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過 渡

  二戰初期，J.P.摩根公司完成了從私人合伙人制向公司化轉變的最後歷程。摩根歷史上這一重大步驟是在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裡經過深思熟慮後才付諸實施的。1940年2月，在宣布這一轉變時，傑克史無前例地在記者招待會上露面。他將出任董事會主席，喬治·惠特尼任執行長，拉蒙特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因為放棄了合夥制形式，傑克必須賣掉皮爾龐特1895年購買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

  作為一個私人合夥銀行，合伙人要承擔所有損失的風險。但他們願意承擔這種風險，以便使他們的資本情況保密和他們的帳目免於檢查。這種傳統對這家銀行的神秘和強大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那麼，為什麼要改變現狀呢？這家銀行擔心隨著三個最富有的合伙人的衰老，銀行的資本會迅速分流。這三個人是，湯姆·拉蒙特、查爾斯·斯蒂爾和傑克·摩根。斯蒂爾已於1939年死於紐約的韋斯特伯里，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終日觀看他的孫子們打馬球。如果傑克·摩根或拉蒙特也很快去世，資本可能會嚴重流失。大蕭條，加上徵收遺產稅和所得稅的緣故，使該銀行的資產從1929年的1.19億美元，下降到1940年的3900萬美元。通過向股份制轉變，繼承人可以在不分散銀行資本的同時，賣掉手中的股票。他們還希望涉足信託生意，而合伙人制度是不能經營這種業務的。1927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為第一個大型合作退休計劃提供資金，摩根人也想抓住類似巨大的資金。

  摩根孤標傲世的傳統還遭到其他的打擊。摩根一直是堅持不與他人聯合的最大的銀行，但在1942年，它終於放棄了抵制的立場，加入了聯邦儲備體系。這一舉動與其大量購買政府債券有關，這是華爾街在戰時的主要活動。「街角」親眼目睹「勝利貸款」得到極大的支持，掛著國旗的證券交易所前人山人海。現在摩根財團將近7億美元的存款首次接受聯邦存款保險。另外在1942年，摩根所有權的股票持有人已擴大到80或90人之多，這些人大多數是以前控制摩根的家族和朋友。由史密斯-巴尼牽頭的銀團，向公眾出售摩根8%的股票。平民百姓破天荒第一次買上摩根銀行的一小部分股票。這不僅擴大了所有制，而且將價值轉移給親近的持股人。J.P.摩根公司在一份募股說明書中將其收益公布於眾，從而最終改變了傳統做法。

  在過渡時期，摩根與其費城的附屬機構德雷克塞爾公司的關係也告終結。這家費城的公司先前已經把德雷克塞爾家族、比德爾家族、伯溫德和其他一些大家族收編到摩根的麾下。正如皮爾龐特曾對阿爾塞納·普約所說的：「它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在費城保留德雷克塞爾先生的名字，是出於我的意願。」(1)1940年，華爾街23號接管了德雷克塞爾銀行的存款，關閉了費城的辦事處，並將這個名字賣給那些正在組建投資銀行的費城的合伙人。後來，I.W.「矮胖子」伯納姆將其伯納姆公司與改組過的德雷克塞爾合併，這個著名的名字後來給德雷克塞爾-伯納姆蘭伯特公司的垃圾債券業務增添了幾分「姿色」。

