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爵士樂時代

2024-10-10 23:01:17 作者: (美)羅恩·徹諾

  進入1924年,摩根財團對美國政壇的影響力如此之大,就連那些專愛打聽政治內幕消息的好事者都不知道究竟哪位總統候選人對摩根銀行更懷有感激之情。就銀行的合伙人來說,絕大多數人支持卡爾文·庫利奇,這主要是出於意識形態和他與德懷特·莫羅的友誼。庫利奇的競選夥伴是查爾斯·道斯,他因制定的德國賠款計劃突然出名而得到不少好處。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庫利奇執拗、驕傲自大,但是傑克·摩根卻認為這位總統具有思想家和道德家的非凡品質。他說:「在我漫長的一生中,沒有任何總統像庫利奇那樣能夠使我對這個國家、對其各個機構、對其擺脫困難的能力充滿信心。」(1)傑克·摩根不同意關於庫利奇是商界工具的說法——對一些人來說,這恰好證明此說不謬。白宮與摩根財團之間顯然有一種親密的關係。《新共和國》雜誌載文道:「我真不願意看到這些摩根的傢伙們在白宮裡面如此自由自在。」(2)

  在沸騰的20世紀20年代,摩根銀行的名氣舉世無雙,它的首席律師約翰·戴維森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戴維斯是傑克·摩根的棋友和紙牌搭檔,他們玩一局只下一角錢的賭注。兩人都是黃道俱樂部的成員,該俱樂部是一個秘密社會組織,每位成員都有一個不同的星座標記。戴維斯曾擔任過美國司法部副部長和駐英大使,1920年加入阿倫·沃德韋爾的律師事務所,後來該事務所改名為戴維斯-波爾克-沃德韋爾律師事務所。他們都是J.P.摩根公司和摩根擔保信託投資公司聘請的法律顧問。哈里·戴維森曾以他那充滿活力的風格來引導戴維斯的生活。他把戴維斯帶到長島的笛樂岩鄉間俱樂部度周末,一起打高爾夫球,然後說服他加盟沃德韋爾的律師事務所。戴維森還扮演了亨利·希金斯的角色,就連戴維斯挑選什麼樣的住宅都受到他的影響。他認為:「我們必須在島上自己的社區內找到一塊合適的地方。」(3)戴維斯在槐樹谷傑克和哈里的住所附近購置了一處房產。他完全具有摩根人應有的品質:既彬彬有禮,又不失尊嚴。他贊同美國應在歐洲發揮更大的作用,支持國際聯盟,反對福利社會和累進所得稅制。他也是一個地道的親英派,並擔任溫莎公爵的私人律師。他的另一位朋友英王喬治五世稱讚說,戴維斯是他所認識的「最完美的紳士」。(4)

  最初,由於受摩根財團關係的連累,戴維斯不能去爭取民主黨候選人的提名。後來他發表了一篇頗有說服力的信件,認為一位律師可以在擁有富有的客戶的同時保持公眾的信任。《紐約世界》的沃爾特·李普曼也出來為戴維斯說話,讚揚他才華橫溢,為人正直。戴維斯的黨內對手威廉·麥卡杜得到南部和西部的支持。這兩個地區向來有一種反對摩根財團的情緒。在1924年6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威廉·詹寧斯·布萊恩聚集力量對摩根進行了最後一擊,他說:「這次大會絕不能推薦華爾街的人來作為總統候選人。戴維斯是J.P.摩根的律師。」(5)由於這次大會各方意見分歧很大,最後戴維斯竟以103票的空前記錄獲得提名,可惜這一大捷毫無價值,因為共和黨沒有下台。

  一位企業界人士把庫利奇1924年的勝利稱之為金融市場的雞尾酒宴,標誌著20世紀20年代就要開始沸騰,開始歡悅了。這是華爾街的「蓋茨比」時代,賺錢又被看成是光榮的事業。那些常青藤聯合會的成員不再像青少年時代那樣去搞什麼遊行抗議活動了,而是紛紛擁入華爾街。在皮爾龐特年代,華爾街尚處於原始、喧鬧的階段,吹毛求疵的人是站不住腳的。現在的華爾街已變得瀟灑時髦,富麗堂皇,「不少老字號的經紀人公司雇用了許多富家子弟,讓他們在早晨有點兒事干」。(6)股票經紀人以鄉間紳士自居,飼養馬球賽馬,到鄉下打獵。國民城市銀行總裁查爾斯·米切爾坐在他的火車專用車廂里四處旅行,車上配有廚房和廚師,儼然像一位進行工作旅行的「總統」。公司的執行董事們在私人列車車廂里開會,這在當時是一種地位的象徵。

  對摩根財團來說,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超級時代。公司已登上了成功的頂峰,其他銀行則望塵莫及。它屹立於美國資本市場的大門中央,整個世界都吵吵嚷嚷,希望能夠獲得一張入場券。對於那些得以進入摩根銀行玻璃大門的人們,公司向他們展示了一個壁爐和真皮坐椅的世界,就像大不列顛的紳士俱樂部,充滿了寧靜、和睦的氣氛。所有的秘書都是男士,儘管他們的助手可能是女性。正如一位記者所說:「一到那裡,就像步入了狄更斯小說所描述的世界。」(7)合伙人辦公室里那些拉蓋書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摩根銀行的特性。這些桌子由紅木或核桃木做成,鑲有蜂窩狀的格子,關的時候把鼓形的頂蓋向下拉,充分顯示了那種謹慎的、保持隱私的摩根風格。無論是公司職員還是顧客,都被這種氣氛所誘惑。公關負責人馬丁·伊根先生曾說:「如果我被公司解僱,我將喪失一切,因為我們已經被寵壞了,無法在世界上另外任何一個環境中工作。」(8)

