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貪污者

  傑克·摩根對新政憤憤不平，加之年事增高，蒼老日甚，鬱鬱不樂，整日裡時而冷漠，時而狂怒。夫人的去世使他一蹶不振。他沒有再婚，繼續照料傑西的花園。他在甘諾奇山莊別墅舉行射擊聚會時，常邀請王后的姨媽或地位相當的貴族遺孀當主婦。無論是戴著硬殼平頂草帽參加耶魯大學對哈佛大學的划船比賽，還是在摩根的圖書館裡瀏覽書刊，他給人一種煢煢孓立、形影相弔的感覺。他周圍富麗堂皇的生活環境加劇了這種孤獨之情。他單獨住在馬蒂尼科克角一幢有45個房間的宅邸里。他雖然鰥居近10年，但拒絕關閉他在英國或美國的莊園，或是改變每年春天在阿迪朗達克山裡的安卡斯營或8月在甘諾奇山莊別墅舉行的典禮。他以極其昂貴的代價，養著男管家、女管家、花匠、以及海盜四號遊艇的50位船員。這種不變的格局給他帶來了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但是也逐漸地耗費了他本來可以遺留給子女的大量財產。

  傑克為他的孫輩感到無比自豪，到1935年時他一共有16個孫兒孫女。他4歲的孫子問為什麼火車司機在交道口要吹哨子，傑克竟派了收費高昂的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們去找答案。然而，他往往和孫兒一輩離得很遠。每周一次，他在馬蒂尼科克角邀請全家參加正式的晚宴。他特別準時，在門口看著表，準點開始。每個人都害怕遲到。當他帶著5個孫兒孫女乘海盜號橫渡大西洋時，他允許他們讀書或玩單人紙牌遊戲，但是不能在甲板上玩。如果說他內心是敏感的話，他的外表卻很冷漠，凜然不易親近。

  傑克仍然定期向「街角」報到，占據那個在雙排拉蓋寫字桌的盡頭、皮爾龐特肖像下面的老位子。在這個瘋狂改革的世界裡，他是一個古董式的人物。變革和實驗跟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市場崩潰和大蕭條並未使他的哲學發生變化。1936年，他這樣來表達自己做生意的信條：「好好工作，誠懇老實，信守諾言，盡力助人，處事公正。」(1)他喜愛的另外一句格言是「慎於言談，明於耳目」。(2)他的哲學沒有時代的腳印，只有一種陰沉的信念，認為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毅力，傳統的價值觀念定能蔚然成風。

  在傑克所活動的圈子裡，沒有人會向他的觀念挑戰。他對美國鋼鐵公司董事長邁倫·泰勒說他沒有看到有人贊成1935年華格納法案，這個法案認可勞資間的集體協定。而他也許真不知道有這樣的人。他從來不想擴大自己的觀念，從而逐漸成為新政「經濟保皇派」的典型。1935年，他第一次開始實行個人經濟的緊縮。他把生活開支壓縮到每年6萬美元，對拉廷敦的聖約翰教堂的捐款也減少一半——在這個百萬富翁的教堂的墓地里不勝榮幸地安葬著許多摩根合伙人。這樣緊縮開支如果對傑克來說是非常艱苦的話，他過的生活對平民百姓來說仍然可以說是極其奢侈了。

  1936年初，奈氏「死亡販子」聽證會確認了傑克的猜疑——他本人是蠱惑人心者的最終目標，因而感到十分沮喪。在聽證會期間，傑克的朋友國王喬治五世去世了。他給一位英國朋友寫信說：「國王的去世不僅使你們的國家，而且也使我們的國家不勝悲哀。」(3)佩科拉和奈給傑克造成的雙重壓力和疲憊就像是他的家庭不可戰勝的「詛咒」一樣，對他產生的影響猶如當年普約聽證會對皮爾龐特的影響。1936年6月中旬，他在看望傑西的妹妹史蒂芬·克羅斯比太太時，第一次犯了心臟病，還得了嚴重的神經炎併發症，使他步履維艱。

  摩根財團想儘可能不招人注意地把他送回到格倫科夫去，就用擔架把他抬到一節私人車廂上。他的兩個兒子——朱尼厄斯和哈里——在長島的米爾內克火車站等他。他們在站台上焦急地踱來踱去，抽著菸斗，把帽子壓得很低，不讓攝影師照相。當火車進站時，穿著藍色絲袍，戴著白色領帶的傑克看到攝影師，就把窗簾拉下，他對記者由來已久的厭惡升上心頭。藏在灌木叢中的救護車駛近火車，4個人把坐在椅子裡的傑克抬到地上。一位攝影師衝到救護車旁邊想最後拍一張車裡的傑克。哈里憤怒得臉色鐵青。一位顧忌較少的摩根警衛在攝影師的下巴上狠狠揍了一拳。

  

  那年冬天，傑克在南海上巡遊了兩周，在船上一位心臟專家的護理下漸漸康復。此時，他的世界觀帶上了他憤世嫉俗的烙印。1936年上半年，英王愛德華八世退位，傑克看不到國王的困境中有何浪漫情調或可憐之處，只是信仰的背棄。他對林利思戈勳爵說：「真可惜，這個小國王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干他的事業。」(4)這個沒有勇氣的行為證明對摩根財團極為有利。僅在一年前，傑克曾在甘諾奇為慶祝主顯節招待過約克公爵夫婦——現在將是喬治六世和伊莉莎白王后。他們將繼續在甘諾奇當他的客人，坐他的海盜號遊艇。1937年4月底，傑克乘船駛向普利茅斯，身上帶著進入皇家包廂里的特別請帖，然後去參加加冕禮儀式。作為沃爾霍爾鄉紳，他邀請了2000個客人，大多數是當地的農民，在他的莊園裡慶祝這個節日。但是他的心臟病再次發作，不可能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加冕禮，他只能聽收音機來了解了。

  當他乘坐瑪麗王后號船回到美國時，他的醫生告誡他不要向記者談話，以免血壓再次升高（為了表示和藹可親，傑克樂於接受船上的採訪）。當船在大霧之中於曼哈頓靠岸時，記者們衝到船上到處尋找傑克。他們終於在一個擁擠的小房間裡找到了他，讓他談談在新政中栽跟頭的那個老題目——納稅。他在1935年發表了煽動輿論的一席話：「在美國能夠賺到一點錢的人實際上每年在為政府幹8個月。」(5)當他說這番話的時候，有五分之一的勞動力沒有工作，許多人依靠救濟或公共工程規劃來生活。而現在傑克又口不擇言。當他在英國的時候，羅斯福和財政部長摩根索開始發動反對富人逃稅的運動，以扭轉聯邦收入下降的局面。傑克不知道這個問題已經是非常有煽動性的。他告訴記者：「國會應該知道如何徵稅，如果國會不懂得如何收稅，那麼交稅的人就是傻瓜蛋；如果犯了愚蠢的錯誤，應該由國會來糾正，而不是我們納稅人來辦。」(6)