  為符合證券交易所會員的資格，摩根史坦利於1941年實行合伙人制度。它現在受到布蘭代斯派反托拉斯者的騷擾。這些人曾糾纏過J.P.摩根公司，並認為摩根史坦利只不過是原來公司的翻版而已。摩根史坦利的迅速成功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因為從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起，它曾經承辦了所有經協商債券發行的四分之一。在1939年和1940年，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聽證會期間，該委員會主席，懷俄明州的參議員約瑟夫·奧馬奧尼拒不相信J.P.摩根已退出了投資銀行業務：「由於銀行法已把原來兩個混合的作用分開了，摩根史坦利便在投資領域繼承了J.P.摩根以前曾握有的類似的統治地位。」(2)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約翰·豪澤提出了共謀理論，此理論認為摩根史坦利無非是J.P.摩根合伙人為繞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而製作的一個「法律擬制」。哈羅德·斯坦利反覆受到責問：實施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後，他是否接受華爾街23號的命令？這使他十分惱怒，他堅持說：「我們是相互分離、互不相干的機構，我們擁有並經營自己的業務，我們的錢投入普通股里也有風險。」(3)證券交易委員會不相信他的否認，指控J.P.摩根公司利用它對戴頓電力公司的影響，為摩根史坦利獲取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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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史坦利自稱獨立自主地經營的聲明之所以沒有多大的說服力，是因為它的大多數優先股為J.P.摩根公司的雇員所擁有。證券交易委員會斷言，這就在兩個摩根銀行之間，創造了「金錢利益的同一體」，以及一個「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聯繫。(4)這樣，摩根史坦利開始購買優先股，而J.P.摩根的高級管理人員們則把股票賣給他們的妻子、兒女和孫子們等等。這是顯而易見的詭計，誰也騙不了。為一勞永逸地擺脫J.P.摩根控制的幽靈，摩根史坦利公司於1941年12月5日兌現並取消了它的優先股。雖然那些看不見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仍把這兩個公司捆在一起，但起碼此舉結束了它們之間的正式關係。

  就在此時，對華爾街的攻擊減弱了。由於財政部要求承銷人停止發行新債，以避免與政府發行的戰時債券競爭資金，投資銀行在戰時的生意半死不活。所以，改革投資銀行的動力停止了，直到戰後初期的梅迪納審判才恢復。同時，通過向合夥制的轉變，摩根史坦利退入梅迪納法官後來稱為「神秘和尊嚴」的世界，與此同時，J.P.摩根出現在陽光下。

  傑克·摩根最初抱怨了一陣子，隨後也就欣然接受了他的新角色——董事長。拉塞爾·萊芬韋爾說「他以厭惡的心情等待著的東西，原來並不那麼可憎」。(5)1943年1月31日，傑克主持了J.P.摩根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對於他來說，那是一段夕陽無限好的時光，戰爭使新政派指控他惡貫滿盈的聲浪停息下來，人人都說，早在傑西去世之前，18年來傑克好像一直就沒有這麼高興過。他有滋有味地為英戰收容的孩子們服務，而且那年秋天，他幾乎每個周末都去打野鴨子。他還有一些更加文雅的消遣，包括新的嗜好——給櫻花和別的花卉拍攝彩色照片。

  穿著軟底鞋的傑克越來越表現出老人的形象。每天晚上，他都要停下來與馬蒂尼科克角的平克頓私家偵探公司的衛兵閒談，感謝衛兵為他打開莊園大門。他和約翰·戴維斯玩十五子遊戲，贏一盤得5美分，他運氣很好，連連贏錢，並逗戴維斯的男管家說他快要輸掉他的工資了。他還觀察生活中的細節。每天早上，他總是在同一個彎道處，迎面碰到一個開車上班的年輕鄰居；有一次這位年輕人早上睡過了頭，當他們在比平時更遠的地點才相遇時，傑克向他搖搖手指挖苦他遲到。

  2月底，在傑克動身去佛羅里達度假前，醫生給他開了一張健康證書，讓他在墨西哥灣安安靜靜地釣魚。但在去博卡吉蘭德的火車上，他犯了心臟病，接著就中風了。28年來一直跟隨他的男僕，伯納德·斯圖爾特設法把他弄到在加斯帕里拉旅館租下的別墅，那是在一座孤島上的冬季度假勝地。他在紐約的心臟專科醫生亨利·帕特森大夫南下來照顧他。1943年3月13日，傑克在昏迷狀態下死去，他的遺體被安放在普爾曼專用臥車車廂內，並加掛在海濱號列車上運回北方。

