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四匠」與「五子登科」
2024-10-11 00:09:40
作者: 譚啟泰
第二節1955年8月7日,王志綱出生在貴州省黔西的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這是王家的第三個兒子,父親王榮江為其取名「王洛加」,意即「樂家」之意。有人說這個名字太一般,王榮江笑答:名字無非是一種符號,只要聽起來鏗鏘悅耳就行了(果然,王洛加後來又改了兩次名,這是後話)。
貴州是位於祖國大西南的邊遠省份,面積17.8萬平方公里,人口3500萬,其中少數民族占1/3。新中國成立前,貴州的經濟非常落後,1949年全省工農業總產值只有8.49億元,其中工業產值才2.06億元。解放後貴州有了很大變化,但是由於經濟基礎差,與發達省份相比較差距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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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貴州在全國屬於「第三世界」,那麼黔西在貴州也是「第三地帶」。黔西屬高寒山區,距離貴陽有120公里,坐長途汽車要顛簸5個小時。一條彎彎的鴨池河穿過烏江峽谷,兩山對峙,吊橋盪悠,盤山公路上鳥聲清脆,一派「桃花源里」的風光。可奇怪的是,儘管這裡與外部世界如此隔絕,此地的文化教育卻並不落後,黔西一中是貴州省的重點中學,年年高考升學率均列前茅。由黔西一中的教師們組成的黔西文人圈,集中居住在以「文昌宮」命名的巷子裡,文人騷客們經常在水西公園裡吟詩作賦,相互唱和。王志綱的父親王榮江是黔西一中的教導主任,王家在當地可算是一個知書識禮的「書香門第」。
王家有家譜可考的是:一世祖王可貴為明末吳三桂總兵,後戰死貴州烏江;二世祖王國柱從遵義尚稽經黑頂坡最後定居甘溪河,到王榮江這一輩,已傳十代。
王志綱的祖父頗有眼光,不像其他地主一樣把後人捆在土地上,而是努力送子女去讀書,其中大學畢業者就有王榮江等5人,現散居全國各地乃至海外,這在農村是很少有的。他熱心辦慈善事業,修橋鋪路,興修廟宇,在家鄉還辦了一所普惠學校,當地人稱「大善人」。
王志綱的父親王榮江畢業於貴州大學,是一個全面發展的高才生。他不但博學多才,過目能誦,而且在體育比賽中也是個尖子,賽跑、跳高、跳遠均拿過全校第一。王志綱的母親楊淑潔(學名楊大榮),老家四川巴縣,後遷來貴州,高中畢業。兩人於1949年冬結婚,婚後生了6個小孩,4男2女,都是在經濟困難、工作繁重的情況下生育的。母親不但要負責全家8口人的生活安排,還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說,確實難能可貴。
王志綱(應為「王洛加」)出生後的第二年,父親被任命為黔西一中的教導主任,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很快「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就到來了。王志綱從小是個胖娃娃,外號「竇爾墩」,身體要壯一些,胃口大一些,碰上困難時期減糧食定量,每頓飯都不夠吃,妹妹王丹平就悄悄地從自己的碗裡分一半給他。
1966年9月1日,在11歲的王志綱心目中,是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黔西在縣城中心的大府壩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台子正中掛著「打倒三反分子王榮江」的大標語,父親被拉到台上,頭頂上戴幾尺高的帽子,胸掛一張碑文(為母立碑)的12寸大照片,從晚上7:00一直批鬥到深夜12:00。散會後把父親關在學校,不准回家。造反派又幾次到家中抓母親去陪斗,嚇得母親不敢回家。
在同學異樣的目光中,王志綱自然成了「狗崽子」。父親天天被斗,在糧食局工作的母親又被流放到農村去搞征糧,還有兩個弟弟、妹妹被帶到外婆家避難。小小的王志綱少年就識愁滋味。原本性情開朗活潑的丹平妹妹也變得沉默寡言了。
難得王志綱的父親是個樂天派,在台上被斗,彎腰曲背,就權當練氣功、練蹲功。「黑幫」要掛牌,他自己用牛皮紙做了一塊,平時折起揣在口袋裡,遇上紅衛兵才拿出來應付一下。如此也熬過了兩個月。
