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綏靖主義

  創建伊始，摩根財團就一直有英美的氣質和特徵。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把倫敦和紐約的銀行融合在英美兩國對世界和平與繁榮負有責任的信仰之中。摩根的合伙人贊同沃爾特·李普曼1915年所表述的觀點，即如果對「英美兩國的未來缺乏遠見」，那麼，美國的外交政策將經歷一場「無與倫比的災難」。(1)那種遠見就是摩根的信條，是其合伙人政治信仰的基石。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不論是戰前還是早期，都證明雙方牴牾，暴露出紐約和倫敦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或不為人們所認識，或長期隱而不露。

  英美之間的親密關係總有一點「單相思」。華爾街合伙人是一群狂熱的親英派，他們崇尚英國文化，每年都到倫敦旅行。不論是租用蘇格蘭城堡，還是購買喬舒亞·雷諾茲爵士的油畫，他們都認同英國人，並模仿他們的一舉一動。這種親英的情緒在很大程度上要歸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大多數合伙人年輕時，倫敦在國際銀行界中的地位至高無上。華爾街23號的合伙人屬於那些20世紀初懷著渴望的心情登上跨大西洋豪華客輪去分享英國精深世故的一代。拉蒙特回憶他首次訪問倫敦時說：「對於我來說，倫敦是我所知道或能夠想像出的最令人激動的地方。」(2)檢驗一個真正J.P.摩根的合伙人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把倫敦金融城看作自己的故鄉。

  傑克·摩根更願意住在英格蘭，在那裡他才不會被醜化為一個毫不關心他人的富豪。他可以在倫敦郊外的沃爾霍爾享受隱居生活，並擁有大溫徹斯特街23號鑲有木板的辦公室。英格蘭尊重他的隱私，並且是躲避來自新政刺耳譴責的一個理想避難所。富蘭克林·羅斯福追逼他，而英國皇家將他捧為名流。喬治五世說，他只同兩個美國人合得來：傑克·摩根和沃爾特·海因斯·佩奇大使（傑克的孫女珍尼嫁給了沃爾特·佩奇的孫子，小佩奇和他當大使的爺爺同名，戰後成為摩根擔保銀行的董事長）。作為傑克的客人，喬治六世在甘諾奇山莊別墅打獵後對傑拉爾德·坎貝爾爵士說：「我認為，摩根先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紳士。無論他何時來到這個房間，我都本能地覺得我必須起立。」(3)當拉蒙特告訴摩根此事時，摩根紅著臉說，這話使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聽到一個我認識多年的人說出這些讚譽的話，我自然感到十分愉快」。(4)傑克曾把國王的小女兒放在膝上顛來顛去，她就是未來的伊莉莎白女王。傑克與皇家的友誼是後來摩根建富公司能夠管理伊莉莎白二世大量私人財產的一個因素。

  對這種讚譽，摩根建富的合伙人從未完全投木報瓊。儘管他們的確對紐約的合伙人很有感情，但並不對美國的歷史有強烈的興趣，或許他們會發現這個國家很吸引人，但覺得美國土裡土氣。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倫敦的幾個合伙人——格倫費爾（聖賈斯特勳爵）、史密斯（比斯特勳爵）、湯姆·卡托（卡托勳爵）是春風得意的名流，是這一領域裡的佼佼者。業務上的聯繫把他們同英國權力機構緊緊地捆在一起，和他們與紐約的兄弟的關係一樣緊密。史密斯是倫敦證券交易保險公司總裁，倫敦金融城保守黨和工聯主義者協會的主席。格倫費爾是下院議員和英格蘭銀行的一位董事，他把英格蘭銀行的標誌變成盾形紋章，那時他患有心臟病和肺病，並因肺部有陰影而臥床休息。

  J.P.摩根公司總是雇用那些有天分的外來人，像珀金斯、戴維森、莫羅、拉蒙特、萊芬韋爾。這些人是依靠自己智慧的力量而起家的。摩根建富則從家庭成員和朋友這個小圈子裡招聘僱員。這種做法給公司一種親近的感覺，彬彬有禮的溫室氣氛和固步自封的情緒，這使公司到20世紀50年代時僵化到危險的程度。比斯特勳爵的兒子魯弗斯成為合伙人，前英國駐羅馬大使的兒子弗朗西斯·羅德娶了魯弗斯的妹妹為妻。摩根建富公司的合伙人顯示出貴族階層那種狹隘和孤立。比斯特勳爵一世維維安·休·史密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牛津郡的圖斯莫爾園林最大的地主，終日沉溺於障礙賽馬的狂熱之中。他每年都要去愛爾蘭買馬，因沒能實現贏得全國大獎的宏願而心理很不平衡。有這樣一種評論，有人可能會認為是侮辱性的，但比斯特毫無疑問珍視這一評論——拉蒙特告訴他，「你過得可真不錯。你就是我理想中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紳士」。(5)這些都不是那種迷戀美國文化的人所為。

  在格拉斯-斯帝格爾法案頒布之後，J.P.摩根公司不僅變成摩根建富持股小戶，而且與其業務更加不相干。正如拉蒙特所解釋的：「摩根建富公司認為，通過他們做的業務，就是他們的業務。」(6)在J.P.摩根選擇了商業銀行業務之後，紐約和倫敦便不能像20世紀20年代那樣一起發行證券。整個大危機時期，對海外的放款減少。由於英鎊疲軟的拖累和政府對海外放款的限制，倫敦金融城的商人銀行疲憊不堪，陷入了難以想像的沉睡，直到50年代後期鋁礦大戰爆發時才甦醒。

  外債負擔是對J.P.摩根和摩根建富聯盟最嚴重的威脅，這是20年代胡亂放款遺留下的後患，就像狂飲後的嚴重宿醉。第一道裂縫是發生在德國的債務上。納粹有選擇性違約的政策使倫敦和紐約的這兩家摩根公司之間產生了怨尤。1938年3月，好像歷史發生了重演。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隊進入奧地利，勝利地開進維也納，受到群眾欣喜若狂的歡迎。為實現《我的奮鬥》中的預言，希特勒將奧地利合併為德國的一個省，而蓋世太保則掀起了一陣狂潮，用暴力迫害猶太人和其他所謂不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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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馬上擔心1930年借給奧地利的巨額重建貸款會發生拖欠。這家銀行對其所發行的債券有一種狂熱的責任感，與當初皮爾龐特時代相比毫不遜色。英國提供的那部分貸款，由包括摩根建富公司在內的幾家倫敦的銀行來管理。納粹德國是否承擔奧地利的債務？或納粹是否會把它算作德國的戰敗賠償貸款，並稱其為協約國強加給奧地利的？最重要的是，德國會不會再次同英國另做交易？

