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酋長

  1973至1974年的蕭條在摩根擔保公司面前也展現出一幅充滿動盪的景象。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禁運和隨之而來的世界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了通貨膨脹和金融市場的滑坡。70年代初固定匯率取消之後，外匯交易變成了一場瘋狂的遊戲。1973年11月，摩根的總裁沃爾特·海因斯·佩奇提醒他在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朋友們，不要過分炒外匯，並悄悄提醒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注意這一問題。1974年5月，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外匯損失導致了大蕭條以來的第一次嚴重的銀行擠兌和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銀行破產。聯邦德國最大的私人銀行赫施塔特銀行在6月份莫名其妙地倒閉，致使摩根擔保公司損失了1300萬美元。那年秋天，《財富》雜誌警告道：「國家的金融體系正面臨著1933年『銀行假日』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是一場信任危機，公眾甚至對經營最好的銀行的償債能力也變得越來越憂心忡忡。」(1)

  正當銀行界烏雲密布的時候，許多銀行又突然受到了一場阿拉伯石油美元[48]的誘惑。雖然阿拉伯引起了金融危機，但顯然也帶來了一劑良藥。對於極力維持平衡的摩根擔保公司，石油美元如暴雨從天而降，帶來了一幅雨中彩虹般的超現實美景。沃爾特·佩奇說道：「我們當時擔心沒有美元。後來沙特人給我們帶來了那麼多的美元，我們真不知道如何保管才好。很快，你都不得不變成沙特人了。」(2)大部分石油美元都流到了四家美國銀行——摩根擔保公司、大通銀行、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阿拉伯人是典型的勢利眼，他們偏愛保守的藍帶銀行，珍視摩根老派理財氣氛、謹慎的作風和毫不動搖的基督教傳統（直到本世紀80年代之前，該銀行的高級職員中還不曾有過一個猶太人）。

  當銀行家們蜂擁到中東，拜倒在沙特酋長腳下的時候，摩根擔保公司得益於其他投機鑽營者無從效法的關係。摩根與沙特之秘而不宣的關係可追溯到30年代伊本·沙特創建沙特王國的年代。那時充當著臨時銀行的，是泥土地面的貨幣兌換所。在1933年春天，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與沙特財政大臣阿卜杜勒·蘇萊曼就第一個石油特許開採權進行了談判。談判的結果是以一筆3萬英鎊的黃金貸款和以黃金支付的5000英鎊作為第一年的租金。由於沙特原始的貨幣體系只使用金屬鑄幣，這樣就出現了付款的難題。於是輪船把成堆的黃金運到沙特作為其石油出口的收入。直到20年以後該王國才接受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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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克林·羅斯福聽取了沃爾特·李普曼和拉塞爾·萊芬韋爾的意見後，對黃金出口採取了禁運。這險些使摩根與沙特間的這筆生意擱淺。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作為一家美國公司，要等財政部批准後才能向沙特輸出黃金。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在等候官方的指令時，其在沙特的前途似乎就寄托在那一船黃金之上了。1933年7月26日，美國當時的財政部副部長迪安·艾奇遜拒絕了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的請求。驚慌的石油公司無視管制，從擔保信託公司在倫敦的分支機構提取了35000個金幣。

  1933年8月初，大英輪船公司的一艘貨輪載著這批黑市黃金駛向了波斯灣。貨輪抵岸之後，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的代表即在蘇萊曼警惕的目光注視之下，點出35000金幣交給了他。當沙特人問及如何保存這筆錢時，這位代表就向他推薦擔保信託公司。在以後好多年內，美國石油商人用輪船或飛機將上百萬的金幣運到了沙特。到20世紀40年代，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把德士古、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以及美孚石油公司組成了一個新的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的經營範圍從建造醫院到駱駝飼料槽無所不包，從而使它在沙特王國的影響足以與沙特王室分庭抗禮。由於阿美石油公司經營著大量物資的進口，因而不斷地需要信用證和其他老式的銀行服務。它所依靠的就是實力雄厚的擔保信託公司。

  儘管荷蘭人和法國人都已在沙特安營紮寨（荷蘭貿易協會為印尼香客去麥加朝聖提供服務），但擔保公司的哈羅德·安德森可能是二戰後唯一經常去美國和沙特的美國銀行家。作為長期從事駝隊運輸的商人，阿拉伯人很注重私人關係和友情。因此，為人隨和的安德森就用豐富多采的禮品，例如裝飾著金屬釘的鞍座贏得了他們的友誼。擔保公司以沙特的石油收入作為擔保向其提供貸款（其中也許還包括提供給沙特國王個人的小筆貸款），並為沙特的巨頭管理美元帳戶。擔保公司作為阿美石油公司的開戶行，還管理著沙特的美元石油收入。

  儘管J.P.摩根公司在50年代與沙烏地阿拉伯沒有什麼來往，但它卻是比奇特爾公司的開戶行。這家公司是影響力遍及阿拉伯半島的世界建築巨人，阿美石油公司的大樓就是它建造的。比奇特爾與沙特商人蘇萊曼·奧拉揚建立起了密切的夥伴關係。這個曾經身無分文的阿美石油公司送信員最終掌握了10億美元和沙烏地阿拉伯比奇特爾公司50%的股份。作為摩根擔保公司國際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奧拉揚是一個密不透風的關係網的一部分，這張網把摩根擔保公司、比奇特爾、沙特王室和美國石油公司都結成一體。

  財政大臣蘇萊曼像故事書中的守財奴一樣。常常傳聞他將國家的財富——利亞爾銀幣和金鎊藏在床底下的箱子裡。這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可隨身攜帶的中央銀行之一。50年代之後，沙特將開採特許權分為更平均的對半分，它與阿美石油公司各占一半。鑄幣填滿了70英尺長、70英尺寬、8英尺高的地窖。這種古老的中世紀理財方式再也不能滿足需要了。但是若想使貨幣體系現代化，就會觸犯伊斯蘭教禁收利息的戒律。

