取得了深入我國內地傳教的特權。從此，外國傳教士便紛赴各省設立教堂，其中一些人利用宗教進行奴化中國人民的思想宣傳和刺探內地情報的特務活動。這些戴著宗教面具的侵略鷹犬，一方面忠心耿耿地替自己國家的資本家效勞，一方面窮凶極惡地欺壓中國的勞動人民。他們強占中國人民的田地房產，一個教堂往往占有幾百、幾千以至成萬畝土地和大量房產。這些土地房產，大多是通過「逼讓」「圈占」「強買」「罰獻」甚至「驅逐業主、據為己有」等辦法恃強霸占的。他們姦淫婦女、殘害良善：如雲南浪穹縣有一個天主教堂，法國神父收買了幾個中國歹徒，任意強搶民女，親屬前往索要，常被毆打而死。他們包攬詞訟，挾制官府：只要信教的人，打起官司來理屈的可以勝訴，殺了人也可以不抵罪。有的地方，教士甚至和地方官一起坐在公案前審理案件。山東有一傳教士竟「自稱巡撫」，命令各地方官服從教堂的指示。

  總之，那些自稱是代表「上帝」到中國來傳播「文明」和「福音」的傳教士，大多是一群無惡不作的惡霸流氓。他們欺侮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當然會激起各地人民的憤怒和反抗。早在1861至1862年間，貴州、湖南、江西就爆發了反對外國教會的所謂「教案」。此後教案不斷發生，幾乎年年有、省省有。到1870年爆發了大規模的天津教案，成為近代初期反教會鬥爭的第一個高潮。

  從天津教案以後到義和團運動（1900）這三十年間，中國人民的反教會鬥爭繼續發展，成為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一時期的所謂「教案」，常常不再是為了反對某地洋教會的直接欺壓而孤立地發生，而是一處發動，他處響應，連成一片。這反映了廣大群眾的反帝認識有了提高，把洋教會的活動和帝國主義的整個侵略活動聯繫起來了。例如在中法戰爭時期（1883—1885），東南沿海和雲南、廣西相繼掀起了反對法國教會的鬥爭，有力地支持了抗法戰爭。

  清政府採取賣國媚外政策，鎮壓反教會鬥爭的愛國群眾。初期曾經參加鬥爭的一些地主紳士，逐漸畏縮，退出了鬥爭行列，有的反而協同官府進行破壞。但廣大勞動人民更加激起義憤，參加的人更多，鬥爭得更堅決了。同時，他們對於封建勢力破壞反教會鬥爭也開始表示不滿，例如1879年（光緒五年）發生了反對美國教士的福建延平教案，群眾散發的揭帖（傳單）中即明白指責官員紳士偏袒洋人，而宣稱「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長欺凌」。

  在鬥爭中，原來存在於民間的秘密結社逐漸活躍，起了重要的組織作用。例如在1890至1891年，西起四川，東到上海，幾乎整個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湧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教會運動。沿江各地會黨普遍參加，人民利用會黨組織，呼應聯絡，發動武裝鬥爭。1891年冬在熱河爆發了反對外國教會和蒙古王公的武裝起義，領導這次起義的是北方的秘密宗教組織金丹道和在理教。

  反教會運動出現了武裝起義，可以說是這一方面的愛國鬥爭發展到了最高形式。特別是四川東部余棟臣領導的起義，規模大，影響也大。余棟臣原是四川大足縣（今重慶市大足區）龍水鎮的擔煤工人，1890年，龍水鎮的洋教堂勾結官府鎮壓當地群眾的反教會鬥爭，余棟臣於這年8月領導群眾舉行第一次武裝起義。1898年春，余棟臣被捕，送榮昌區監禁。他的部下劫牢反獄，把他救回龍水鎮。他就領導群眾第二次宣布起義，傳檄遠近，聲稱「但誅洋人，非叛國家」，但若官吏畏懼洋人而鎮壓群眾，那麼就是祖國的叛徒，民族的罪人，「於國家法在必誅，於義民理難容宥（宥yòu，寬容的意思）」。提出的口號是「順清滅洋」，「滅洋」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意思。「滅洋」是顯明的，「順清」則是有條件的，這一口號集中反映了這次起義的愛國精神和要求愛國合法的願望。廣大群眾熱烈擁護，起義隊伍迅速增加到一萬人，川東、鄂西好多縣份的人民紛起響應，到處打擊洋教會，聲勢大震。清政府連忙調遣大軍圍攻，到1899年初，起義終於失敗，余棟臣被捕入獄。

  就在這時，山東的義和團反對外國侵略者和洋教會的鬥爭已發展成了武裝起義。1900年，大規模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便轟轟烈烈地掀起來了。

  （張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