  甚至在死亡上，傑克和皮爾龐特·摩根都有奇怪的相似之處。兩人都在75歲那年去世，而且死訊都是壓到股票市場關門後才發布，以便不影響股票價格。隨後報紙刊登大量訃聞，整版安排的格式都是只有國家首腦才享有的待遇。《紐約時報》評論道：「J.P.摩根公司這樣的私人銀行……在國際上獲得重要地位，並且在國際金融事務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羅斯柴爾德銀行在其鼎盛時期也未曾取得過如此榮耀。」(6)這家報紙稱傑克是最後一位金融大亨——他們曾這樣稱呼皮爾龐特，並提到自從喬治·皮博迪退休後，摩根銀行首次不是由摩根家族的人來領導。湯姆·拉蒙特接替了董事會主席的職務。

  傑克的葬禮也讓人聯想起皮爾龐特的葬禮。在斯泰弗森特廣場的聖喬治教堂舉行葬禮之前，他的遺體一直停放在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黑人男中音哈里·伯利被請來參加葬禮，他曾在1913年的葬禮上演唱過。同樣，紐約證券交易所和23號街角處都降了半旗。1200位弔唁者在傾盆大雨之中趕來，對他們來說，只有一點微妙的不同：他們由J.P.摩根和摩根史坦利兩家公司的董事們莊嚴地陪送到自己的位置上。葬禮後，傑克的骨灰被送到哈特福德，並埋葬在雪松山墓地，同皮爾龐特和朱尼厄斯葬在一起。

  在他的遺囑里，傑克繼承了皮爾龐特極盡慷慨的傳統，其中包括為他年長的家庭僕人設立100萬美元的信託基金。亨利·菲齊克是跟隨傑克34年的男管家，他在1915年的那次謀殺未遂案中因表現機智而獲得2.5萬美元的獎金。秘書約翰·阿克斯騰在19歲被他雇用，跟隨他40年，得到了5萬美元的獎金，貝勒·達科斯塔·格林也得到同樣數目的獎金。傑克發揚了皮爾龐特父母般疼愛的風格，額外發給那些在銀行工作時間很長的人6個月工資，給了那些最近被雇用的人員3個月工資。

  因為大家都曾參加過他父親的葬禮，所以他們對傑克相對有限的房地產感到吃驚——在納稅和扣除開支之前，總價值為1600萬美元，扣除後，只有460萬美元。按照商人銀行的傳統，他把他大部分房產都給了他的兩個兒子朱尼厄斯和哈里。他兩個女兒的家庭，尼科爾家和彭諾耶家，可以享受遺產，但從摩根名下分給他們財產要少一些。在他生前，傑克捐獻了約3500萬美元，包括給皮爾龐特圖書館1500萬美元，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900萬美元。他的財產並不僅僅是被他的善舉所耗費的。在傑西死後，他一直沉溺於豪華遊艇和君王般的豪華別墅，揮霍過甚。

  人們對傑克在歷史上地位的看法馬上出現分歧。顯然，他的事業是他個人的成功。當他接管該銀行時，華爾街的謠言工廠曾把他比喻成做事笨手笨腳的人。然而，在他的領導下，摩根財團所聚集的勢力超過了朱尼厄斯甚至皮爾龐特時期的勢力。摩根銀行極大地拓寬了國際業務，使許多國家的政府、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成為它的客戶，而且利用了外交時代政治和金融的結合。華爾街23號的那幢大樓不再像煙霧繚繞的銀行家俱樂部，而成為世界金融界精英的聚會場所。除了某些刺眼的例外，如范·斯韋林根越軌行為和理察·惠特尼醜聞，傑克保持住了銀行的公平和穩健交易的形象。

  他還集中了一批最優秀的人才，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他是一個好的「繼承人」，知道怎樣運用權力，對他合伙人的功績有不摻私念的快慰。如果摩根銀行的運行像一架上足潤滑油的機器，並且不發生內部的爭鬥，這與傑克負有聲望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一個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老闆可能會因為他在1929年的大危機時不在場而感到遺憾，然而，傑克對其合伙人的行動感到父親般的驕傲：「我為在華爾街上次那場災難中我的合伙人的精彩表現而感到高興。公司顯示出我不在時，也能像我在時運行得那樣好。」(7)和他父親不一樣，他從不成為自我主義的「俘虜」。