  沙特人在1952年成立中央銀行時，由於害怕觸怒忠實的教徒而躲躲閃閃不敢冠以這個名稱，而是狡猾地稱之為沙烏地阿拉伯貨幣署，簡稱沙特貨幣署。該機構在啟動時擁有1500萬美元。它負責鑄造沙特金幣並為到麥加朝聖的香客發行了王國的第一批紙幣。漸漸地，紙幣替代了王國沉重的硬幣。不過許多沙漠勇士和王國的侍從還是偏愛結實、貴重的金屬，費薩爾國王自己就情願將一袋袋白銀存在荷蘭貿易協會的地下室里。

  摩根擔保公司通過一個叫安瓦爾·阿里的巴基斯坦人對沙特的財政進行改革。這個很了不起的人第一次對沙烏地阿拉伯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時，其身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東局局長。1958年，沙特人聘請他擔任沙特貨幣署的總裁。他的任務是整頓這個王國的財政，當時腐敗、通貨膨脹和無度揮霍已把財政攪得混亂一團（沙特王宮擁有僅次於五角大樓的世界上第二的空調系統）。阿里這個戴銀邊眼鏡、身著西服、文雅、具有學者風度的伊斯蘭教的忠實信徒成了費薩爾國王的私人金融顧問。作為沙特貨幣署的總裁，他所支配的石油美元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人，所支配的黃金之多勝過能施展點石成金術的弗里吉亞國王米達斯。記者塔德·肖爾茨在1974年寫道：「沒有幾個國王或總統能擁有這麼大的個人權力。」(3)他巧妙地用文字遊戲把「利息」變成了投資的「回報」，從而使沙特貨幣署能夠聚集各種時興的證券，卻同時避免觸怒真主。當時在美國駐沙特使館工作的威廉·圖米回憶道：「在談到他所面臨的財政混亂現象時，安瓦爾首先告訴我的事情之一就是，他驚訝地發現沙特在紐約的許多帳戶都不提取利息。銀行對沙特拒收利息的宗教顧忌如此敏感，他對此深有感觸。」(4)

  為制定投資戰略，阿里招募西方銀行家組成了一個小組從事這項神秘的行動，這個小組有時被稱作「資深元老」或「三賢士」。在這些人中，有個頭高高、眉毛粗黑，當時任摩根國際部主任，後來成為董事長的小約翰·邁耶。阿里喜歡購買國庫券這類保守的投資，而邁耶正是這種老派的典型，因而就對他很有吸引力（在銀行內，他被戲稱為穆迪·邁耶，因為他能夠極其細緻地記住穆迪公司登記的每一筆證券，甚至是數值最小的一張）。此外，邁耶做事不張揚，難以捉摸，但為人坦誠，因而受到他的信賴。而邁耶也因阿里能在這個腐敗成風的國家保持清廉而對他深表欽佩（哈羅德·安德森的助手約翰·博霍夫總是尖刻地對同事們說：「永遠不要到那些一年中大部分時間不用穿外套的國度去做生意。」）。阿里把沙特貨幣署的存款放到摩根擔保公司，使之成為沙特的保藏處，這家銀行雇用了阿里的兒子帕夏——耶魯大學畢業生。

  在幾年當中，摩根擔保公司一直向沙特貨幣署提供投資諮詢。然而，這家美國銀行的成功卻在60年代給其自身帶來了損失。作為政府顧問，它不能招攬在沙特的生意，否則就發生利益的衝突。摩根需要在其與沙特之間保持一定的迴旋餘地。摩根的一位前高級管理人員解釋道：「你不可能派人到一個政府機構當顧問，而同時又和該政府做生意。」於是，摩根便脫身出來，而將紐約的懷特-韋爾德公司、巴林兄弟公司和倫敦的理察-弗萊明公司引薦進去。

  在石油美元如油井噴油一般滾滾而來的時候，摩根便處於一個極佳的位置。它能夠以保護人的身份保護無自衛能力的沙特，免受貪財、利己的銀行的侵害。由於認識到沙特需要有新的金融專業知識，阿里思量著建立一個國際商人銀行。到1973年，沙特貨幣署仍在利雅得機場附近的一座搖搖欲墜、缺少電報機的建築內辦公。它那只有十名專業人員的配備力量卻調動著存在世界各地的上千億的美元。

  在國際貨幣基金1973年的奈洛比會議上，邁耶、沃爾特·佩奇和劉易·普雷斯頓把阿里團團圍住，提出建立一個以倫敦為基地的沙特商人銀行的計劃，把這個銀行作為沙特王國在歐洲市場的窗口。佩奇回憶道：「我們告訴他必須在金融界開一個窗口；必須正確地進行投資並要跟得上世界潮流。」(5)當時，歐洲美元市場正在倫敦全速發展，時機看來很有利。

  起先，沙特人希望通過與歐洲和日本的5家主要的開戶行組成一個國際財團來分享這筆豐厚的賜物。而摩根則對這種流行的概念不以為然。佩奇曾說：「我們告訴沙特，他們必須拴住一家，讓他占大份額，這樣才行。」(6)而這負責任的一方，請問，又是誰呢？在1975年，沙特國際銀行成立的時候，沙特貨幣署持有其股份的50%，摩根擔保公司持有20%，其他銀行分享5%。摩根財團的埃德加·費爾頓受派遣去倫敦管理新銀行。對摩根擔保公司來說，與沙特中央銀行搭檔是絕妙的一招，這令他人望塵莫及。

