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募資碑銘

  對外界來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摩根史坦利表面上仍然顯得溫文爾雅。《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記者在參觀埃克森大廈頂端的6層樓時，對那種表現出沉著自信以及富有藝術性的褐色與赭色的室內裝飾甚為嘆服。「漫步於摩根史坦利的大廳，就如同倘佯在一幅圓頂辦公桌與布魯克斯兄弟公司服裝所構成的風景畫中。」這位記者感慨道。(1)雖然摩根史坦利在中東跌了一跤，但它卻非常聰明地從石油業的繁榮中獲得了很大好處——它為那些石油大公司安排了令人瞠目結舌的40%的籌資。作為為俄亥俄標準石油公司融資的投資銀行，摩根史坦利為環阿拉斯加輸油管道私募了創紀錄的17.5億美元資金。1977年，它監管了英國政府擁有的10億美元的英國石油公司股在華爾街這一頭的上市業務，這是歷史上最大的股份上市。直至70年代中期，這筆業務一直列在摩根史坦利所經營的股票和債券上市業務的第一位。

  

  摩根史坦利表面上似乎很寧靜，實際上並不安分。每年，它都要發展一項新的業務：有價證券管理（1975年），政府債券交易及為機構提供的自動化經紀業務（1976年），以及通過購買舊金山的舒曼·阿格紐公司為富裕投資者提供的零售經紀業務（1977年）。老摩根史坦利引以為豪甚至沾沾自喜的事情，是其在人員雇用方面的巨大的可選擇性。到目前為止，10年之內，公司雇員已從200人增加到1700人，而其資本則從750萬美元猛增到1.18億美元。由於增長速度之快，它已不能保持單一性質的公司文化。

  作為這個新世界的締造者，鮑勃·鮑德溫經常被一連串的新業務弄得暈頭轉向。他憑本能知道需要將各種證券進行交易並予以分銷，但他卻從來不曾完全掌握這些陌生的業務。他發現，要適應市場行情起伏不定而且充滿高風險的這樣一個異乎尋常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畢竟，風險與老摩根史坦利是毫不相干的，它只做那些非常保險的事情。當一筆2000萬美元的長期國庫券的走勢出乎意料時，鮑德溫驚惶失措地召集了一次由所有高級合伙人參加的會議。另一次，當來自華盛頓的一個壞消息使市場行情出現下跌時，鮑德溫則在大廳里固執地喊道：「市場行情應該看漲，市場錯了！」然而這個世界是無法控制的，即使是像鮑勃·鮑德溫這樣強硬而固執的人也毫無辦法。

  鮑勃·鮑德溫或許拯救了公司，但卻摧毀了公司的靈魂。這個新的摩根史坦利是他的力量和敏銳的眼光的豐碑，是對不停變化的環境的一次聰明的適應。可是他卻糟糕地使一個長期以來由特殊的團隊精神所凝聚的公司充滿了政治氣氛。他的管理哲學就是挑起人們之間的相互爭鬥。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改進工作實績，但是卻造成了一種緊張而令人不快的氣氛。在該公司歷史上，第一次發生了高級合伙人投奔其他公司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爭權在一個富有的大公司中是不可避免的。可鮑德溫卻使這種緊張氣氛更加嚴重。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路易斯·門德斯和達蒙·梅扎卡帕是一對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公司新的交易業務中的雙子星。鮑德溫給了門德斯2.5萬美元的獎勵，而回過頭去便將此事告訴了梅扎卡帕，並說門德斯的工作做得更出色一些。這樣做不是愚蠢就是不懂體諒別人的感情。由於鮑德溫變得越來越跟人過不去，難以相處，前世界銀行行長的兒子比爾·布萊克便充當起大調停者的角色，在鮑德溫和那些覺得很難直接與他接觸和相處的人之間進行斡旋。布萊克通過緩和鮑德溫暴躁的脾氣，保持了公司的凝聚力，避免了銀行業務人員與交易人員之間的徹底決裂，使公司沒有遭遇後來雷曼兄弟公司所面臨的困境。

