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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澀澤榮一生於天保十一年（即1840）2月13日。澀澤榮一是日本企業界的領袖，經歷了江戶、明治、大正、昭和四個時代，參與了日本走向現代的整個歷程，對日本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被譽為「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現代文明的創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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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澀澤家族世代從事農業、養蠶業，併兼當藍玉商，經濟上頗為寬裕。到父親市郎右衛門一代，又開始經營雜貨及金融，逐漸成為地方上的資本家而嶄露頭角。澀澤的家庭教育極其嚴格，他又天性聰穎，六歲時開始隨父親學習古文，先讀《三字經》，此後又陸續誦讀了《孝經》《小學》《大學》《中庸》《論語》等。七歲時，隨鄰村的尾高藍香學四書五經，及至《左傳》《史記》《漢書》《國史略》和《日本外史》。當然，由於已培養了讀書能力，故十一二歲就已將《通俗三國志》《里見八犬傳》讀得滾瓜爛熟了。

  澀澤自十二歲起學習神道無念流。十四歲開始幫助父親料理家業，負責稻米的栽培及鹽、油、藍玉等的販賣，平時不是耕地就是撥弄算盤。十六歲認識到幕府政治太腐敗，等級制度太惡劣。二十三歲澀澤發起尊皇攘夷討幕運動。

  文久三年（1863），榮一與同志合謀，計劃奪取高崎城，火攻橫濱。他聚集了六十九名同志，令人從江戶送來刀槍，藏於倉庫，此事，由於同志中一人（尾高長七郎）目睹十津川鄉士慘敗的模樣，拼死制止，才得以安然無事，然而，澀澤的討幕思想並沒有因此而動搖。

  元治元年（1864），上京後的澀澤經平岡丹四郎的推薦，成了一橋慶喜的家臣。出仕之後，隨即擔任「步兵取立御用」的職務。任職後，他四處募集農兵，立下了大功。

  慶應元年（1865）8月澀澤晉升為勘定組副組頭後，掌管一橋家財政，往返於大阪、兵庫、播州、備州之間，經營販賣。

  慶應二年（1866），澀澤被提升為勘定組頭，同時被免去御用談所職員的身份，專心致力於經濟財政工作。6月，幕府將軍德川家茂病逝，深孚眾望的德川慶喜被眾人推舉進入幕府，繼承將軍職位，成了第十五代大將軍。主子德川慶喜原屬討幕派，澀澤陷入了「失望、沮喪、不平、不滿」的狀態中，煩悶之餘，便決定重新恢復浪人的身份。然而，就在他打算辭去職務的時候，慶喜命他隨其弟昭武去出訪法國。

  慶應三年（1867）1月11日，澀澤隨德川昭武一行三十人，乘著法國船「阿爾黑」號，自橫濱港起程。這趟西洋之行給他的思想帶來了極大的變革。

  明治元年（1868）11月16日，澀澤帶著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這時日本已全然改變了，德川幕府垮台，明治新政府誕生了。

  明治二年（1869）2月，日本第一個根據股份制組織成立的「商法會所」在靜岡開業。澀澤進入大藏省出任租稅正，擔任此職後，他開始改革租稅制度、貨幣銀行制度；度量衡制度所取得的成績，就是藩閥政府中的「實力者」也不能相比。他的職位也因此跟著躍升至大藏少輔事務次官。

  明治三年（1870），澀澤主張設立寶源局，專門促進農業、工業、礦業等行業的發展，進行實業技術教育，還主張建立博物館、植物園、動物園，設立專利法、著作權法，建立養育院、職業介紹所等機構，其目的是開發產業、促進文明建設和國家富強。但這些提議沒有得以在民部、大藏省討論。這些事業既是澀澤集改正掛成員的合理意見而行，又是他將在歐洲耳濡目染的西洋文明的精粹付諸實踐的火焰。7月，政府實行改組，澀澤成為大藏省的人。8月，他被提升為大藏少佐，升為從六位。

