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學致用

  胡安定的「明體適用」、張橫渠的「理一分殊」、程伊川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程朱的「格物致知」、朱子的「全體大用」等學說，皆從一個角度顯示了與漢唐訓詁之學乃至佛老之學相對的宋學立場。朱子學一般把儒教之道歸於深存於心內的形而上的實在，即性。朱子認為，在盡性養性中，首先能觀察到人生宇宙的種種形態、人類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以及全部人倫庶物，這對弄清作為準則的各個理法的實在性與規範性，一一究明關於內外上下、本末精粗的理法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成就所謂「裁成位育」之道。而僅僅如此，「學」就必然會產生外求支離之弊，致使渾然的性命變得僵化。

  因此，朱子一方面重視靈活之心的涵養；另一方面又認為，由於「心」無論怎樣靈活也是純駁清濁相雜的，所以其涵養必須以嚴正的反省工夫為宗旨。因此，朱子不直接說「心即理」，而是歸「理」於「性」，主張「性即理」。與此相反，陸子則直接歸「理」於渾一的「心」，而主張「心即理」。陽明基於陸學而主張「良知即天理」，並以心學為宗，並認為非此就會使渾一的性命陷於支離而僵化。

  原來，朱子之所以重視事事物物上的「窮理」，是因為他意識到，如果始終專注於自身的道德性的心情，那就難以使事事物物各適其理、各得其所，從而喪失人情，這樣一來反而實現不了道德之理想。貞白認為，朱子的「窮理」即是吾儒的致用之學，是聖學之所以成為聖學的根據。古來之學之所以能做到「體用合一」而舉理財治道之實，就是因為學以致用。然而，今之學者一講到時務，就顯露出皺眉鄙夷之色，居然還以儒者自居。如果以此為聖學之致用，那就猶如適燕而至越、用規以求方（參見《貞白五書·質言·修學篇》）。

  以窮事事物物之理為致用之學的貞白，強調詳細究明事理的重要性，並認為不如此，就如同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達不到致用的目的。因而指出，窮經就是以詳察諸經條理為致用之學。如果與此相反，而像陸子那樣以「六經」為吾心註腳，把讀書只視為滿足於對自己血脈骨髓的理會，或者把窮經只當作是貫通千聖一心、萬古一道的手段，而只求領會其大意，那就背離了吾儒的致用精神。(1)

  以致用為聖學的貞白，自然要從有無上看儒佛之別。在他看來，致用之學是上下精粗各得其所而渾一，即內外體用合一的。這便是所謂的「下學而上達」；若能遵從此理，就能明察倫物，從而做到心中洒然融釋、感應全真。而佛學講的是「離學上達」；若遵從此理，那就如同鏡中鑒照無礙，在恍惚微茫中看事物，使萬事皆成為夢幻。貞白認為，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參見《求是編·自敘》）。有見於此，又可以說儒佛之別在於公私。所以貞白認為，儒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不私其身，故能「克己復禮」、「朝聞道夕死可矣」；其結果，就能成就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而佛學說的是私吾身，故以「明心見性」為學，以生死出離為事；其結果，不過是持涅槃而成就自身（同上）。

  再者，在貞白看來，儒佛之差別不僅在「用」（即粗疏處），而且還反映在「體」（即精微處）上；在體與用上，儒佛之學皆乃差之毫厘而謬以千里。所以他非難陽明的體同用異、本同末異的儒佛論說：「佛氏之教與孔子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又說：「二氏（佛老）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而頑空虛靜，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