  傑克又一次被由此引起的公眾義憤驚呆了。他一直改不了政治上幼稚天真的毛病。拉蒙特不得不向他解釋這種議論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中是如何的具有煽動性。拉蒙特對沃爾特·李普曼的夫人費耶提到傑克說：「你看，事實上他跟小孩一樣頭腦簡單，他一旦和記者談開，說話隨便得就像和他的合伙人說話一樣。」(7)即使傑克趕緊撤回他的發言，強調他並不同情逃稅者，但已覆水難收。兩個星期以後，財政部公布了利用法律計謀避稅的67個有錢的納稅人的名單。傑克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這個名單上，但有拉蒙特的名字。

  對新政者來說，傑克·摩根典型地代表了美國有錢人自我毀滅的志得意滿的心態，這些人無法適應不斷變化著的時代。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讀了傑克在船上的議論以後，看到了企業領導人腐朽的證據。這些人不明白他們真正的自身利益恰恰在於新政的改革。法蘭克福特寫信給羅斯福總統說：「J.P.摩根在今天早晨的報紙上暴露了怎樣的一種心態啊。我幾乎要氣炸了……當最受人尊敬的金融家們暴露了這種道德低劣的、反社會的態度，人們會再一次意識到資本的真正敵人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家們和他們的扈從——文員和律師。」(8)

  這種批評對傑克的影響比政客們所意識到的要嚴重得多。公眾認為所有的巨頭都是脾氣乖戾，缺乏感情，對公眾的憤慨無動於衷。對於富人和反對社會正義的反動分子來說，J.P.摩根與其說是人，還不如說是政治象徵。然而傑克自從傑西死後情緒失常，一直躲避他人，對自己沒有信心。這往往使他粗暴、冷漠和難以捉摸。他頭腦簡單，容易被機靈的記者騙上鉤。作為一個退休的孤獨的鰥夫，他把心中的悲傷吐露給公爵夫人、大學的老同窗，以及某些主教等各種各樣的人。他仍然感到失去了傑西的感情支持難以應付。

  傑克逐漸把羅斯福政府視為一個一心要迫害他的龐大的陰謀集團。他咬牙切齒地對蒙塔古·諾曼說：「要是我們不是由一個瘋子在掌權的話，情況可能會非常令人滿意，非常有利，而我最主要的感覺是對他這樣整我們而非常憤慨。」(9)通用電氣公司的歐文·揚給我們提供了一篇令人吃驚的短文，表明在1938年初，傑克的神經已經脆弱到極點。他們倆在華爾街23號談天，突然傑克開始發表激烈的言論，他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揚大吃一驚，事後立即把對他的印象記錄下來，並且嚴格指示不得在他倆生前發表。揚記得傑克說：

  「歐文·揚，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根本不管你或任何人有何遭遇。我根本不管這個國家會發生什麼問題。我所關心的是——」這時他變得非常激動，幾乎是狂熱的，「我所關心的只是這個事業！如果我有辦法離開這個國家，到別的地方去干一番事業，我會去乾的——我什麼都會去干！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我到底在想什麼。如果情況繼續這樣下去，我不會忍受他們。我會把業務轉移出去。」他因為情緒極度的激動而手在發抖。

  揚想讓他冷靜下來，伸手摟著他，溫和地提醒他皮爾龐特對美國的信心，摩根人的才華對他們的銀行作出的貢獻。接著揚又想使他振作精神：「你就要留在這兒，面對這些暫時的挫折，因為如果你一走了之，你就不是傑克·摩根了。你靠的是未來，你靠的是你自己。」後來，揚寫道：「我說完以後，他一言不發，我驚奇地發現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說，『歐文，我想我需要有人跟我這麼談談。我想只有你能做得到。』」(10)

  傑克在富蘭克林·羅斯福手下始終沒有安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人們才摒棄了30年代的舊怨，沐浴在溫暖的愛國主義熱情之中。只有當全國的注意力從大蕭條和國內的經濟不平等轉移到外來的威脅時，摩根銀行和新政才重新找到了共同點。

  在摩根財團對付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進攻的同時，它還得對付羅斯福的接班人密蘇里州哈里·杜魯門參議員的怨言。杜魯門後來說，在他當參議員的第一任期內，他花在鐵路融資上的時間超過任何其他的問題。這就和摩根財團發生了衝突，因為摩根財團和庫恩-洛布公司在30年代仍然主宰著鐵路債券的發行。鐵路行業與新的卡車和航空業務竭力競爭。鐵路建設融資是大蕭條時代難以應付的問題，而銀行家被指責為管理不善。1935年，杜魯門參加了由一位有進步黨傾向的蒙大拿州民主黨人伯頓·惠勒任主席的分委員會，調查銀行家們對鐵路的影響。惠勒聽證會研究了把鐵路和傳統的銀行組成的排他關系所形成的束縛。從路易斯·布蘭代斯反對摩根壟斷紐哈芬鐵路起，改革家們就一直極力主張銀行和其客戶之間應該有一定的距離。現在他們再次提倡競爭性招標，從而使所有的銀行都能為承辦任何一項發行債券而進行競爭。

  由於奇怪的歷史的陰差陽錯，惠勒分委員會的顧問馬克斯·洛溫索爾把杜魯門介紹給了那個無所不在的摩根的惡魔——路易斯·布蘭代斯，布蘭代斯當時已任最高法院法官。在20世紀30年代末，最高法院法官仍然每周有一個下午茶話會，招待來訪者。布蘭代斯在加利福尼亞街的家裡舉行的茶話會上，常常會把別人撇在一旁，幾個小時拉著杜魯門不放，盤問他關於聽證會的情況，極力主張對鐵路嚴加管制，切斷它們和華爾街的聯繫。杜魯門被布蘭代斯爭取過來了，接受了他那以小型企業和堅決反托拉斯的規定為基礎的競爭性經濟的信條。這個信條在羅斯福的第二個任期內產生了強烈的影響，自然而然地加劇了與大企業計劃和經濟集中的使徒——摩根財團——的衝突。

  預料到惠勒參議員及其委員會的猛烈攻擊，摩根合伙人在1935年採取行動，甩掉了「爵士樂時代」最大的包袱——破產的范·斯韋林根兄弟公司。五年來，摩根秘密地以4000萬美元的「援救」貸款來支撐他們，儘管他們還拖欠了800萬美元的利息。當這兄弟公司在1935年5月再次違約時，摩根銀行認為如果去控制他們的附屬擔保物——龐大的阿利甘尼鐵路和他們的房地產帝國，那等於是政治自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是減少他們的損失，賣掉阿利甘尼股票。他們需要去討好華盛頓，鮮明地表示摩根的權力和威望在下降。摩根銀行在一份小報上發了一條消息，宣布了拍賣附屬擔保物的計劃。這是該行和范·斯韋林根一度迷人的關係的可憐結局。