  摩根擔保公司私下精心策劃的關於沙特國際銀行這樁交易的新聞，使其與摩根史坦利的特殊關係遭受了致命的打擊。這正值巴黎夥伴關係日益冷淡的時期，摩根史坦利僅在消息即將公布之前才知此事，對此大為震驚。作為沙特貨幣署董事的阿里·阿里列扎將這筆交易的事情告訴了他在摩根史坦利工作的侄子希沙姆。公司簡直不能相信居然被蒙在鼓裡。據摩根史坦利的一位前合伙人說：「這件事非常令摩根史坦利和摩根建富光火。沙特巨額財富的誘惑力如此之大，所能賺得的錢如此之多，而這一切都歸摩根擔保公司獨享真不公平。這根本就不再是同盟了，摩根擔保公司在百慕達會議上就已打定了單幹的主意。」一位摩根擔保公司的前官員同意這種說法：「當石油美元滾滾而來時，我們就不再需要摩根史坦利了。」

  沙特國際銀行使華爾街23號浮想聯翩，幻覺環生。有些人認為沙特可能通過這家銀行對其整個進出口提供融資；另一些人則想沙特國際銀行可能會在華爾街23號開一個大戶頭。最具體的期望是沙特國際銀行會培養沙烏地阿拉伯未來的金融精英，使得摩根財團能夠將其親信安插到沙特的各級權力機構。沙特急需一批能夠勝任的金融家，而沙特國際銀行答應向其提供這些人員。看來，摩根財團將從強調「沙特金融沙特化」中大獲其利。

  實際上，沙特國際銀行從未留住過送到它那裡進行培養的富有的沙特青年。1973年末和1974年初的石油價格暴漲帶來的巨大財富等著沙特青年去支配，國內的商業機會也在向他們頻頻招手。此外，由於太留戀他們的文化和家庭，這些貝督因-阿拉伯人不願在倫敦長待。摩根的一位人士說：「沙特人太少了。他們都想在沙烏地阿拉伯出名或施加影響。銀行業太令人生厭，最後我們便和技術官僚，而不是和王室打交道了。」摩根的一些人士認為，沙特王室從未以其力量和威望全力支持過這家銀行。它搞過一些小額主權債務，但從未有過真正大的發展。因此，它對於華爾街23號的主要作用僅僅在於維護與沙特貨幣署的關係。

  摩根擔保公司是沙烏地阿拉伯在美國政治中的保護人。1975年初，參議員弗蘭克·丘奇由於擔心阿拉伯人會以取出他們的短期存款來要挾美國政府，試圖弄到石油美元的存款數字。摩根和其他銀行不願泄露這一情況。摩根的總裁埃爾莫爾·帕特森鄭重地說：「你們所要求的許多信息都涉及到我們保守客戶個人秘密的義務。」一些瑞士銀行竟然盜竊客戶存款的行徑使摩根大為震驚。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和這些銀行做了一筆交易，透露了中東國家存款總額數目。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的145億美元存款中有78%存放在摩根擔保公司、美洲銀行、花旗銀行、大通銀行、製造商漢諾瓦銀行和化學銀行這六家銀行之中。

  參議員丘奇擔心石油美元會導致銀行家們的政治效忠，產生不良結果，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酋長們想要利用信用證迫使人們遵從阿拉伯人對以色列進行抵制。在這種情況下，各銀行不得不證實向中東出口的商品的原產地不是以色列，也不是黑名單上所列的美國公司的產品。產品上不得有大衛之盾的標誌；不得用以色列的船隻和飛機運輸這些產品。1976年，美國猶太人大會指出摩根擔保公司和花旗銀行是這一骯髒交易的忠實執行者，並引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在執行阿拉伯國家的抵制活動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7)儘管摩根擔保公司對20多個信用證中的一些無理措辭提出了抗議，並終於將其刪除，但他們還是執行了824個帶有抵制語言的信用證。有一些銀行歡迎出台嚴格的反抵制立法，化學銀行和摩根財團都出面作證，說明反對出台的理由，但這項立法最後還是在1977年被通過了。

  摩根銀行在戰後通常都避免湯姆·拉蒙特所擅長的那種為外國政府進行政治遊說和爭取的活動。然而在對待沙特的問題上，摩根銀行似乎又回到了當年。摩根擔保公司與比奇特爾、通用汽車公司、通用電器公司、福特汽車公司以及石油公司一道，出資興建了喬治敦大學的現代阿拉伯問題研究中心。一位觀察家說道：「在該中心極端活躍的計劃中，最為突出的主題就是猛烈地抨擊以色列以及美國對它的支持。」(8)英國電視片《公主之死》在1980年播映之後，威嚴的摩根也一反常態，闖入電視屏幕。在這個有爭議的紀錄片中，沙特親王下令處死了他那不服從婚姻安排的孫女。那女人中意的夫婿看著她被槍決，而後他自己也被斬首。沙特對該劇的播映極為憤慨，於是國務院就趕緊設法息事寧人。摩根財團和德克薩斯儀器公司、哈里斯公司以及福特汽車公司一起出資拍攝了一部有關沙烏地阿拉伯的賞心悅目的三集電視連續劇，以抵消《公主之死》的影響。(9)

