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與虛無主義

  「我們否定神，也否定神的責任，於是世界才能解放。」虛無主義與尼采同時成了預言。但在尼采作品中的預言，除卻他傾其全力所憎惡的平庸卑劣的殘忍性以外，從他那裡再也抽不出什麼來了。他的思想雖是一時的，但具有方法性亦即戰略性，這是無可置疑的。

  自他開始虛無主義才成為有意識的。外科醫生與預言家都在未來的機能上思索和施行手術，這一點是共通的。尼采雖然僅是在未來的啟示上仔細地思索，但看穿了那個啟示不是卑劣，所以不再煽動，而是避開了它，想把它變成再生的形態。他承認虛無主義，並作為臨床的事實而予以證明。

  他自稱是歐洲最徹底的虛無主義的先驅。不再因為趣味而是情勢使然。他拒絕了時代的遺產是因為他太過偉大了。他診斷的結果，在本身及他人之中認識了信仰的不可能和一切信仰根據的幻滅亦即人生信賴感的幻滅。「人能一面反抗一面活著嗎？」但尼采把這句話變成「人會因為信仰而活不下去嗎？」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以信仰的欠缺作為一種方法，而且把虛無主義追到邊緣趕到沙漠，倘若信賴未來，人會在原始的行動中感到痛苦和喜悅。

  用方法的否定代替方法的疑惑，他把遮蔽虛無主義的一切東西，把偽裝神的死亡的偶像給破壞了。「為了建造新聖堂，就非得毀棄另一個聖堂不可，這是理所當然的。」在善與惡上想成為創造者的人，據尼采的意思便得先成為破壞者，破壞其他各種價值不可。

  於是最高的惡雖是最高的善的一部分，而最高的善才是創造的。他根據獨特的見解，寫成了那個時代的《方法序說》，雖沒有他所讚賞的法國17世紀流行的自由與正確，但有著他所謂天才世紀的20世紀表明的明晰特色。這個反抗的方法才是我們必須重加檢討的。

  尼采的最初做法是接受他所知道的。他認為無神論是自然產生的，那是建設而急進的。尼采的最高使命在無神論的問題之中造成一種危機狀態，再給它無法決定的判斷。依據他所說，世界是急劇前進的，沒有終止的一天。神沒有抱著任何希望，所以是無用的。

  神若有什麼期望就只得接受「降低所有價值的一切背理或苦惱」不可。在此，我們才能認識惡的問題傳統的公式化。尼采公然讚揚司湯達的「神的唯一辨明是根本就沒有辨明」這句話，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欠缺神的意志的世界同樣沒有統一也沒有結局，所以世界不可能接受裁定。凡是有關世界的價值判斷，結局都以人生的中傷結束。那便是把某些事物與應該如此的事物亦即與天上的王國，永遠的思想，或道德的命令相比較，且給出裁決。尼采說：「現代的有利點，是因為一切都是非真實的，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許的。」這些話，在壯麗而又諷刺的其他無數的語句中反映出來都足以充分證明尼采是肩負虛無主義和反抗的重任的。

  關於「培育與淘汰」在淺薄的考察中，他也同樣地推進虛無主義的理論。「問題是怎麼以完全科學的意識獲得實行意志死亡的、感染的虛無主義的嚴密方法。」但尼采，為了虛無主義，時時考慮到傳統抑制虛無主義的價值。道德尤為如此。蘇格拉底所闡述的基督教所勸誘的道德行為，就有頹廢的色彩。那是打算把有肉體的人，轉換為人的影子，而在完全空想調和的世界這個名義之下，非難情念和喧囂的世界。

  如果虛無主義是指信仰的不可能，那麼最危險的徵候不在於無神論，而在於不相信存在的東西、看不見創造出來的東西以及使所賜予的東西不能生存這一點。這種缺陷是潛在於任何理想主義的根基之內的。

  

  尼采的意思是說真的道德不能與明晰背離。他不饒恕「中傷世界的人」。因為在中傷之中，能發現可恥的逃避意味。傳統的道德在他看來不過是背德的特殊場合而已。他說：「因為有善，才有能被證明為無罪的必要。」所以「人有時停止行善，是為了道德的理由」。