  對摩根史坦利輝煌業績的主要威脅是公司那條著名的但己日顯脆弱的政策，即要使公司的名字作為獨家幹事行出現在證券公司募資碑銘，也就是報紙上用黑色線條框起來的證券承銷者名單公告欄的頂端。對於華爾街的公司來說，在募資碑銘上的位置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那些在募資碑銘上處於較高層次或欄目的公司，可以獲得較大的份額分配。而那些小公司則要拼命掙扎著往上爬。在募資碑銘的各個等級中，所有公司都按字母順序排列。在1976年的字母大戰中，哈爾西-斯圖爾特公司採用了其母公司的名字貝奇，才得以使自己的名字在募資碑銘上上升了幾位。這決不是一件鬧著玩的事情。1964年5月13日，沃爾斯頓公司在通訊衛星公司證券發行業務中一下子從募資碑銘頂端跌了下來，第二天，其執行董事弗農·沃爾斯頓便開槍自殺了，從而給這種募資碑銘下了一個新的可怕的貼切定義——墓碑[49]。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處於募資碑銘第一欄——稱為加寬欄目——的公司是摩根史坦利、第一波士頓、庫恩-洛布公司以及狄龍-里德公司。頭兩家公司帶來的業務量最大，而摩根史坦利不願放棄獨家幹事地位所擁有的獨享利潤。一位前執行董事解釋道：「在我剛到摩根公司時，一位高級人員曾笑著對我說，我們唬著人們請我們做獨家幹事行，只有一半情況能這麼辦，但我們的情況仍然很好。」讓公司的名字單獨出現在募資碑銘的左上角會有一種自我陶醉般的安慰感。還有一種未公開的說法：在70年代以前，摩根史坦利缺乏銷售力量，掩蓋這一弱點的方法是通過牽頭組織銀團讓其他公司進行銷售。正如劉易斯·伯納德後來所說，公司「必須要謹防華爾街明白皇帝是沒有穿衣服的」。(2)儘管其他公司紛紛效仿摩根史坦利的獨家幹事行的戰略，但沒有一家能像它那樣經常地取得成功。

  為了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摩根史坦利不得不捨棄一些有權勢的客戶，因為它們要求有聯合主幹行承擔發行業務（這方面早期的且眾所周知的例子是摩根史坦利拒絕一家日本公司的要求）。

  由於休斯頓工業公司堅持要求主幹行應輪流坐莊，摩根史坦利便放棄了一項承銷業務。另外，勝家公司為了答謝高盛公司所做的兼併工作，要任命高盛為聯合主幹行，摩根史坦利又放棄了該筆業務。然而這一做法卻是摩根公司的永久性秘訣，這一秘訣使許多公司——從杜邦到J.P.摩根公司——在所有的承銷業務上仍然乖乖地被束縛在摩根史坦利的黃金鎖鏈上。

  由於有多達兩百餘家公司參加了摩根史坦利組織的銀團，它們都很害怕摩根史坦利不滿意。1975年以前，摩根銀團的總裁是弗雷德·惠特莫爾。此人聰明伶俐，說話尖刻，口若懸河，是皮爾龐特·摩根遺物的貪婪的收集者，人們稱他為「教父」或「弗雷德神父」。他在華爾街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當威廉·西蒙當了幾年財政部長後想回到所羅門兄弟公司時，是弗雷德神父向約翰·古特福羅因德說的情。70年代初期，許多人將赫頓公司令人吃驚的崛起歸因於弗雷德神父的庇護，可他在排擠諸如雷曼兄弟公司之類的對手時卻又毫不含糊。每次債券發行之後，弗雷德神父都將銀團中每個公司的實績填寫在一些很大的黃色卡片上。有時候，銀團的參加者謊報業績或自己承擔損失，用虛假的數字表明自己幹得不錯。

  人們總有一種猜疑，認為摩根史坦利利用其獨家幹事行的權力擋住了競爭的威脅。「我們可以對它們的客戶談論投資銀行的關係問題，但如果摩根公司知道了，他們可能會阻止我們而不是給我們50萬股。」一位競爭對手在1975年這樣對《紐約時報》說。(3)摩根史坦利對時常出現在報刊上的這些匿名攻擊很是惱火。弗雷德神父創造了現代華爾街的陣容。他從加寬欄目中剔除了日漸衰落的庫恩-洛布公司和狄龍-里德公司，而帶進了美林公司、所羅門兄弟公司和高盛公司。在摩根公司歷史上最可怕的競爭對手庫恩-洛布公司被雷曼兄弟公司於1977年兼併之後，其高級合伙人約翰·希夫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一次董事會上遇到了哈里·摩根。當摩根問及怎麼會弄成這樣時，希夫回答道：「哈里，你所選擇的合伙人比我的合伙人強。」(4)希夫的話道明了一點，即摩根財團源源不斷的力量完全來自於其優秀的人才。