  摩根史坦利與摩根擔保公司不同，它在中東事務方面缺乏經驗。它急急忙忙笨拙地，常常是可笑地拉攏阿拉伯人，最終與當時號稱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富商——詭詐的阿德南·卡舒吉結成聯姻。這位沙特國王御醫的兒子做成了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幾十億美元的軍火生意，並從四分之三以上的國防合同中提取佣金。他在10個城市中擁有宮殿般的住所。他有自己的道格拉斯8型飛機和配有黃金設施的遊艇。沙特駐聯合國大使於1974年向摩根史坦利引見了卡舒吉。據說卡舒吉對兩極分化的阿拉伯世界感到憂慮，在那裡，一方面是沙特酋長駕駛著凱迪拉克；另一方面是廣大民眾食不果腹。他告誡沙特王室不能如此窮奢極欲，因為蘇丹國的人民正遭受著貧困的折磨，蘇丹有意無意地想搞點社會主義，使得一些保守的產油國深感恐懼。因此，卡舒吉希望把農工綜合企業引入該地區從而改變這種局面。在徵得了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的同意之後，他計劃在蘇伊士運河畔建立一個17000英畝的奶牛場，並在蘇丹的青尼羅河畔建立一個百萬英畝的養牛場。為了尋求適用的技術，卡舒吉瞄上了亞利桑那-科羅拉多土地及家畜公司。這家公司在西部擁有萬頃牧場和畜群。然而，直到摩根史坦利介入並通過談判為它爭得900萬美元的股份後，它才同意出售技術。

  為了實現他的目標，卡舒吉與摩根史坦利的簡·斯坦貝克經常形影不離。斯坦貝克是個單身漢，出身於瑞典的一個數得上的豪富之家，相貌英俊、金髮碧眼。斯坦貝克似乎滿肚子奇聞軼事，常常給朋友們講述他在喀土穆與蘇丹總統在風沙中坐在機場跑道邊上的情景。卡舒吉常會心血來潮地突發許多有關灌溉和農業的奇想，但很快他的興趣就轉移到其他事務上去了。他特別喜歡捉弄斯坦貝克。有一次，斯坦貝克下榻開羅一家飯店以便去和阿拉伯人會晤。他到的時候已經很晚了。他感到筋疲力盡，因此告訴前台服務員，即使有電話找他也請不要打擾。午夜過後，卡舒吉來到了飯店。在聽了斯坦貝克的留言之後，卡舒吉的腦海里就閃出了一個惡作劇的念頭。於是，他學著接線員的口吻打電話叫醒了斯坦貝克，對他說，他那摩根史坦利的老闆從紐約給他來電話，線很快就接通。然後，他就在斯坦貝克強打著精神等電話的時候開始津津有味地享用他的晚餐。時不時地，他還會抓起電話提醒斯坦貝克他老闆的線馬上接通，別把電話掛了。就這樣，斯坦貝克一直絕望地握著聽筒直到再也支持不住，倒頭昏睡。

  聰明伶俐的卡舒吉還用另一幅充滿財富的美景來誘惑摩根史坦利。他說，他的朋友法赫德王儲因在摩納哥賭博時破紀錄地輸掉了600萬美元而在費薩爾國王面前無地自容。為改善形象，王儲計劃設立一筆10億美元的基金行善事，並有可能請摩根史坦利擔當他的財務顧問。摩根史坦利是否會有興趣到法國西北部的都維爾與法赫德王儲會晤呢？斯坦貝克、帕克·吉爾伯特和比爾·斯沃德在都維爾租了一套房間。卡舒吉在他們下面一層下榻，法赫德則在上面一層。

  一天晚上，8點半的時候，卡舒吉帶著這3個人到他的套間來見王儲。房間裡有20多把椅子排成了一圈，每把椅子旁邊都有一個凳子。王儲一本正經地走了進來，坐在斯沃德旁邊，然後表達了一番為人類做貢獻的意願。當一位身著華麗晚禮服的婦人走進房間時，卡舒吉走近斯沃德低聲問道：「你不介意我的秘書坐在法赫德王儲身邊吧？」斯沃德這個矮小、虔誠的長老會教徒說了聲沒關係，便挪到另一把椅子上，好奇地打量著這位美麗的秘書。又過了一會兒，另一位年紀稍大，但同樣迷人的40多歲的女士也走了進來，坐在法赫德的另一側。卡舒吉對斯沃德耳語道：「這是《巴黎競賽報》編輯的夫人。她正在撰寫一則有關王儲的專題報導。」此後，每隔幾分鐘便有一位美麗女郎走進來，直到每個男人身邊都坐上一位為止。當房間裡人坐滿後，法赫德宣布他已在一家特盧維爾餐館訂了晚宴。在會談結束時，斯沃德走近《巴黎競賽報》編輯的夫人，認真地與她談論起亨利·盧斯、阿克塞爾·斯普林格以及其他出版商。然而令他詫異的是，這位女士對出版界卻幾乎一無所知。

  回到飯店關上房門之後，吉爾伯特和斯坦貝克放聲大笑。他們比斯沃德先明白卡舒吉的把戲：「他是讓『模特們』從巴黎飛來參加聚會的。」斯坦貝克逗斯沃德說：「你給王儲和姑娘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你看上了那個為首的女人、《巴黎競賽報》的編輯，不過她可是她們中最老牌的妓女。」(10)卡舒吉的傳記作者對斯坦貝克所作的結論，可算是對摩根史坦利極力招攬沙特生意的初期努力蓋棺定論：「他（與卡舒吉一起）去拜謁各國首腦，與他們討論將沙漠變為伊甸園的規劃。可是當旅行結束，外表花哨的東西除去之後，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結果了。」(11)

  對摩根建富來說，石油美元的繁榮是上蒼恩賜的機遇，在20世紀60年代兼併熱潮跌向低谷的時候，這種繁榮使蕭條得以減緩。儘管摩根建富在1972年經辦了第一次歐洲英鎊債券的發行，但要想成為歐洲市場上的一流競爭者，它還需要有足夠的財力。因此，需要採取新的舉措才能站穩腳跟。在那個不景氣的年代，衰退的陰影籠罩著整個英國工業，使得出口一蹶不振，利率不斷攀升。倫敦金融城也受到房地產市場崩潰和1973至1974年間的次級銀行業危機的嚴重衝擊。當有人問及拉扎爾的普爾勳爵是如何度過那場大崩潰時，他答道：「很簡單，我只借錢給上過伊頓公學的人。」(12)