不料到了11月,縣裡把王榮江等11個「牛鬼蛇神」押到鄉下去「勞改」,王家頓時失去了主心骨。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王志綱從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開始了他四年的「童工」生涯。
王家原來是以父親為中心的,而今父親「勞改」,家中僅靠母親37元的工資養7個人,日子怎麼過啊!小小的王志綱也主動挑起了生存的重擔。他養過蠶、割過草、挑過煤,盡一切可能創造一點點「經濟效益」,以減輕家庭的負擔。
割馬草,早上5:00就得起身,干一天才得5角錢,一干就是半年。
挑煤炭,則是在晚上9:00動身,把月亮背在背上,一口氣急行軍40里路趕到煤場。那時勞動力真是廉價:挑80斤煤才給1元錢。小孩挑不動,只能挑60斤左右。11歲的王志綱挑著沉重的煤筐,又困又乏,常常一邊挑一邊睡,有時就滾到路邊去了。這樣,往往被人「收容」,60斤減為50斤,挑十里路,也不過掙幾角錢。回家之後全身酸疼,難以入睡。如是,又幹了幾個月。
有一次,母親被「流放」農村征糧,留下12元錢讓二哥「當家」。那時二哥才12歲半,12元要過3個月,每天只好熬稀粥喝,喝得王志綱眼冒金星、全身無力。小時候家人叫他「洛大胖」,此時只剩乾柴一把。有一次,外公托人帶信來要弟弟妹妹的糧票(小弟、小妹正在那裡避難),而糧票又不在家裡,要找媽媽,可媽媽又不知「征糧」到了何處。
結果送「雞毛信」的使命,就落到了11歲半的王志綱身上。二哥為了送行,讓他飽食一頓,吃掉了全家「兩天的定量」,然後送他出征。當時他穿著一件母親的舊棉衣,有的棉花都露在外面。
那天下著毛毛細雨,小志綱問明了母親在××區公所的地址,按大人指的路,找准電線桿,沿著電話線路走。從上午8:00一直走到下午5:00,走了40里路,餓得口水直冒。找到公所時,活脫脫一個「小叫花子」,母親抱著他就哭。他喊著要吃飯,一口氣吞下肚3碗半,母親問他可飽,他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肚子飽了,嘴巴還餓。」
留守大本營的二哥,當時只剩下5角錢,要管6天,3個孩子,怎麼辦呢?「紅管家」沒借一分錢,用2分錢一斤的價錢買了十幾斤紅薯根子,精打細算地居然也對付過來了。直到小志綱從媽媽那裡補充了「糧草」坐汽車回來,他們4個才一塊下館子花5角錢買了4碗飯、1碗紅燒肉,平生第一回打了一次「牙祭」。
1968年,王志綱13歲的時候,為了謀生學手藝,被送到40里外的一個工地上學當泥瓦匠。當時雲、貴、川正在大搞三線建設,蓋房子的泥瓦匠走紅。小志綱個子還沒有磚堆高,手藝更是摸不著邊,一開始只能當下手,攪拌灰漿,搬運磚頭,有時運磚的距離長了,就把一堆磚頭抱在懷裡,踉踉蹌蹌地來回。有一次,他挑著一擔灰砂在腳手架上行走,天寒地凍,一不小心從5層樓上跌了下來,砸在一樓的石柱子上,屁股鮮血淋淋……
晚上,泥瓦匠們睡在附近的糧倉里,全封閉的房子裡粉塵飛舞,又有許多老鼠滿地亂竄,嚇得小志綱蒙著腦袋發抖。
過了半年,14歲的志綱方才取得「學藝」資格,跟著師傅練刀功,抹「清水牆」——在那土牆上抹一層泥,再均勻地塗上灰漿。白灰有腐蝕性,攪拌時間一長,少年的10個嫩手指頭都爛了,令人不忍目睹。就這樣,包工頭還剋扣童工的工錢,累死累活干一天,才得8角錢,因為工頭要扣下4角,說是抵飯費。可吃的只是豆子鹽巴水,兩個干辣椒,每天都餓得臉青青的。那年過年,小志綱用積攢下來的12元血汗錢,買了3隻雞,用背簍背著步行40公里,走了一天一夜趕回家。母親抱著又瘦了一圈的兒子,實在不忍心殺雞過年。那兩隻母雞一隻公雞,可全是孩子的血與汗啊!
第二年,母親說什麼也不讓志綱再去打工了,省吃儉用要逼著他去讀書上學。那時,輟學幾年的孩子要從頭讀起,和小他幾歲的兒童一起上學,總覺得低人一等。小志綱為此不願背書包,不肯走學校大門,上課前常從後門溜進去。就這樣勉強學了一個學期,他還是離家出走——又當泥瓦匠去了。
不願上學不等於不愛讀書。王志綱從小就愛看「小人書」,街上有出租連環畫的書攤,一兩分錢就可以租一本,擺個小板凳坐著就看。志綱身上沒有錢,就站在別人背後彎腰偷看,兩年下來,什麼《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紅樓夢》、《七俠五義》乃至現代的《鐵道游擊隊》、《紅岩》,一套套名著都「偷看」完了。
志綱有個舅舅在貴陽,他家裡有幾書櫃好書,什麼托爾斯泰、契訶夫、巴爾扎克應有盡有。小志綱有時跑到貴陽,就泡在舅舅家裡,一本一本地啃書,一泡就是三五天,有時,他是乾脆連書一塊「失蹤」。那時,俄國文學中,志綱最喜歡讀的是高爾基的「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讀著讀著,淚水不知不覺地湧出眼眶:怎麼我的泥瓦匠生活和童年高爾基的遭遇這樣相似呢?