  但到70年代末期，摩根史坦利的獨家幹事行的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給自己貼金的過時措施。試問，在全球金融市場上，當各公司的財務主任們有如此眾多的證券承銷公司可以選擇，有如此寬暢的迴旋餘地時，你能捆住其手腳嗎？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摩根史坦利從來沒有令其與摩根擔保公司的巴黎合資公司堅持獨家幹事行的政策。像通用汽車承兌票據公司這樣一個忠實的國內客戶，也公開地利用其他國外銀行機構來進行其證券發行業務。1977年4月，摩根史坦利關閉了其設在巴黎的分公司，與華爾街23號最後決裂，轉而在倫敦建立了其開展歐洲市場業務的核心機構——摩根史坦利國際公司。澳大利亞自1946年以來一直是摩根史坦利最忠實的客戶，當它投奔摩根的宿敵德意志銀行時，摩根新公司大為震驚。這一事件不僅深刻地說明全球分銷有了新的力量，也說明互相聯繫的金融市場更不是一個必定掛上某個人牌子的世界。

  甚至在美國國內，也有一些新的力量在削弱著將公司捆綁在銀行身上的鎖鏈。自路易斯·布蘭代斯時期以來，政治改革家們主張企業公司與投資銀行之間應保持適當的距離。這是羅伯特·揚在梅迪納大法官面前所作的證詞中以及他為紐約中央鐵路所進行的鬥爭中宣揚的觀點。然而，這種體制還是存在下來了，因為許多公司都渴望與威嚴的摩根財團保持關係，這是資金短缺的舊時代的遺蹟。但是，當資金不再需要作定量供應，而可以在不同市場以很多種方式獲得時，銀行又如何能對那些企業公司稱王稱霸呢？當新的金融中介不斷湧現時，銀行又能產生怎樣的槓桿影響呢？從客戶的觀點來看，它們還有理由只與一家銀行保持關係嗎？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美國公司界現在所做的正是改革家們曾經為之奮鬥的唯一事業。公司的財務主任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打破了銀行的鎖鏈。70年代，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國際收割機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客戶擺脫了摩根史坦利，直接向機構投資者發債。而其他一些公司則利用紅利再投資計劃或雇員入股計劃來籌集資金。為了應付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公司的財務主任們就會採納相互競爭的銀行所出的聰明主意，以處理這些新的多變的問題。埃克森公司的傑克·貝內特專愛讓摩根史坦利與其他公司競爭。他說：「我們決定，任何時候哪一家銀行想出一個好主意，我們就會和他們談。」當貝內特就債券發行創立了「荷蘭式拍賣」，鼓勵幾家銀團競爭時，摩根史坦利開始意識到其獨家幹事行的政策面臨著致命的威脅。

  對於摩根史坦利而言，末日來臨的號角在1979年吹響。那一年，IBM為其新一代計算機的研製要發行10億美元的債券，該公司要求摩根史坦利接受所羅門兄弟公司作為聯合主幹行來承擔這筆業務。賭場時代的公司獨立自主的一個有力證據是IBM擁有60億美元的巨額現金。IBM從不曾需要公募資金（摩根公司的一些人說，由於沒有人想到IBM也會需要錢，因此名義上屬於鮑勃·格林希爾主管的與IBM的業務關係處理得很糟糕）。在運用其獨立幹事行政策過程中，摩根史坦利以前從來沒有被迫拒絕過地位如此重要的客戶。而現在，摩根公司所面對的是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是一個擁有AAA級償債信譽的有20年關係的客戶，進行著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工業借款。

  摩根史坦利的董事們圍繞著是否拒絕IBM從而失去大約100萬美元代理費的問題，進行了一場激烈而拖沓的爭論。會上許多人慷慨陳詞，堅持維護傳統。鮑勃·鮑德溫和弗雷德·惠特莫爾屬於強硬派成員，他們擔心對IBM一開口子，其他奴隸就會壯大膽子，紛紛掙脫身上的鎖鏈。在經過多次激烈討論之後，幾乎所有人都贊成拒絕IBM並要求獨家經營這筆業務。當IBM回話說，不做絲毫讓步，仍按計劃由所羅門公司牽頭這次發行時，摩根史坦利大吃一驚。這是華爾街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黃金鎖鏈被砸碎了。