  阿拉伯人常會臨時性地幫助摩根建富應付一些困難。阿拉伯人喜歡保守秘密，欣賞英國商人銀行保密的作風，所以高深莫測的倫敦金融城對他們很有吸引力。阿拉伯人還喜愛古式建築上高貴的標誌。此外，英國外交部比美國國務院更加同情阿拉伯人的事業。摩根建富副董事長克里斯多福·惠廷頓聲稱：「摩根建富能夠利用美國無能為力之機採取行動。我們可以向阿拉伯人出售颶風式戰鬥機，而美國因受國會鉗制則不能。」(13)摩根建富的另一個優勢在於，它不像倫敦的許多商人銀行那樣帶有猶太祖先的烙印。因此，大溫徹斯特街23號就成了倫敦金融城中與中東做生意最多的公司。摩根建富在7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其收入的70%來源於阿拉伯國家的業務。

  在這方面，最初打頭陣的是約翰·史蒂文斯爵士。他酷愛旅遊，通曉許多語種，曾任英格蘭銀行高級管理人員，擔任過伊朗中央銀行的顧問。那時，他已把摩根的旗幟插到了昔日帝國的前哨：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並且把辦事處設到了莫斯科。從外交部招來的戴維·本多爾也在拉丁美洲從事著同樣的工作。

  與其發展初期的情形一樣，摩根建富日益擴大的海外業務加強了與英國政府的密切關係。摩根建富專門安排英國政府當時用於睦鄰友好的政府擔保的出口信貸。這些信貸使摩根建富為阿曼和約旦的電站、煉油廠以及其他基建項目提供融資，而且還能為向這些國家的軍火出口提供融資。此外，這家銀行與東歐的關係也因出口信貸而日益密切。摩根建富在1975年因提供了四分之一以上的政府擔保信貸而獲得了女王的「出口成就獎」。通過出人意料的兼併，公司雄厚的出口信貸和優異的投資管理總是使其資產負債狀況得到改善。歸根結底，有板有眼、紮實的素質成了它的救星。

  1973年之前，除沙烏地阿拉伯之外，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因太窮而被認為信貸風險較高。隨後，它們的金融狀況突然地，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揭示出這一巨變的是約翰·史蒂文斯爵士在1973年秋的「贖罪日戰爭」期間談成的一筆貸款。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在這一年的10月6日向以色列發動了進攻。10月20日，也就是在血腥激戰期間，就有消息透露摩根牽頭向阿布達比提供了一筆貸款。當時，以色列的坦克剛剛越過蘇伊士運河向前推進15英里，摧毀了埃及人的地對空飛彈陣地。這消息使輿論譁然，特別是在倫敦金融城的猶太人的公司中掀起了軒然大波。英國官方奉行的是中立政策。摩根建富堅持認為其貸款用於和平目的，一貫如此。按照克里斯·惠廷頓的說法：「給阿布達比的貸款在戰前就生效了，我們只是沒有把它取消而已。」(14)

  銀行這筆在戰後發放的最有爭議的貸款引起了激烈的論戰。每次報導這筆神秘的貸款時，數額好像就增加一次。開始時所宣布的貸款額是4000萬英鎊（1億美元），但三天內就很奇怪地漲到了2億美元。儘管史蒂文斯聲稱這筆貸款是用於醫院和預算目的，但它還是顯得非常可疑。泡在石油財富中的享有特權的7萬阿布達比居民可能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在那個年代，2億美元是一筆巨額歐洲美元貸款，每個阿布達比居民可攤到3000美元。在正常情況下，這筆貸款對於一個小小的產油酋長國來說簡直是一種浪費，沒有必要。

  同樣可疑的是，10月20日的倫敦《泰晤士報》透露，貸款的談判剛剛開始。這意味著貸款的起始根本沒有先於這次戰爭，令人吃驚的是，連貸款都是以美元計算的。整個夏天，蘇聯人都在向埃及和敘利亞輸出軍火，所以目前外匯拮据。外交界都清楚，蘇聯人在用軍火向阿拉伯人換取硬通貨，即美元。另一件事也引起了人們的頗多猜測：摩根建富的兩名中東問題專家都是內閣部長的兒子。戴維·道格拉斯-霍姆是外長亞歷山大·道格拉斯-霍姆之子；魯珀特·卡林頓是國防部長彼得·卡林頓之子。

  由於阿布達比剛剛對美國實行了石油禁運，所以美國銀行對這筆貸款非常不安。這筆貸款令倫敦金融城頭痛，更遭華爾街詛咒。摩根擔保公司和第一國民城市銀行都不聲不響地退出了這項銀團貸款。就摩根來說，這一舉動更是引人注目，因為它是這個小酋長國的25億美元證券的投資顧問。參加這個銀團是摩根所經歷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不過，日本人對參加這個銀團沒有什麼顧慮。實際上，日本人想通過直接購買石油來與阿布達比拉關係，因此繞開了主要的石油公司。這是一個收買友誼的機會。於是日本的東海銀行便組織了一項3000萬到5000萬美元的銀團貸款。

  由於錢是可以替換著用的，所以就連史蒂文斯也無法說清楚這筆巨款的最終去向。直接參與的人也不再裝模作樣了，有人聲稱：

  這當然是筆戰爭貸款。當時這種規模的歐洲美元貸款非常少有，但這筆貸款在幾周內就準備好了。實際上，這筆貸款對摩根建富沒有任何好處。當石油價格翻了兩番之後，阿布達比的債信就從「很好」躍到「非同尋常的好」了。因此，很難向阿布達比解釋為什麼利率這麼高，這似乎純粹是在向他們放高利貸。利率之所以高，是因為這是筆戰爭貸款。