  1935年9月30日，范·斯韋林根帝國的殘餘到了阿德里安·馬勒父子公司的證券拍賣堂的拍賣槌之下。馬勒父子是眾所周知的「證券墳墓」，其辦公室恰好面對著聖保羅教堂墓地的墳場。在一間到處堆滿了灰塵蒙蒙的油畫和一些毫無價值的破爛貨的單調屋子裡，在裸露的電燈泡下，喬治·惠特尼蹺著大腿坐在一張廉價的椅子裡。他穿著筆挺，淡淡地笑著，試圖在摩根威風掃地的此時此刻，表現出他早已一領風騷，現在已經無所謂了。摩根財團那英俊的金髮律師、戴維斯-波爾克-沃德韋爾法律事務所的弗雷德里克·施瓦茨，帶來了放在兩個精緻的皮製文件夾里的阿利甘尼證券。屋子裡擠滿了人。緊張、蒼白的奧里斯·范·斯韋林根就像復活的1929年股市大崩潰的鬼魂，在人群後面走來走去。阿利甘尼有28000英里的鐵路，占美國整個鐵路系統的十分之一，但是只賣了300萬美元，摩根和擔保信託公司各家都損失了900萬美元。結果是壓不垮的范·斯韋林根兄弟通過成立最後一個控股公司，由兩個同事墊上錢，把鐵路又買了回來。

  後來，喬治·惠特尼緊抿著嘴唇笑著，握著快活、得意的奧里斯·范·斯韋林根的手。奧里斯對惠特尼悄悄地說：「我寧可付錢。」喪葬似的拍賣堂給這場大失敗提供了一個恰當的結局。但是，就像范·斯韋林根兄弟奇怪的相互「模仿」的生活方式那樣，他們很快就相繼死亡。曼蒂斯在那年的12月份死了，11個月以後，奧里斯到霍博肯來參加摩根的一個會議，因冠狀動脈血栓而死在他私人臥車的車廂里。他留下的遺產比曼蒂斯的人壽保險多不了多少。同時，斯韋林根鐵路仍然大量地典當給了銀行。

  這次拍賣並未使惠勒調查者放鬆。甚至連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和成立摩根史坦利公司，都不能使惠勒參議員改變他認為J.P.摩根公司控制鐵路證券生意的觀點。他問一位證人：「在華爾街，人們是不是一般都這麼認為，摩根史坦利是換湯不換藥，或者說就像以前一樣由摩根控制著？」(11)

  惠勒調查者在1936年花了半年時間在華爾街23號研究檔案。曾經是神聖的、秘密的文件被政府調查者的指印弄得越來越髒。委員會的顧問馬克斯·洛溫索爾成為摩根新的妖怪，喬治·惠特尼向傑克抱怨調查背後的「猶太律師因素」。(12)惠特尼認為范·斯韋林根兄弟公司是他們調查的真正目標，而他們死後，摩根銀行則成了他們的替身。1937年，惠勒因為關於最高法院改革的鬥爭分散了精力，任命杜魯門為鐵路調查組的主席。此時，該委員會轉向范·斯韋林根兄弟公司在1930年收購密蘇里太平洋公司一事，所用資金是1929年阿利甘尼承銷款，這次收購因為優惠客戶名單而搞得臭名昭著。

  20世紀20年代華爾街的掠奪給一位未來的總統上了很有教益的一課。正如瑪格麗特·杜魯門所憶：「我父親正是在調查密蘇里太平洋公司以後，感到非常憤慨，並且從此以後一直確信被他稱為『拆卸大隊』的華爾街金融家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隨時準備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廣大群眾的利益。」(13) 阿利甘尼最終在摩根的控制之下，密蘇里太平洋公司成為一個公開的醜聞。鐵路像被擠奶一樣地抽掉了大量的紅利，而管理部門則解僱了數以千計的工人，放棄改進鐵路系統，沒有緊急基金的準備。公司和密蘇里州的立法者之間還有骯髒醜惡的政治交易，一位州參議員接受了1000美元，他把這筆收入列為「阿利甘尼-密蘇里太平洋公司業務的服務費用」。(14)

  鬥志昂揚的杜魯門堅決頂住華爾街要他停止調查的巨大壓力。他譴責摩根財團給他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他寫信給夫人貝斯說：「這裡的情況一團糟，在紐約是一片怒火。擔保信託公司和J.P.摩根動用一切手段來逼我罷休。我要麼完成這個任務，要麼以身殉職！」(15)杜魯門把自己看成正直的農村青年，決不被那些自命不凡的紐約式人物所矇騙。他在政治和文化上對銀行有厭惡感。他在年輕時就認為皮爾龐特是一個勢利鬼，和歐洲腐朽的王族臭味相投。他很快就覺察到喬治·惠特尼凌駕於他人之上的優越感，以及喬治·惠特尼對微不足道的中西部參議員的鄙視。他告訴貝斯說：「惠特尼先生特別注重他自己的地位。他在九點三刻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他想幹什麼。我直截了當地問他究竟誰是委員會的主席。他馬上就放下架子，規規矩矩地走了。」(16)杜魯門的經歷使他久久不能改變觀點——華爾街的銀行家們都是精明、貪婪，無視財富集中的危險人物。他認為一般的政府官僚根本不是華爾街律師的對手。

  惠勒聽證會還產生了一個摩根的敵人，他將折磨J.P.摩根公司和摩根史坦利20多年。羅伯特·揚自稱為德克薩斯民權主義者，他在紐約為通用汽車公司幹了20年，因為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潰中賣空而發了財。後來他辭職，自己開了一個投資公司，為他自己、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小艾爾弗雷德·斯隆，以及其他的汽車公司經理購買股票。在30年代初期他買了阿利甘尼的大宗股票以後，摩根銀行和擔保信託公司仍沒有讓他及其客戶在董事會占有一個席位。揚永遠沒忘記這個侮辱。

  范·斯韋林根兄弟死了以後，揚和他的同事艾倫·柯比——伍爾沃思公司的繼承者——買下了破產的阿利甘尼帝國，而阿利甘尼當時仍然有大量的資產抵押給了J.P.摩根公司和擔保信託公司。但是揚不是一個順從的客戶，他想利用阿利甘尼作為跳板來向摩根財團本身進攻。其他的實業家們都極力反對新政，揚則大力宣傳新政的口號，並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勇敢的局外人，宣稱他的使命是「從資本家的手中挽救資本主義」。他說他要分散摩根及其同事的權力。拉蒙特被揚在杜魯門分委員會上的證詞激怒了，在華爾街23號把他狠狠地罵了一頓。這一頓訓斥使揚一輩子感到刺痛。當揚告訴他說自己本來是想把恢復阿利甘尼的計劃通報他的時候，拉蒙特回答說：「你不理解我。我不僅要你通報情況，我還要幫助指導你的政策。」(17)