  關於傑克所起的公共作用，就讓人難以恭維了。《新共和國》辛辣地諷刺傑克「生前對美國的生活沒有作出創造性或仁慈的貢獻，他的去世也沒有使美國失去什麼」。(8)要是在維多利亞時期，他可能是一位模範銀行家，珍視榮譽、道德情操和信奉基督教。不過，在世界性大蕭條時，許多人都在挨餓，讓他們仍舊遵從這種價值觀，就不那麼合適了。把這樣一位墨守成規、膽小怕事的人放到一個激烈動盪和變革時代，上帝也真是強人所難。在一個需要向公眾負責的時代，他卻要求保護隱私。摩根銀行的經營越來越像政府的一個附屬機構。它要接受為公眾服務帶來的收益，就不能不承擔為公眾服務的負擔。為躲避政治麻煩，傑克遠離他的同胞，並永遠不能像理解英國貴族那樣，理解美國的普通百姓。《紐約客》雜誌曾經公正地評論說：「人們覺得，如果他經常往來於密西西比河兩岸，並同構成美國人口的大眾多交往，他就可以既做先生，又當學生。」(9)

  在需要新思想的時代，傑克只能夠重複古老經濟的優點並忍受著對他尊嚴的冒犯。他認為新思想是魔鬼和邪說，他不能心平氣和地聽取那些思想。他可以請假說晚一點去上班，為的是觀看盛開的鬱金香，而就是這樣一個感情深沉的人，也許對他所謂的敵人，猶太人、天主教徒、德國人、自由派、改革者和知識分子冷酷無情。他把他們混為一談，認為都是一批惡毒的陰謀分子。《紐約先驅論壇報》稱：「世人只知道他是一個有些神秘的金融巨人。」(10)如果世界對他的熱情知之甚少，那只能怪他自己。他從未與公眾自由自在地交流過。說到底，他不相信人性有共同之處，並想像他敵人的生活動機與他不同。他不接受變化是生活中的一個事實，相反，他憤怒地反對他所處的那段歷史並在其中飽受煎熬。

  傑克·摩根生不逢時，這一點可以從他財產的命運中看出：只有大公司能夠買得起他的遊艇和住宅。海盜四號被太平洋遊輪公司購買，並改裝成可容納85位乘客的遊輪。他在長島的喬治式磚結構宅邸1949年租給了蘇聯駐聯合國使團。蘇聯的外交官及其家屬在曾經屬於這位銀行界泰斗的草坪上打排球。在別墅內他們放了71張床、67把帆布椅子和8張餐廳用的大飯桌。格倫科夫曾反對這麼使用摩根的財產。俄國人不得不搬了出去。在隨後的許多年，這片莊園一直作為聖約翰修女浸禮會的修道院，修道院在宅邸和傑克可容納16輛轎車的車庫之間的院子裡蓋了一座小教堂。那座宅邸後來被推倒了，在原址上建立了100座郊區住宅。男童子軍買下了在阿迪朗達克山里1500英畝的安卡斯營，而路德教聯合教會在1949年支付了將近24.5萬美元後，買下了傑克在麥迪遜大街一幢有45間房間的樓房。1988年，路德教徒轉到芝加哥時，他們將這幢樓以1500萬美元的價格又賣給了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沃爾霍爾由縣議會徵用作為環倫敦市的綠帶。王子門曾是倫敦最好的私人住宅集中的地區之一，在50年代成了獨立電視局的總部（1980年與伊朗使館作了鄰居，那年伊朗使館成了被猛烈圍攻的對象）。貴族的世界壽終正寢。二戰結束後，華爾街以及倫敦金融城的銀行發展成了巨大的、全球性的機構，規模大到以前難以想像的程度，但棲居其間的銀行家似乎反而更加渺小。