  那些從華爾街23號門前路過的人,絕大多數無法在摩根銀行開戶。作為一個批發性銀行,J.P.摩根僅僅從重要的客戶那裡吸收存款,包括大公司、其他銀行、外國政府等等。同紐約的其他私人銀行一樣,摩根銀行不向普通百姓開放,只接收富人的存款,而且還要經過適當的引薦。對於金額在7500美元以下的存款,公司不付利息,每筆存款的最低限額不能少於1000美元。

  摩根銀行的勢力不僅僅在於其金錢。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具有摩根那樣的政治紐帶、那樣的權威。正當英、美軸心占上風之時,摩根銀行被鑄入到華盛頓和倫敦的權力結構之中。記者們企圖點出摩根銀行的實質所在。《紐約時報》寫道:「從華爾街的標準來看,摩根銀行並不算大,另外十來家銀行擁有更多的資金……關鍵的因素,與其說是錢,還不如說是信譽和人才……摩根不僅僅是一家銀行,它是一種體制。」(9)信任、善意、誠實,這就是摩根力量之所在,令其客戶讚不絕口。雖然這只是部分原因,但是摩根銀行及時付款,信守承諾,關鍵時刻總是站在客戶一邊,的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皮爾龐特時代一樣,儘管銀行的業務範圍很大,但機構本身卻顯得很小。摩根在各地的公司都喜歡小,因為這樣可使合伙人之間的關係更為親密。哈里·戴維森常說,要想保持摩根風格,4億美元是他可以駕馭的最高數額。在20世紀20年代末,華爾街23號有14位合伙人,費城的德雷克塞爾有8人,倫敦和巴黎各有7人。在這些公司里,合伙人們沿襲了悠久的倫敦金融城的傳統,坐在一間大屋子裡,每個人身上都反映出公司走向成功的不同秘訣。喬治·惠特尼認為,保守的金融管理是一個關鍵因素,合伙人們從不在貸款質量的問題上愚弄自己,在任何時候都要使80%的資產具有流動性。拉蒙特有一種「飛輪」理論——銀行之所以如此興旺,是因為它順時謹慎,逆時大膽。傑克有一句令人難忘的聲明,銀行是以「第一流的方式進行第一流的業務」。

  據華爾街的說法,摩根合伙人的年收入100萬美元。此話一點不假,到了20年代末,傑克·摩根和湯姆·拉蒙特的年薪已達到500萬美元。成為一名摩根合伙人,是美國銀行界人士夢寐以求的。許多公司往往挑選能夠帶來資金和客戶的合夥夥伴,但是J.P.摩根堅持皮爾龐特所開創的精英管理原則。任何白皮膚、信仰基督教的男士都可能合格。許多合伙人都有家族關係,而新一代的摩根人、拉蒙特家族、戴維森家族都是在20世紀20年代加入銀行的。華爾街23號從不反對裙帶關係,但是那些傑出的合伙人,例如哈里·戴維森、湯姆·拉蒙特、德懷特·莫羅、拉塞爾·萊芬韋爾等人,完全是靠個人才華進入摩根銀行的。除此之外,這些人的優良素質也是摩根財團經久不衰的原因。

  新聞界對爵士樂時代名人們的活動歷來是緊追不捨。那些負責國際金融和外交的合伙人總是不停地旅行,每年有數月奔波在國外。每當跨越大西洋的輪船航班準備離開紐約時,記者們往往要迅速瀏覽一遍乘客名單,希望能夠發現摩根合伙人,以便進行一場船上採訪。當時合伙人的名氣顯赫,《福布斯》雜誌的創辦者B.C.福布斯甚至去查詢他們參加高爾夫球運動的情況,不過結果令他感到失望,這使他覺得這批人似乎失去了成為「完人」的機會。

  

  1919至1933年間,有60億美元的證券承銷業務在摩根的大理石大廳里成交,數額之大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家銀行。其中有鐵路債券、外國債券、公司債券,各占三分之一。在外國政府戶頭不斷增加的同時,國內公司開戶的名單也是獨占鰲頭——例如美國鋼鐵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杜邦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蒙哥馬利·沃德公司、肯尼科特銅業公司、美利堅罐頭公司、科恩·愛迪生公司,以及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等。通過為這些公司發行債券,並向其他銀行分配承銷任務,摩根銀行造就了華爾街勢力的金字塔。當然,摩根銀行同時也向客戶提供一些不起眼的服務,包括外匯買賣、銀行票據承兌、商業信貸等一般商人銀行的日常業務。並不是每一位合伙人都像湯姆·拉蒙特或德懷特·莫羅那樣過著夢幻般的生活。