  亞爾馬·沙赫特的權力江河日下，對納粹怨言日甚，他擔心德國的軍備擴張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後果，他曾以蔑視的口吻對他的主要對手戈林說：「你的匯率政策、你的生產政策，以及你的金融政策都是不妥當的。」(7)

  奧地利被吞併後，沙赫特說，他私下裡失去了對希特勒所有的同情，並開始琢磨如何讓希特勒倒台，但他的離經叛道被小心翼翼地隱蔽起來。沙赫特被指控操縱奧地利國家銀行並使其金融制度服從於德國的貨幣政策。在不流血入侵的兩周後，他把中央銀行的職員召集在一起並發表了令人驚駭的講話：「凡是不全心全意擁護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我們這裡都不會有前途。帝國銀行就是納粹，否則我將不再是它的行長。」宣讀完效忠元首的誓言之後，他帶領銀行職員歡快地唱起《勝利萬歲》。(8)沙赫特解僱了金博克博士，這位奧地利銀行家曾經在20年代初期向摩根家族提供過哥白林掛毯作為貸款附屬擔保品。因為有自我祝賀的嗜好，沙赫特後來解釋說：「我要確保，他退休後能夠拿到全額退休金，而且非常光榮地退休，雖然人們知道他有部分猶太血統。」(9)猶太人在維也納的老字號銀行被弄得支離破碎。路易斯·馮·羅斯柴爾德男爵被捕並遭關押，直到他在奧地利所有的資產全部歸國家所有的文件上簽字後，才被釋放。

  摩根財團密切注視著德國人對奧地利債務的言論。不久，在吞併奧地利之前接替戈林任經濟部長的瓦爾特·馮克發表聲明，把奧地利貸款與對德國貸款劃等號，並稱這些貸款也是協約國為確保戰爭賠償而強加給奧地利的。他咆哮道，那些狡猾的銀行家和膽小的政客陰謀把德國變為「債務及債息的奴隸」。拉蒙特在紐約緊張地注視著英國和納粹德國做交易的任何跡象。1938年4月25日，他的兒子湯米從倫敦金融新聞中發現一條消息，引起了他們對即將發生的一項債務安排的警覺。湯米說：「換句話說，我們在英格蘭銀行和倫敦金融城的好朋友們正打算趕緊成交，使擁有奧地利債券的美國人處於不利地位。」(10)

  拉蒙特對此大發雷霆。一個從不發脾氣的人火冒三丈。他給英國財政部的賠償專家弗雷德里克·利思-羅斯爵士寫了一封言辭犀利的信。在這封信里，他回顧了1934年英國和德國的那筆交易，他說：

  親愛的利思，回想起所有這些我別無其他用意，完全是善意地向你指出，考慮與1930年奧地利貸款有關的美國人的利益是對你有益的。這個世界的新時尚是每個國家都應無限大地弘揚自己的民族主義。在這裡，我們的人民正在傾聽我們的英國朋友有禮貌的詢問：一旦英國捲入一場戰爭，美國人的態度將如何？然而人們不禁有些懷疑，為什麼英國人有時竟會忽視這些本身很小、但卻能引起永無休止煩惱的事情（像揚氏貸款計劃這樣的事情）。

  最後，拉蒙特用暗示美國國務院對奧地利貸款「深表關注」的話作為結尾。(11)

  雖然拉蒙特對英國的客套禮數，現在變成優雅的奚落和冒犯，但他的警告毫無效果。沙赫特和蒙塔古·諾曼繼續著他們的秘密對話，每月在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會晤。6月份，英德之間一項債務安排在議會宣布，英美金融界同行的團結被厚顏無恥的機會主義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內維爾·張伯倫在其對德國採取綏靖政策時，對關於沙赫特秘密背叛希特勒的報告漠不關心。那年夏天，沙赫特在巴塞爾告訴了諾曼他拋棄希特勒的決定，並要動手推翻希特勒。當諾曼向張伯倫匯報這一情況時，這位首相竟反問道：「沙赫特是誰？我得和希特勒打交道。」(12)

  英國怎樣才能對這筆交易自圓其說呢？諾曼告訴拉蒙特，英國曾試圖按超黨派的國際通行做法安排奧地利債務，而納粹非要堅持區別對待。同時，英國人也和沙赫特唱一個調，說他們與德國有貿易逆差，奧地利債務的償還，可使英國回收他們為購買德國貨物而支付的部分貨幣。這是20世紀20年代「外交時代」以來的一次令人沮喪的倒退。蒙塔古·諾曼是一個想把金融界從政治泥潭中拉出來放在新鮮空氣里的人，現在也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諾曼以其慣用的誇張語言給拉蒙特回了一封感人淚下的信，解釋說：「幾乎沒有什麼債務國願意用倫理學和公平的觀點，而不用政治和自己方便的觀點對待其債務。……你不必對此作出解答，因為我請長假去敷平我的創傷，我只想澄清你的觀點和我的良心。」(13)

  J.P.摩根和摩根建富之間的怨恨持續不斷。摩根建富公司把英國的利益置於摩根共同利益之上的做法自然不會被輕易放過。拉蒙特用他常用的、嚇唬那些債務人的口吻警告倫敦合伙人，不要自以為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和英國的合作是理所當然之事。這是令人吃驚的嚴重威脅。他寫道：「難道我們必須接受大不列顛高度鼓勵無視國際交往關係和財產權利有增無減的行為嗎？」(14)這種譴責肯定會使那些認為摩根銀行與英國只會串通一氣的孤立主義者感到吃驚。