  對外交時代的中央銀行家來說，戰爭帶來一段憂傷的回憶。蒙塔古·諾曼悲嘆現代民主的禍患，正如他輕蔑地稱為靠「數人頭」來做決策的災難。他抱怨政治家毀掉了他和他的摩根朋友們在20世紀20年代創建的「金本位」的合理體系。一切都撞在民族主義與政治的頑石上而被擊得粉碎。然而，金融並非是由身著白大褂的銀行科學家操縱的無菌實驗室，當然也不能交給那些神秘的、自命不凡的教士來經營。在賭場時代，中央銀行和私人銀行不再起主權國家的作用，而是與國內和多邊政府各機構相聯繫。

  在整個戰爭期間，拉塞爾·萊芬韋爾一直給蒙塔古·諾曼郵寄食品。諾曼像一個喋喋不休、迫切想得到保證的人，他問萊芬韋爾，他對金本位，以及他想恢復過去的英帝國英鎊的打算是否錯了。諾曼認為：「任何其他的行動都將會動搖歐洲的信心，並會產生一種不安的感覺。這種行動似乎應避免。」(11) 萊芬韋爾也認為，只有黃金才能對管制的通貨、預算赤字和臃腫的福利國家的現代通病形成主要的制約力量。他也承認他們的努力毫無結果：「你和本、我的合伙人以及我本人，在上次戰爭後，我們曾怎樣一起努力，重建這個世界——看看現在這該死的局面吧！」(12)蒙蒂也同樣沮喪：「當我回首往事時，我似乎感到，我們付出了思想、勞動和良好的意願，但我們一無所獲……我想假如我們當初能夠把錢收集起來並倒進下水道里，我們的功德和這有什麼兩樣呢？」(13)

  蒙塔古·諾曼總是逃不過跟他算總帳的一天，就如本·斯特朗當初的遭遇一樣。工黨從未原諒過他對20年代首屆工黨政府態度強硬，以及1925年為了金本位而實行的緊縮。當政府1931年放棄金本位時，人們更加懷疑金融「規則」是威脅不馴服的左翼政府的詭計。1931年工黨資深黨員比阿特麗斯·韋布尖刻地嘲弄「沒人告訴我們能夠做這件事」的聲音仍舊在迴響。諾曼在英格蘭銀行24年獨斷專行的統治，使政府對英國金融界新的控制姍姍來遲。

  1943年到1944年間，諾曼的健康每況愈下，他被診斷患了肺炎，後又得了腦膜炎。他70多歲時，體弱多病，不得不接受醫生讓他辭職的勸告。幾年來，湯姆·卡托曾被提名接班，他戰時在財政部的認真工作給諾曼留下好印象。雖然卡托在清一色托利黨徒的摩根建富公司里是唯一的自由派，但是工黨害怕他會在英格蘭銀行使金融城的法則永久實施。早在1940年，戰時經濟部長休·多爾頓警告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有很多人將會反對卡托作為接班人。他來自金融城最反動的公司，即摩根建富公司，我敢說，公司的這批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托利黨黨徒。」(14)

  卡托於1944年被任命為行長以後，到諾曼的鄉間別墅做了一次渴望已久的朝聖，以求得這位長者對他的祝福。諾曼說：「我親愛的卡托，我的第一選擇是，我能夠再次當選英格蘭銀行行長，可醫生們說『不行』。你是我的第二選擇。願上帝保佑你。」(15)受到這一舉動的感動，卡托淚流滿面，他與諾曼的妻子在花園裡踱步半天才平靜下來。人們認為對卡托的這一任命強調了在戰後需要與美國密切合作。

  邱吉爾政府在1945年舉行的選舉中意外地失敗後，克萊門特·艾德禮的工黨政府把對這家銀行的國有化放在議會的首要日程上。雖然英格蘭銀行長期以來就一直從事國債、貨幣發行和外匯業務，可它是由17000位股東組成的私人銀行。中央銀行家一直在幕後操作，現在將被推到光天化日之下。對於工黨黨員來說，早就應該對諾曼實施報復了。