  明治四年（1871）5月9日，澀澤被提升為大藏權大丞，7月3日被任命為制度取調御用掛兼勤，即政府最高會議的書記官。在政府商議廢藩置縣時，澀澤受命起草了決議。7月29日政府官制改革時，澀澤被任命為樞密權大史，但仍然執行大藏省的事務。不久樞密權大史官製作廢，8月13日澀澤被升為大藏大丞。這時他受命起草大藏省官職制度及事務章程，連續三天廢寢忘食，回家後挑燈夜戰，終於如期地完成了任務。同月19日公布的大藏省官職制度及事務章程即是澀澤起草的，這個章程的有關出納部分規定：凡是支出或納入錢款的時候，不論金額高低，都必須持有大藏卿或輔認可的證據才能領收或支付。這是日本從未有過的新型的財會規定，是澀澤模仿美國的形式，在與伊藤和井上馨商議後寫進章程的。

  明治六年（1873）5月，大藏省與大久保利通因軍費問題而產生對立，又因各省預算增額的要求與地方產生摩擦，澀澤和井上一起辭職，從此全身心投入實業界。

  明治八年（1875），澀澤與森有禮創設了商法講習所，後來成為高等商業學校，又升為商科大學。澀澤創建這個商業教育機關對日本商業的發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明治十年（1877）澀澤約同米倉一平等人商議，向東京府知事楠木正隆申請成立了商法會議所。第二年3月得到了許可。會議所成立後，選舉澀澤為會長。從明治十二年（1879）起，刊印了大事錄。這個商法會議所正方興未艾時，恰逢明治十四年（1881）5月政府創設農商工諮詢會，遭受了挫折。明治十五年（1882）芳川顯正擔任東京府知事，澀澤降為東京商工會創立委員，創設了東京商工會，並積極活動，誘發了全國其他地區產生了同樣性質的團體。後來，為了得到與歐美各國的商業會所同等地位，到了明治二十三年（1890）9月發布商業會議所條例時，澀澤與眾人一起擔任商業會議所創設委員，二十四年（1891）5月東京商業會議所取代東京商工會而成立，澀澤被推選為會長。當時商工會解散，東京商業會議所成立之際，商工會員們一致通過決議，澀澤受到表彰。明治三十五年（1902）商業會議所法得到通過，直到今天，其組織對於商業界、對於國家仍起著重大作用。

  澀澤還是保險業的創始人。澀澤使大家認清了保險業有益於國家，是一項正當的、營利的事業。明治十一年（1878）12月海上保險會社開業，澀澤和岩崎彌太郎共同擔任相談役。而在此之前，保險業是當時日本國人聞所未聞的事業。

  明治十三年（1880），澀澤召集京濱銀行集團代表，將擇善會與銀行懇親會合併為銀行集會所，作為金融及民間經濟的領導者，保護著自己和其他銀行的利益。澀澤特地聘請了英國商業學士幫助想從事商業的年輕人，使新式營業方式、新式簿記法等傳播於世，大大提高了商人社會地位，這成為後來商業飛躍發展的原因之一。

  明治十四年（1881）9月澀澤提出設置中央銀行，參照白耳義中央銀行制度與日本國情，制定並公布了日本銀行條例，明治十六年（1883）5月修改了國立銀行條例，規定各國立銀行從獲得開業許可之日起二十年內繼續營業，期滿後喪失發行紙幣的特權，變為私立銀行。在這段時間中，澀澤與第三國立銀行的安田善次郎、三井銀行的三野村利助一起，辦理了設立中央銀行的手續；還按照東京銀行集會所的意見，圓滿地解決了各國立銀行的紙幣銷毀問題。