  尼采的哲學，的確是在反抗問題的周圍繞圈子的。他的哲學是從反抗出發的。但誰都會注意到，尼採在逐漸變換位置。他把「神的死亡」視為既成事實，他的反抗以此為出發點。之後，他的反抗失去了方向，但依然以試驗神的唯一坩堝而污衊世界的榮譽的一切東西來代替消滅了的神性。

  他與批判他的基督徒們的想法不同，尼采並不計劃殺害神。他只是發現了神在時代精神中的死亡。他首先理解了這件事的重大性，堅信在人的反抗未得到指導的場合，反抗是不會成功的。對反抗的其他一切制度，悔恨也罷，滿足也罷，一定會招致啟示的。所以尼采不是完成了反抗的哲學而是建立起有關反抗的哲學。

  他之所以特別攻擊基督教，也只是就道德上來理解。對於基督的人格和教會各種諷刺的形象，他都沒有提及。他作為一個識者而讚揚教徒，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說：「事實上，道德只被神所反駁。」你說這是神的自發的崩潰，但這只是蛻變而已。神把道德的外衣卸下了。於是，你將在善惡的彼岸再次發現神。

  尼采與托爾斯泰一樣，認為基督並不是反抗者。他的教義的要點可以歸結為善的承諾以及對惡的無抵抗。為了防止殺人，也不可以殺人。原原本本接受世界，應該拒絕它的不幸的增進，但對於世界上的惡則非承諾個人的痛苦不可。神的王國便在我們手之所及的範圍之內。把我們的行為與這些原理連在一起，能給我們帶來直接的無上幸福的內在決心的，只有一個。不是信仰，而是工作。

  據尼采的說法，這便是基督的使命。後來的基督教歷史，只是對這使命背離的冗長歷史而已。新約聖經早已敗壞，自保羅以至教會，為了信仰的虔誠把工作置之腦後了。

  基督教加諸教祖的使命的重大敗壞之處在哪裡呢？那便是與基督的教訓不相關的審判思想以及與賞罰相關的觀念。自此以後，自然變成了歷史，這個歷史的意味加深便產生了人類「全體性」的思想了。根據它的意思，從福音到末日審判，人類只要致力於使預先寫成的故事更適合於道德的目的就行。唯一不同的是，到了故事的最後，人們自然會分成善人與惡人而已。

  基督的唯一審判是認為自然的罪並不重要，而歷史的基督教卻把一切自然視為罪惡的源泉。「否定基督教的是什麼呢？」是現在有基督徒名義的所有事物。基督教相信給予世界一個方向才與虛無主義作戰的，但基督教讓人生以空想的意味妨礙了真意，因此墮入虛無。

  一切教會，都是基督墳上的墓碑，它拼命阻礙基督復活。

  尼采說，基督教使神聖的東西世俗化，所以神是被基督教所扼殺的。這個結論雖是反諷的說法，但意味很深。藉此，我們該能理解歷史的基督教和「它的根深蒂固的，被輕蔑的偽善」了。

  在沒有神與道德偶像的世界上，人是孤獨的，沒有主人。沒有什麼人像尼采這樣讓我們相信自由能這麼容易獲得。這一點與浪漫主義者是不同的。憑靠著這種野性的自由，他自己也加入了他所說的被新的悲哀和新的幸福所煩惱的人們之中。但在開始的時候，只是悲哀絕叫而已。

  啊，請給我瘋狂！不超越慣例，我便成為被神所棄的人中最遭輕視的人了。

  不能守住成法的人，便得發現別的法則，要不然非瘋掉不可。

  人類到了不信神或懷疑永生時，便會對「活著的一切東西產生苦惱，為生的苦惱而貢獻一切的東西負起責任」。結果，想發現秩序與成法的便是尼采，也唯有尼采了。從那時起，人的被神所遺棄的時期就開始了。那是為了探求、證明以至筋疲力盡，這是無目的的鄉愁。

  在我的內心哪裡還能感受到自己呢，這樣自問的問語，是最痛苦而又讓人肝腸寸斷的問語。

  自由精神的所有者尼采，知道精神的自由不是安樂，是企求偉大，而企求偉大是要經過苦戰惡鬥才能得到的。他也知道，想在成法內立身，降落在成法之下是很大的危險。所以他理解精神唯有在接受新的義務時才能發掘真的解放。如果永遠的成法不是自由，沒有成法也不是自由，這就是他的主要的發現。任何東西都不真實，世界上假使沒有規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禁止了。