  隨後不久，一些投資銀行便開始大肆搶奪摩根史坦利的其他客戶，打破了紳士銀行家準則。摩根的一個競爭對手高興地說：「一旦摩根公司的客戶開始對別的公司開放，就會全部開放，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5)此後，IBM的大部分業務都轉向了所羅門公司。而摩根史坦利則開始放下架子，同意與別的公司分擔通用電氣信貸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坦尼科公司的證券發行業務。它甚至開始以低於幹事行的身份參加承銷團——這種情形讓那些守舊者們感到非常吃驚，就如同看見主人突然穿著其僕人的衣服出現在大庭廣眾面前一般。關係銀行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遭受了那些藍籌客戶的冷落之後，摩根史坦利開始以新的姿態接受新興公司。對那些未經檢驗的公司，摩根公司一向採取謹慎的態度，不會輕易給它們掛上自己的牌子——「摩根」的名字就是「老牌」的同義詞——避免經營初始股票的公開發行業務。這種過於挑剔的做法至少從1929年的「優惠客戶名單之禍」時起就開始了。1980年，也許是為了打擊IBM，摩根史坦利把IBM的競爭對手蘋果計算機公司引入了股票市場（摩根史坦利還為辦公室添置了日立計算機，而在1979年以前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長時期內，摩根史坦利一直拒絕那些高技術的創立業務。而現在，摩根史坦利開始把自己的名字借給新的商業風險事業。就像一個將自己的城堡出租給旅遊者的貧窮的貴族一樣，摩根史坦利也會厚著臉皮利用其顯赫的社會地位謀求利益。

  由於承銷業已成為一項更大眾化的、不為個人所操縱的業務，摩根史坦利便更多地依賴於其企業兼併和收購部，該業務部在鮑勃·格林希爾的指導下得以迅速發展。早在70年代末期，投資銀行就把兼併看作是最後的金礦，因為它們認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總有一天會被撤消，從而導致證券業務被商業銀行所占領。

  兼併業務改變了摩根史坦利的信仰。作為證券業的組織者，老摩根史坦利曾經樹立了一個高貴而拒不受腐蝕的形象。經歷了費迪南德·佩科拉的折磨之後，早期的合伙人對醜聞的任何蛛絲馬跡都感到膽戰心驚。這種傳統現在受到了更賺錢的兼併業的考驗。70年代末期，由4人組成的兼併和收購部已經擴大為一個由50人組成的精銳部門。成為分水嶺的英科-蓄電池公司蓄謀控股投資之後僅5年，摩根史坦利現在已每年經營價值100億美元的交易，同時還擁有上百筆任何時候都可進行的潛在交易。兼併和收購部現在已是公司的主要利潤創造者。同時，兼併業務也已從那種陳舊的與忠實客戶之間的天衣無縫的關係中脫離出來。這是一個與公司其他部門相分離的龐然大物，是一架有條不紊地運轉的機器。

  格林希爾強硬的蓄謀控股投資活動並不那麼容易適用於老派的權力共享的公司，尤其是他的部門所創造的利潤之多，已不成比例。正如一位前合伙人所回憶的那樣：「格林希爾在創造極大的財富，他也在對每個人稱王稱霸。」可以預料的是，銀團內部也反對他了。代替弗雷德神父成為銀團總裁的托馬斯·桑德斯三世就發出了具有挑釁性的警告：「格林希爾應該記住，他所獲得的無論什麼樣的成功，都來自於經營特許權。」(6)

  現在，隨著恣肆控股的作風取代了證券承銷商的穩健風格，摩根史坦利也將其白鞋派的陳規陋習拋至腦後。接管業務一干就是好幾周，熱火朝天，急速而乾脆的節拍取代了過去那種從容不迫的銀團步調。現在人們都腰掛尋呼機，一周工作90小時，周末也要隨時待命，限制從事各種外界社交和政治活動——而這些活動正是老摩根財團合伙人所具有的特點。由於執行董事的人數急劇增加，公司作決策不再向各方徵求意見，管理採取更加專制的從上到下的方式。

  由於摩根史坦利迅速發展，現在較難嚴格挑選人員或者灌輸其傳統的公司文化。就像在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情況那樣，新興的金融行業很快就吸引了新一代的年輕人。未經考核的大學畢業生很容易地被安排到責任很重要的崗位，幾乎立即可以得到價值連城的信息，人才的使用向年輕化傾斜。

  當公司兼併業務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問題暴露出來時，鮑勃·鮑德溫會引用傑克·摩根以第一流的方式來開展第一流的業務的至理名言：「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但我們認為我們具有最崇高的行業道德標準。」(7)1973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內幕交易的文章，在鮑德溫的照片下面署著這樣一個標題：「摩根史坦利的羅伯特·鮑德溫認為內幕交易已成過去。」「也許我太天真」，他說，「但我認為合伙人交換這種信息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8)雖然鮑德溫對於道德標準問題並非滿不在乎，但他特別相信所謂「中國長城」的威力，可以把格林希爾的業務和公司其他部門分開。

