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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並非自傳，也非回憶錄。我在作品中，以各種方式講述了我這一生中發生的事情。有時候，一段經歷可用作一個主題，我便虛構一系列故事來闡明它。更多情況下，我將一些點頭之交或是熟絡的親友作為人物原型寫進書里。我的作品中摻雜著真實事件與虛構的故事，如今回過頭來看，我竟時常分不清那究竟是真實發生過的還是虛構的。即便我記住了這些事實，也並無興趣記錄下來，因為我已經將它們派上了更好的用場，況且，那些事實似乎本身相當乏味。我的生活豐富多彩，時常充滿樂趣，但著實算不上是冒險的一生。我記性極差，即便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不聽人敘述兩遍也難以記住，但還沒等我將其轉述給別人就又忘得一乾二淨了。哪怕是我自己講過的笑話也根本記不住，因此我不得不繼續編造新的。我想，若非是這種缺陷，那些夥伴與我相處起來會更融洽吧。

  我從未寫過日記。但是現在想來，如若我在作為劇作家嶄露頭角的那一年開始寫日記該多好，因為在那之後我結識了很多大人物，他們個個楚楚不凡，那樣記錄下來的文字一定很有趣。在那個時期，貴族和地主在南非製造各種事端造成局面混亂，人們對其大失所望，但是貴族和地主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保留了原有的那份自信。我時常出入一些政客的宅邸，他們頻繁地談論著大英帝國的政事，就好比談論自己的生意一樣。當一場大選懸而未決時，政客們就開始議論紛紛，商討著湯姆是否應該當選掌管內政部，或是迪克是否對愛爾蘭滿意，每每聽到這些言辭，我總是感覺不對勁。我想現在的人們應該不會讀漢弗萊·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的小說了，那些文字枯燥無味，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她的幾本小說的確將當時的統治階級描寫得淋漓盡致。當時的小說家對此相當關注，甚至那些不識得貴族的作家也認為應該多在描寫貴族生活的寫作上下功夫。若是人們看一看當時的戲單上有多少人物是有貴族頭銜的，必定會大吃一驚。劇院的經理認為觀眾會對這些人的劇目樂此不疲，而演員也熱衷於出演。但是，隨著貴族政治的影響力逐漸沒落，人們對他們的興趣也大不如從前。人們開始樂於觀看表現自己同階級生活的劇目，這些人要麼是富商，要麼是管理國家政事的專業人士。後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開始流行：作家不要輕易在故事中塑造有頭銜的人物形象，除非劇情極度需要。當時，要想讓公眾對下層階級的生活產生興趣仍不可能。人們認為涉及這一階級的小說和戲劇是骯髒不堪的。然而，假如這一階級完全掌握了政治權力，公眾是否會像對貴族和中產階級產生興趣那樣，對下層階級產生興趣呢？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在此期間，我結識了一些人，他們的階層、名望或是地位註定會使他們名垂青史。但我發現他們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才華橫溢。英國人熱衷政治，我經常受邀去政客宅邸拜訪，在那裡大家最愛討論的話題便是政治。我在那結識了一些著名政要，在他們身上，我並沒有看到非凡的才能。因此我做出了一個或許有點輕率的結論：統治一個國家並不需要過人的智慧。從那以後，我在不同的國家結識了很多身居要職的政客。他們平庸的思想一直令我困惑不解。我發現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所知不多，也極少具有敏銳的才智和豐富的想像力。我曾一度認為他們取得顯赫的地位要歸功於演講的天賦，因為在民主社會中，若要得勢，就要抓住公眾的耳朵。而眾所周知，演講的天賦未必與思想力共生。但是，當我看到那些在我看來不太聰明的政客在處理公共事務上取得了不錯的成功時，我又不得不承認我先前的觀點錯了：治國理政當然需要某種才能，而這種特別的才能即便沒有普通的才能也能很好地存在。同樣，我也結識了一些幹事創業的人，他們腰纏萬貫，企業興隆，但是他們似乎對自己工作以外的事物一無所知。

  他們的談話也沒有我想像的那樣睿智，鮮有值得深思之處。談話內容輕鬆、快樂、親切且流於表面，當然也不總是如此。談話內容不涉及嚴肅話題，因為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這些會令他們感到不自在，似乎出於對「專業性」的恐懼，人們也不得不避免談論他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據我所知，他們的對話不過是一種高雅的揶揄打趣罷了，你也不會經常聽到值得重複轉述的妙語。有人認為，文化教養的唯一用途就是讓人們更加出色地說廢話。總的來說，我認為我所知道的最有趣、最會讓人不斷捧腹的人，當數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他博覽群書，儘管讀得不是很精，其談吐卻尤其富有智慧。他記憶力驚人，妙趣橫生，嘴尖舌快。他曾與斯溫伯恩（Swinburne）非常熟絡，每每談論起這位詩人都令他入神，但他也會把雪萊（Shelley）當至交來評論，事實上他根本就不可能認識雪萊。多年來，他一直結交知名人士。我想他自命不凡，滿心歡喜地觀察著這些人的荒誕言行。我敢肯定，經他之口，那些人變得比實際上有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