  要禁止某一行為，事實上有某一價值與目的之必要。但同時，什麼都不被允許。如欲選擇別的行為也有取得價值與目的的必要。法則的絕對支配固然不是自由，但絕對的任意也不是自由。

  一切可能性的增加不能成為自由，但不可能性也一樣是束縛。混沌也是隸屬狀態。可能的事物或不可能的事物，同樣只在被限定的世界才有自由。沒有法則便沒有自由。宿命不受高等價值的領導，如果偶然成了主宰，便非得在黑暗中摸索不可了。那是無法無天的可怕的自由。

  在最大解放的結果之中尼採選擇了最大的隸屬。「如果不以神的死亡作為對我們本身的巨大拋棄與永久的勝利，那麼對這種喪失就非得付出高價不可了。」換句話說，對尼采而言反抗是與苦行相通的。

  根據更深一層的理論，到了那時「如果任何事物都不真實，一切皆被允許」這句話就得改為「如果任何事物都不真實，一切皆不被允許」了。在這個世界上，唯有一件東西的禁止是被否定的，那便是捨棄被容許的東西。在黑白不分的地方，光被熄滅，自由成為意志的牢獄。

  尼采把虛無主義推進了這個死巷，就他自己而言，也許可說是以極大的喜悅而進行的。給同時代的人以無法遵守的位置便是他的目的。就他而言，到達矛盾的極限，似乎就是唯一的希望。到了那時人們被捆在無法喘息的死結上，如果不希望死亡，就必須一發了結，創造出他本身的價值不可了。

  神的死亡什麼也解決不了，只能在準備復活的條件上忍受難堪罷了。尼采說：「如果在神的身上找不到偉大，在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找到。唯有否定偉大或者創造偉大了。」周圍的人們在努力否定偉大，他眼見他們走上自殺之路。創造偉大是超人的努力，他因此而希望去死。事實上，他知道唯有在孤獨的結果中創造才是可能的，在精神的極度悲慘中承諾這一行為，要不然便是死，否則人不可能決心去做這眩暈的努力。

  所以尼采才向人們呼籲，地球才是唯一的真實，向它效忠，活在它的上面，而且非得向它求援不可。同時，他又教訓人說，生存必以法則為前提，所以在沒有法則的地上生存是不可能的。自由地，沒有法則，怎能生存呢？對於這個謎，人們非得決心接受死刑的宣判來解答不可。至少，尼采不逃避。他雖回答了這一問語，但那回答是冒著危險的。達摩克利斯是處身在劍下卻舞蹈得最為巧妙的。人們非得接受不易接受的東西，站立在不易守的地點不可。

  自從人們認為世界不追求任何目的之後，尼采就主張承認世界的潔白無瑕，在任何意圖之下都不予以制裁，所以要使其不能判決，結果對一切的價值批判僅代之以一個肯定，也就是說對這個世界必須予以完全的、熱烈的執著。這樣一來，將會從絕對的絕對之中迸出來無限的喜悅，從盲目的隸屬迸放出極度的自由，得到了自由，正是隱去了目的。

  只要承認了生成變化的無辜，它便流露出自由的極限。自由的精神傾於必然的東西。現象的必然如果是絕對地不被中斷，就不含有絲毫束縛，這就是尼采深遠的思想。完全的執著完全的必然；這便是他對自由的反諷的定義。「自由從何而來」的問句，到那時便代之以「為何自由」的問句了。自由是與虛無主義暗合的。那是偉人的苦行，是「繃緊了的弓」。

  從精神的豐富和充實所產生的這種高等的承認是無限制地肯定人的過失、痛苦、惡、殺人以及隨人生而來的、驚異的、奇妙的一切事物。這是從赤裸裸的世界中，從赤裸裸的人中產生的。不要以為自己是宿命的，想成為一個違反赤裸裸的人，在這裡須用上「宿命」二字。尼采的苦行是從宿命的認識開始而到達宿命的神格化的。宿命越是剛強，越值得感嘆。道德、神、憐憫、愛等等，想向宿命索取回報，所以是宿命之敵。