  對揚來說，他一下子什麼都明白了。他經常重複這個故事，像罪人般重複地講述他們轉變的一刻。拉蒙特使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個鄉下佬」，「真的是讓我趴在地上，打我屁股，痛罵我居然如此大膽，不經過和摩根商量就搞出一個……計劃來。」(18)

  拉蒙特的高壓手段使揚十分惱火，惠勒聽證會又使他壯大了膽子，因此他在鐵路融資方面帶頭向摩根的霸權造反。他的主要目標是紳士銀行家們要求其客戶維持的排他關係。摩根財團曾經為契薩佩克和俄亥俄鐵路發過債，該鐵路是阿利甘尼帝國的一部分。1938年11月，揚和他的銀行業的同事，即芝加哥市哈爾西-斯圖爾特公司的哈羅德·斯圖爾特，以及克利夫蘭市奧蒂斯公司的賽勒斯·伊頓設了個對付摩根權益的圈套。揚以及摩根史坦利的哈羅德·斯坦利和庫恩-洛布公司的伊萊沙·沃克掛上私人車廂，乘火車到了克利夫蘭，參加契薩佩克和俄亥俄融資委員會的會議。紐約銀行家們期望洽談一項3000萬美元的私募債券。

  斯坦利和沃克一定知道發生了一些情況，因為他們被要求提供密封的發債的投標書。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這樣長途旅行去參加這種董事會也是史無前例的。斯坦利顯然認為他已經做了很大的讓步，他在會上說他允許庫恩-洛布公司的名字作為聯合主幹行和摩根史坦利並列在一起。這時，揚放了一枚炸彈：「斯坦利先生，我們對做GG或誰的名字放在誰的上面不感興趣。……我們感興趣的是契薩佩克和俄亥俄發了債以後得到什麼。」(19)揚突然披露他已經從奧蒂斯和哈爾西-斯圖爾特得到了競爭性投標，而且比摩根和庫恩-洛布公司提出的條件還淨省350萬美元。董事會上有些一貫忠於范·斯韋林根的人仍然想接受傳統的華爾街銀行。揚威脅說如果他們拒絕接受最低的報價，他就要對他們起訴，從而使他們亂成一團。他在會議室里跳來跳去，嚷嚷著：「摩根拿不到這筆生意了！摩根拿不到這筆生意了！」(20)暈頭轉向的董事們休會，和律師們商議以後，回來接受了低價。

  揚的宮廷政變在華爾街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大多數的發債將公開進行競爭性招標，而不是由紳士風度的銀行家們私下和客戶談判。這典型地表明付給公司的價格和債券再銷售給公眾的價格之間的利差就很小了。投資銀行的利潤幅度變小，在理論上留在發行者手裡的錢就較多。

  在以後的兩年中，揚、伊頓和斯圖爾特三駕馬車使另外兩家鐵路公司也接受了競爭性招標。1941年，證券交易委員會頒布了U-50規則，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的發債都必須實行競爭性招標。1944年，州際商務委員會對鐵路制定了一條類似的規定。但是，不管反對華爾街力量的這種勝利何等輝煌，它們沒有觸及鐵路和公用事業以外的更加有利可圖的工業債券。老式銀行業務的主要推崇者是哈羅德·斯坦利和他的公司。斯坦利總是不主張競爭性招標引起的銀行和發行者之間「斷斷續續的關係」，警告說這樣公司就得不到良好的諮詢，且發行債券的價格也不會合適。即使這個論點顯然是為圖私利，美國工業界也還是甘心情願地接受這個邏輯。在以後的40年中，美國的藍籌公司同意和摩根史坦利保持排他性的關係，這種聯盟直至1979年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造反」以後才算打破。

  顯然，如果在摩根財團和新政之間要建立友好的關係，那麼這種關係也不會來自傑克·摩根。他憤憤不平的心態使他在政治上毫無價值。這也不可能來自喬治·惠特尼，他是家族銀行家的典型，深為改革家們所厭惡。對白宮採取任何新措施的任務只能由湯姆·拉蒙特來擔當，因為他一心想回到政治遊戲中去，並且在被華盛頓「流放」的日子裡大為不快。

  1937年的風風雨雨為摩根銀行打開了一條可能的缺口。經濟和股市從春天到夏末一直滑坡，到9月份時又直線下跌。股市和商品市場在10月19日的暴跌使這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二。市場的跌落幾乎和1932年的最低點接近了一半。投資銀行都在兩個債券的發行上遭到沉重的打擊——伯利恆鋼鐵債券和純石油公司優先股，以至於傳聞要考慮關閉證券交易所。哈羅德·斯坦利擔當起摩根在華爾街的領導作用，他把若干投資銀行家的負責人召集到一起，對他們的情況作了一番非正式的審議。作為一種回報，他難得讓這些銀行家們一睹摩根史坦利的帳本。因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所致，投資銀行業領域一批規模很小、資本不足的銀行，實力較弱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被逐出市場。愛德華·史密斯公司——擔保信託公司的證券業下屬公司的繼承者——遭受了沉重的承銷損失以後，和查爾斯·巴尼公司合併，組成了史密斯-巴尼公司，併入摩根集團。這種突然恢復到20世紀30年代初的動盪的金融市場的局面，使新政的信心受到極大的衝擊。

  工業部門也是一片混亂。在1937年的1月和2月，羽毛未豐的「聯合汽車工人組織」靜坐罷工，使通用汽車公司處於癱瘓狀態。在密執安州弗林特市，警察向只有彈弓武裝的工人開槍。失業率從1937年的14%上升到第二年的19%。這些事件不僅使人感到新政已是步履維艱，而且還加劇了政府中兩大派別的矛盾。一派受路易斯·布蘭代斯的影響，認同於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托馬斯·科克倫和班傑明·科恩，把美國不能擺脫蕭條歸咎於美國的大公司，主張市場應該更有競爭性。他們的同盟者羅伯特·傑克遜——司法部反托拉斯派的首領，認為壟斷者的「定價把他們自己逐出了市場，也把他們自己推進了衰退」。(21)內務部長哈羅德·伊克斯與這種論調一唱一和，警告人們注意美國最大的60個控制國家命脈的家族的惡劣影響。羅斯福喜歡搞試驗，他的政治教堂里有的是座位。當時，他傾向於反托拉斯的一派，告訴他的高參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這可能會「嚇唬一下這些人（生意人），讓他們因此而去做些事情」。(22)