  摩根史坦利試圖加強兼併業務專業人員警鐘長鳴的意識，並密切監督他們的活動。年輕的專業人員在了解了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注意事項後，必須簽署一項聲明，表明他們懂得了公司的「家規」。為了加強有益的恐懼感，使公司職員不至於為個人利益而濫用公司的內部信息，公司定期地將列有解職原因的「震懾備忘錄」在公司內進行傳閱。石油分析員巴里·古德說：「我想像有人悄悄地走進我的辦公室，撕掉我的肩章，砸碎我的計算器，把我轟出公司。」(9)每過兩周，安全保衛官員們就進行電子清掃工作，項目都用英國國王或希臘哲學家的名字加以偽裝。公司職員不得在大廳內或電梯裡議論這些項目，也不能相互打聽對方所從事的交易情況。股票研究人員甚至不能翻閱圖書館裡有關公司融資情況的資料。

  由於「格林希爾磨坊」加工的業務越來越多，這些安全保衛措施變得更加重要。業務量，還有收費，均天文數字般地增長。1977年是摩根史坦利業務的一個里程碑。這一年，摩根史坦利代表巴布科克-威爾科克公司對付麥克德莫特公司提出的一項接管要求，獲得了270萬美元的酬金。麥克德莫特的這項接管計劃由史密斯-巴尼公司的約翰·摩根當顧問（他是哈里·摩根的兒子，長著一副魚鱗鼻子，臉色紅潤，在查理·摩根那場爭議之後被摩根史坦利公司拒絕雇用）。巴布科克公司打破了億萬美元大公司不會被兼併的神話。其股票價格在競標期間翻了一番，大大高出通常40%的盈利水平，因而吸引了一批新型的職業套利者。這些投機者們將兼併對象們的剩餘股票一搶而空，將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並因此形成了一個兼併狂潮期。

  1977年秋天，摩根史坦利捲入了一樁職業道德糾紛之中，此後始終未完全擺脫此事的影響。像摩根史坦利資助的其他大礦業公司一樣，肯尼科特銅業公司也想使其公司業務多樣化，並且請格林希爾當顧問。格林希爾搜索的目標中，有一個路易斯安那的林木產品企業奧林克拉夫特公司。在估計有希望得到一個比較友好的報價的情況下，奧林克拉夫特公司向肯尼科特公司提供了秘密的收益估計數。但此後肯尼科特公司的注意力卻轉移到了一個稱為碳化矽公司的身上，並且最終買下了這個公司。對奧林克拉夫特公司失去興趣之後，肯尼科特公司將那些秘密的數據資料退還給了該公司，但摩根史坦利顯然沒有退還資料。

  1978年初，摩根公司組建的另一個礦業聯合企業約翰斯-曼維爾公司，也來徵詢進行業務多樣化的建議。此事被分派給了格林希爾的夥伴葉戈·約翰斯頓。在談判奧林克拉夫特公司時，摩根史坦利提起了早先與該公司的會談情況，但未提及那些有價值的數據資料。6月末，約翰斯-曼維爾決定不找奧林克拉夫特公司了。稍後兩周，德克薩斯東方公司提出以每股51美元的價格購買奧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股份，奧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董事會批准了這一方案。此時，在得知奧林克拉夫特公司到1981年每股將獲利8美元以上的保密預測的情況下，摩根史坦利意識到該公司賣價非常便宜。於是，摩根史坦利將其所獲得的數據資料告知了約翰斯-曼維爾公司，約翰斯-曼維爾公司立即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徑直加入到與德克薩斯東方公司的一場競標大戰之中，並且以每股65美元的最高價格最終贏得了奧林克拉夫特公司。在一場混亂平息下來之後，問題便提了出來：摩根史坦利出賣了奧林克拉夫特公司嗎？

  按照其後來的辯護，摩根史坦利在開始行動之前，已向戴維斯-波爾克-沃德韋爾和喬·弗洛姆的斯卡頓-阿普斯法律事務所進行了諮詢。這兩家法律事務所都批准向約翰斯-曼維爾公司公開資料，只要這些保密估計數出現在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投標的文件中即可。這點做得很妥貼。然而，當1978年9月這份文件被公布於眾時，卻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震驚，因為摩根史坦利未曾獲得奧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許可，讓它和他人共享其內部資料。客戶與銀行的信任關係——一個世紀以來商人銀行賴以生存的基石，在投機取巧的做法中被破壞了。《華爾街日報》在10月26日披露此事時，指出了這場令人震驚的軒然大波預示著更大的問題：「沒有人指責摩根史坦利行為不軌，但密切觀察該公司的人，包括一些客戶，近來已日益憂慮，因為他們看見摩根史坦利拼命爭奪巨大的兼併投標業務諮詢費，同時也就更加橫衝直撞，一發不可收拾。」(10)