  尼采不企望回報。成長的喜悅就是絕滅的喜悅，但毀滅的只是「個人」，個人為求得自己的存在而進行反抗的行動在對成長的個人的絕對服從中消滅了。「對命運的愛」取代了過去的「對命運的憎惡」了。「不管我們知道與否或企望與否，每個人都協助了一切宇宙的存在。」個人於是沒入民族的永久運動之中。「存在的一切東西是永恆的，大洋會把它們反撥到岸邊來。」

  這時，尼採回到了思想的起源即前期蘇格拉底派。後者為了讓他們所想像的原理保持永久性無辜，結果把原因除去了。雖然沒有目的，赫拉克利特的「命運的遊戲」卻是永恆的。

  尼采的努力，盡在成長中法則內存在，而在必然之中顯示命運的遊戲。「兒童是無辜的，是健忘的，是重新開始的遊戲、旋轉的車輪，最初的運動肯定神聖的才能。」

  世界是無動機的，所以是神聖的。因此唯有藝術，才是無動機性的，所以能把握世界。無論是哪種判斷，都不能理解世界，所以也像世界借「永遠輪迴」而反覆一樣，藝術給我們示以世界的反覆。在同一塊海濱沙灘上，原始的海在不倦地反覆述說同樣的話語。給我們一種無望而令人吃驚的同樣的生存，但至少知道仍然會回到起點。同意一切東西都會回來，而熱心地反覆著才能分享世界的神聖。

  人類的神性是兜著這樣的圈子，最後才被導入的。反抗者最初否定神，繼而準備取而代之。但反抗者必須把一切反抗甚至將為了改變這個世界而向神發起的反抗統統丟開，唯有如此才能成神；這就是尼采的使命。「如果有神，而我非神我豈能忍受。」事實上世界之中有這個神的存在。要加入那種神性，只要肯定便夠了。「不必祈禱、祝福。」那麼，地上必將充滿人神了。

  肯定世界並使之反覆，把自己與世界同時重造便是偉大的藝術家和創造者了。尼采對所有的創造者只是高唱固有的利己主義與冷酷嚴峻。各種價值的轉變只有把審判者的價值用創造者的價值取代時才能存在，意即對某些事物產生熱情而對之尊敬時。沒有不滅的神性，這是給創造者下的自由的定義。

  地上之神狄俄尼索斯永久在解體之中呻吟。但同時卻流露出與苦惱一致的隱形之美。照尼采的想法，肯定塵世與狄俄尼索斯便是肯定自己的痛苦。接受一切，把最高的矛盾和苦惱都接受下來便是支配了一切。尼采承認對這個王國必須付出犧牲。「嚴肅而悽苦」，唯有塵世才是真實的。只有它才具有神性。

  為探究塵世內部所有的真理與跑上厄特那火山上去的恩培多克勒一樣，尼采冒了極大的風險潛入宇宙的內部，發現了永遠的神性而勸告世人親自去做狄俄尼索斯。「權力意志」常使我們想起帕斯卡的《思想錄》來，但同是以賭博來結束的。人類雖是還不到抱有確信的階段，但有著確信的意志。這兩者是不同的。

  尼采也在最後發生了動搖。「這是你不可饒恕的一點；你有權力，但拒絕簽字」，他是應該簽字的，但狄俄尼索斯的名字，因他瘋狂時寫給亞里亞的信而成為了不朽。

  在某種意義上說，尼采的反抗還是達到了惡的宣揚。所不同的是，惡已不再是復仇了。惡是作為善的可能的一面，更確定地說是被視為宿命而接受的。所以惡被作為可以克服的東西，是被當作一種治療方法。

  在尼采的精神里，把不可避免的事物擺在面前而在心裡傲然承諾。可是，我們知道尼采的子孫們怎樣把這位自稱為最後反抗政治的德國人拿來作為招牌而使用的。他在空想著藝術的暴君，但對於平凡人，專制是比藝術更為自然的。他嘶喊道：「與其帕西法爾，毋寧愷撒·博爾基亞」。而且他得到了愷撒·博爾基亞，尼采把他當成文藝復興期的偉人。

  個人屈服於種族的永久性，投入時間的大輪迴中，才是尼采所主張的，而他們則以為民族為種族的特殊的場合，使個人屈服於這種愚笨的神前。他以恐懼和戰爭所表示的人生，墮落成一個國家的生物學了。無教養的君王們的民族死啃著權力的意志，終於為了自身利益，用到一向所輕蔑的「反猶太人的醜態」上。