  20世紀20年代的華爾街仍然盛行紳士銀行家準則。摩根銀行不做GG,不掛牌子,不拉顧客,不設分支機構,但客戶們還是以古老的崇敬方式專程去拜訪摩根的合伙人。競爭顯得格外文雅,往往蒙上了一層彬彬有禮的面罩。客戶都被抵押給了銀行,未經允許不能轉到另一家銀行。奧托·卡恩解釋說:「諸如庫恩-洛布公司以及類似的銀行,如果看到有關公司已是另一家銀行的客戶,或者尚未最後斷絕關係,那麼它們就決不會以任何條件把這家公司作為新的業務對象。」(10)從外表上來看,這似乎是一種禮貌的共謀,但在這背後,可能是邪惡的。商人們不但不反對這種排他性的關係,而且還常常誇耀他們的銀行家,並把能在摩根銀行開戶看做是一種成功的標誌。

  摩根的合伙人在他們垂青的一些公司的執行董事會上仍然占有席位,但是比起查爾斯·科斯特擁有59家公司的年代來,他們現在更加挑剔,合伙人並不是隨隨便便地就從奧林匹斯山降臨人間。馬丁·伊根曾說:「人們不斷地懇求摩根合伙人進入五花八門的委員會,加入各種各樣的機構。這種做法變得越來越粗俗,越來越漫無邊際。」(11)雖然摩根銀行持有一些公司的股份,但合伙人在20世紀20年代曾達成協議,決定不介入外部企業。逐漸地,可能在人們察覺不到的情況下,銀行家從某一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演變成為一種職業性的、不參與公司具體業務的金融中間人。路易斯·布蘭代斯非常讚賞這種變革,而後來的新政改革者們又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在皮爾龐特時代,勢單力薄的公司需要依靠強大的銀行作後盾。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像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或是美國鋼鐵公司那樣的公司,都已像摩根銀行一樣穩如泰山。

  另外的摩根合伙人是誰呢?他們大致屬於這一派人:白種人,男性,共和黨人,聖公會教會成員,親英派,畢業於美國東部8個名牌大學之一,具有歐洲血統。哈佛大學是傑克·摩根和他的兒子們的母校,也是他們最喜歡的學校。摩根銀行對宗教的選擇尤其挑剔。那時種族還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黑人根本沾不上銀行的邊。猶太人絕對禁止雇用,但他們可以到華爾街的其他公司找到機會。猶太人開辦的銀行也不斷獲得業務,例如那些被貴族銀行視為低下的二級市場零售業務。R.H.梅西公司和金貝爾兄弟公司都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戶。一些猶太銀行家過著僅次於摩根人的豪華生活。庫恩-洛布公司的奧托·卡恩在長島的北灘修建了一座諾曼式的城堡,共有170套房間、11個映影水池、一個養有獅子的動物園、一個18洞的高爾夫球場,並有常駐專業高爾夫球員陪練。此外,還有一個可容納200人的喬治王朝式的餐廳,雇用了125名傭人。後來這座莊園曾作為電影《公民凱恩》的場景。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還沒有猶太人能夠進入摩根。

  在20世紀20年代的華爾街,天主教信徒處境兩難,往往比猶太人更難進入高額融資。在受到新教徒冷落的情況下,他們只好轉向場外的股票投機,在爵士樂時代的股票投機家們絕大部分是愛爾蘭人。喬·甘迺迪[24]在華爾道夫酒館的房間裡,藉助股票行情自動接收器和電話在市場上發了大財,但仍然很難進入摩根銀行。一天,他決定同摩根打通關係,於是走進華爾街23號,請求面見傑克·摩根,但是對方毫不客氣地告訴他摩根先生很忙,沒有時間見他。面對著摩根的大門,喬·甘迺迪先生蒙受了作為天主教徒和股票市場操作者的雙重恥辱。

  摩根銀行內部最著名的天主教徒當數愛德華·斯退丁紐斯,但連他也曾一度轉向妻子所在的、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的聖公會教會,並成為聖詹姆斯聖公會教堂的成員。1921年,斯退丁紐斯對他的精神帳戶進行了結算,又重新皈依天主教。他向聖詹姆斯教堂呈交了一封深感內疚的辭職信,信中說:「我開始強烈地感到,作為貴會的成員,不僅要定期出席儀式,而且還應是聖公會信仰的傳播者和堅持不懈的支持者。然而,不幸的是,我發現自己的信仰離聖公會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了。」(12)

  斯退丁紐斯還不由自主地保持著最高記錄,我們可以從他那裡看到20世紀20年代一位摩根合伙人的活動得到何種程度的詳細記載。斯退丁紐斯經常在公園大街的住宅里隆重地款待客人。在為他女兒蓓蒂初入社交舉行的舞會上,斯退丁紐斯夫婦邀請300名客人參加,包括來自東京皇家劇院的音樂家、舞蹈家和蓓蒂後來嫁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創建人胡安·特里普。在斯退丁紐斯家地下室里儲存的酒足以浮起一艘戰艦,其中有336瓶杜松子酒、196瓶索泰爾訥地區產的白葡萄酒、79瓶雪利酒、60瓶香檳、114瓶苦艾酒、40瓶海格蘇格蘭威士忌酒、88瓶紅葡萄酒、30瓶葡萄牙濃葡萄酒、53瓶淡味白酒、26瓶黃玉酒等等,共有上千瓶好酒。(13)他從百老匯街的一位菸草商那裡一次就訂購了6000支哈瓦那雪茄,慢慢享用。他擁有6部汽車和許多房子,一年的基本生活開銷就要花掉25萬美元,這大概說明了為什麼他對工作如此一絲不苟。