  倫敦金融城的強硬派認為，卡托出於自尊該辭職，而不應去監管一家由政府控制的銀行。蒙塔古·諾曼從未打消過這樣的感覺，即卡托應有足夠的智慧來打掉國有化。實際上，卡托證明了自己是過渡階段完美的角色，他為這家銀行爭取到的結局很可能比諾曼本人所能得到的還要好。人們不把他當作敵視白廳的金融界人物，而是把他看作精明的和稀泥的人。他認識到諾曼的名言「別找藉口，別解釋」，在新的時代已經不夠用了。中央銀行不能再像教士或隱士那樣，而且卡托認為，對一個穩健的銀行家，最好是把握過渡階段。為保留該銀行的獨立性，他與各方達成協議，行長任期5年，可以連任，並且只有在議會通過提案之後，才能對行長解職。

  1949年3月，在保持了250多年的獨立之後，英格蘭銀行成為一個公共機構。商人銀行對它的影響減少了，而更多的工業界人士和勞工組織領導人將會被任命為該行在戰後的董事。卡托如釋重負地告訴拉蒙特：「這艘船不得不行駛在前有岩礁後有漩渦的航道上，但我們闖過來了！」(16)卡托任行長之職直至70歲生日那天，1949年他又回到摩根建富公司，但他沒有在該銀行擔任正式職務。不過他的兒子史蒂芬將成為戰後摩根建富的董事長。

  對於蒙塔古·諾曼，新世界包孕著他所鄙視的一切。他哀嘆「飛速的社會化」遍及英格蘭，他告訴萊芬韋爾，他很少去金融城，並覺得那裡是個悲慘的地方，淪落到靠承銷低息債券過日子。這位把畢生獻給保持倫敦為世界金融中心的人，現在看到倫敦昔日的輝煌已逝去：「我擔心倫敦各種古老的行業實際上都到了窮途末路，或許只作為陪襯繼續存在。」(17)隨著國外業務向紐約的轉移比一戰後更加明確，倫敦的領導地位幾無迴旋餘地。諾曼似乎茫然若失、神思恍惚。他說：「我想知道老斯特朗對這些怎麼看。」(18)蒙塔古·諾曼因前一年的中風，在1950年2月4日去世。

  二戰後，熱情的倖存者亞爾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博士恢復了與蒙塔古·諾曼的聯繫。他因參與另一次圖謀推翻希特勒的活動於1944年7月被蓋世太保逮捕，關押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他先後被換過32所監獄，其中包括死囚營——達豪集中營。他組織了名人囚犯團體，包括前奧地利總理庫爾特·馮·舒施尼格和利昂·布盧姆。在戰爭後期，德國人匆匆地把他們趕到東南方，以躲避不斷推進的美軍。1945年5月4日，當蓋世太保按希特勒緊急命令，將要對沙赫特和其他人執行槍決時，被盟軍在蒂羅爾以南營救出來。

  沙赫特試圖探望病中的諾曼，但因不能被正式確認為非納粹分子，他去英國的簽證被拒簽。這個人臉皮極厚，倔強執拗，他的傲慢似乎總使他處於逆境而不垮。他被紐倫堡法庭指控為戰犯後，美國在德國的占領軍司令盧修斯·克萊將軍簽發了逮捕他的命令。當克萊到柏林郊外沙赫特的木房子去拘捕他時，沙赫特爭辯說他沒有反對美國。作為證明，他對克萊說：「看牆上掛的那張照片。」那是一張有戴維·薩爾諾夫簽名的照片，是薩爾諾夫1929年在巴黎召開的揚氏計劃會議上送給他的。(19)

  在監獄裡等待紐倫堡戰犯審判時，沙赫特行為舉止仍舊非常古怪，難以捉摸。希特勒的建築師和軍工部部長艾伯特·斯皮爾回憶起沙赫特是怎樣有聲有色地朗讀詩詞來打發時光。當美軍心理醫生給戰犯做智商測試時，沙赫特在他這組排名第一。在紐倫堡有許多奇怪的重逢，沙赫特自從1937年在與赫爾曼·戈林的權力鬥爭中失勢後，就一直沒見過他。沙赫特寫道：「我們此後的見面竟是在紐倫堡的監獄裡。我們住在一間有兩個浴缸的小屋裡，我用一個浴缸，他用另一個——我們給身上打滿肥皂，Sic transit gloria mundi！[34]」(20)