  在摩根建富工作了6年後，約翰·史蒂文斯爵士於1973年10月27日去世，享年59歲。在此之前，他已從洛-皮特曼股票交易公司招募了他妻子的表弟比爾·麥克沃思·揚來摩根建富工作。麥克沃思·揚非常聰明，是倫敦金融城發行交易員中的新秀。他將接任史蒂文斯執行長的職務，並將在公司未來的工作中擔任重要的角色。回顧此事，史蒂文斯之死使公司失去了一位重要人物，他本來能夠讓公司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的公司，如同其競爭對手華寶公司一樣。儘管如此，他已經向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並把它送入了上升的國際航程，恢復了其一流倫敦商人銀行的地位。藉助於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賺錢生意，摩根建富在衰退的環境中取得了創紀錄的盈利水平。

  摩根建富以其商人銀行變色龍般的應變能力迅速地披上了阿拉伯的外衣。為了取悅中東人，它採取了至少在國際業務中不雇用猶太人的政策。儘管該公司總是用諸如「阿拉伯導向」或「非以色列導向」等委婉的措辭來描述這一原則，但歸根結底，它反對雇用猶太職員，不願與以色列人做生意。剛剛阿拉伯化的摩根建富向卡達和杜拜提供投資戰略諮詢，與約旦的阿拉伯銀行建立合資銀行，在伊朗和埃及開設辦事處，並與法國的蘇伊士金融公司建立聯繫，因為這家公司的子公司印度支那銀行在整個中東都設有分支機構。

  隨著摩根建富在中東事務方面的名氣愈來愈大，在國內便有許多人向它打聽阿拉伯金融界的內部信息，或請它引薦進入波斯灣的外交圈子。1975年，它吸引了一個要求嚴守機密的追求者——亨利·福特二世（亨利·福特之孫）。福特汽車公司的使者提出了這樣一個棘手的難題：這個公司已上了阿拉伯人抵制的黑名單，它怎樣才能既在以色列，同時又在埃及開業呢？這在政治上勢比登天。

  福特汽車公司在中東是個不受歡迎的棄兒。在1950到1966年間，它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開辦了一個裝配廠。後來福特汽車公司的一個以色列經銷商獲准在以色列辦廠，以進口部件組裝福特汽車。儘管福特公司沒有對以色列進行直接投資或派遣人員，但阿拉伯聯盟仍威脅福特公司，倘若它不撤消以色列的這筆生意，那麼福特汽車將在這一地區遭到抵制。對福特而言，作何種決定是件很敏感的事情，因為他祖父反猶的歷史令他處境尷尬。因而，老福特的這個孫子便拒絕放棄自己的原則或屈服於阿拉伯人的壓力，公司與以色列的業務仍照常進行。福特後來說道：「這只是一個很務實的商業程序。我並不在乎人們說我仍受著公司反猶歷史的牽連。我們希望擺脫這一影響。」(15)一些觀察家也確信福特是一位精於公關的老手。

  當福特汽車公司於1966年被列入阿拉伯人的黑名單時，它在亞歷山大的業務也就中止了，從此就被逐出了穆斯林世界。儘管在阿拉伯業務上遭受了損失，但亨利·福特二世在這個問題上從未動搖過，就像他曾對密友、在美國負責為以色列募資的馬克斯·費希爾所說的那樣：「誰也別對我指手畫腳。」(16)1972年費希爾陪同福特到以色列出訪，他們在那裡受到了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以及摩西·達揚和希蒙·佩雷斯的接見。福特似乎對其所作的決定非常滿意。

  不過，亨利·福特二世從未告訴過馬克斯·費希爾的一件事，就是他曾暗地裡通過摩根建富努力使其公司重新返回阿拉伯世界。他想將亞歷山大的工廠作為與埃及合資的企業重新開業，製造柴油機、拖拉機和卡車。有一系列事情需要政界高層人士去辦。福特二世認為他在埃及的公司可以減弱阿拉伯人的敵意，消除「親阿」和「親以」的美國公司間的明顯區別。儘管埃及仍製造了不少麻煩，但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相比，在抵制問題上卻更具有靈活性。福特公司從華盛頓和阿拉伯世界那兒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暗示：它可能會很快被從黑名單上劃掉。

  福特首先對摩根擔保公司和其他銀行摸了一下底，以便搞清楚誰與中東聯繫最為密切，然後便拐彎抹角地接近摩根建富。鑑於摩根財團與通用汽車公司的歷史淵源，福特汽車公司在戰後的初期都一直對它小心提防。不過在幾年中，摩根建富出色地經辦了福特公司的各種業務。它曾負責監督將福特的英國公司賣給底特律母公司（母公司當時只掌握一部分股權）的最終成交；使福特的股票和拉扎爾一起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管理福特在英國的養老基金。摩根建富曾受埃及中央銀行委託研究其外國投資法，甚至還參與了埃及國會發言人的合資。這就使福特二世對它更感興趣。

  摩根建富在1975年具體制定了一系列躲避阿拉伯人黑名單的步驟。公司知道哪些酋長說話算數，怎樣才能夠在阿拉伯火藥味濃重的外表下做生意而不受宗教和政治狂熱的影響。摩根建富建議把亞歷山大工廠的股本出售給整個阿拉伯世界有名望的銀行家、望族和機構，而不僅限於埃及。這將贏得一批有權有勢的阿拉伯人，支持把福特公司從黑名單中划去，並將形成廉價的中東融資。最後這一點對福特二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相信只有廉價的融資才能彌補在埃及昂貴的營業費用。