  1933年至1935年在所謂「第一新政期間」，還有一派很有影響的高參。他們讚賞大公司的技術效率，認為布蘭代斯那種小規模、競爭性經濟的觀點是一種幻想，這樣的美國已屬過去，追之不及。他們接受經濟集中不可避免的現實，鼓吹由公眾來控制龐大的經濟實體，而不應徒勞地想把它們拆開。他們譴責傑克遜和伊克斯的講話是蠱惑民心，起反作用。到1937年下半年，他們已經有膽量進行反擊，因為當時羅斯福對特格韋爾說：「由工人和企業界領導人組成的混合團體向他轉達意見，也許是可以採取的一種方式，讓他找個台階下來，改變政策。」(23)

  在加強他們陣營的時候，新政的左翼發現和摩根志同道合。這聽起來有點自相矛盾，其實不然。從皮爾龐特時代開始，摩根財團就一直支持工業計劃，雖然是在私人控制之下。鐵路協會和美國鋼鐵公司如果不算是計劃經濟體制，又是什麼呢？（我們記得摩根銀行和進步黨黨員之間秘密聯繫的意識形態，以西奧多·羅斯福和喬治·珀金斯之間的友誼為代表）。與此同時，合伙人決不是一概反對聯邦政府為制止蕭條所採取的所有干預。如果說拉蒙特、萊芬韋爾和帕克·吉爾伯特恪守平衡預算的教條，反對提高稅收，那麼他們也主張放鬆銀根以反通貨緊縮。相比之下，美國銀行家協會卻攻擊羅斯福低利率的政策。這些同行們的蒙昧主義有時候使摩根銀行的人感到非常不安。萊芬韋爾說：「我有時想我們該不該保留我們的會員籍，這等於是在無聲地支持美國銀行家協會。」(24)他指責1936至1937年的聯儲的緊縮政策造成了那一年的經濟滑坡。用現代的行話來說，摩根合伙人同情整個經濟的宏觀管理政策，即使他們對具體工業行業的微觀規範也表示遺憾。

  阿道夫·伯利是一位關於政府計劃的重要理論家，他在1932年與經濟學家加德納·米恩斯合作撰寫了一部經典著作：《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伯利和米恩斯堅持認為，大公司是現代經濟生活中不可排斥的事實，政府必須作出調整以適應這個現實。伯利聽了羅伯特·傑克遜的講話非常不安，因此開始和拉蒙特通信。拉蒙特的言談當然對大公司非常肯定，他認為大公司比小公司的道德標準高。他還強調了他忠於羅斯福外交政策和大部分的國內政策。這裡邊加了不少動聽的詩一般的美言。就在不久以前，拉蒙特還向他的好朋友阿斯特夫人抱怨羅斯福的白宮「奢侈、浪費和管理鬆散」。(25)拉蒙特不管如何放肆，他至少願意和新政對話和討價還價——這和傑克·摩根及華爾街的其他頑固分子無謂的「暴跳如雷」相比，是大大地進了一步。拉蒙特和伯利達成了一筆交易：他將支持救濟付款和赤字支出，作為撤銷剩餘利潤及資本收益稅的交換條件。與此同時，對企業特別是對公用事業的政治攻擊，應當停止。這種政治交易，在摩根以前極力影響新政的努力中是明顯沒有的。

  1937年12月22日下午，新的諮詢組裡的八個成員在伯利主席的主持下，在紐約的世紀俱樂部里開碰頭會。拉蒙特和通用電氣公司的歐文·揚代表大公司，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和查爾斯·陶西格為新政說話，鋼鐵工人工會的主席菲利普·默里、工業組織代表大會的約翰·劉易斯以及工業組織代表大會委員會的李·普雷斯曼代表勞工運動。在階級衝突兩極化的時代，這是個獨特的運動。這八位先生聯合反對羅伯特·傑克遜的反托拉斯起訴，批准了一項伯利和拉蒙特早已擬好的協議綱要。最後，特格韋爾許諾和羅斯福約定開會研究這個協議。

  拉蒙特是個影子裡的怪物，他想像和羅斯福在1938年1月14日的會晤將是一次秘密的、謹慎的事情。而事實上，與會者還得經歷攝影師和記者的一番騷擾。報上嘲笑「伯利先生的經濟動物園」，頭版登出毫無同情心的白宮泄露的材料。(26)儘管如此，這是一次很有成效的會議，與會者批准通過聯邦的支出來擴大購買力，而不是用老式的緊縮性的削減工資的方式來對付艱難時世。儘管羅斯福想再開幾次會，但是試驗已經胎死腹中。政府中受布蘭代斯影響的制定規章制度的人，諸如起草證券法的托馬斯·科克倫和本·科恩反對向企業作出姿態。工業組織代表大會中的一個極左派同樣執意要挫敗新興的企業-勞工-政府三頭政治。

  至於拉蒙特，他感到十分遺憾，白宮的會議竟淪落成了一個廉價的政治舞台，他和歐文·揚提供的合作「被利用來搞三流的政治」。(27)在政治攻擊的時代，這是個失去的機會，它本來能說明企業和勞工進行務實的討論有潛在的好處。對於摩根財團來說，這尤其是個不可挽回的機會，因為白宮會議發生在摩根醜聞的前夜，它把時鐘撥回到1933年的黑暗的時代，使合伙人認為自己是開明的、一心為公的金融家的觀點受到了質疑。

  對於摩根財團來說，1937至1938年的冬天變成了大潰敗和哀悼的時候。在1938年2月，45歲的帕克終因責任重大和早年的辛勞而一命鳴呼。在20多歲時，這位管理梅隆時的財政部的神童患了高血壓，他的死因是心臟和腎臟的疾病，但是很多人認為他是累死的。當年他在財政部熬夜至凌晨2點，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柏林工作時也是如此，德國人都注意到他廢寢忘食地工作的情形，他終於積勞成疾，命歸西天。早年，他和新娘路易絲的蜜月一直拖了五年，這個肯塔基的美人挑逗性的話常在華爾街傳來傳去。他在1931年到銀行來以後，沒有要求固定的收入，把此事當做細枝末節。摩根合伙人都保護他，總是催他去休假，養精蓄銳。他神奇的工作和獻身精神使他獲得了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的勳章，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榮譽學位。他死了一年以後，有漂亮圓臉蛋的路易絲嫁給了哈羅德·斯坦利，斯坦利的原配夫人在1934年死了。這不僅在J.P.摩根和摩根史坦利之間創造了一條新的紐帶，而且意味著路易絲的兒子小S·帕克·吉爾伯特——20世紀80年代的摩根史坦利的董事長有著獨特的摩根血緣。