  在紐倫堡，沙赫特拒不承認對希特勒的成功負有責任，並否認他對納粹有獨特的作用。他對希特勒的說法是：「他一定會找到別的辦法和其他人的幫助；他是個執著的人。」(21)沙赫特能夠提供足夠的材料證明他在30年代末的抵抗，以抵消人們認為他與納粹合作的印象。他把自己塑造成對這個政權唯一的批評家，並對工人、自由派、教會和科學家的懦弱感到吃驚。所以這個曾經把克虜伯、蒂森和其他德國工業家召集到阿道夫·希特勒周圍，並協助制定富有活力的德國戰時經濟的人，成為紐倫堡法庭宣判無罪的三個納粹分子之一。以後，德國一個非納粹化法庭把他判定為主要納粹分子，雖然他上訴，但還是判他在勞動營服刑8年，一年後被釋放。在50年代，他寫了一本長長的自我讚美式的自傳，自傳有意縮短他對在納粹籌資中的作用表示後悔的篇幅。後來，他因摔倒引起了併發症，於1970年93歲時去世，至死冥頑不化。

  從1943年開始，湯姆·拉蒙特患了心臟病，不能每天到銀行上班。二戰快結束時，他英俊的孫子托馬斯·拉蒙特二世死在太平洋上的斯諾克號潛艇上。拉蒙特那時70來歲，正值懷舊的年齡，他寫了一部優美的回憶錄，記述了他在鄉間牧師住所里度過的童年時代。他的浪漫天性從未衰退。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給南希·阿斯特寄食品。阿斯特甚至在60多歲時，還有足夠的精力在防空洞裡表演側手翻跟頭。1945年，南希在議會工作了25年以後退休，拉蒙特為她負擔3000美元的費用，讓她到美國訪問。在她動身之前，拉蒙特寫信給她說：「你對戰事的大部分憂慮消除後，我知道我會看到你比以前更年輕、更招人喜歡。」然後，他加上這麼一句，「你一定會感到無上自豪，因為在1940年只有英國與全世界所有野蠻人孤軍作戰並拯救了人類文明。」(22)

  有時也會發生一些事情，令人不快地想起過去。1944年，義大利政府派出一個金融代表團到拉蒙特那裡。一些老傢伙想成立意-美協會，但拉蒙特建議他們應等一等。1945年，當聽到墨索里尼的死訊後，拉蒙特說，墨索里尼死得「不體面」的方式讓他心煩意亂，但是除此之外，就沒人對此感到遺憾。因為戰後的義大利有一股新的反法西斯情緒，拉蒙特煞費苦心地改寫歷史。1949年，他告訴前財政部長朱塞佩·沃爾皮伯爵，1926年貸給義大利的一億美元的貸款是在被脅迫情況下安排的。他暗示自己曾反對過此事：「這筆貸款不是我們急於要安排的那筆，也不是我們尋求的那筆，對此，我用不著多說。相反，那是受我們自己政府鼓勵的戰後一系列重建項目中的一部分。」(23)

  到戰爭結束時，拉蒙特每周只到銀行來很短時間。他繼續表現出慷慨大度、樂善好施的姿態，這已成為他在華爾街23號非凡任職期的標誌。他為哈佛大學捐資200萬美元，用於建造一座本科生圖書館。恰當地說，圖書館是用來存放政府文件的。他還送出一張諾曼所稱的「帶響聲的」支票用於修繕坎特伯雷教堂。他以皮爾龐特式的慷慨行為，結束了他的銀行生涯：在不景氣的1947年，該銀行沒有發獎金，拉蒙特決定送給每個職員一件聖誕禮物作為補償，其價值等於各人工資的5%。