  1922年,斯退丁紐斯在拉廷敦購置了34公頃的房地產,從那裡可以俯視長島灣。他和許多其他合伙人一樣,住處離傑克的格倫科夫官邸很近,就像中世紀的奴僕們恭候在主人的身旁。作為一個謹小慎微、凡事絕不靠碰運氣的人,斯退丁紐斯決定在槐樹谷修建一個摩根公墓。拉廷敦當地有一所聖約翰教堂,為許多金融巨頭提供精神寄託,因而被稱為百萬富翁的教堂。每逢星期日上午,傑克·摩根親自傳遞募捐盤,這是一種天堂般的待遇。傑克非常喜歡教堂,他從蘇格蘭的一家小教堂里買來了鑲有雕刻的橡木家具,重新裝修了這個教堂。斯退丁紐斯的計劃是在教堂的墓地旁邊購置一處地產,用來修建公墓。

  由於紐約州的法律禁止擴建公墓,此事遇到一些麻煩。因此,在1923年4月,斯退丁紐斯四處遊說,使州議會通過了一項特別立法。然後他又進一步策劃,買下了槐樹谷的公墓。1925年6月1日,公墓召開理事年會,會上坐滿了摩根圈子裡的名人,其中有傑克的女婿保羅·彭諾耶、哈里·戴維森的兒子特魯伯,以及斯退丁紐斯。這大概是公墓歷史上財力最為強大的一次顯示。在控制了公墓之後,他們雇用了一些建築師和園藝師,對灌木叢進行了清理和修剪,並安上鏤花鍛鐵門。最後形成了兩個公墓,「舊的公墓是對公眾開放的零散小塊地,基本上保持了原樣。新的部分長滿了樹木,有許多林間空地,成為摩根合伙人及其朋友們靈魂安息的殿堂。」(14)完成這些安排之後,斯退丁紐斯在第七號墓地爭得了一塊長眠之地。許多人認為他的去世是由於戰爭年代勞累過度。不管怎麼說,斯退丁紐斯延續了摩根的傳統,即自從查爾斯·科斯特就開始的那種奮力拼搏和英年早逝。

  在爵士樂時代最富有代表意義的合伙人莫過於老練世故的傳奇人物——湯姆·拉蒙特。作為社會名流和體育愛好者,他非常喜歡去高山峻岭野營或釣加拿大大馬哈魚。他給摩根銀行的形象增添了20世紀20年代斯文達禮的光彩。如果說摩根合伙人就是一位有風格的、興趣廣泛的親英派人士,是一位能夠在民主黨圈子內活動的共和黨人,一位善於處理國內事務的自由派國際主義正統人物,那麼拉蒙特就一定是這種人物的原型。然而這位華爾街20世紀20年代的代表人物,內心卻隱藏著對這一時期的一種矛盾心理。他後來寫道:「那10年充滿了異乎尋常的繁榮,投機滲透到了經濟生活的各個角落……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頹廢的時代。」(15)

  拉蒙特成為最富有的摩根合伙人,一棟棟富麗堂皇的住宅展示了他的財富。他與妻子弗洛倫斯住在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那裡住著許多摩根銀行的合伙人,因此被戲稱為摩根的一個分行。他們同德懷特·莫羅夫婦一起參加了當地的莎士比亞俱樂部,一起扮演劇中人物,大聲朗誦台詞。從1915年到1921年,拉蒙特夫婦租下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東六十五大街的房子,當時房主正擔任海軍助理部長。1921年,拉蒙特又買下了東七十街107號的房子。這棟房子從英國管家到日光浴室樣樣俱全,成為來訪政客、作家、社會名流的暫息之地。拉蒙特夫婦雄心勃勃,決心要結識紐約的每一位重要人物,並且也不放過每一位路過這座城市的名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真的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為了娛樂和消遣,他們買下了天國農莊。這是一個離緬因州海岸不遠的島嶼療養地,從那兒可以看到佩諾布斯科特海灣的全景。1928年,他們又在帕利塞茲買下了托里懸崖。此處房產占地100公頃,最初屬於一位著名的植物學家約翰·托里,後來又捐贈給哥倫比亞大學,作為該校的地質觀察站。這份地產包括懸崖峭壁、林地、小溪、花草,以及景色壯觀的哈得遜河。最後,拉蒙特和約翰·戴維斯都定期在南卡羅來納州的耶曼斯莊園住上一段時間。那是一塊由百萬富翁開發出來的土地,有占地上千公頃的高爾夫球場、林間小道和長滿苔蘚的巨大橡木。

  拉蒙特夫人弗洛倫斯·拉蒙特個子不高,但卻是一位聰明伶俐、相貌悅人的女性,總是有一種沉思的眼神。她極力把自己當成既是一位善於捕捉社會名流的家庭主婦,又是一位知識女性。她畢業於史密斯學院,並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她支持包括計劃生育和婦女工會組織等在內的許多事業。她為人誠實,有時稍微顯得有點絮叨,總是渴望有知識的同伴,經常激勵來訪的客人,不時地顯示出女才子的強烈氣質。在一次聚會上,弗洛倫斯作了一番關於綏靖主義的講演,言辭有些誇張。事後安妮·莫羅·林德伯格在她的日記中寫道:「拉蒙特太太不相信婦女們的私下討論,認為那只是些說三道四的閒話,這是不是因為她自己不善於那種討論呢?」(16)