  帕克·吉爾伯特的死亡發生在醜聞發生之前的兩周。如果說摩根財團因為格拉斯-斯蒂格爾而失去了它的投資銀行業務，那麼也許它在理察·惠特尼一案中失去了榮譽。費迪南德·佩科拉的做法暴露了值得質疑的地方——事情是合法的，但是否明智卻有問題，然而理察·惠特尼醜聞則是摩根財團直接與法律發生了衝突。這個案子成了新老華爾街之間，以及私人信賴和公共信賴之間的一場道德劇。這不僅挫敗了拉蒙特想巴結新政的企圖，而且還加快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改革。

  作為交易所在1930至1935年間的主席、理察·惠特尼一向是華爾街最傲慢地反對聯邦證券規範化的人。對新政者來說，他代表了華爾街舊秩序的自命不凡和傲慢無禮。1932年，他在參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就證券問題作證時，就教訓參議員們應該減少他們的工資。他反對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調查佩科拉的人說：「你們這些先生們正在犯極大的錯誤。」他認為證券交易所是個完美的機構。他還不讓經紀人回答佩科拉的問題。(28)在1937年，他碰到了對手，即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威廉·道格拉斯，他在那年接替了喬·甘迺迪。道格拉斯已和證券交易所的主席查爾斯·蓋伊在討論交易改革的問題，惠特尼領導董事會上的一派人反對這種努力。在1937年秋天，道格拉斯把證券交易所的那些負責人嚴厲地訓斥了一頓：「規範的工作必須干。現在卻沒有做，該死的！你們去干，否則我們就干。」(29)蓋伊對於需要改革也無可奈何，就任命了由大陸罐頭公司卡爾·康韋領導的委員會來研究改革。1938年1月，委員會建議徹底改組交易所，包括一位享受全日制薪金的主席的職務，一套專業工作人員班子和非成員的理事。理察·惠特尼醜聞就是在這種充滿仇恨的格鬥中披露的。

  喬治和理察·惠特尼都身材高大，具有貴族風度，惹人注目。他們是一位銀行行長的兒子，受到波士頓婆羅門教的教育，上過格羅頓和哈佛大學。人們會注意到理察從哈佛讀書時就戴的掛著瓷豬的金鍊條。摩根合伙人喬治慢慢討厭他永遠甩不掉的格羅頓的同學富蘭克林·羅斯福。他說：「我和兄弟都上了大學，我們總是很舒服的。這裡沒有窮孩子的問題。」(30)喬治通過基德-皮博迪公司來到摩根，在1919年成為合伙人。

  喬治有一張多皺而英俊的臉，堅實的下巴，一副優雅傲慢的氣派，象徵了那個時代的摩根銀行。一位英國來訪者後來評論說：「喬治·惠特尼身材修長，鐵灰色的頭髮，非常英俊，很有魅力，梅茜小姐認為他對男人和女人都很『危險』！」(31)他使摩根永久保留了合伙人穿著時髦的傳統。由於絕妙的巧合，他和瑪薩·培根結為夫婦。她是曾經使皮爾龐特入迷的華爾街的希臘神羅伯特的女兒。

  30年代末，喬治·惠特尼領導摩根銀行，並且是肯尼科特銅業公司、德克薩斯海灣硫磺公司、約翰斯-曼維爾和擔保信託公司的董事。作為國內承銷業務的首領，他吃格拉斯-斯蒂格爾的苦頭超過所有其他的摩根合伙人，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生意轉到了哈羅得·斯坦利的手中。他在華爾街備受尊敬，儘管沉默寡言，在銀行里人緣很好。摩根的合伙人常常集體到華盛頓去回答問題，其中喬治·惠特尼似乎往往表現得最勢利、怒氣最大，不願意承認這種程序的合法性。就在新政的攻擊似乎有可能緩和的時候，揭露的醜聞意味著更多的政府調查者試圖衝破他粉刷得很好的防線。

  喬治是在他的哥哥理察的影子裡長大的。理察是家裡的明星，他早年在華爾街的事業似乎沒有辜負家裡很高的期望。在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作為證券交易所的副主席，據說他溜達了一會兒，便投標購買美國鋼鐵公司和其他的股票。第二年的春天，他晉升為證券交易所的主席，是有史以來占據這一位置的最年輕的人。大家都知道是他制止了1929年金融大恐慌。他成了民間傳說中的英雄。(32)他冷漠而自負，人稱「華爾街先生」，身穿燕尾服坐鎮在交易所頂層的宮殿似的套間裡。在私人俱樂部的氛圍中，他代表了抵制聯邦規範的反動分子、交易所的場內經紀人和專家們，反對較為自由派的零售經紀人。

  理察和J.P.摩根的關係超過他的弟弟。他的公司——理察·惠特尼公司——是為摩根銀行處理金邊債券的主要紀經人。即使摩根銀行里沒有人捲入醜聞之中，摩根銀行也會受到這場醜聞的影響。正如記者約翰·布魯克斯所說：「當華爾街23號的諸神在馬路對面的人間市場上顯形的時候，他們所借用的軀體就是理察·惠特尼。」(33)摩根銀行一般遠離塵囂，不會捲入到證券交易所的爭執中去，對大眾認為惠特尼代表他們觀點的印象感到非常不安。到醜聞爆發時，要想糾正這種印象已經為時晚矣。

  理察在20世紀30年代過著雙重生活。當他在華盛頓的攻擊下捍衛合夥基金、賣空和其他投機時，他也難於抑制自己的賭癮。他老是受那些拼命撈錢的藝術家的騙。他在佛羅里達州的經濟崩潰之前，買了該州一家化肥廠的股票，並投資於一個叫做傑西·萊特寧的非法釀酒的蘋果白蘭地廠。與此同時，他過著鄉村紳士的生活。他的夫人是聯合同盟俱樂部前主席的女兒，有繼承權。他在新澤西州的500英畝的莊園裡養著純種馬，負責埃賽克斯獵狐狗協會，在第五大道擁有一幢房子，像一個巨頭那樣神氣活現。

  理察常年債台高築，總是在借債，拉人參加聯合投資。1929年，他試圖花言巧語拉一位同輩遠親喬克·惠特尼來合夥參加一項投資。可是那時他的名聲已經不太好了，喬克聽了律師劉易斯·卡斯·萊迪亞德的勸說就沒有參加（後來，喬克和他的朋友大衛·塞爾茲尼克買了《理察·惠特尼傳》的電影版權）。喬治真是了不起的忠心耿耿，一直讓理察手頭有錢還債，盡情滿足他一擲千金的狂想。在大崩潰之前，喬治借給理察50萬美元來買一個證券交易所的席位。此後，貸款逐筆增多，理察欠他兄弟的債達到300萬美元的驚人數額。不僅有這些貸款，而且別人也借錢給他。理察在華爾街上乞討時，人們認為喬治是他的後盾。人們對摩根財團的畏懼和尊敬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在理察漫長的財務危機中，居然無人向他討債。

