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古今觀

  去年春天，寫得此稿，旋亦不知去向，近始重見，公之於明年的春天，對於過去國畫之情勢略具檢討性，對於未來國畫之途徑，亦不無多少展望也。民國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七日補記南京。

  近一二年，因為畫展頻頻，引起了社會上嚴厲的指摘，一般輿論，除特殊情形外，筆伐口誅，可謂入木三分。我們謹懷無限的慚悚，敬表同情萬分，並不斷掬誠檢討著自己和可能知道的若干公私形式的美術活動，反覆思維，對於美術尤其中國繪畫的上作，實不勝其恐懼之感。

  

  通過接到的評論中，較主要的理由約有兩點，中國畫不寫實，與抗戰無關，已失去它原存在的價值；這點學美術的人感覺最痛切，天天在苦惱中，是不容爭辯的事實。而今日的現象，偏偏三五天的展覽，據報紙的報導，可以「發財」，可以「起家」。憑什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美術應該是清高的，不食人間煙火，始足以抗心希古，扢揚清標！現在藝術變成商品，畫家變為資本家，而鑑賞收藏者又無非是些「油漆未乾」之輩，此來彼往，唯利是往，此所以「民生凋敝」也歟？

  竊以為中國繪畫和寫實，不僅是美術上——思想、工具、材料、技巧、形式——的問題，乃是一個嚴重的中國文化的問題。自初唐以來，歷代的畫家、考據家、鑑賞家，議論不衰，原沒有忽略過。我們更極端同情兩者間的距離一天天的縮短來。事實上，正有不少的作者孜孜致力於此，其成績有很多足以稱述的。我們反對泥古的自用的掩護中國畫各方面之缺憾，更反對使用種種方式來逃遁文飾中國畫以外的弱點。但在今天，還需要多數畫家積極研習的今天，我們尚未敢遽切承認「遠山」之上畫幾架超空堡壘，或畫幾門遠射程的大炮，便是現實，便與抗戰有關。然而，這偉人的現實，堅信必不會被屏於多數畫家的腕底。就藝術言，凡一件成功的作品，其唯一條件應是時代精神最豐富的作品，例如，北宋范中立畫過華山，明初王安道畫過華山，現在的張大千先生也畫過華山，相距千載，都是與華山之實而各不失其濃厚的時代感，故各不失其為藝術上的傑作。假使今天還有人去畫，縱然華山上有高射機關槍，他是應該審慎地處理的。

  至於藝術變成商品，世界上早已沒有人加以惋惜，在中國更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不過這商品，既非如柴米油鹽的日用必需品，也不像口紅香水的奢侈品，它的用途和價值多少是屬於偶然的。事實是如此，出身美術學校以藝術工作為終身職志的，大部分為獲得生存陸續的改了行，即少數暫時沒有放棄的，現在縱把全月的薪津也換不了十二管拇指大的油畫顏色，或裝裱二三張四尺的中國畫，他們需要作畫，也需要生活，多數還有沉重的負擔。最近重慶有幾位最努力且具相當造詣的青年畫家的個展，他們一方為將富於現實題材的創作公開祈求教益，一方也為了生活及工作想換得幾文，使所業可以延續，於是辛苦地籌備著。這在健全的環境之下，無疑是值得注意、值得批評的一個舉動，然而相繼地餒氣了。這情景，並不會要求社會上給予寬恕，卻多少解釋著他們沒有把握到商品，「發財」「起家」應屬於另一種特殊的態度。

  這類廢話，自不能解答什麼問題。最好將來有那麼一天，一切藝術教育藝術研究的設施，陸續地被取消。學美術的漸減，畫家決無由產生，畫展自隨之滅絕，畫展絕跡，一切便好辦了。在那麼一天到來之前，希望制頒審查辦法，嚴厲限制，非經三審，不給執照，且須先行繳納巨額現金，保證戰時利得稅之扣收。這樣，混亂的情形，很快便可告澄清。

  原來歷史已經明白地告訴我們：自隋煬帝以下，唐的玄宗，南唐的後主，宋的徽宗、欽宗、高宗，元的文宗，明的太祖，清的聖祖和高宗，他們都宏獎學藝，愛好書畫，所以他們逃不了後世的春秋之筆。煬帝後主的荒唐、徽宗欽宗的被虜，揆厥緣由，當是倡導文藝游心書畫之所致，最不識時務要推「便把杭州作汴州」的宋高宗，偏安未久，父親的屍骨未寒，一面上表奉帛向北議和，一面還閒情逸緻親下誠懇親切的詔書，說是「本朝自國初至今，士人以書畫名者甚夥，雖有一二，竟非有唐之比。今若漠然措之，時移事去，習尚亦與之隆污，終至不可挽回也」。遂恢復翰林國畫院，收容一大批從河南、山東逃來杭州不傲順民專畫遠山的畫家。這種不知緩急的舉動和元文宗建奎章閣立柯九思為鑑書畫博士，同時虛糜國帑，就是明季之亡，現在也不難證實是太祖初定天下立即設置翰林圖畫院獎勵藝術的果報。至於清的聖祖和高宗，更是好整以暇，牢籠人心，1684、1689（年）兩次南巡，兩度找過那明藩之後只會畫山的苦瓜和尚，1691年還把王石谷請到宮裡去，畫什麼「南巡盛典」，高宗更為失策，禮遇著軸心之一的義大利人郎世寧，畫下些「百駿圖斗」「準噶爾貢馬圖」「平定準噶爾」之類，後者還輾轉周折由廣東拜託法國兵船帶到巴黎刻成銅版畫，這是為什麼呢？1705年以後又大量纂輯《書畫譜》《廣群芳譜》《石渠寶笈》《秘殿珠琳》……許多笨重的讀物，弄得外國人也容易知道十七世紀前的中國美術史。

  幸而自此以後，沒有多大差池，形勢漸趨好轉，不料鴉片一戰，門戶大開，形形色色的宗教畫開始流將進來。他們真傻，朝野上下，不惜以極大之努力求美術之發展，所以二十年之內兩頭都是大戰。1936年倫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和1939年莫斯科的中國藝術展覽，兩次都是應友邦之請而籌備的。當時讀到種種的報導，居然使得友邦人士讚不絕口，寧非奇蹟！至於有說英國國民對我們抗戰的同情與援助，和那次展覽會有很大的關係，這更無疑是笑話了。再看敵國日本，為什麼抗戰開始許多人寫「日本必敗論」呢？恐怕必須補充這個有力的證據，很簡單，即是敵國提倡美術，尤崇拜中國的書畫，是以非敗不可了。1938年德國青年團一行訪問東京，敵政府曾舉行美術上多種活動，宣傳東洋的高度文化，同時加上七十多歲的老畫家橫山大觀，向德國廣播，大叫其「東洋畫的精神」，偷襲些中國繪畫的理論，說什麼「貫徹聖戰者，獨賴此耳」！今日想來，真應該欣幸那精神永遠不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