  安瓦爾·薩達特總統個人對推進這個項目很感興趣。如果美國公司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資與其在以色列的投資相當，那麼他就同意將美國公司從黑名單中划去。他堅持應把福特公司從阿拉伯國家的黑名單上除去作為亞歷山大工廠開業的先決條件，但又宣布說，他可以先走一步，單方面地將福特公司從埃及的黑名單中除去。不過，他最終是否有勇氣不顧阿拉伯兄弟的意見走自己的路，或是放棄自己的主張，卻一直不太清楚。

  兩年來，摩根建富和福特都在誘惑各式各樣的酋長。他們充分利用了阿拉伯王室憑藉其地位謀私利的願望。摩根建富的戰略把阿拉伯人玩世不恭的態度了解得一清二楚。一些酋長要得到福特汽車的獨家經營權，才同意參加。一些銀行家想以貸款為其個人換取福特在亞歷山大工廠的股份。在沙烏地阿拉伯，摩根建富選中了在其公司和埃及金融公司持股的哈立德·阿里列扎。阿里列扎家族在商業界很有影響力，享有很高的威望。它們是許多美國、英國和德國公司的進口商，在阿拉伯國家發起抵制之前，他們甚至還是福特公司經銷商。儘管如此，作為虔誠的穆斯林和堅定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它們最終還是拒絕參與。一般來講，科威特人比好鬥、強硬的沙特人更為開明。

  這一暗中進行的遊說一直進行到美國1976年的總統競選。亨利·福特二世那時是吉米·卡特的主要企業界籌款人。在秋季競選期間，摩根建富關照著福特公司在海灣國家的人員。這是個要求嚴守機密的使命，一方面因為福特與卡特之間關係密切，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在猶太選民中遇到政治上的尷尬局面。福特為了推動其在埃及的業務，於1977年2月私下會晤了埃及的薩達特總統。福特的工廠在薩達特眼裡是一塊能夠把其他公司吸引到亞歷山大工業區來的磁鐵。他向福特、可口可樂、施樂以及其他被拒於阿拉伯大門之外的美國公司提議做一筆交易——美國公司到埃及來投資，而他則將出力把它們從黑名單中剔除。

  在1977年5月，摩根建富幾乎在中東政治上贏得大滿貫，當時埃及宣布要與福特合資裝配卡車和柴油發動機，但條件是福特能保證把埃及從泛阿拉伯黑名單中勾除。倘若合資能夠實現的話，埃及將出資40%，福特汽車公司出資30%，其餘的部分全都包給摩根建富招攬的阿拉伯朋友。當埃及於1977年將福特從自己的黑名單中除去後，協定便簽署了。

  不過，由於幾個顯而易見的原因，這個項目最終還是胎死腹中。當時有來自阿拉伯方面激烈的反對意見，說明遊說的努力並沒有使激進的阿拉伯人沉默，金錢也沒有買到所需的高層合作。穆罕默德·馬哈古卜——阿拉伯抵制運動中的蘇丹首領——尖刻地譴責福特並威脅要抵制亞歷山大工廠生產的產品。由於該工廠生產的產品除了內銷還要出口，這樣的話，該廠對福特的價值就會減少。最難解決的問題也許是埃及人在和摩根建富沒完沒了地討價還價後，埃及還拒絕修改它那對外國投資定下苛刻條件的埃及第43號投資法案。福特公司認為，若不改變這些情況，它就無法使工廠盈利。

  儘管在1977年公布了這筆交易，而且在那一年中，福特的經理與安瓦爾·薩達特舉行了更多次的會談，這項埃及投資倡議還是消失了。一切都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就這樣被埋葬、被忘卻了。每當提及這件事時，福特汽車公司的人不願發表任何評論，他們只是說，要有「法律的特權」才能得到這個信息。當亨利·福特的密友馬克斯·費希爾被問及此事時，他答道：「說實話，我從未聽說過此事。」(17)這是福特進行的一次典型的特迪·格倫費爾式的行動——在身後不留腳印。

  阿拉伯實行石油禁運以後，油價和利率都失去了控制，致使許多企業倒閉。在1975年間的大部分時間內，摩根擔保公司都在絕望地做著徒勞的努力。摩根擔保公司是美國第三大多種經營連鎖店格蘭特公司的領頭銀行，那年格蘭特公司的倒閉是歷史上最大的零售業破產事件。摩根財團帳面上損失了5000萬美元。摩根的羅德·林賽說道：「我們沒犯多少錯誤；但不錯則己，錯則驚人。」(18)

  無論摩根財團在全球的生意做得多大，它仍舊是個紐約市的銀行。它一貫把這個城市的信譽看作幾乎是美國的信譽。為此，它在1907年的恐慌中，以及在1914年8月和1933年拯救了紐約。從這些早期的危機中，可以看出摩根銀行的力量。然而到了1975年，紐約的人口已與瑞典相當，預算與印度相當。在該市那一年的財政危機中，摩根的作用與其在昔日排憂解難中所起的作用相比微不足道。

  自從60年代約翰·林賽（摩根擔保公司羅德的兄弟）擔任市長以來，紐約市大量舉債用以資助其擴大的社會福利計劃。到1974年末，市政債券充斥市場，推動利率上揚，使包括摩根在內的承銷商損失巨大（商業銀行可以承銷以稅收擔保的市政債券）。那年12月，市長亞伯拉罕·彼姆在格雷西大廈召開了一次緊急早餐會。在會上，三家有影響的銀行的總裁組成了一個顧問組，他們是大通銀行的戴維·洛克菲勒、第一國民城市銀行的沃爾特·里斯頓和摩根的埃爾莫爾·帕特森。由於里斯頓在意識形態上對政府反感，而戴的兄弟納爾遜·洛克菲勒又是當時的副總統，所以帕特森就成了顧問組的組長。