  顯然，因為害怕奧地利債務的爭端會影響英美金融關係，弗朗西斯·羅德沒有徵求紐約方面的意見，就將拉蒙特的信在英國財政部內部傳閱。當聽到這一消息時，拉蒙特大發雷霆，他以為他的信會嚴格保密，因為此信可能損害摩根與英國財政部及英格蘭銀行的關係。他嚴厲指責大溫徹斯特街23號：

  你很清楚，我們摩根集團的幾代合伙人總是覺得在我們兩國之間保持高度的友好關係對兩國有很大的好處……如你所知，我們從來就沒有打算把我們的信件作為英國財政部的檔案……有許多事情可以對人說出來，但是不能寫給他看，就與政府的關係而言，這一點更是千真萬確。對於我們來說，摩根建富的珍貴之處向來是在於其合伙人能夠把我們的意思解釋給英國財政部，並把英國財政部的意思解釋給我們。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把摩根建富作為郵局，把我們的信件送交給英國政府。(15)

  英美摩根銀行關係中的陷阱，在這裡已顯而易見。摩根建富是否能代表英國政府對J.P.摩根，或代表J.P.摩根對英國政府？紐約的合伙人怎麼能夠指望摩根建富在與英國政府保持如此親密關係的同時，又能保持距離呢？這些問題從來就沒有適當地提出過，更沒有被回答過，因為20世紀20年代沒有很嚴重的衝突，那時正是金融國際化的鼎盛時期。而現在30年代民族主義的爭吵打破了關於倫敦合伙人所謂忠於J.P.摩根公司的許多幻覺。從20世紀初以來，J.P.摩根公司一直採用的「特洛伊木馬計」，即給倫敦公司以英國的外表和特色，到頭來事與願違，卻傷害了紐約公司。

  紐約的合伙人出入於英國貴族圈子，並經常是克利夫頓的阿斯特莊園的座上賓。和摩根財團一樣，南希·阿斯特是美國資本和英國貴族聯姻的代表。南希·蘭霍恩生於維吉尼亞州，她最後成為英國議會下議院第一位女議員（她一身珠光寶氣，由穿著號衣的馬車夫為她駕車參加競選）。這位時髦、漂亮的女人說話尖刻，熱衷於進行政治性爭論。她喜歡發難、取笑和爭辯。一次她到布萊尼姆去拜訪她的政敵溫斯頓·邱吉爾，阿斯特說：「要是我嫁給了你，我準會在你的咖啡里下毒。」邱吉爾回答道：「要是我娶了你，我一定會把這杯毒咖啡喝下去。」(16)

  南希嫁給了富有但毫無生氣的沃爾多夫·阿斯特，他是約翰·雅各布·阿斯特三世的孫子，是這個家族的第二代子爵。沃爾多夫大部分收入來自他在曼哈頓的房地產出租，因此摩根財團跨大西洋的機構完全符合他生意的需要。沃爾多夫還向湯姆·拉蒙特諮詢過他個人資產的管理，1929年大危機後，拉蒙特幫助他把美國的證券轉換成加拿大市政府債券。拉蒙特夫婦和阿斯特夫婦一起參加社交活動，甚至一起去度假。

  阿斯特夫人使湯姆·拉蒙特神魂顛倒。20年來，他們一直有大量的書信往來。他們兩人有一點很相像。兩人都是崇尚貴族高雅情操的浪漫派，是自封自命的貴族，奇思怪想、狂放不羈，自信瀟灑地享受著自己的地位。從政府部門的辦公室，到丘納德客輪上的包艙里、旅館的房間，甚至有一次阿斯特在梳理頭髮時，他們兩人互相給對方寫長長的、感情奔放的信。他們閒聊、談論個人隱私、政界情況。在理察·惠特尼醜聞發生後，拉蒙特給她寄去有關剪報以示他的無辜，阿斯特夫人回信說：「我最親愛的湯姆，我不必看你的那些剪報，或別的有關此事的報導，就清楚你從不會做壞事。這正是我所愛你的地方！」(17)

  他們的通信隱隱約約有些浪漫情調。拉蒙特把阿斯特夫人當作「世上心地最善良、最好的朋友」，並稱她為「我最喜歡的女孩」。(18)他以他那種親密的方式，頻頻為她買禮物，幫她的忙。他可以用他的魅力打動並征服任何人，這便是他結交朋友的天才所在。1930年他們一起在克利夫頓打高爾夫球時，她誇讚另一位客人的一套球桿，那位客人名叫弗蘭克·凱洛格，是剛剛卸任的美國國務卿。回到華爾街後，拉蒙特一直追蹤到生產廠家，為她定做了一套一模一樣的球桿。她回信寫道：「我真是欣喜若狂，感激不盡。」(19)另一次，拉蒙特悄悄地從華爾街23號溜出來，到「薩克斯第五大道店」給她買了兩件上衣。這友情的確夠溫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拉蒙特與阿斯特的友誼又有了重要的政治內容。克利夫頓是阿斯特家族在泰晤士河畔的莊園，在這期間成了那些主張與納粹搞綏靖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聚會場所。他們認為英國可以同希特勒共處，害怕戰爭會摧毀大英帝國，他們支持斯坦利·鮑德溫和內維爾·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終於，克利夫頓成為對俄國極度仇恨、對法西斯主義持寬容甚至欽佩態度、對邱吉爾有關德國重新武裝的警告置之不理的同義詞。

  和他在克利夫頓的朋友們一樣，拉蒙特相信可以通過外交途徑牽制歐洲的獨裁者們，使戰爭得以避免。他也認為，英國和法國非常可悲地完全沒有做好應戰準備。在某種程度上，拉蒙特和他的合伙人因為曾被奈委員會指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充當「死亡販子」，至今心有餘悸。他們不能熱衷於出頭去支持另一場戰爭了。1937年，拉蒙特在寫給阿斯特夫人的信中說：「至於那些獨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們似乎本性難移，可我在想，激怒他們於事無補，如有可能，用綏靖的辦法最好，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20)在早些時候，拉蒙特曾要求阿斯特夫人遊說英國外交部，尋求其支持承認墨索里尼對衣索比亞的占領。希特勒吞併奧地利後，拉蒙特向她肯定地說他的義大利朋友對這一突然的行動感到十分吃驚，並說他們的觀點肯定反映出「領袖」自己的震驚。一直到戰爭爆發，他相信義大利只是在極其嚴厲的脅迫下，才站到了德國一邊。