  拉蒙特夫婦總是精神飽滿,喜歡交際,認識許多社會名人,在爵士樂時代,幾乎所有的晚會上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1924年,他們的兒子科利斯在牛津讀書時,曾同朱利安·赫胥黎一家住在一起,常在克利夫頓與阿斯特勳爵夫婦共進午餐,並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一起度周末,這些人都是他父母廣泛結交的朋友。科利斯、湯米(他後來也成為摩根的一位合伙人)和瑪格麗特這三個孩子把他們在東七十街的家變成了一個熱鬧的辯論協會,人們在屋裡高談闊論,笑語不斷。安妮·莫羅·林德伯格還這樣生動地描述了對這個活躍之家的印象:「到拉蒙特家去吃晚飯……我們事先定好到了那裡不參加辯論。結果我們讓拉蒙特一家自己打內戰。湯米對科利斯,拉蒙特太太對拉蒙特先生,瑪格麗特對湯米,瑪格麗特對拉蒙特太太,在飯桌上唇舌不讓。湯米聲音洪亮,似在講台演說;科利斯語調平緩,雖顯緊張,但不失幽默;瑪格麗特自然是一本正經;拉蒙特先生語氣溫和;而拉蒙特太太則有點面帶慍色。我們都高興地靠著椅背……洗耳恭聽,真是開心極了。」(17)

  如果弗洛倫斯有時太認真了,湯姆就會非常和藹地提醒她。他永遠交不夠朋友,參加不夠晚宴,永遠說不夠。他極富幽默感,這使許多人都覺得吃驚,因為他們想像中的摩根銀行家們必定是些鬱鬱寡歡、妄自尊大的人。有一次,他在談到自己的一位敵人時說,如果他訂購了一列車的「混蛋」,結果只收到那個人,他也會覺得訂單已完全兌現了。還有一次,湯姆·拉蒙特和蓓蒂·莫羅希望兩家共同舉辦一次舞會——他們舞跳得不錯——但是弗洛倫斯和德懷特有些猶豫不決。於是客人們收到了這樣的請帖:

  德懷特·莫羅太太和托馬斯·拉蒙特先生

  謹邀請各位參加

  為托馬斯·拉蒙特太太和德懷特·莫羅先生

  舉辦的舞會(18)

  20世紀20年代的傑克·摩根儼然是一位君主。一名記者在描述這位巨亨從華爾街23號門口的豪華轎車裡走出來的情景時這樣寫道:「我看到另外兩個人突然直起身體,肅然起敬,就像穿著便服的士兵,這一切或是出於本能,或是一種習慣的驅使,不易被人察覺……一道道銅光閃閃、玻璃明亮的大門打開後又關上。」(19)傑克·摩根非常喜歡他在摩根帝國的職位,在準備向教皇庇護十一世贈送校勘後的古埃及語《聖經》版本時,他這樣說道:「我的特殊工作是世上最有樂趣的,勝過國王、教皇或首相,因為沒有人能夠推翻我,我也不用拿原則作妥協。」(20)

  傑克在靠近北灘馬蒂尼科克角250公頃的島上莊園中過著豪華的生活。來訪的客人們要經過無數道巨大的鍛鐵門;通往住宅的道路一眼望不到頭,兩旁椴樹成陰;每逢春季來臨,地上開滿了鬱金香和黃水仙,這些花是在傑西·摩根的指導下栽培的,需要幾十名專職花匠。莊園裡還飼養著牛和馬,有暖房、黃楊木、玫瑰園、工人的小屋,在海峽還有一個小碼頭。

  在草坪和樹林中,有一幢紅磚砌成的房子,比皮爾龐特的任何住宅都要富麗堂皇。房子是由格朗·法爾熱設計的,採用了莊重的圓柱風格。在室內一處四周安裝了防火設施的牆上,掛著3幅名畫——魯本斯的《奧地利的安妮》、庚斯博羅的《吉迪恩夫人》、托馬斯·勞倫斯爵士的《德比伯爵夫人》,這三位著名女士的眼睛裡發出炯炯有神的目光。房內共有45間屋子,大廳樓梯兩旁裝飾著美麗的鮮花,顯得格外壯觀。

  傑克喜歡恬靜的家中樂趣,他生性好讀書,坐得下來,尤其欣賞偵探小說和填字遊戲。他所崇拜的文學家是魯德亞德·吉卜林。他不贊成身體接觸的體育運動。當他的兩個兒子朱尼厄斯和哈里到克羅頓上學時,摩根先生曾反對學校開設橄欖球課,認為這種體育運動不道德,危險,野蠻。(21)他有4輛汽車,兩輛「勞斯萊斯」,一輛「林肯」,一輛「別克」,並喜歡讓司機帶他出去兜風。

  傑克·摩根特別討厭別人打聽他的隱私,非常敵視新聞界。摩根家族的人總是設法不讓他們的女兒、孫女出現在報刊雜誌的社會版面上。同他父親一樣,傑克經常威脅那些突然闖入的攝影記者。每當星期天早上離開教堂時,他常用巴拿馬禮帽遮住自己的臉。因為他平時經水路坐船去華爾街,所以攝影記者們都在海峽碼頭上等候他。為了不讓這些記者得逞,他在碼頭通往遊艇的過道上專門修建了一個花草藤蔓掩映的拱廊,以便遮擋記者的視線。唯一的問題是船舷與岸邊之間的跳板。就在傑克走向船舷的最後一刻,他的僕人亨利·菲齊克脫下大衣,高高舉起,擋住他的主人,不讓記者們拍照。下班後,傑克在船上喝茶。

