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錢制的流弊顯現，幣制改革失敗

  銀票頒行後，錢法派提議鼓鑄大錢。同年五月辛未鑄當十大錢，八月庚子鑄當五十大錢，四年二月甲午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三月鑄鐵製錢當十大錢。六月鑄鉛制錢（《咸豐朝東華錄》卷二〇一二六）。銅「大錢當千至當十凡五等，重自二兩遞減至四錢四分。當千當五百淨銅鑄造，色紫。當百當五十當十銅鉛配鑄，色黃。百以上文曰咸豐元寶，以下曰重寶。幕滿文局名」。（《清史稿·食貨志》五）

  在當十當五十大錢頒行以後，當國的王大臣又請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王茂蔭上折極力反對。他說：

  當五十之錢，市人已多私議，奸人已多私鑄，第為時未久，尚未見大阻格耳。今王大臣奏請添鑄當百當五百當千三種，而當千但以重二兩為率，其餘以次遞減。為裕籌經費起見，誠為至計。此法果行，豈非大利。顧臣考歷代錢法，種類過繁，市肆必擾，折當過重，廢罷尤速。……若當千之錢重二兩，非所謂折當太重，分量過懸殊耶？論者謂折當太重，謂其嫌於虛耳。大錢雖虛，視鈔票則較實，豈鈔可行而大錢轉不行！不知鈔法以實運虛，雖虛可實，大錢以虛作實，似實而虛。故自來行鈔可數十年，而大錢無能數年者，此其明徵也。論者又謂國家定製，當百則百，當千則千，誰敢有違！是誠然矣。然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自來大錢之廢，多由私鑄繁興，物價涌貴，斗米有至七千時，此又其明徵也。……顧使當千當百雖不行，而當十當五十猶可行，似不妨於一試，而臣又慮其不能也。信為國之寶，現行大錢鈔票，皆屬權宜之計，全在持之以信，守而不改，庶幾可冀數年之利。今大錢分兩式樣甫經奏定，頒行各省，大張曉諭，刊刻成書，未及數月，全行變更；當五十者較向所見而忽大輕，當一百者較向之五十而猶見輕，且當五百當千紛見錯出，民情必深惶惑，市肆必形紛擾，而一切皆不敢信行。錢為人人日用所必需，裕國便民，所關甚重。萬一如臣所慮，誠恐貽悔。（《王侍郎奏議》卷六《論行大錢折》）

  制錢一文重一錢二分，當十錢重四錢八分，算是以四制錢的重量當十錢之用。相差尚不甚遠。當千錢只重二兩，則以十六制錢的重量當一千錢之用，這折當未免太懸殊了。王茂蔭指出通貨膨脹和物價的關係：「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因為「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這是很有道理的。奏入政府置之不理。接著他又第二次上書反對，指出大錢之病國病民的三難二弊。他說：

  今行當百以上三種大錢，與原行當五十大錢分兩式樣，無甚可辨。若恃字為辨，則此何以貴？彼何以賤？愚民莫解，恐致瞀亂。此其一難。錢本以便零用，今一錢而當五百當千，竊恐以易市物，難以分析，以易制錢，莫與兌換。此其二難。大錢雖准交官項，然現在准以五成搭交者有官票，有寶鈔，再加大錢，何能並搭。此其三難。

  然此猶其小也。最大之患，莫如私鑄。論者以為私鑄正可增官鑄之用，可以無患。不知官錢以當千發之，以當千收之，故可無虧。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即抵交一兩官銀，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舊行制錢每千重百二十兩，鎔之可以得六十兩，以鑄當千，可抵三十千之用。設奸人日銷以鑄大錢，則民間將無制錢可用，其病民又有不可勝言者。即此二弊，已無法杜，無論其他。

  最後，他明知政府絕不肯取消認為有利可圖的當五百和當千大錢，只好提出兩種補救辦法。第一是在當千和當五百當百三種大錢上加鉗銀點，「當千者十點，當五百者五點，當百者一點」，以示貴重，辨別較易，造偽較難；第二是請求把戶工兩局所鑄當十當五十兩種大錢劃一重量。原來這兩局是各自為政的，戶局鑄當五十錢重一兩八錢；工局鑄的卻只一兩五錢，戶局鑄當十錢重六錢，工局鑄的卻只重五錢。請一律照工局重量改鑄，使「新錢舊錢式樣無甚懸殊，市肆行用，不致瞀亂」（《王侍郎奏議》卷六《再論加鑄大錢折》）。這奏摺政府也還是置之不理。

  王茂蔭所指出的大錢制的流弊和必然的後果，不久即由事實證明了。咸豐四年七月戶部奏：「當千當五百大錢，甫經行使，即形壅閼者，以折當過多，私鑄益眾，利之所在，法難盡除。……請將寶鈔發錢行經紀，驗明局鑄大錢，如數收回。」並停鑄當二百三百四百大錢。又以當百以下大錢，有奸商折筭等弊，嚴令照錢面數目行使，不准折減（《咸豐朝東華錄》卷二八）。但仍壅滯不行（《清史稿》列傳二○九《文瑞傳》）。咸豐五年八月揚州軍營以大錢不便兵民交易，奏請停收停放（《咸豐朝東華錄》卷三四）。至咸豐九年當十大錢僅值制錢一文，據袁希祖奏：

  咸豐初以道梗銅少，改鑄大錢。未幾當百、五十皆不行，惟當十行之。始直制錢三五，近則以十當一。銀直增貴，百物騰踴，民間重困。……向日制錢重一錢二分，大錢重四錢八分，以之當十，贏五錢四分。今以十當一，是反以四錢八分銅作一錢二分用也。民間私鎔改鑄，百弊叢生。今天下皆用制錢，獨京師一隅用大錢，事不劃一。請悉復舊規，俾小民易於得食，盜源亦以稍弭。（《清史稿》列傳二〇九《袁希祖傳》）

  大錢制行不通，只好「悉復舊規」，不再講幣制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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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三月於北平 （原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原題名 《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新幣制》）

  (1)　這一篇《神道碑銘》是王家請李鴻章寫的，李鴻章又請方宗誠代筆。所以文中述說用李鴻章的口氣。除收入《柏堂集》外，此文又見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卷一一。

  (2)　《清史稿》本紀卷二○：「咸豐三年五月戊申始制銀鈔。」按銀鈔即官票，亦即銀票。

  (3)　按據羅爾綱先生所藏寶鈔，旁八字為「天下通行，均平出入」。《清史稿》所記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