  拉蒙特對太平洋事件倒是持更警覺的觀點。他感到日本軍國主義者背叛了他，至今心理上尚未恢復，而這只是使他更深感日本人惡毒。1937年7月，日本瘋狂入侵中國，並洗劫南京，屠殺了成千上萬中國居民。就在這期間，拉蒙特發覺日本有一個征服整個東亞的計劃。他對那些想同他的銀行搞好關係的日本商人從來直言不諱。1937年9月，他對日本總領事說，他「在10萬個美國人當中，不可能找到一個對日本人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區的軍事行動不感到萬分吃驚和不安的人」。(21)（幾周後拉塞爾·萊芬韋爾居然對拉蒙特說，中國人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又會怎樣呢？(22)）與他輕易認可1931年瀋陽事件的態度相反，如今，拉蒙特憤怒地告訴日本銀行，他抗議日本人在全世界散布關於中國的謠言。(23)

  1938年9月，內維爾·張伯倫飛往慕尼黑，並答應了希特勒吞併蘇台德地區的要求。希特勒發誓永遠不會再有占有領土的野心。張伯倫希望，割讓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領土會滿足這個獨裁者的擴張胃口。在接受慕尼黑條約時，英國內閣並非對希特勒的意圖一無所知。許多人認為，英國需要時間來實施昂貴的備戰計劃，並認為同德國作戰無異於自殺。回到唐寧街後，張伯倫發表了「有尊嚴的和平」的演說，並受到民眾的歡迎。倫敦的《泰晤士報》稱：「沒有一個從戰場上凱旋的征服者得到過如此輝煌的桂冠。」(24)在下議院的一片狂喜的讚美聲中，邱吉爾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他那刺耳的不同意見成了孤零零的聲音，他把慕尼黑的會晤描繪成「完全的、純粹的失敗」。可以預見，他受到了南希·阿斯特的詰難。(25)

  摩根財團堅定地支持慕尼黑條約。拉蒙特竟異想天開地預測，兩年內德國將建立一個新政權。傑克·摩根確信希特勒最終將被迫放棄擴張政策。同時，他認為，他的朋友張伯倫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多麼偉大的成果啊！」他以極度亢奮的口吻給這位首相寫信說：「你在甘諾奇喝茶時，我說我有一種預感，不會有戰爭，你說現在只有預感靠得住，並說你與我有同樣的預感，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那就是你將成為那個具有想像力和勇氣使預感成為現實的人！我從未想到，一個人單槍匹馬，全憑勇氣、公正與負責任的力量，竟能夠完成如此大業。」(26)傑克以極力嘲笑邱吉爾的口吻說，如果邱吉爾或勞埃德·喬治執政的話，這個世界早就打得不可開交了。(27)維維安·史密斯，現在是比斯特勳爵，並不如此公開支持慕尼黑條約，警告說希特勒是個「狂人」，戈林和戈培爾是「匪徒」，他們利用國家社會主義作外衣，掩蓋他們的罪惡勾當。(28)在向摩根建富合伙人祝賀張伯倫阻止了戰爭的同時，拉塞爾·萊芬韋爾私下裡對拉蒙特悲哀地說，英國屈服於訛詐。(29)

  希特勒因其訛詐得手而趾高氣揚。1939年3月，他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領土，德軍開進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的滅亡粉碎了綏靖主義運動。南希·阿斯特的密友洛西恩爵士給拉蒙特送去一張沮喪的便條說，他已放棄對那個匪徒，即希特勒體面行為的幻想。兩天後，阿斯特夫人親自敦促張伯倫譴責德國。到那個月底，張伯倫改變了他的做法，並保證波蘭的獨立。(30)

  英國公眾嚴厲譴責鮑德溫和張伯倫在面臨德國威脅時表現出的自滿情緒。隨著英國舉國團結一致對希特勒採取強硬態度，政治上的奉承變成了辛辣的攻擊。然而在美國，公眾原來對歐洲動盪時局的看法各異，現在爭論變得更加激烈。對在紐約的摩根合伙人來說，這是一場莫衷一是的爭端。正如拉蒙特已告誡過摩根建富公司和英國財政部的那樣，由於30年代的金融爭端，美國人心中仍殘留著未發泄出來的敵意。美國孤立主義者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使這家銀行不能像1914年那樣，馬上宣布對英國給予那種引以自豪、一心一意的支持。J.P.摩根公司可能覺得自己處在十分難受的位置，孤立主義者指責他們為英國做得太多，英國又嫌他們做得太少，感到失望。

  慕尼黑條約的一個間接犧牲品是亞爾馬·沙赫特，他參與了1938年9月德國一些將軍密謀推翻希特勒的活動。他後來聲稱，參與那次行動的人對同盟國在慕尼黑的懦弱表現感到失望。1938年底，沙赫特在納粹德國中的地位越來越不穩定。在焚燒猶太人商店和猶太人教堂的所謂「砸玻璃之夜」過後幾周，沙赫特在帝國銀行舉行的聖誕晚會上，哀嘆這些行為。1939年初，失望的沙赫特仍然艱難地呈遞帝國銀行的報告，闡明需要削減引起通貨膨脹的軍費開支，好像希特勒對新古典經濟學感興趣似的。那年12月，他在倫敦提出了一項從德國移出5萬猶太人的計劃——移民費用由他們的財產和世界猶太人協會提供的贖金支付。在來年1月份的第一周，蒙塔古·諾曼最後一次訪問德國，參加他教子——沙赫特的孫子——諾曼·亞爾馬的洗禮命名儀式，這個名字是沙赫特為表示對蒙諾·諾曼的敬意而起的。當希特勒1月20日解除沙赫特在帝國銀行的職務時，儘管醒悟已晚，諾曼這時畢竟完全看清了納粹威脅的可怕。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皇家對美國進行了第一次國事訪問——一次炫耀和宣傳式的訪問，摩根財團參加了這一活動。這次訪問是約瑟夫·甘迺迪出的主意，他1938年成為美國駐英國大使。和羅斯福的許多任命一樣，這一任命激怒了華爾街23號。傑克·摩根的各種偏見油然而生，他對蒙塔古·諾曼說：「我同你一樣感到驚奇，一個愛爾蘭羅馬天主教徒和華爾街的賭徒居然被選入駐英國使館。當然你得指望他是一個新政主義者，因為富蘭克林不會任命其他人。」(31)雖然諾曼把甘迺迪描繪成一個向上爬的愛爾蘭血統的小子，但他們每周見一次面，而且和他一樣，諾曼對英國是否能戰勝德國持悲觀看法。