  一開始，摩根史坦利的辯解不能自圓其說。在進行了幾個小時的執行董事會議之後，公司的一個發言人漏洞百出地說：「恐怕我們已決定我們不能作任何評論。」(11)公司有些人對新聞界反應強烈，非常憤怒，而其他一些對格林希爾神氣看不慣的人則非常歡迎給他一個下馬威，也好教訓他一下。貝蒂托和鮑德溫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分為九個段落的長篇辯辭，宣稱在將奧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資料透露給約翰斯-曼維爾公司時，摩根史坦利「表現出了最高標準的職業責任感」。(12)他們指出，摩根史坦利的行為有益於奧林克拉夫特的股東，這些股東們獲得了比德克薩斯東方公司標價高出25%的紅利。夠真實的了！然而這種競標對德克薩斯東方公司來說公平嗎？格林希爾認為，不把那些極其重要的信息透露給約翰斯-曼維爾公司同樣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如果有人想找麻煩，他可能會跑來說，『嘿，這些傢伙想用一些不公開的秘密資料來買一家公司。』」(13)這種觀點頗為站得住腳，要完全退出這筆交易也是一種很好的託詞。

  摩根史坦利企圖解釋清楚，卻把事情變得更糟。在對《機構投資者》發表談話時，格林希爾和迪克·費希爾說他們的公司與奧林克拉夫特公司之間在加強資料的保密問題上既無口頭協議也無書面協議。摩根財團在歷史上堅持信守「我的話就是我的保證」的方法從事經商活動，因此這種辯解似乎有違摩根的傳統。正如《機構投資者》所說：「摩根史坦利似乎在闡明投資銀行的一個新的理論——一個公司提供給投資銀行的任何信息資料不一定得到完全和長期的保密，除非這家公司從該投資銀行那裡得到書面的或口頭的對該資料予以保密的承諾。」(14)

  然而還有比這更糟的事情。大約兩年前，摩根史坦利設立了一個「風險套利」部門，以便在那些兼併目標身上進行投機業務。這種業務與兼併和收購部門的工作是不相容的，這一點在後來80年代的內幕交易醜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個公司如何一邊從事兼併諮詢業務而另一邊卻在這些業務對象身上打賭呢？摩根史坦利再次鼓吹起其「中國長城式」的隔離保密政策，斷言從事套利部門與格林希爾集團嚴格分開，處於封閉的環境之中。爾後，《華爾街日報》又登出了一篇文章，披露風險套利部7月中旬占據了奧林克拉夫特公司15萬股的頭寸。此事發生在奧林克拉夫特公司與德克薩斯東方公司之間最初那場談判被公布之後不久。這700萬美元的股本投資異乎尋常的巨大。只是在兩個月之後，約翰斯-曼維爾公司才明白，摩根史坦利公司的一個部門希望看到公司為奧林克拉夫特公司支付大價錢，是有其巨大的既得利益存在的。

  鮑勃·鮑德溫拒不承認公司在自詡的誠實方面有任何失誤：「如果你問華爾街上任何50家投資銀行哪家銀行的職業道德水準最高，我敢向你保證口碑最好的是摩根史坦利。」(15)在華爾街的其他地方，奧林克拉夫特公司事件給人們帶來了深深的憂慮。摩根史坦利是華爾街的旗手，它的這些麻煩玷污每個公司的名聲。「摩根史坦利的情況將損害我們所有的公司，」摩根的一個競爭對手說，「多年來，我們都沐浴於摩根史坦利在公司界所表現出來的高風亮節之中。」(16)

  奧林克拉夫特事件表明，在華爾街公司不斷發展和經營業務多樣化的過程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作弊和走捷徑的機會。對於一些冷靜地注視著摩根史坦利前10年業務發展的前合伙人來說，奧林克拉夫特事件證實了他們的擔心。有一些人早就認為「事故」遲早會發生，這只不過是時間問題。一個前合伙人說：

  摩根史坦利從事的業務明顯有著利益衝突，遲早會惹來麻煩。以前，人們對待問題的態度是，如果你發現某項業務存在利益衝突，會立即予以拒絕。你不會去搶那最後一枚硬幣。而且，如果任何一筆錢會對維持客戶關係的基本問題產生不良影響的話，你從來不會予以考慮。摩根史坦利很快就將這些東西拋棄了，我總覺得他們丟掉的是他們的靈魂。

  現在，企業兼併業已勢不可當。1979年，摩根史坦利為貝爾利基石油公司就其出售給殼牌石油公司提供諮詢，獲得了1430萬美元的巨額報酬——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宗兼併業務。在貝爾利基公司拍賣競標中失利的公司中有兩家摩根史坦利的客戶——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他們十分憤怒。怒氣衝天的美孚公司此後逐漸將其業務轉向美林公司，而格林希爾則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我們總是盡我們最大的努力為客戶服務，而貝爾利基公司也是我們的客戶。」(17)與銀團業務不同，兼併諮詢業務需要得罪一些客戶來取悅另外一些客戶，因此它損害了華爾街的歷史紐帶關係。