  傑克一生中只有一次是自願地讓新聞記者拍照。有一天,正當他乘小船去海盜號,記者們和往常一樣緊隨其後。突然,傑克的巴拿馬禮帽被風吹落水中,一位記者從水裡把帽子撈起,遞給了船上的水手,並說道:「你的老闆對我不太禮貌,但我還是樂意幫這個忙。」(22)就像皮爾龐特一樣,傑克也容易感情用事,一旦對方作出豪爽的姿態,便會讓步。聽到這件事後,他請那位攝影記者走上船來,擺好姿勢,足足讓他拍了20分鐘。

  傑克和傑西都非常喜歡英國,每逢春夏都要去訪問。當倫敦的《泰晤士報》稱他為英國紳士時,他感到非常激動。(23)他在倫敦格羅夫納廣場大街12號有一棟房子,並將王子門街的老房子贈送給了美國政府,作為美國駐英大使的官邸。正如喬治·皮博迪曾在家中舉行美國獨立日晚宴一樣,傑克希望今後的美國大使們「像紳士一樣生活,在寬敞的環境中舉行獨立日招待會」。(24)後來,王子門成為二戰時期美國駐英大使喬·甘迺迪的官邸。這位大使先生最後終於通過走後門進入了摩根集團。這棟房子就在海德公園對面,它給甘迺迪的兒子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傑克在英國的主要住宅是沃爾霍爾莊園,這座在倫敦北區占地300公頃的莊園有人工湖和花園。他就像性情古怪的普洛斯彼羅[25]一樣統治著這個莊園。他不只在此聊以為居,而是要擁有它。《財富》雜誌曾這樣說:「在沃爾霍爾莊園,他是一名保守的鄉紳,除了古老的教堂,整個奧爾登納姆莊園都是他的財產。他雇用了所有的村民,給他們提供免費住宅、定量牛奶和免費醫療,另外還給他們一筆養老金和奧爾納登姆教區社會俱樂部會員資格。」(25)

  他是一位家長式的地主,常常為他的村民們煩惱。為了不讓他們閒逛,他修建了板球場、網球場,還有玩滾木球遊戲的草坪。村裡有一家小酒店,傑克擔心會被一位釀酒商買去,因此秘密派遣特迪·格倫費爾,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它買下來。這次高級別的公司「兼併」還在他們之間引出一段故事來。傑克事後說:「這對我來說完全是一種新型的業務。我擁有許多財產,但還從來沒擁有過一個小酒店,我對此項投資感到非常興奮。」(26)就像一位老處女,傑克曾考慮取消小店的賣酒執照。但是美國禁酒法所引起的一些問題又使他改變了這一想法。他甚至還增添了一間可供放映電影和跳舞的大廳。他說:「對這些誠實、勤勞以及過分呆板的眾男眾女來說,這的確會使他們與以往大不相同。」(27)

  傑克在很大程度上是習慣和舒適的創造者。他曾讓一家英國公司專門設計了一種高頂汽車,使他不用摘下禮帽就可以開車。他給一位男子服飾用品商寫信,告訴他襪子的後跟穿時不太順利。可能是害怕自己生氣,或者是出於對那些美國銀行界老前輩的尊敬,他總是希望身邊進行的事情有條不紊。他刻意強調準時。他在沃爾霍爾莊園安裝了許多鍾,每周都得專門有人來上發條。他還常常把貴重的金表作為禮物送給其他合伙人。

  一年的生活節奏對傑克來說都是固定不變的。8月12日開始的蘇格蘭打獵季節是全年的高潮。有一次,他曾在8月中旬給一位合伙人的信中說:「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幾乎都開始在蘇格蘭打獵。」(28)在美國還有誰能以這樣的口氣說話呢?1913年之後,埃里克·漢布羅和傑克一塊兒,在蘇格蘭靠近埃茲爾的地方買下了甘諾奇山莊旅館。他們和那些著名的客人每年都要裝回上萬隻松雞,每位獵手都有隨從伺候。為了對傑克表示歡迎,那些蘇格蘭的侍從甚至組成了一幅「有摩根字樣的花格呢圖案」。

  傑克在曼哈頓的住處位於麥迪遜大街和三十七街之間,是他父親為他買下的。房子從外面看去灰暗陰沉,而裡面卻光線明亮,寬敞雅致。室內裝有白色大理石壁爐、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家具、枝形水晶吊燈。他住在那裡時,每天都要去隔壁的圖書館。他父親收藏了19000冊圖書,他自己在此基礎上增加了4000冊圖書和手稿,並繼續搜尋那些封面裝飾美觀的書籍以及英國文學作品。由於英國托利黨領袖斯坦利·鮑德溫的幫助,他得到了詹姆斯·巴里爵士的《我們是否該和女士同往》一書的手稿。鮑德溫坦誠地對傑克說:「我不願意看到手稿流失國外,但如果不得不這樣的話,我寧願讓你來收藏,也不願這些手稿落入他人手中!」(29)