  傑克對甘迺迪的任命如此惱怒的原因是，作為大使，這個愛爾蘭人住在王子門，這是傑克在20年代送給國務院的，作為大使官邸（喬·甘迺迪對摩根的怠慢進行了報復：今天，那所房子外面的藍色牌子紀念約翰·甘迺迪曾經短暫居住過本宅，但隻字不提房產原來屬於摩根家族）。王子門作為官邸只是很短一段時間。戰後，伍爾沃思的繼承人芭芭拉·赫頓，捐獻出她在攝政公園的溫菲爾德別墅作為美國大使的新官邸。

  1939年那次訪問的由來是，一天，喬治六世的夫人伊莉莎白王后對甘迺迪說：「我只認識3個美國人——你、弗雷德·阿斯泰爾和J.P.摩根——我想多認識幾個美國人。」(32)作為補救，甘迺迪建議英國王室對美國進行一次友好訪問。國王和王后通過私人秘書，向傑克·摩根和約翰·戴維斯試探有關訪問事宜，他們同意應儘快進行訪問。當1939年國王和王后訪問美國時，喬·甘迺迪顯然被冷落，沒有人邀請他出席為他們舉行的晚會。

  此次訪問實現了原計劃，引起了美國人對英國人深深的同情。國王和王后在哈得遜河畔的海德公園享用熱狗，而羅斯福則簡要提出，一旦發生戰爭，他將採取有限的海上軍事行動支持英國。但這對摩根財團並沒有多大好處，因為這樣無非加深了該銀行與英國皇室勾結的固有形象。在英國駐美使館舉行的一次遊園晚會上，國王和王后坐在一條最不顯眼的走廊里，和他們親近的朋友——傑克·摩根、約翰·洛克菲勒及小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在一起。只有兩個新政主義者，詹姆斯·法利和科德爾·赫爾被允許和他們在一起。表情憂鬱的哈羅德·伊克斯和其他平民一起坐在草地上，嫉妒地看著摩根和另外幾個經濟保皇派坐在走廊上，覺得自己的身份都被降低了。就是國王和王后屈尊來到「平民」中間時，他仍怒氣未消。(33)

  1939年8月底，傑克·摩根和喬治六世國王一起在蘇格蘭的巴爾莫勒爾打獵，抱怨鳥太少，此時歐洲突然又要動員打仗。就像國君回到各自的王國一樣，喬治回到倫敦，傑克回到華爾街。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不久，內維爾·張伯倫用他顫抖的聲音宣布英國與德國開戰。紐約股市上揚，創兩年來最好記錄，債券市場躍升，成為歷史上交易量最多的一天。與一次大戰爆發前夕不一樣，美國的投資者不再被誰將在戰爭中盈利的問題所愚弄，他們預見經濟將出現繁榮，將把大蕭條留下的痕跡一掃而光的是二次世界大戰，而不是新政。

  摩根銀行開始慢慢明白，他們有可能重操一戰時期採購代理的舊業。摩根銀行是否可能再次在中立的幌子下援助同盟國？在對這一行動進行了仔細推敲之後，它通知英國、法國和美國政府，說它不打算重操舊業。經歷了數年的法庭聽證會後，摩根銀行覺得它在政治上易受攻擊，並且害怕對其發戰爭橫財的指控又會捲土重來。

  摩根銀行還在同華盛頓的反華爾街派系進行鬥爭，這一派系決心要抑制摩根的任何作用。在羅斯福創建起短命的戰爭資源委員會之後，這種對抗非常明顯。令人難以置信的巧合是，羅斯福總統挑選了一戰期間在出口部工作的摩根天才的兒子小愛德華·斯退丁紐斯擔任該委員會主席。斯退丁紐斯英俊瀟灑，卻早生華髮。他在摩根的兩大客戶，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里拾級而登，步步高升，最後成為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戰爭委員會包括摩根的另一個親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沃爾特·吉福德。羅斯福想要以此粉碎對他的指控，說明他並沒有與企業界為敵，但他的具有自由思想的下屬察覺到這種戰術撤退是極端危險的。前國家重建管理局局長休·詹森告訴作戰部助理部長路易斯·詹森說，政府「無意讓摩根和杜邦的人來處理這場戰爭」。(34)當時任羅斯福政府農業部部長的亨利·華萊士也警告說，他反對把華爾街的銀行家帶到華盛頓來。

  勤奮的哈羅德·伊克斯很快糾集了布蘭代斯集團的一伙人——湯姆·科克倫和巴布·傑克遜。他說：「我們想知道總統在放棄權力，讓大公司發揮作用的問題上到底要走多遠，或者他允許別人走多遠，正像威爾遜在一戰時期所做的那樣。」(35)伊克斯認為，威爾遜自由派的形象因為他在一戰時同華爾街的密切關係而受到玷污。他希望羅斯福能夠避免如此的命運。他致力於把摩根銀行排除在戰爭工作之外，與此相呼應，他的朋友賽勒斯·伊頓也正努力削弱摩根在金融界的勢力。1939年末和1940年初，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開始調查投資銀行界所謂的壟斷行為，摩根史坦利成為受調查的主要嫌疑對象。