  1931年，摩根銀行向理察提供了50萬美元的貸款，且這筆貸款不斷地延期還款。合伙人嘴上佯裝喜歡理察那種胡鬧調皮的風格，但心底里著實有看法。他們一度想找一位老資格的證券交易所的理事，把他的公司和理察的公司合併起來，以抑制他的放蕩。拉蒙特好幾次警告喬治，理察對證券改革那種有失身份的猛烈攻擊起了反作用。喬治本人也知道理察簡直是在胡搞。當摩根銀行在1934年第一次接受州銀行檢查者的調查時，喬治只得拿出自己的證券作為理察貸款的附屬擔保品。

  到30年代中期，理察向交易所的猶太成員要貸款，顯然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因為他作為交易所高高在上的梯隊曾經排斥他們。1936年，喬治請哈里的兒子小亨利·戴維森去調查理察的財務情況。戴維森以很有禮貌、漫不經心的方式盤問理察，發現他的貸款缺乏足夠的附屬擔保品。更糟糕的是，他在用借來的證券作為附屬擔保品又去借更多的錢。上一代的威廉·克拉波·杜蘭特就是這樣鋪築了一條通向金融破產的「康莊大道」，至今人們記憶猶新。

  到此時，理察已經不只是錯誤判斷，而是一發不可收拾，乾脆違法亂紀，開始掠奪兩家貴族機構。證券交易所有一個250萬美元的退職金基金，這是向成員的家屬發放死亡撫恤金的。理察擅自拿了100萬美元的證券作為他本人和自己的公司貸款的附屬擔保品。他是紐約遊艇俱樂部的司庫，又挪用了15萬美元的證券。這個醜聞被揭露出來，是因為有一次退職金受託人舉行會議，理察·惠特尼恰好缺席，一位膽小的職員把丟失證券的事捅了出來。突然之間，理察必須立即歸還「借用」的股份。除此之外，他還向埃夫里爾·哈里曼要了5萬美元，但還是不夠。1937年11月23日，他向喬治要了100萬美元的緊急貸款。摩根銀行正式的越軌從此時開始，因為理察向他弟弟承認了自己的犯罪行為。這對喬治真是一場噩夢，人們含沙射影摩根有不軌行為，為此，他多年來在華盛頓極力為摩根辯護。理察談到此事，說喬治「聽到居然會發生這種事情，心慌意亂，目瞪口呆，問了我無數遍為什麼我要這麼幹，簡直不可理解——一點也不奇怪，他像遭了雷擊一樣」。(34)

  喬治因為手頭沒有現錢，就去找拉蒙特，告訴他理察的「處境非常嚴重」（「處境」是醜聞的通用委婉語）。他承認挪用了證券交易所的證券，說第二天就必須補回去。拉蒙特冷淡而同情地說：「這是個麻煩事，喬治。理察·惠特尼是沒問題，但是不管處境如何糟，他怎麼能挪用證券呢，哪怕是一會兒也不行啊！」(35)第二天，拉蒙特不管是出於極度的害怕，還是超常的友誼，坐下來開了一張數額為100萬美元的個人支票。喬治就把支票交給理察。兩星期之後，喬治把支票還給拉蒙特以後，問傑克·摩根他能否從他的合夥資本中撤出錢來，含糊其詞地說理察「處境非常糟糕」。傑克沒有打聽原因。他後來說他還以為要錢是為了做什麼生意。

  因為拉蒙特和喬治沒有報告理察的罪行，他們犯有包庇隱匿罪。三個月來，他們知道理察是個騙子，但是沒有告訴證券交易所里的任何人，而是把貪污的處理當成君子之間的事來私下了結。他們處於進退兩難的痛苦局面。摩根合伙人從不行賄，並以他們的正直誠實而感到自豪，但是現在卻忍不住想掩蓋這個醜聞。喬治自然不樂於暴露他哥哥的罪行。而摩根銀行知道新政分子一定會高興地利用這個醜聞來進一步對華爾街實行改革。他們不會把理察扔到自由主義的民主黨狼群中去，特別是威廉·道格拉斯，此人時刻準備著撲向摩根財團和證券交易所。

  道格拉斯是個滿腔熱情的政府管理人員，對華爾街恨之入骨，可謂是正牌的摩根死敵。他曾說「摩根的影響之壞，在當今工業和金融界為最甚」。(36)他憎恨這些「該死的銀行家」，抨擊這批金融白蟻貪圖眼前的利潤。他無休止地給羅斯福寫備忘錄，陳述建立新的地區工業銀行之必要，以便在「企業界以一種新的開明的領導來取代摩根在各個地區的影響」。(37)道格拉斯正在對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起進攻，把它視為過時的私人俱樂部。事實上，就在理察向喬治要緊急貸款的那個月，道格拉斯威脅要接管證券交易所。

  在了解惠特尼醜聞的最後一幕之前，在此值得敘述一下在摩根歷史上應有一席之地的一段插曲。1938年2月，理察從一個名叫沃爾特·羅森的人那裡拿到一筆10萬美元的貸款。羅森顯然十分精通關於摩根的學問，因為在同意提供貸款的時候，他對理察說：「老摩根先生的態度一向使我非常欽佩，他認為借款人的個人品格，要比他的附屬擔保品的價值高得多。」理察一本正經地說：「摩根先生說得完全對。」(38)而這時，理察已經撈到了2700萬美元的貸款。

  1938年3月5日，喬治正在佛羅里達養病，理察突然出現在高爾夫球場俱樂部。在一局橋牌中，他打斷摩根合伙人弗蘭克·巴托，脫口而出道：「我處境很難。」他要巴托給他一筆貸款。他承認貪污了紐約遊艇俱樂部的股份。巴托說：「這很嚴重。」理察回答說：「這是犯法的。」(39)理察將要被證券交易所調查委員會召去，並急於要錢。巴托拒絕作任何表示，而是先要請教律師。第二天，他和傑克·摩根找約翰·戴維斯磋商。戴維斯警告說借錢給理察的任何念頭都會毀滅摩根財團。(40)他們拒絕幫助，從而決定了理察的命運。他們打電話到佛羅里達告訴喬治，他哥哥的垮台已迫在眉睫，喬治只是氣喘吁吁地說了聲：「我的天！」(41)

  1938年3月7日，證券交易所的理事會投票表決，指控理察·惠特尼瀆職。第二天早上，交易所代表敲響了交易場裡的鐘聲，宣布理察·惠特尼公司因資不抵債而停業。緊接著是一片混亂，股票價格一落千丈。隨後，紐約縣地方檢察官托馬斯·杜威對惠特尼起訴，指控他大量侵占財產，偷竊證券，包括從他夫人那裡偷竊10萬美元。這對美國的貴族，包括羅斯福總統在內，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威廉·道格拉斯把消息告訴羅斯福總統時，他正在床上用早餐，畢竟是老相識，有交情，他兩眼淚汪汪的。總統哭泣著說：「怎麼會是理察·惠特尼！理察·惠特尼！理察·惠特尼。我簡直不能相信。」(42)新政的口號揚言「經濟保皇黨人肆無忌憚」，一時間似乎不幸言中。