  拉蒙特有時間來反思他的期望心態，這種心態使他在兩次大戰期間十分樂觀，也使他特別容易中綏靖政策誘惑的圈套。現在，他認為美國人太專注於實利主義，並且被和平生活寵壞，沒有應付暴力的準備。1945年，在他題為《德國的傷心屋》的一篇文章里，試圖想搞明白為什麼同盟國在希特勒的問題上，對邱吉爾的呼籲置若罔聞。他寫道：

  事實上，和美國人一樣，英國人和法國人也是如此地熱愛和平，以至於對他們來說總是難以意識到有一幫惡人在世界上亂竄，尋找他們能夠吞噬的對象。要不是到最後，我們有誰會相信，那些像小豬狗一樣四處覓食的國家竟有一整套罪惡的計劃……因為從性格上講，盎格魯-撒克遜人民非常人道，憎惡殘酷，並對此蔑視。(24)

  這個解釋避而不談拉蒙特先寄希望於日本，然後轉向義大利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自我利益的權衡。

  1948年2月3日，湯姆·拉蒙特在佛羅里達的博卡吉蘭德的家中去世，終年77歲。拉塞爾·萊芬韋爾成為摩根財團的董事長。許多朋友參加了在派克大道上布里克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堂為拉蒙特舉行的葬禮。摺椅是臨時應急加上的，放在過道和陽台上。兩位經歷過黑色星期四的老職員，擔保信託公司的威廉·波特和大通銀行的艾伯特·威金在場。在傑克的葬禮上，悼念者唱的是《前進，基督徒》，而在湯姆的葬禮上，人們在由白色鮮花組成的壯麗背景下，朗讀著彌爾頓《力士參孫》中的選段。

  拉蒙特的不動產實在太多，以至於捐助慈善事業和教育的遺產達到950萬美元，包括給哈佛大學的500萬美元和給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的200萬美元。通過由摩根史坦利牽頭管理的銀團，他的經紀人賣掉了他25000股J.P.摩根的股票。這可能是現有的一筆大宗股票，市場價值估計近600萬美元。

  拉蒙特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是J.P.摩根公司幕後的真正的「J.P.摩根」。假如他生活在皮爾龐特時代，他的奔走呼號可能會使大批鋼鐵廠或貫穿美國的鐵路得以興建。然而，作為一個外交時代的人，他是20世紀20年代國家巨額貸款的設計師。由於20世紀30年代貸款發生拖欠，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毫無結果的拯救行動中，並且他的天才幾乎都被浪費掉了。回首往事，他似乎是顛簸在巨浪尖上的一個渺小的人物。他的經歷清醒地告訴人們人類的局限性。

  在訃告的頭一頁，《泰晤士報》說，拉蒙特的生命動力「是對美好、完美和優雅生活的不斷追求」。(25)的確，人們讚美他嚮往過一個美麗與完美的生活的雄心，並把詩情畫意帶入極端嚴謹的銀行界。他給摩根財團增添了文學色彩和智慧的深度，擴大了一個銀行家應有的情操。他是一位處理他那個時代大事的人，能看出他的行動是否有戰略意義，並不像世俗那樣為利潤而擔憂。他對銀行業的看法非常開闊。

  然而，他也求助於道德上的捷徑和政治上的妥協。他善於用花言巧語掩飾衝突，並能面帶微笑地平息爭論。樂觀主義使他成為有號召力的領導人，同時他也有純粹的機會主義成分。他拒絕終止商業關係，直至不可抗拒的現象使他無能為力；他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墨索里尼的同謀關係成為他歷史上的污點。到後來，他不能區分政治與公共關係，目的與手段；為取悅太多的人，他失去了追求真理的習慣——這一習慣一旦失去，就不能復得。他可能是摩根歷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拉蒙特是個夢想家，他的夢想超過了他使之實現的能力，他沒有實現自己描繪的理想。在他死後，華爾街似乎變得暗淡，並且更官僚化了。作為總統、首相和國王的密友，他是外交時代最後一位偉大的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