  和前些時候反對美國參戰一樣，反對摩根的動作來自幾個方面，企圖阻止它恢復其在一戰時期的作用。二戰時期，華盛頓通過戰時生產委員會和其他機構掌管動員全國工業的工作。聯邦政府現在的權力要比伍德羅·威爾遜時期巨大得多，而且聯邦政府會毫不猶豫地為了政治目的而干預經濟。實際上，政府掌握的資金現在已使私人銀行相形見絀。到二戰開始時，銀行資金已不再能夠達到充分龐大的規模來為戰爭提供資金了，不可能像巴林、羅斯柴爾德和摩根銀行在它們鼎盛時期所做的那樣了。現代國家由於有巨大的預算、中央銀行和稅收權力，不再需要依賴於私人銀行的幫助了。

  摩根銀行支持對英國的經濟援助。因為英國是交戰國，所以中立法案關於武器禁運的規定對英國也同樣適用（這一規定的目的之一，是為了阻止摩根銀行重新發揮其在一戰時的作用）。拉蒙特遊說羅斯福撤銷這一法案，鼓吹該法案不僅僅對德國有利，而且是助紂為虐。1939年11月，國會的確撤銷了禁運，在「一手交錢，一手取貨」的前提下，允許向交戰國出口軍火。換句話說，只要交錢並負責運輸，這些交戰國即可購買美國的武器。按照這個規定，美國飛機可以飛到美國-加拿大邊境，然後由加拿大飛行員飛往英國。

  「一手交錢，一手取貨」的決定造成為了大規模購買軍火而急需黃金或美元的局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英國靠征售其國民擁有的美國債券來籌資。摩根銀行被指定負責在不至於引發債券價格下跌的條件下，在紐約證券市場上出售這些債券。該銀行獨自辦理英國業務，但同時與拉扎爾兄弟公司一起辦理法國業務。在交易所只有很少人知道賣者是誰，摩根警告經紀人不得向外泄露任何情況，否則他們會在24小時之內丟掉工作。為監督這項業務，英國財政部委派卡萊爾·吉福德來到華爾街23號。摩根知道他是蘇格蘭愛丁堡信託投資公司的總裁，這家公司把J.P.摩根銀行作為美國證券的管理人。摩根銀行的工作質量給吉福德留下很好的印象，不過，他仍贊同羅斯福的評價，即該銀行的參與在政治上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在向倫敦匯報工作時他說：「總統和摩根索（財政部長）似乎希望我們最好不去找J.P.摩根公司，所以對我們找摩根可能會感到很不高興，並且害怕摩根的人一旦出現在國會面前，會引起麻煩。」(36)

  出於南希·阿斯特和英國的原因，拉蒙特幫助了阿斯特夫人的精神伴侶洛西恩勳爵。1939年4月，他作為英國大使被派往華盛頓。洛西恩是羅茲信託公司前任秘書長和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創建人之一。他性格靦腆，有學者風度，和阿斯特夫人一樣，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科學家。任命一下達，他便立刻給拉蒙特打電報說：「我需要你所有的建議與幫助。」(37)到華盛頓後，洛西恩勳爵覺察到美國人大都反對希特勒，但同時也堅決反對戰爭。他經常乘黃昏時分的航班飛往紐約，召集他在華爾街的盟友，在拉蒙特組織的晚餐會上演講，然後乘夜班火車返回華盛頓。洛西恩懺悔他在克利夫頓綏靖時期的過錯。他的演說證明了，在為英國尋求支持的過程中，他是一位卓越和雄辯的發言人。

  1939年，最強烈反對美國參戰的呼聲來自德國和義大利的移民、中西部農民和勞工組織。孤立主義者的日程從一戰以來從未改變，他們仍舊厭惡歐洲的爭吵，並且疑心英國會犧牲美國的利益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帝國。人們對上次大戰記憶猶新，這使得問題更加複雜。

  摩根的合伙人一致反對美國參戰，並懷疑同盟國是否能打敗德國。正如拉塞爾·萊芬韋爾在大戰爆發前夕所說，英國和法國「不能馴服德國人。魔鬼太多而且能力也太強」。(38)1940年5月，拉蒙特和威廉·艾倫一起組建「支援同盟國和保衛美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觀點完全反映了摩根的立場。這個團體攻擊原來的敵人——赫斯特報紙以及惠勒和奈參議員，多年來他們一直與摩根銀行作對。儘管猛烈攻擊孤立主義者，但是，他們與為「自由而戰」這個兄弟組織是有分歧的，因為這個組織支持美國參戰，而委員會響應羅斯福除了不能參戰之外，應給予一切援助的號召（在此時，傑克的姐姐安妮組建了法蘭西的美國盟友協會。1940年6月，她乘船去法國撤離難民，並領導一個救護組織。為紀念她的特殊貢獻，1952年她去世後，巴黎戰爭紀念館、巴黎殘老軍人院內掛上了為她特製的銅牌）。

  委員會分配給拉蒙特一項特殊工作：去淡化赫伯特·胡佛的恐英心理。胡佛那時仍未從競選連任總統失利的創痛中恢復過來，他支持一項為納粹占領國提供食品的計劃，希望能夠再現他在歐戰期間緊急食品援助計劃的成功；拉蒙特支持英國的封鎖政策，反對那項計劃。拉蒙特和懷特拜訪了胡佛，但不能讓他改變主意，他們發誓要和胡佛一爭高低。此後，新聞界登場，把胡佛描述為拖著沉重的步子在屋裡踱步，並發誓要到那個國家去並同英國人爭辯這個問題的人。拉蒙特對胡佛保證，他未同報界談過此事，並說那篇文章一定是搞錯了。拉蒙特與胡佛的關係曾經一度被看做是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浮士德式盟約，但即使是到最後，這種關係一直緊張，雙方經常相互抱怨。

  摩根銀行親英的觀點使它陷入與美國最著名的孤立主義者查爾斯·林德伯格的衝突。1935年底，在兒子遭綁架之後，林德伯格一家移居英格蘭，希望能找到一個在美國得不到的安靜的地方。1936年，林德伯格應美國軍方的建議訪問了德國，參觀了德國的飛機工廠。1937年和1938年，他又對德國進行了幾次訪問，越來越崇拜德國的空軍力量。在唐寧街和克利夫頓別墅的起居室，他向鮑德溫表達了這種崇拜心情。林德伯格堅持認為，德國是不可戰勝的，對德國開戰會毀滅美國的民主，會為共產主義的泛濫打開方便之門。在一次招待會上，當他接受赫爾曼·戈林授予的勳章時，人們不禁懷疑，他不止是對納粹表示敬畏，而且還同情他們。