  證券交易委員會匆匆組織調查理察醜聞，使摩根財團非常憤怒。紐約聽證會在百老匯120號舉行，離「街角」不遠。科溫頓-伯林公司的迪安·艾奇遜代表證券交易所，而一個名叫格哈德·格塞爾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年輕律師首先提問。格塞爾問傑克·摩根是否認為在這件事中對證券交易所負有責任，傑克回答道：「沒有，根本沒有。」(43)格塞爾問他為什麼要借錢給理察，他說他從來不問原因。格塞爾問：「那麼，你並不認為這是因為喝酒、女人和玩馬，是嗎？」傑克說不，這筆數額太大了，不可能幹那個。大家都哈哈大笑。(44)傑克疲憊不堪，敗下陣來，在作證期間大部分是閉眼坐著，似乎這是一場噩夢，謝天謝地，他很快會從中醒來的。格塞爾後來稱讚他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老先生……溫和，總是實事求是」。(45)

  拉蒙特平時的鎮靜沉著一掃而空。在聽證會上，他承認從來沒有想到理察會是個小偷，他的錢是借給喬治的。他猜想證券交易所的官員們是知道股份交易的。他憤怒地問：「格塞爾先生，你難道以為我會對喬治·惠特尼說，『是的，喬治，我會幫助你解決這個違約事件，你相信這完全是一個獨立的事件，但是我必須馬上到地方檢察官那兒去，告發你哥哥，」(46)拉蒙特說他做了任何一個朋友應做的一切。同樣，喬治·惠特尼說他做了任何一個兄弟應做的一切。

  拉蒙特的書信也確切地表達了他的困惑之感。即使是對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他也感到必須聲明自己是無辜的。

  這對我來說有點像是愛麗斯漫遊奇境記，我們受到的教育是應該互相幫助，寬以待人，再給人一次機會，難道我們該忘記這個原則？

  當然，正如證據所證明的，查理德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子。他到最後一刻還在對喬治撒謊，他篡改了帳本，他欺騙他的夫人和孩子，等等，等等。但是在去年11月喬治在想辦法幫助理察糾正他的失誤時，他對所有的這些都不知道。(47)

  雖然理察·惠特尼對非法侵占巨額財產罪供認不諱，但是喬治和拉蒙特逃脫了懲罰。檢察官杜威也許感到這些富人已經夠遭罪的了。但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報告對他們倆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他們知道理察的犯罪行為和經濟困難（傑克在尚未看到這份報告時，就對拉蒙特說這肯定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又一份「惡毒」的文件）。(48)威廉·道格拉斯鐵石心腸，毫不留情，要讓摩根流血。在聽證會期間，他把格塞爾叫到辦公室，對他說：「新聞界告訴我說你對喬治·惠特尼太軟了。」(49)格塞爾反駁道：「威廉，這有失你的人格。我要揭示真相，但是我不能僅僅因為喬治幫助他的哥哥而往他臉上抹黑。我並沒有對他太軟。」喬治·惠特尼非常尊敬格塞爾，後來鼓勵科溫頓-伯林公司雇用他。他對哈里·科溫頓說：「但是你得打發掉艾奇遜這傢伙。此人不行。」(50)

  道格拉斯請司法部審議喬治和拉蒙特的行為是否犯有包庇隱匿罪。而司法部檢察官布里恩·麥克馬洪拒絕起訴他們，這時，道格拉斯看到這裡有邪惡的陰謀作祟。他後來說麥克馬洪「準會把我們的報告扔到紙簍里去……反正在背後有一個有權勢的人，有錢又有政治關係」。(51)當他試圖讓交易所來追究摩根合伙人時，只有芝加哥大學的校長羅伯特·哈欽斯對他們投不信任票。

  道格拉斯利用這個醜聞通過了一項新的法規和改革後的交易所候選人名單。侵占財產案說明證券交易所需要更加公開化。到5月中旬，康韋委員會建議的改革方案得到通過。理事會有所擴大，吸收了一些社會成員，康韋委員會34歲的秘書——聖路易斯市的麥克切斯尼·馬丁當選為交易所第一任帶薪的主席。道格拉斯就這樣把交易所從一個私人俱樂部變成了聽命於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機構。他還推動了另一項改革日程——對證券發行實行競爭性招標。1938年12月，證券交易委員會作出規定，投資銀行不得收取公用事業承銷費，除非它們在成交時保持一定的距離。其他的「金融十字軍」看到惠特尼威風掃地而士氣大振。鐵路大王羅伯特·揚後來說，他在報上讀到惠特尼被捕的消息以後，看到這是摩根勢力江河日下的證據，才有了勇氣堅持和拉蒙特進行鬥爭。

  理察·惠特尼後來又是如何呢？他在被捕以後的表現，就像一位法國的貴族被拖到斷頭台。他決心要拿目光壓倒劊子手，斥責格哈德·格塞爾在一次審問中遲到了5分鐘。他不同意被說成資不抵債，怒氣沖沖地說：「我還可以從我的朋友那兒借錢。」(52)與此同時，有錢的同情者在東七十三街他的住宅前堆上了花環。他被宣判為非法侵占財產罪後，到辛辛監獄去服刑五年，臨行時真有一番大馬戲團演出的氣氛。5000圍觀者聚在中央火車站，看到一位頭戴圓頂硬禮帽的高個兒被警察帶上火車。他和另外兩個囚犯被銬在一起，一個是敲詐勒索犯，另一個是強姦犯。全不像另外兩個犯人那樣，毫無表情的惠特尼無意於把臉藏起來不讓攝影記者照相。他成了辛辛監獄第94835號囚犯，在此服刑的第一個證券交易所主席。

  從長遠來看，這個醜聞的真正受益者也許是喬治·惠特尼。多年來，他和理察相比，得分甚多，成為「良好的、誠實的惠特尼兄弟」，改變了特權捍衛者的形象。他對理察的忠誠甚至使新政主義者也感到忐忑不安。好多年後，格哈德·格塞爾被喬治的一張新聞照片深深地感動了，他拿了一隻手套或是一根球棒送給理察，讓他可以在監獄裡的棒球隊打球（理察在格羅頓的校長、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師也來看他）。到1941年8月，理察有資格得到假釋。喬治開車到監獄門口去接他。理察此後就在麻薩諸塞州巴恩斯特布爾的一個奶牛場當負責人。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進入金融世界或是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