  商業中的支票交易和往來是商業發展的重要一環，日本的支票交易也是在澀澤一手扶植下產生和普及的。明治十四年（1881）7月，澀澤將東京銀行集會所全體會員集體署名的申請書呈給大藏省，要求得到匯兌支票及契約支票的發行流通的許可。明治十五年（1882）12月，政府同意了這個方案，發布了匯兌支票和契約支票的條例。澀澤幫助主要的企業家學會支票的使用和交易的方法，還請大藏省工作人員田尻稻次郎進行支票知識的講座等，十分細緻而周到。明治二十年（1887）12月，澀澤同聯盟的十五大銀行協商，創立了東京支票交易所；明治二十四年（1891）3月進一步修改、完善了不足之處，支票交易所在組織、交換方法諸方面已經充分成熟。明治二十九年（1896）支票交易所由銀行集會所遷往日本銀行內，其業務更加活躍。支票在今天來看是社會經濟生活中極其普通的事物，可如果沒有澀澤這樣以國家、民眾的利益為己任的先覺者就不會有這種簡便而重要的商業形式出現。飲水不忘掘井人，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澀澤的功勞。

  澀澤的功勞中還有一件不能忘記，這就是他幫助平野富二，推薦梅浦精一，自己也參加領導班子，與眾人共同創立了石川島造船所，推進了造船業的發展。他還間接地致力於橫濱船渠會社和函館船會社的建設。

  明治三十三年（1900），澀澤被列入華族，授予男爵稱號，到了大正九年（1920）升為子爵。

  明治三十五年（1902）5月15日，澀澤與夫人一行登上了視察歐美的旅程，在美國受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接見，在英國的倫敦商業會議所受到了殊遇，經過法國、義大利等國，於10月31日回到日本。

  明治四十二年（1909）6月，歲月荏苒，澀澤百般勞累，身心都感到了疲勞。這時他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了，於是他召集了東京煤氣會社的高松豐吉及二十名左右下屬，說明了辭去取締役的意向，又通知有關的六十一個會社，宣布一切職務均解任，今後只專心於銀行業及社會公共事業。同年8月，澀澤接受美國歌托爾及太平洋沿岸八大商業會議所的邀請，以團長身份率領日本實業界中的三十位重要人物，赴美國訪問。在美國遍訪了五十三個都市，進行了所謂國民的外交，於12月1日回到日本。

  為了追悼明治天皇，澀澤首先倡導並發起了在東京都建設紀念神宮的計劃。大正元年（1912）8月9日澀澤接見了東京都市公共團體，組織成立了神宮營造奉贊會、有志者委員會，澀澤被推舉為委員長。經過多次的聯合協議，決定將神宮安置在代代木，其外苑建在青山練兵場。澀澤等人將這個意見書提交給了總理大臣和宮內大臣。這就是後來代代木地方建起神宮的開端。大正元年（1912），澀澤成為明治神宮奉贊會創立委員長，大正四年（1915）5月制定了意向書及規約，6月將伏見宮貞愛親王迎為總裁。澀澤的耿耿忠心由此可見一斑。

  澀澤從事的慈善事業極多，其中養育院事業是他特別關心的。經過幾次變遷，後來還在安房設立了分院，設備、條件也越來越完善，受到了政府高官要人們的嘉許和讚賞。澀澤之所以熱心於慈善事業，當然是出於他那顆充滿了仁愛的心；如果追根溯源，則是源於他母親和善的品質和惻隱之情。他母親對待困苦窮弱之人及老幼婦孺極其關心，充滿了救濟慰藉之心，有時甚至過於仁慈，引起其丈夫的不滿。澀澤母親於明治七年逝世，在那以後的幾十年時間裡，澀澤堅持不懈地從事慈善事業。澀澤的這些努力使其母親獲得了永生。

  昭和六年（1931）11月11日，九十二歲的澀澤結束了其作為時代之子富有意義的一生。現在，在日本金融產業的中心地帶，在東京站和日本橋之間的常盤橋邊，在百年老店日本銀行的正對面，澀澤的青銅塑像巍然屹立，他一手拿著《論語》，一手拿著算盤，時時刻刻注視著日本經濟的興衰消長和社會的陰晴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