  他相信與知性所結合的勇氣。他所說的權力，便是指與知性結合的勇氣。人們在他的名義下使勇氣與知性相對立。於是本來是其德行的反而變形成為相反的、盲目的暴力了。他遵循高邁的精神法則，把自由和孤獨混合在一起了。他的「正午與深夜的深湛的孤獨」在席捲歐洲的機械化了的群眾中湮沒不見了。

  他是擁護古典趣味、諷刺、質勝於文的人，尼采以為貴族是不問任何理由都是實行道德之類的人；誠實而需要理由的人是可疑的貴族主義者；他熱衷於公正，「公正成為本能，成為熱情」；他以為狂信是理智的不共戴天之敵並且說最高的知性、最高的公正而執拗地奉行著。

  可是在他死後33年，他的祖國竟把他供奉為欺騙與暴力的導師，而把他付出犧牲所得的觀念與德行當作遭到百般曲解而讓人憎惡的東西了。在知性的歷史上，尼采的命運是無與倫比的。加諸他身上的誤解是無法補償的。在歷史上雖有種種哲學的解釋被出賣的事，但在尼采與國家社會主義之前，因特殊靈魂的高貴與錯亂所照耀的思想，在世界人們眼前，由欺騙的誇耀與收容所中屍體堆積如山的恐怖情形所解釋的情形是史無前例的。

  超人的訓誡居然成了下作方法的製造廠，這是應該澄清的。19世紀、20世紀反抗大運動的最後結果，如果必然成為這樣無情的屈服而背向反抗，則「我的良心與你們的良心，不就已經是同一的東西了嗎？」尼採在他的時代所發出的絕望的吶喊是不能反覆的嗎？

  對我們而言，把尼采與羅森伯格（德國納粹政治家）混為一談，始終是不恰當的。我們應該替尼采辯護。這一點他自己便曾斷言：「解放了精神的人必先自潔。」他早就預先警告了他的不潔的子孫。至少，他所思考的那種精神的解放，是不是會拒絕自己淨化，這是我們所需要知道的。

  對於尼采，支持著他的行動本身的，是一種獨特的法則與理論，這也許就是他的哲學之所以披上血腥的外衣的原因。他的著作是不是有可以被利用為決定殺人方面的東西呢？兇手們因文字而否定精神，為了要把文字中屬於精神的東西也加以否定，是不是會在它們中找不到藉口呢？對這一疑問，回答是肯定的。回顧尼采思想上方法的方向（雖不能說他自己曾遵循不渝），他的反抗的理論沒有界限。

  兇手發現那個證明，不是對尼采偶像的否定，而是使尼采的著作成為輝煌的熱情的肯定，這是非常明顯的。肯定一切也就假定了肯定殺人者而且承認殺人的兩個方法。當奴隸肯定一切時，他肯定主人的存在和苦惱。所以耶穌以順從忍耐勸誡世人。

  當主人肯定一切時，也是肯定奴隸狀態和他人的苦惱。這裡有對暴君與兇手的讚美。「既是永久欺騙、殺人的人生，而竟然相信不說謊、不殺人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豈非可笑？」但事情的確如此。形而上的反抗的最初行動不過是對人生的虛偽與罪惡的抗議罷了。尼采的肯定是忘卻根源的否定，否定了反抗本身，同時也否定了拒絕赤裸裸的世界的道德。

  尼采所企望的是有著基督心腸的羅馬人愷撒·博爾基亞。那是在精神之中同時肯定了奴隸與主人。愷撒·博爾基亞是宿命地拋棄了精神的支配，選擇了事實的支配的。尼采做了嚴格遵守他的方法的教師，自問「應該怎樣利用罪惡」。對這一問句，愷撒·博爾基亞當然會回答說，借著反覆累犯的罪惡。不幸尼采曾這樣寫著：「目的大的時候，人類會用別種尺度，無論運用多麼可怕的方法，也不會把罪惡視為罪惡的。」

  尼采死於1900年，是死在這個主張變得致命的世紀之末。在更明晰的時候，他這樣呼喊的聲音仍是空虛乏力的。「談論一切不道德的行為是容易的，但人們有沒有那種耐力呢？譬如說，我忍受不了毀約或殺人。我會懊惱煩悶而死。這是我的命運。」既同意人們所有的經驗，別的人來了時不僅不會懊惱煩悶，而且會增強虛偽與殺人的動機。