  1939年4月，當林德伯格夫婦回到美國時，德國必勝、英法必敗的觀念已經在他心中紮根。那年秋天，他開始在廣播裡發表演說，敦促美國保持中立並竭力反對取消武器禁運。他的觀點有時還帶有種族優越論的言外之意。1937年10月13日，他說：「如果白色人種一旦真正受到嚴重威脅，那時我們可能必須採取行動，與英法和德國人並肩作戰保護自己，而不是自相殘殺，毀滅我們自己。」(39)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林德伯格已經接受了納粹的許多信條。在1940年3月號的《大西洋月刊》上，他譏諷地認為英國和法國是在為他們搶占的領土和倫理道德而戰，而德國要索取的，則是「一個有能力和有力量的國家的擴張權利——就像整個歷史上曾經發生的那樣，其他國家也以武力擴張領土和施加影響」。(40)

  在參戰與否的爭論期間，林德伯格逐漸回歸到他父親的那種中西部人民黨主義，這種觀點反映出對金錢托拉斯的仇恨，認為英美金融漆黑一團。年輕的林德伯格也許可以從踏著父親的足跡中獲得慰藉，然而對他的妻子來說，情況就複雜多了。安妮·莫羅·林德伯格的丈夫是個孤立主義者，而回想她已故的父親，則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她維繫兩者，不勝痛苦。她總是讚美摩根的合伙人，把他們看作是「世界上的熱心人，謹慎、寬厚和有教養」。(41)她曾經談到「我父母溫馨而多彩的整個世界」，並還記得她父親和法國的一位經濟學家、外交官讓·莫內在早餐時談論的理想主義。她珍視有關她父親的記憶，並在看完哈羅德·尼科爾森寫的傳記後，她寫道：「我突然感覺到了我的傳承，感覺到他在我心裡。這是我的。」(42)

  現在安妮處在一個極端痛苦的境地。她母親強烈地感到德懷特要是在世一定會支持同盟國。林德伯格在長島的大多數朋友也持相似的觀點。林德伯格夫婦還有許多法國和英國朋友，德國人1938年開始戰爭動員時，安妮立刻想像著弗洛麗·格倫費爾、阿斯特夫人和其他人可能會在空襲中喪生。(43)儘管沒有那種齷齪的種族主義，可安妮同查爾斯一樣對歐洲政治有著過分簡單化的觀點。1940年，她出版了名為《未來的浪漫》一書，在書中她沒有把戰爭看作是良知與邪惡的較量。而是一場「過去的力量」（同盟國）與「未來的力量」（德國）之間的鬥爭。

  如果說查爾斯因與其父觀點相似而感到鼓舞的話，安妮卻受著父親幽靈的折磨。她對自己說，查爾斯和她父親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但這是後一時代的那種理想主義。在威廉·艾倫·懷特組建支援同盟國和保衛美國委員會以後，安妮自問：「我想知道父親會站在哪一方？也許支持委員會等人。但儘管如此，他還是個理想主義者，非常實事求是，太實事求是了，這就是他了不起的才幹。」(44)然而，現在林德伯格夫婦遭到包括哈里·古根海姆在內的老朋友們的排斥，哈里·古根海姆在查爾斯單獨飛行以後，曾資助他三個月的旅費。安妮也無法擺脫她父親幽靈的襲擾。她嘆息道：「查爾斯……在記憶里有他父親相伴，而我卻孤苦伶仃。」(45)

  1940年5月19日，當查爾斯在廣播裡發表題為《美國的空中防護》演說後，安妮面臨更加嚴重的窘境。當時納粹已征服丹麥，橫掃荷蘭和比利時。林德伯格的講話攻擊控制著「輿論和宣傳機器的美國有權有勢的人」。他說：「這些人想要為自己的利益把美國推入戰爭，並服務於他們的外國同盟。」(46)摩根銀行沒有被點名，但林德伯格的用詞和奈氏聽證會以來一直用於攻擊這家銀行的言辭如出一轍。第二天，羅斯福總統告訴財政部部長亨利·摩根索：「我已經完全相信林德伯格是一個納粹。」(47)

  貝蒂·莫羅現為史密斯學院代理院長（已經實現了德懷特所未能得到的學術界的榮譽），她對查爾斯的含沙射影感到不安。在廣播演說的第五天，她與安妮在國際都市俱樂部一起吃中飯。她們情緒激昂，貝蒂對美國沒有立刻加入到英國一方感到羞愧，並忿忿地對安妮說：「他們不知道怎樣憎恨我們——天哪，他們要怎樣憎恨我們哪！」(48)儘管她對女兒坦誠直言，但莫羅夫人感到難以和她女婿過不去。一起吃午飯後的第一天，她給拉蒙特去了一封密信，要求他同林德伯格理論一下：「我現在的處境十分困難……但我主要擔心安妮。她飽受精神上的煎熬，她的健康也受著影響。」(49)

  拉蒙特以叔叔的口吻寫信給十分清高的林德伯格。他說寫這封信時很猶豫，並說他很愛莫羅一家。接著他要求洛德博格直截了當地說出講話中未點名的陰謀家都是誰。他還說他並不知道有這樣的人。因為想儘量恢復早年間他們個人之間的友誼，拉蒙特策略地告誡說：「親愛的查爾斯——在我們這個國家，團結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不能隨隨便便地在廣播裡懷疑或指控任何人，除非我們有確鑿的證據。」(50)

  林德伯格的回信想必令拉蒙特心寒。此信與其說是充滿敵意，倒不如說是冷淡而刻板，似乎林德伯格成了一個陌生人。「在那篇講話里，我有意不說出具體的人、集體或組織，因為我仍覺得沒這個必要。」林德伯格聲稱如果這樣做，只能激起危險的階級對抗。他警告說，美國參戰會引起「混亂局面」，並會毀掉美國的中庸主義。他最後說：「我非常尊重你的判斷，但是在這個國家應該對歐洲戰爭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上，我們的看法恐怕有所不同。」(51) 後來，當一位記者問到拉蒙特為什麼不去拜訪林德伯格一家時，他厲聲說：「我跟他們沒關係。」(52)