  傑克的父親去世後,他一時沒空去收集圖書,而是忙於處理房產。現在,當他年愈五旬時,又開始擴大他的藏書範圍,這是與皮爾龐特當年生活的又一相同之處。貝勒·格林再次不斷地前往歐洲採購書籍。傑克對她既喜歡又帶有幾分敬畏。當萊斯特伯爵收藏的4部珍貴手稿在市場上出售時,格林對這樣一大筆費用不敢擅自作主,便讓傑克去談判。傑克來到歐洲,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拿出50萬美元買下了這些手稿。他告訴賣者:「我的圖書管理員不敢花我這麼多錢。同樣,如果我兩手空空回到家,也不敢去見她。」(30)

  傑克還需要像皮爾龐特對朱尼厄斯那樣,為父輩樹碑立傳。1924年,為了紀念父親,傑克捐款150萬美元,建立了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並任命貝勒·格林為圖書館第一任館長。大概是為了重新喚起藝術品收藏中斷後所失去的熱烈氣氛,他召集記者們進行了一次懷舊式的採訪。大家在皮爾龐特曾經工作過的西廂房就坐,壁爐上方掛著朱尼厄斯的畫像。傑克對記者們說:「我父親的一生實際上是在這間房子裡度過的,我想這裡可能是紐約市最安靜的房間,除了偶爾傳來汽車喇叭的噪聲之外,屋裡從來聽不到任何聲音。」(31)

  他帶領記者們參觀圖書館,並不時地拿起一些有趣的書評論一番。他取出一本狄更斯的手稿,說道:「《吝嗇鬼》和其他手稿都在這裡,很不錯吧?」從他的話中,人們或許會隱約地聽到一位尋求公眾愛戴的男人的哀怨之聲——一種他認為應該得到卻屢遭拒絕的愛。在採訪結束之前,他問道:「你們認為怎麼樣?我為公眾貢獻這件禮物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嗎?」(32)

  圖書館旁邊有一棟皮爾龐特曾經住過的褐沙石房子,1928年傑克將它拆除,並由班傑明·威斯塔·莫里斯設計,緊靠著圖書館重新修造了一棟建築,作為展覽大廳,也為學者們提供更多的空間(現在通過這棟房子進入圖書館)。在貝勒·格林專橫獨斷的管理下,圖書館始終是一個珍寶盒式的機構,工作人員很少。貝勒對那些半瓶醋的所謂藝術愛好者、那些粗俗之徒,或者純粹是白痴一類的人物毫不客氣。但她對真正的學者非常熱心,在圖書博物館界具有女神般的地位。

  傑克在紀念父親的同時,也著手培養他的兩個兒子接管摩根銀行。大兒子小朱尼厄斯·斯潘塞191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靠近英國水域的一艘驅逐艦上服役,是一名下級軍官,這一經歷造成他的神經極度衰弱。小朱尼厄斯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生有一副敏感演員的面孔,於1919年成為摩根的合伙人。他平易近人,性情溫和,具有一本正經的幽默感。他可能是摩根家族中最和藹的一員,但也是最憂鬱的商人。傑克自欺欺人,覺得兒子天生適合做銀行業務,於是在1922年送他到摩根建富公司當了兩年學徒。傑克在信中對格倫費爾說:「我無法告訴你我有多麼高興送他去倫敦,在你的親自監督下學習那裡的經營方式,了解那裡的業務前景。」(33)小朱尼厄斯裝模作樣地當起銀行家來,而且還成為美國鋼鐵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的成員。但他的真正理想是做一名航海船舶設計師。他的商業生涯將是悲傷的、徒勞的,這表明在銀行王朝中給兒子們的選擇餘地多麼有限。同他的父親、爺爺及兄弟一樣,小朱尼厄斯擔任了紐約遊艇俱樂部會長——這是在摩根的活動中真正適合他的一件差事。

  傑克的小兒子哈里·斯特吉斯看起來更有希望成為一名銀行家。他於1900年出生於倫敦,個子不高,顯得粗壯,看上去比他哥哥更加敢作敢為,也更容易衝動。如果說小朱尼厄斯待人友好但缺乏朝氣,那麼哈里則是精力充沛。他雙唇緊閉,目光犀利,下巴顯露出充分的自信。1923年,就在從哈佛大學畢業一周之後,他與凱薩琳·弗朗西斯·亞當斯結了婚。新娘是胡佛總統手下的海軍部長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的女兒。那一年,哈里在摩根公司開始了一份送信的差事,周薪15美元,在華爾街上來回傳遞股票和債券。1928年12月,哈里獲得了年薪100萬美元的摩根合伙人資格,這算是給他的一份聖誕禮物。

  就在這一段時期,傑克受到兩次感情上的打擊,從此再沒有恢復過來。1924年,他的母親離開了人間。當時她仍住在麥迪遜大街原來的房子裡,這棟房子直到她去世後才被拆除。她一直活到80多歲,但那時已是一位兩耳失聰的老嫗。在孩提時代,傑克離不開母親給予的溫暖和慈愛。他同傑西的甜蜜婚姻似乎是早期母子關係的再現。

  同范妮一樣,傑西·摩根也有些體弱多病,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傑西是一位天生的行政長官,在管理著這個大家庭、指揮僕人和侍從方面效率非凡。在她那靦腆、主婦般的面容之中,隱含著鋼鐵般的嚴厲。她雖是一位女性,但內心卻十分堅強,曾於1915年痛斥過那位企圖進行謀殺的人。他們夫婦倆都不認為婦女應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傑西曾熱衷於看管花園,收集花邊飾品,珍藏花卉繪畫。她對政治毫無興趣,也不與其他女士共進午餐。儘管她有點裝腔作勢,但她卻是一位性格堅定,甚至有些令人生畏的女性。