  當1981年8月杜邦公司用78億美元買下康諾科公司時，這種情況再次被暴露出來。在摩根史坦利的建議下，康諾科公司求助於杜邦公司，請它充當「白衣騎士」來抵禦西格拉姆公司的兼併攻勢。由于格林希爾和弗洛姆已與康諾科公司進行合作，杜邦公司不得不放棄摩根史坦利，轉向勢頭日盛的第一波士頓的喬·佩雷拉和布魯斯·沃塞斯頓小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摩根的出口部和1920年通用汽車公司的兼併開始，杜邦公司一直都是摩根財團的中堅。三個月的爭鬥使摩根公司獲得了1500萬美元的報酬。後來，摩根史坦利又與第一波士頓分享杜邦公司的承銷業務。通過兼併業務發展起來的新的銀行紐帶關係在承銷業務上同樣也表現得不那麼忠誠了。

  1981年，摩根史坦利命中注定要陷入到比奧林克拉夫特兼併事件更為窘迫的境地之中。此事陰沉地預示著後來華爾街所發生的醜聞。事情起於對阿德里安·安東紐的雇用。安東紐一家是60年代在紐約定居的羅馬尼亞難民，他們家境貧寒，不會講英語。阿德里安的經歷是一部經典的成功故事：在他父親死後，他給母親當幫手，靠打工讀完了紐約大學，並於1972年畢業於哈佛商學院。當年被摩根史坦利作為職員雇用後，他就擔心錢的問題。他為他母親在皇后區所經營的紡織業不景氣而感到苦惱，同時又擔心他所借的學生貸款的償還問題。

  安東紐聰明而且善於交際，他著迷於圍繞在他周圍的新的財富，並且開始接受一種時髦的生活方式，開寶馬牌小汽車，住派克大街公寓。他是一家稱為「雙倍」的高貴俱樂部的成員，他時常出入於高檔飯店，在漢普頓閒蕩。許多感覺靈敏的人都想知道他榮耀的表象下所掩蓋著的某些東西。「他只是外表看起來很不錯，穿著講究，保養良好。」他的一個朋友說。(18)他一開始從事的是公司融資業，但很快就被吸收到格林希爾日益增長的兼併業務中去了，在這裡，一個新來者可以很快就獲得許多有價值的信息資料。

  1973年，安東紐與他以前紐約大學的同學、現在在一家交易所工作的詹姆斯·紐曼一起策劃了一筆交易。安東紐向紐曼提供被兼併公司的備選名單，紐曼花錢購買這些公司的股票，獲利後兩人平分。他還與其商學院的另外兩個同學做了同樣的交易。開始時，他們所下的賭注非常有節制。他們總共進行了18筆交易。在第一筆交易時，安東紐告訴紐曼，摩根史坦利代表塞爾坦特德公司處理聖戈班蓬-穆松公司兼併該公司的投標。他們因此而購買的塞爾坦特德公司的股票淨賺了1375美元。在第二筆交易中——紐曼此時已搬到邁阿密並接受了另外一份經紀工作——安東紐透露，由摩根史坦利提供諮詢的西巴-蓋吉公司將要出價兼併芬克西茲公司。他們隨即投下了較大的賭注購買芬克西茲公司的股票。再有，當摩根史坦利幫助北美菲利普公司投標兼併馬格納沃克公司時，安東紐和紐曼購買了1.76萬股馬格納沃克公司股票。這兩個年輕人真正開始擺起派頭來了，使用國外的巴哈馬銀行帳戶。

  他們竟然全不顧這樣做的危險。後來，他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報導索格印刷公司的三個人利用從其印刷的投標報價文件中獲取的內部資料進行內幕交易的情況。「瞧瞧索格公司的這些人都怎麼了？」安東紐說道，稍稍顯得有些驚愕。「得了，你看見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情，」紐曼回答道，「他們要回你的錢，還給你一記耳光。人們不得不去偷去搶這種錢財，但卻用不著為此去坐牢。」(19)

  1975年初，這個陰謀幾乎就要到此為止了，當時安東紐被擠出摩根史坦利，受僱於後來很快與雷曼兄弟公司合併的庫恩-洛布公司從事兼併諮詢工作。很幸運的是，安東紐在摩根史坦利找到了新的同謀，是該公司中1972屆哈佛商學院畢業的第五個成員。與安東紐的自由灑脫不同，法裔加拿大人雅克·庫爾圖瓦顯得認真而謹慎，他的父親是個富有的蒙特婁律師，領導著一個當地的一個運動團體，還是一家銀行的董事。在哈佛俱樂部下棋的過程中，安東紐使庫爾圖瓦加入了他的計劃。作為回報，庫爾圖瓦立即向其透露了一條秘密信息——摩根史坦利的客戶泛洋石油公司在與馬拉松石油公司進行合併談判。他們很快賺得了11.9萬美元。在1973和1978年之間，他們共獲利80萬美元。