  貝蒂·莫羅通過拉蒙特秘密上演的序幕失敗了，她決定讓公眾了解她反對她的女婿。在6月敦刻爾克大潰退時，她在威廉·艾倫·懷特委員會上演講，批駁查爾斯的觀點。她先給安妮打電話以緩解對她的打擊，她對安妮說：「你父親要是活著也會希望我這樣做。」安妮認為，她母親是被人利用來引起公眾的注意。(53)當懷特發表演說，吹噓自己施「巧計」讓貝蒂反對查爾斯時，貝蒂也逐漸接受了她女兒的判斷。此後，如拉塞爾·萊芬韋爾告訴羅斯福的那樣，貝蒂·莫羅「非常仁慈，不願在公眾場合與林德伯格再作對了」。(54)

  1940年春天的一段時間，摩根銀行似乎在擊敗新政的同時，在推動援英方面也向前邁進了一步。期望已久的中間道路在共和黨中打開，拉蒙特和英國大使洛西恩勳爵一起參加了出版商奧格登·里德家舉行的晚宴，里德還給他們引見了兩位可能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朋友，一位是羅伯特·塔夫脫，前任總統的兒子、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可以預料，他是反對國際主義的；但另一位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則截然相反。他是龐大的聯邦和南方電力控股公司的總裁，在田納西河流管理局徵購他的電廠的問題上與羅斯福總統發生過衝突。在晚宴上，威爾基贊成毫不含糊地支持英國，包括提供飛機和海軍設備，拉蒙特和里德當場稱讚他的誠實，而且拉蒙特對他參加競選起關鍵作用。威爾基在拉蒙特家的晚餐上又重申了他支持英國的觀點。這次晚宴的作用是為爭取華爾街支持他參加總統競選。

  對摩根的合伙人來說，威爾基似乎是專門為他們服務的。在麥金利以後，這家銀行就因為在美國政治中沒有選擇餘地而苦不堪言。它要麼只能站在對國內事務干預過多的民主黨一邊；要麼只能站在國際事務上採取孤立政策的共和黨一邊。作為主要的對外貸款銀行，在大公司多採取保護主義的時代，摩根贊同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結果，摩根選擇了共和黨，但對該黨的對外政策，感到不安。

  威爾基具有摩根的氣質，他是前民主黨黨員，是一個外向型親英派，支持互惠貿易協定，並且總的來說和羅斯福的外交政策是合拍的。同時，他也是國內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並希望新政能在中途改弦更張，創造一個更有利的投資環境。他在華爾街有許多朋友，包括摩根史坦利的佩里·霍爾（威爾基是哈羅德·斯坦利1935年的首批客戶之一），並且提供了一套他們毫無保留地支持的共和黨主義。

  威爾基臉龐寬闊、咧著大嘴並帶著印第安納的鼻音，他隨和、老練並具備獨特能力促進華爾街事業的發展，而又不顯得專為富人謀利。《財富》雜誌曾稱他為「機靈的鄉巴佬」，在哈羅德·伊克斯的記憶里，他只不過是「華爾街的赤腳律師」而已。(55)這種斷言太過分，因為威爾基想保留新政的許多創新之處——勞資之間的集體協定、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這些創新卻是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所詛咒的東西。雖然威爾基宣布參加競選時，離1940年6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只有7周的時間，但是他這匹黑馬候選人跑得很快。他不得不減緩下對摩根的支持，以免引起黨內小城鎮和反對華爾街派系的警覺。為營造一下樸素的形象，他在開會的地點，費城班傑明·富蘭克林旅館租了一套不大的兩室套間。湯姆·拉蒙特立刻被指示避免到他的總部來。

  儘管保持了互不相干的距離，威爾基的反對派立刻把他與華爾街扯到一起，以破壞他的名聲。北達科他州的代表厄舍·伯迪克在散發給代表的一份危言聳聽的小冊子上寫道：「我相信我在為共和黨的最大利益而工作。我事先抗議並揭露J.P.摩根和紐約市其他銀行家把溫德爾·威爾基塞入共和黨的陰謀和企圖。我知道這一切都是金錢在起作用。」(56)

  共和黨人迫切需要新的領導，終於在第6輪投票上選擇了威爾基而不是托馬斯·杜威檢察官（他起訴過理察·惠特尼）和塔夫脫參議員。一個月後，羅斯福在芝加哥被提名參加第三任總統競選，愛荷華州的亨利·華萊士作為他的競選夥伴。威爾基試圖趁熱打鐵，在羅斯福的戰爭緊急狀態期間的外交政策與適當改革新政之間形成某種妥協。他甚至向羅斯福暗示要做一筆交易，總統就外交問題向他諮詢，以換取保證把戰爭問題排除在競選之外。羅斯福不大相信共和黨能同意這筆交易，而且不願意把這麼風光的事交給威爾基來做。

  11月，羅斯福以超出500萬選票獲勝。威爾基競選的失敗並未結束對華爾街陰謀的指控，反而讓那些認為是狡猾的銀行家把威爾基塞進共和黨的人更加相信這一指控。如歷史學家哈里·埃爾默·巴恩斯後來指出的那樣：「任何一個人在沒有公眾支持和認可的情況下，被提名參加總統競選，這是令人疑惑的。在芝加哥旅館那間煙霧瀰漫的著名房間裡，至少有十來個或更多的人提名沃倫·哈丁參加1920年的總統競選。這次則由兩個人作出決定提名威爾基先生作為共和黨的候選人……他們是奧格登·米爾斯·里德和……托馬斯·拉蒙特」(57)。

  結果，並未像所期望的那樣，摩根銀行沒有因威爾基的競選失敗而受到多大損失。由於受到競選勝利的鼓舞，羅斯福更加積極地支持英國，並需要摩根為此給予支持。突然間，摩根與羅斯福之間的冷淡關係冰消雪融，取而代之的是華爾街23號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尚未見過的、來自白宮的熱誠。隨著美國人的注意力從國內政策的討論轉移到如何對付歐洲獨裁者們身上，摩根的勢力也隨之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