  傑克·摩根的幸福離不開妻子兒女。1925年4月,他告訴格倫費爾:「家中唯一真正激動的時刻,是弗朗西斯的雙胞胎降臨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人世間之際,20分鐘之內我的孫子便從9名增加到11名,使我最大的野心也因此得到了滿足。」(34)與這種家庭和睦氣氛略不協調的是,傑克和傑西之間的過分親密,使孩子們覺得受到冷落。傑西終日服侍他,愛慕他,為他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出謀劃策。她是一張看不見的安全網,使他不致跌倒,傑克完全依賴她的判斷。

  然而,在1925年夏天,傑西不幸染上嗜睡症,這是一種當時在美國較為普遍的大腦炎症,被認為是源於1917至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傑西陷入了昏迷狀態,只能靠一根導管進食。當時還沒有抗菌素,著名的醫生也只能請家屬耐心等待。他們告訴傑克,傑西的病情有其自然發展的過程,她最終會醒過來的。傑克相信醫生的話,等待著,默默地為她祈禱。為了避免憂傷過度,他強打起精神,每天與總部保持聯繫,並從傑西的輕微抖動中得到一點安慰。另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傑西在昏睡中營養很好,體重有所增加。他寫道:「醫生向我保證說,傑西的氣色不錯,儘管恢復過程緩慢,但最終會恢復過來。雖然傑西還完全處於昏迷狀態,但是有一些幾乎察覺不到的跡象表明她會醒過來的。」(35)他還寫道:「當然,沒人能夠知道她還會睡多長時間,不過只要她在睡,就不會感到任何痛苦或不適,而治療一直在進行。」(36)

  怎樣把如此溫柔體貼的傑克·摩根同早先描寫的那個鐵石心腸、反猶太主義的傑克·摩根融為一體呢?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摩根人。他的仁慈之心深沉而又狹隘。他的世界一分為二,一部分是他所愛的人,一部分不是。對於家庭,他可以付出全部的愛。到了仲夏,傑西的病情開始慢慢好轉。聽說她的身體狀況比病後的任何時候都要好,傑克充滿了希望。醫生說他可以放心地去工作了。1925年8月14日,傑克來到辦公室,不久就接到家中電話,要他立即返回。等他到家時,傑西已經去世。醫生認為是血栓致使心臟停止了跳動。他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驚呆了。

  傑克尚未從他母親去世的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現在更是心神不安,悲傷到了極點。他深深地、虔誠地哀悼著死去的妻子,就如皮爾龐特悼念神聖的咪咪一樣。他對拉蒙特說:「過去的歲月有待我去回顧,每一件事都將留在記憶之中。」(37)話語中充滿了悲傷和懷念之情。在給合伙人的一封信中,拉蒙特這樣描寫了傑西病重期間的傑克:「直到最後的幾周,他仍然堅信妻子將會康復。他日日夜夜都想著此事,盼望著有朝一日傑西會從睡夢中醒來。他尤其希望那時他正好在傑西身邊,心想那樣會有助於她恢復健康。在整個期間,傑克的表現是那樣的令人驚嘆,富有勇氣,完美無缺。」(38)

  傑西在遺囑中將她的主要財產留給了她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她還以奇特的感人方式給丈夫留下一筆遺產。當她在遺囑中寫這段話時,人們幾乎可以看到她那幽默的眼神:「我相信,在任何不可預見的情況下,如果我親愛的丈夫一旦需要的話,我的孩子們將會與他分享我留下的財產。」(39)

  妻子去世後,傑克很少出頭露面。在馬蒂尼科克角,他保持著妻子臥室的原樣,並照看她的鬱金香和玫瑰園(他成為一名專心致志的園丁,曾選用大麗花參加了拿騷縣的花展賽,並獲得J.P.摩根獎!)經過傑西一手訓練出來的僕人們,在沒有她的情況下管理著莊園。儘管孤獨一人,但傑克沒有關閉任何房子,也沒有賣掉一艘船或一輛汽車。在某種意義上,他拒絕承認自己的生活有任何改變。他的許多朋友都證實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傑西仍然活在人間——與其說這是一種迷信的感覺,還不如說是傑克不願讓傑西過去的生活慣例消失。1927年,傑克在格倫科夫傍水之處買下一塊地產,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價值300萬美元的摩根紀念公園,獻給他的妻子。從公園裡那間帶有溝槽的古色古香的俱樂部的房子出發,傑克每年都從那裡開始他的地中海之行。

  形單影隻的傑克,穿一件花格呢外衣,嘴裡叼著海泡石菸斗,在莊重的花園中徘徊,真是一個心中充滿了憂鬱的鰥夫。合伙人們注意到了他的孤獨。心靈受到創傷的傑克,變得感情誇張,自憐自憫。他在1928年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談到自己的14位孫子:「他們對我的一生關係很大,但我必定會非常寂寞。」(40)有時他讓跟隨他25年的司機查爾斯·羅伯遜帶他到摩根紀念公園。他坐在司機身旁,默默地望著水面。儘管他腰纏萬貫,卻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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