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奈爾校園裡 /

  從紐約起飛不到一個小時，伊薩克城就出現在機翼下了。三面環山，一面是卡尤嘎湖，大學校園像是就夾在兩道峽谷當中。風景幽美，果然名不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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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照空中小姐指點的扣上腰帶，準備返回地面。

  心裡想：美是美啊，洋山水的色調總像缺點什麼。缺什麼呢？就缺那麼一點點紅顏色。樓房建築新穎，可大多是灰色或奶黃的，街道也是灰的，即便有了黛夜的山，碧藍的湖水，可還缺那麼一丁點兒鮮艷的顏色。那聳起尖塔的教堂要是座廟宇多好！絳色的也好，赭黃也好，景色就更「可餐」了。正如節日的蛋糕，只要嵌上一顆小小的紅櫻桃，奶油立刻就更顯得白嫩，蛋糕本身似乎也更香了。

  舷梯下，仰首微笑著，頻頻向我揮手的是老教授哈羅德·謝迪克。未名湖一別，快半個世紀了。我從小伙子變成了老頭，他也就成了老老頭了。頭髮是銀白銀白的，腰板可還挺直，而且雙目依然閃爍著幽默和機智。

  我們的車沿著湖畔向山上駛去。

  城，還是近水的好，尤其大學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有道理啊！山，峭拔，磅礴，可它死板。仁者大概是位衛道士。他喜歡高大而不可動搖的形象。還是水靈活，它的流向取決於地勢。湖光敝潘，波盈遠岸，能鬆動僵化了的腦筋，啟發人們的想像力。

  晚飯後，久病初愈的夫人妮莉先上樓安歇了。哈羅德遞給我一杯威士忌，說「再聊上五分鐘」。舊雨重逢，那五分鐘像抻麵條似的，不知不覺就成了兩個鐘頭。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老教授當了日本人的俘虜。四年拘留營的生活，進去時他是英國文學教授，出來時成了一位漢學家。我邊談邊翻看他譯成英文的《老殘遊記》，他編的那三大卷《古漢語讀本》，不禁欽佩他在逆境中的勤奮。

  拘留所倒也不失為一個做學問的好地方哩：沒有了應酬，沒有了約會，沒有了……可是一想起那代價：失去了自由，命運聽任擺布，又搖頭了。那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早餐後，哈羅德帶我去他的「辦公室」。不是一九七一年他就退休了嗎？對，他早已不是東亞語文系的主任了，昨晚餐桌上那位年輕教授就是接替了他那主任職的。但他卸下的只是行政職務，幾年來他還在幫助後繼人掌著舵，同時領導著一個研究中國俗文學的班子。

  一提退休，我立刻想到貼著「光榮退休」字條的彩車，裡頭坐著的那位有點像舊式婚姻的新娘：胸上給人扎了朵大紅花，鑼鼓敲得越歡，他心裡就越亂成一團麻。因為今天的熱烈正預兆著明天的冷清。「一刀兩斷」在感情上總歸是痛苦的。要是能這麼「重疊」上一段時間，對工作，對個人，不都更好嗎？

  校友會的大廳里，壁上是一幅幅油畫肖像——從十九世紀以來康奈爾大學歷屆校長的遺容；長條桌上，陳列著歷屆畢業生的厚大名冊：他們在學術和社會事業上的成就，他們對母校的捐贈……

  「校友會」，這是三十年來難得聽到的了。腦子裡紅燈一亮：資產階級！可又好像冒出了個問號：什麼階級，主要得看它幹些什麼吧？一個社會要活躍起來，是光靠一根主線呢，還是主線之外，也可以有些支線呢？「校友會"這名稱很帶些感情成分。「同窗共硯」，梁祝之間的愛就是這麼萌芽的。正像每個人對幼小時的家懷有依戀，學校不是一個人在成長時期的「家」嗎？在那裡，他為考試開過夜車，出過冷汗；在那裡，晚會上他曾狂歡過；在樹蔭下，他曾同年輕的夥伴們探討過人生的意義，甚至還嘗過初戀的滋味；也是在那裡，他開始了獻身於什麼的志願。同這樣一個地方，人怎麼能沒點感情？和同窗之間，又怎能不結下一份情誼？校友之間，又很自然地會形成大哥哥帶小弟弟的紐帶。能不能利用這個舊形式，換上新的內容，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一股力量呢？