這一時期,最有意思的是,王志綱為自己改了名字,父親起的名字,本來並無深義,但父親被批鬥時,此名也是一個罪狀,說他崇拜印尼總統蘇加諾,所以將兒子命名為「洛加」。於是,志綱決心改一個好名字。那時,革命樣板戲風靡一時,《紅燈記》中的唱詞「心紅膽壯志如剛」響徹在大街小巷,王洛加看中了「志剛」二字的革命色彩,於是自己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為「王志剛」。
若干年後,他當了記者,這才發現「志剛」這個符號在中國起碼有幾十萬個,什麼殺人犯、搶劫犯,也都「志剛」、「志剛」地湊熱鬧。他一氣之下,又改了一次名,把「剛」更為「綱」,這一下劃清了界限,「志綱」者,志在「綱舉目張」也,或曰「志在探尋中國之坐標(社會之綱)」也,於是,從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
1976年王志綱在貴州黔西老家的老照片,當時他曾在照片旁題小詩一首:生性好思善想,秉性多悉多焦,熱衷勤攻苦讀,年少飽經風霜。
不久,王志綱的父親從「五七」幹校獲准回家,以「半解放幹部」的身份,參加師生活動。當時黔西一中原來敲鐘、搖鈴的工人因「當過偽警長」被揪出批鬥,王榮江就接替了他的角色,每天敲鐘、搖鈴通知上下課時間。那時,一些學生開玩笑說王家是「一門四將」、「將軍門第」,3個兒子,一個是石匠(長子王加洛到水城木沖溝煤礦當過打石工);一個是木匠(二子王建生在跟木匠師傅學徒);一個是泥瓦匠(三子王洛加在當泥水匠),加上父親王榮江這個「中將」(每天敲鐘的「鐘匠」),可真是「一門四將」了!王榮江聽了哭笑不得,看著這三個輟學做童工的兒子,王榮江經常仰天長嘆:幹了半輩子教育,培養上大學的人才不計其數,輪到自己家,竟全是「匠」字號人物。
不久,為了孩子們的前途,王榮江下決心把幾個孩子接回來上學讀書,不讓他們再流離失所。王志綱從烏江歸來,進了初中,讀書不見有很大起色,打籃球卻上了癮。那時,學校校隊不收他,他就自己組織了一個「學友隊」,自封隊長,每天天不亮就訓練,而且還以「非主流派」的身份向校隊挑戰,結果把校隊給「涮」了。再接再厲,又向縣裡的青年隊挑戰,不料竟戰而勝之,王志綱因此大顯威風,在縣城裡一時稱霸。
1975年高中畢業後,王志綱就到了縣青少年業餘體校,擔任女子籃球隊的教練。當時他身邊只有兩本書,一本是《美國籃球訓練法》,一本是《蘇聯籃球訓練法》,從中融會貫通,竟也創造出一套「梅花陣」的快速反應打法,所率球隊半年之內在聯賽中奪得了冠軍。王志綱1994年回貴州黔西,來到當年擔任籃球教練時曾打籃球的地方感慨地留影。
然而,在脂粉堆中「孫子練兵」,畢竟不是王志綱的本意,他也不願在淺水塘里掙扎一世。但是,憑他的出身,上工農兵大學無望,又不知平庸的歲月何時是個盡頭。
那時,在一張訓練照邊,王志綱寫下了一首題為《園丁》的小詩:雪地上蕩漾著歡聲笑語,
這是我們女運動員的英姿,
當她們苞綻花紅之時,
辛勤的園丁卻不知讓命運拋到哪裡!這裡的「園丁」當然是王志綱的自喻了。
1976年7月,王志綱帶運動隊到地區參加比賽。當時正鼓吹「體育革命」,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於是,出現了如此荒唐的景象:月上中天,寒星閃爍,籃球隊、足球隊的選手們起五更,是為了爭奪訓練場地嗎?不,大家爭先恐後搶奪的是打掃廁所還是打掃廚房,因為「友誼第一,政治第一」。
王志綱看在眼裡,笑在心裡。不久「四人幫」被粉碎,百廢待興。王志綱信筆撰下一文——《如此體育革命》,投去北京《中國體育報》社。出乎意料的是,1977年元旦,《中國體育報》在頭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刊發了這篇文章。王志綱從此當上了該報的特約記者,還得到了20元錢的稿費。在短短几個月中,他為體育報寫了十幾篇報導。這也許是日後他投身記者職業的一個契機。
1977年底,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一條康莊大道在王家子女的面前伸展開來。不久,王榮江的4個孩子同時考取了大學——二子建生考取鄭州糧食學院,三子志綱考取蘭州大學,大女兒丹平考取四川大學,二女兒丹麗考取畢節師專,轟動全縣、全專區以至貴州全省,一時傳為佳話。湊巧的是,那年王家一塊地里有顆包穀,同時結了4個穗,在鄉里也成為奇觀。
幾乎同時,父親王榮江被任命為黔西二中校長,主持工作,接著又被批准為黨支部書記。人們把這個家庭的幾大喜事比喻為「五子登科」。
從「一門四匠」到「五子登科」,王志綱走出了坎坷的歷史隧道,前面是一片光明。1994年春,王志綱回貴州黔西時在曾經的家門口留影,後面的大樹為16年前離開時(上大學前)親手所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