  有關當局花費了一段時間才把注意力集中在安東紐身上。這期間，安東紐已與有權有勢的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總裁丹尼斯·斯坦菲爾的女兒弗朗西斯卡·斯坦菲爾處於熱戀之中。到1978年春天，當政府把安東紐作為主要嫌疑犯進行偵查時，他與弗朗西斯卡訂了婚，她專為《紐約時報》星期天雜誌寫作有關流行時裝方面的文章。不知什麼原因，安東紐沒有將他正被調查的事情告訴他在雷曼兄弟庫恩-洛布公司兼併和收購部的老闆埃里克·格利切爾。當格利切爾在安東紐婚禮前夕得知這一情況時，感到面臨著雙重災難：不僅僅安東紐是他的雇員，而且20世紀福克斯公司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一個重要客戶。他對安東紐語氣堅決地說：「如果你沒有責任問題，並且如果你在向調查部門解釋時想得到斯坦菲爾家的支持的話，你真的應該告訴他們一切。」(20)

  1978年6月28日，安東紐在威尼斯舉行的世俗婚禮上與斯坦菲爾結婚，但沒有將聯邦政府對他進行調查的事情告訴斯坦菲爾家。格利切爾在得知這一情況後，從紐約打電話給安東紐，他在電話里咆哮說：「除非你在教堂婚禮前把事情告訴斯坦菲爾先生，否則我會告訴他的！」(21)7月1日，教堂婚禮在威尼斯的卡斯泰洛聖彼得羅大教堂舉行，即將成為教皇約翰·保羅一世的樞機主教阿爾比諾·盧恰尼寫了書面賀詞來祝福這對新婚夫婦。阿德里安發表了詩一般熱情洋溢的祝酒詞：「為20世紀福克斯最長久的演出乾杯。」(22)當客人紛紛告別離去之時，這對新婚伴侶登上一艘白色的遊船去觀賞威尼斯的風光。回到紐約後，格利切爾解僱了安東紐。一個月之內，大概是因為斯坦菲爾家族知道了有關調查的事，安東紐的婚禮被宣告無效。

  1979年，雅克·庫爾圖瓦主動離開摩根史坦利給公司帶來了很大的煩惱。「摩根史坦利當時被震驚了，」庫爾圖瓦的一個同事說，「在大約3周的時間裡，包括雅克在內，他們損失了3個人。他們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進行調查研究，以確信他們尚牢牢地控制著我們這些剩下的人。」(23)庫爾圖瓦說他可能會去搞計算機軟體或經營他自己的投資業。和哥倫比亞總統的侄女結婚後，他移居波哥大。由於在兼併和收購部中只有庫爾圖瓦未參與過上述公司兼併業務，因此他受到政府調查人員的監視。這就對摩根史坦利所作的關於其公司職員從不與別人談論兼併業務方面的事情的聲明提出了疑問。

  1981年2月下達了刑事起訴，對投資銀行進行刑事這種起訴是史無前例的。紐曼被判處一年監禁，而安東紐表示服罪，懇求從寬處理，故獲得了緩刑。安東紐說：「任何熟悉證券市場業務的人都知道這些情況並不罕見。」(24)庫爾圖瓦被判一年監禁並處以15萬美元的罰款。

  摩根史坦利與政府配合併與客戶聯繫以重申其公司的誠實。公司讓劉易斯·伯納德出面將情況通知所有執行董事。伯納德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辦公室里大家都哭了。他們因為憤怒而哭了。我們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25)儘管大多數的內部信息的透露都出在摩根史坦利，鮑勃·鮑德溫仍抱怨對雷曼兄弟公司的輿論曝光沒有那麼多：「那些新聞報導說什麼？摩根！我們在這些該死的事情中成了新聞主角……事實上，我們的職員都在痛哭，他們工作是如此的努力，總是以第一流的方式從事第一流的業務。」(26)

  公眾對這次內幕交易曝光的反應顯然與對1933年的優惠客戶名單醜聞及理察·惠特尼事件的反應相同。與摩根史坦利無關的人覺得似乎公眾的信任遭到了愚弄。「我總認為摩根史坦利是最優秀的，」福特漢姆商學院院長本尼迪克特·哈伯說，「它就像一尊偶像一樣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