  如何利用舊瓶裝新酒，這總是社會主義得認真解決的一個課題。把舊內容連同舊容器一併丟棄確實省事，然而有時也確實是個損失。

  比如捐獻。在美國，捐樓的，就把樓命名為彼得、約翰，這是眾所周知的。這次才注意到，不但繪畫館裡有個人捐的畫，動物園裡有個人捐的動物，大學裡甚至還有個人捐的桌椅，因為桌椅上都刻了捐贈者的姓名。「命名」，我們早已明文否定了，可是這種急公好義、踴躍捐獻的精神卻誠然可貴，它給人以群策群力的印象。國內也有人把畢生收藏的文物、古錢或郵票捐獻給國家的，報社發消息，政府給榮譽，說明也是獎勵的。可惜這種個人捐獻在我們國家裡還只是麟角鳳毛，還沒蔚成風氣。

  參觀大學圖書館那天，不料遇上了此行的第二次危機。

  第一次危機是斷了箱柄，而且是正當過海關的時刻。箱子，不同的人已經用過多少次了，又不維修，怪不得它！

  這第二次危機是紐扣引起的。只能怪我太胖，不能怪書架與牆壁之間太窄，因為在前邊領路的那位窈窕淑女明明很從容地就走過去了。誰知我那件新制的西服上衣是經不起擠的。人倒是湊合著過去了，可是一件小物件也「砰」的一聲從我身上彈了出去。低頭一看，啊呀，上衣前襟的兩個紐扣雙雙不翼而飛了——可晚上還有宴會呢。

  我就屈下雙膝，趴在地上找了起來。一邊找，一邊還虔誠地祈禱著：親愛的紐扣，你出來吧。不然，晚上我有何顏去見主人！及至我嗒然絕望時，向紐扣的禱告就變為對家裡那位裁縫的詛咒了。後來有人寬慰我說：還有剛下飛機，褲子後面就綻了線的呢！

  走過幾幢樓房時，哈羅德指了指說，那是學生宿舍。我看見出出進進的既有男生，又有女生，就想起當年未名湖畔一年一度的「開放日」——男生可以進女生宿舍觀光的日子。老教授笑我這本皇曆太陳舊了。如今，美國男女生不但同住一幢樓，而且往往還同住一層。也就是說，雙方情投意合了，即可以搬到一起。

  歸來翻看一本《大學生手冊》，其中有很大篇幅談的是避孕和人工流產的訣竅，有的學校還發藥丸。

  想起當年北京教會學校里一個女生接到男生一封表示愛慕之情的信，美國女舍監不問青紅皂白，抄起一把刷子，塗上肥皂就刷起那個可憐姑娘的喉嚨來，說是要替她把「罪惡」清除乾淨。如今，竟「開放」到了這個程度！

  我從不喜歡繁文縟節。可是把男女結合簡化到如此原始地步，覺得生活失掉了它應有的一點光彩，變得實在索然無味了。

  下午，哈羅德安排一位年輕教授來看我，他要去上課。教書嗎？不，老教授去當學生了，他選修了一門音樂理論課。原來美國大學裡有不少像他這樣八旬上下的老學生，有本校退休的教職員，更多的是教育界以外的老翁老嫗們。他們奔波了一生，學一門知識以娛晚年。這些白頭學生有時就夾在年輕人中間上課，有時也編成個老人班。

  望著教了半個多世紀書的哈羅德夾著講義包，那麼自然，那麼愉快地走下山去，我心下不禁喝了聲彩：「好風氣呀！」

  求學，一向被認為當然是青年的事。所謂「學到老」，通常指的也只是政治，而且往往是表示謙虛的一種口頭禪。文化知識也能活到老學到老？好像挺新鮮。可細一琢磨，不是很自然嗎？任何知識都是日新月異，沒有止境的。漢學家去學點音樂理論，新的知識就意味著新的樂趣。

  晚間的餐桌上，我舉杯祝這位老教授過一個「豐盛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