  埃爾莫爾·帕特森（帕特）是個典型的中西部人，悠閒不迫，說起話來拖腔拖調。他對摩根職員的描述也可用來形容他自己：「我們有名氣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天才到處衝鋒陷陣，而是因為我們的人紮實穩重，對銀行的感情深厚。」(19)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笑口常開；他不是一個足智多謀的領導，但他為人謙遜，人緣很好。尼克森將美元貶值，並徵收進口附加稅以後，帕特森與住友銀行的領導共進了一次午餐。當後者問他是如何讓尼克森採取不利於日本的措施時，帕特森和顏悅色地答道：「我不認識總統，我從未見過他。」共進午餐的客人大為驚訝：「你，作為摩根擔保公司的首腦竟不認識美國總統？」帕特森微笑著說：「不認識。」這個故事雖然頗能說明日本人，同時也頗能說明帕特森的坦誠。他不願將解救紐約市之難說成是出於虛假的利他主義動機：「我只是不想讓過多的債務變成壞帳，我只是保護自己，我真不想讓我們的投資付諸東流。」(20)他的金融界聯絡小組常在華爾街23號舉行（多為不公開的）會議。

  1975年初，當金融市場再不能容納更多的市政債券時，帕特森的小組便在事實上擔負起了政府的職責。無論彼姆在公眾面前如何大喊大叫，他都不得不忍受大權旁落銀行家們之手的事實。於是大權便從民選的市政最高首腦的手中轉移到了新的、非經選舉的「市長」帕特森的手中。蒙恥的彼姆總是纏著帕特森要情況，有時還在深夜給他打電話。在帕特森打高爾夫球時，每當看見一輛高爾夫球車疾駛過來時，他就知道，市長又捎信來了。帕特森回憶道：「他總是不斷地打電話給我，問我『進展如何？』。由於他越來越失去控制，漸漸地我們不得不告訴他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21)

  儘管銀行家看起來似乎無所不能，但事實上1975年的情況表明其影響力大大減少。與昔日領頭拯救紐約市的摩根不同，銀行家自己與城市一樣都是自身難保。他們貸給了該市幾十億美元，手裡拿著它的債券。單單摩根擔保公司一家的投資盤子中就有該市3億美元的中、長期債券。到了5月份，紐約市的債務的交易已經基本停止了。負責保持預算平衡和審查市政財務的帕特森小組希望能得到聯邦的擔保，以便撬開緊閉的市場。從此，他們的「救援」內容就包括了對華盛頓和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的遊說。他們不但請求政府解救紐約市，同時也要求解救他們自己。

  帕特森與福特總統在白宮預約了一次會晤。在大學時，他與總統曾是橄欖球場上的對手。在橢圓型的辦公室里，洛克菲勒和里斯頓跟著帕特森一道向總統說明：如果紐約市違約的話，就會引發一場大範圍的破壞，使得所有市政債券都跌價。福特總統感謝小組前來會談，但並未作出任何允諾。很久以後彼姆還常常站在帕特森的辦公室里，凝視著那次在橢圓型辦公室會晤時拍攝的照片，嘆息道：「那天福特如果答應了的話，他的總統還會一直當到現在。」(22)

  紐約市的危機表明了商人間在意識形態上的衝突。財政部長威廉·西蒙曾說道：「那是我一生中所經歷過的最令人沮喪的時期之一。當時像摩根擔保公司的帕特森和沃爾特·里斯頓等金融巨子都力不能支，最終不得不聯合其他人一道向華盛頓要求聯邦的援助。」(23)不過，摩根財團從未追隨過共和黨放任自流的綱領。它與皮爾龐特的摩根銀行一樣，重視金融秩序，與聯邦儲備銀行的關係密切，並主張政府採取措施避免金融動盪。它不會造就出像沃爾特·里斯頓那樣意識形態上的激進人物。

  1975年5月26日，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領導人迪克·希恩邀請拉扎爾兄弟公司的費利克斯·羅哈廷和紐約州州長休·凱里的其他代表在他家開會。他們擬定了一個計劃，由市政援助公司在紐約州的領導下，以城市銷售稅為擔保發行債券。這使得各銀行能夠以不可靠的10億美元的市政債券換取新的A級債務。是由於凱里而不是銀行的介入，才使局面得以扭轉。9月，該市再次面臨違約的危險，凱里組建了一個緊急金融控制董事會，承擔起市政預算的責任。

  1975年10月中旬，世界金融市場處於一個不同尋常的時刻。崩潰的壓力預示著風暴的來臨。出於對紐約市違約的恐懼，帕特森、里斯頓和洛克菲勒向參院銀行委員會請求聯邦援助。他們警告說，他們正被捲入一個吉凶未卜的無人控制之境，這會造成一場「大規模的經濟滑坡」。(24)三家銀行要求提供直接的聯邦貸款或聯邦擔保的貸款，否則的話，違約就不可避免了。

  11月份，紐約州公布了對16億美元短期債務的延期償付。由於擔心發生大範圍的危機，福特總統讓國會通過了給紐約市的23億美元的一筆信貸限額。就如同州政府將紐約市置於其控制之下一樣，聯邦政府也把紐約州置於它的控制之下。帕特森辯解道：「許多人巴不得紐約市趕緊破產。他們認為把它清除掉和解除勞動合同是件好事。幸好我們的委員會卻全力地支持它。」(25)勞工領袖和政府官員都對帕特森建設性的、調和的方式極為讚賞。

  最後，銀行家們將他們風險大的短期證券換成了保險的紐約市政援助公司的長期債券。事實證明尋求州和聯邦政府的幫助是必要的。摩根財團再也不能主持解決金融危機了。銀行的力量日益減弱，它們只能與政府發起的救援活動進行合作，而再不能起領導作用。即使最大的銀行也不能控制龐大的金融市場，正像他們不能命令紅海分開一樣。像皮爾龐特·摩根那樣能夠坐下來當場開張票據拯救這座城市的那種時代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