  尼采的責任，因為方法上的優異，雖是一時之間出現，但處在思想的正午，把不光彩的權利正當化了。關於這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說過，如果給人那樣的權利，大家都會向那裡跳過去，這是勢所必然的。但尼采所不知道的責任，所能達到的更加遙遠。

  尼采所承認的是虛無主義最尖銳的意識。他使反抗精神所行使的決定性的行動，讓理想的否定跳進理想的世俗化。拯救人類不靠神來做，所以非得在地上做到不可。世界是沒有方向的，所以人類從接受世界的那個時候開始便應該給予世界可以到達高層次的人類的一個方向。

  尼採在要求人類將來的方向。「應該為支配塵世而奮戰的時期近了，這個戰爭將在哲學的原理的名義下行使。」他對20世紀做這樣的宣告。他雖然這樣宣告，但他注意到了虛無主義的內在理論，知道了其結果之一便是帝國。因此他在準備著這樣一個帝國。

  尼采所想像的這種無神的人亦即孤獨的人，是有自由的。世界的齒輪停止了，當人類肯定某些事物時則有了正午的自由。但某些地方的事物則在生長。也就是說，非肯定生長不可。到最後，光淡了，日影斜了。到那時，歷史又開始了。因此非向歷史中去尋找自由不可，非得肯定歷史不可。

  尼采主義雖是個人的權力意志論，但在全體的權力意志中，也非被記錄下來不可。如果沒有這個世界的帝國，是沒有價值的。

  尼采厭棄自由思想家和博愛主義者。他把「精神的自由」解釋為個人精神的神性這個極端的意義。可是雖然如此，自由思想家也與他一樣，也是從神的死亡這個歷史的事實出發達到同樣的結果，尼采看穿了博愛主義不過是沒有高層次證明的基督教而已，拒斥了第一原因卻留下終極原因。社會主義的解放理論，藉助虛無主義所避免不了的理論，一定會繼承他自己所夢想的超人秉性，對於這一點，他卻茫然沒有注意到。

  哲學使理想世俗化，但暴君們卻乘虛而入，立即把給予他們暴君權力的哲學世俗化了。通過黑格爾，尼采對這樣的殖民地化已經看透了。據他的意思，黑格爾的獨創性是創設了以惡、過錯、痛苦作為反對神的論據的泛神論。「國家、既存的權力立即利用了這個冠冕堂皇的立論。」

  但在他本身，罪惡不成為反對任何事物的論據。想像人的神性中存在著唯一價值的體系這種堂堂的論點也被作為利用的工具了。關於這一點，國家社會主義只是一時的繼承者而已，只是虛無主義猛烈的即景行事的結果罷了。尼采要他們跪在宇宙之前的叛徒，後來卻跪在歷史之前了。對此不必驚異。

  尼采藉助他人的理論把來世改為「無限的未來」。在這一點上，尼采背離了希臘人和耶穌的教訓。據他說，他們把來世換成了「目前」，他們的兩種反抗都成為現實的某種樣板，尼采早已說過的，在應該「取代僧侶、教育家、醫生」的階級中具體化了。

  重要的不同點只是尼采一面期待著超人，一面主張肯定某些事物；為了使自然跟著歷史走，自然必須被征服；在尼采看來，為了征服歷史，自然是應該遵循的。這也是希臘人與基督教徒的差異。

  尼采至少見到了必然發生的結果。例如，「近代社會主義形成了非常遠古的耶穌會主義的一種形態，打算將所有的人當作工具」。或宣稱「人所期望者，乃在安樂」。因此進而達到從來所不曾見過的精神的奴隸狀態，無知的專制政治，在商人與哲學家的所有活動之上漂浮著。

  通過尼采哲學的坩堝，在自由的瘋狂之中，反抗達到了生物的或歷史的專制政治。絕對的否定讓施蒂納把罪惡神性化了。但絕對的肯定，卻把殺人普遍化了。

  偉大的叛徒，到時為了親自把自己禁閉起來，造成了徒然的必然支配。逃出上帝牢獄的他最初所關心的是使尼采準備打破的虛無主義的化裝與聖化同時成就，這樣又建立起歷史和理性的牢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