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奧德賽

  最能作為摩根財團在戰後至高無上的威力或在外交時代和美國政策融為一體的象徵的，莫過於其在遠東的崛起。最初，摩根銀行進入亞洲，乃是奉政府之命，勉強參加了中國的銀團。後來，威廉·詹寧斯·布萊恩譴責其為對外「干涉」，這個銀團也就解散了。但是，由於世界大戰加強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而削弱了歐洲的力量，國務卿羅伯特·蘭辛不禁對新地區頗為垂青。1919年，蘭辛在遭到本國財政部的拒絕以後，恢復了私人銀行組織的中國銀團。傑克·摩根說：「但是，蘭辛先生，是布萊恩先生不讓我們幹下去。」蘭辛不好意思地承認政策已有極大的調整。(1)

  在這第二個中國銀團中，湯姆·拉蒙特擔任了主席，這個令人惱火的差使以前是落在哈里·戴維森身上的。1919年12月，拉蒙特拜訪白宮，接受進軍令，發現他的偶像伍德羅·威爾遜坐在輪椅里。總統坐在輪椅里，被推到寬敞的灑滿陽光的凸窗戶旁，跟他揮手告別，其情景令人為之動容。他神態平靜而若有所思，甚至拿自己行動不便來開玩笑。自從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北京的官方政府和廣東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而軍閥則實際統治著這個國家的土地。總統希望拉蒙特能夠調解這兩個力爭控制中國的敵對政府。從銀行家的角度來看，四分五裂的中國存在的風險之大，不亞於清王朝，因為仍然沒有對債務的最終擔保，政府沒有經濟基礎作為提供貸款的依據。

  1920年，拉蒙特出訪遠東，以確定向中國提供貸款的條件是否成熟。他走訪各地，冷靜觀察。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舉動激起工潮和學生暴動，中國在陣陣痙攣。凡爾賽和約似乎核准了日本在大戰期間所奪取的德國在中國的特權，學生們對此怒不可遏。拉蒙特被夾在中日的爭鬥之間。他使足了外交手腕，不偏不倚，在他的旅行中還專門去了一次東京。在1920年的這次旅行中，拉蒙特學著皮爾龐特的派頭，所到之處，猶如王公貴族，威風十足。在北京，他每天早晨接見當地商人，他們把駱駝商隊帶到他的旅館，滿載著昂貴的貨物——皮毛、地毯、絲織品、玉器和瓷器。

  追逐拉蒙特的不僅是小販。日本人派了特務一路尾隨跟蹤——這些無恥的竊聽者把他的旅館房間兩邊的房間都包了下來。滿不在乎的拉蒙特有一件東西從不離身——摩根電報的解碼本。他的秘書卻缺乏這樣的冷靜，拉蒙特後來寫道：「雖然我認為這種提防是不必要的，但是我的秘書總是把解碼本放在床上，堅持在睡覺時把槍放在枕頭底下。」(2)後來，拉蒙特在火車上讀一份電報，發現一個日本特務伸長了脖子從他肩後偷看，於是，他隨手就把電報遞給了這個日本人，免得他受罪。

  拉蒙特訪問的新聞報導引起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擔憂，深恐外國銀行企圖對中國強加新的金融控制。他到達時遭到學生的抗議，他認為是日本人在挑唆。他很喜歡講他在上海如何穩住了一批鬧事的學生。這個故事可能稍稍帶點軼聞性質，但是說明了拉蒙特相信理智和修養是全能的武器。

  在上海，一天午後，我聽說幾百個中國學生圍在我的旅館門前，要向我扔石頭，反對銀團。我派人出去請學生的頭頭進來，喝杯茶，談一談。於是進來了十幾個學生，開始時態度非常不友善。但是，茶水有利於清醒安神，我向他們說明銀團的實際情況，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最大的經濟困境，讓某些國有企業能夠運轉，他們立刻就理解了，並同意合作。(3)

  拉蒙特真的相信茶話會能改變學生的思想嗎？也許不是。然而此事也說明他在衝突時機中總能處於有利地位。他總是談吐友善，合情合理，使言辭最激烈的批評者解除武裝。沒有人能夠使他上鉤中計，打亂他的陣勢，或者使他放棄他那漫不經心卻固若金湯的自我控制力。

  拉蒙特從來沒有對中國人產生過好感，提起他們往往不乏輕蔑口吻。他在這種事情上過去常常緘口不言，但是這次卻一反常態，一再講中國北洋政府的腐敗和褊狹。在上海，他想見孫中山先生——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府的首腦。因為這位中國領導人擔心如到拉蒙特的旅館去看他，會遭到恐怖分子的襲擊，所以就由拉蒙特在戒備森嚴的警察保護之下去拜訪他。孫先生早年在夏威夷上過學，曾在倫敦大不列顛圖書館博覽群書。拉蒙特並未發現他有何令人崇敬之處，拉蒙特把威爾遜的問題又問了一遍，兩個中國是否能達到和平。回答使拉蒙特大吃一驚，孫先生重複著他的問題說：「南北之間實現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給我2500萬美元，我就可以裝備幾個軍團。那樣，我們很快就天下太平。」(4)拉蒙特和北洋政府的接觸同樣也使他放棄了幻想。在喝茶時，徐世昌總統說如果政府貸款成為泡影，他可能到市場上自己去籌措5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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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美國向銀團報告時，拉蒙特建議目前不給中國提供貸款，必須等南北統一，並由議會為貸款承擔責任。這和第一個銀團所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政局不穩。中國始終沒有符合銀團貸款的條件。到1922年，拉蒙特向休斯國務卿詢問是否該解散中國銀團。拉蒙特好歹充當了代理外交家，他希望不要從盈利的角度來考慮是否應該繼續下去，而應從國家利益出發。但是這個問題爭論不休。中國銀團胎死腹中。摩根財團對此毫不在乎，因為日本是它在遠東最有利可圖的客戶，而中國只是那種關係中令人惱怒的因素。沒過多久，摩根已經一頭扎進日本，湯姆·拉蒙特對重振他的中國創舉已經沒有一點積極性了。

  和他在動盪的中國的旅行形成對比，拉蒙特1920年在日本的訪問要愉快得多，成為永恆友誼的發端。日本已經被稱為亞洲的英國——是最值得向摩根合伙人推薦的。隨著美國和日本在亞洲的崛起，加強金融關係的時機已經到來。日本和美國一樣，在大戰時期通過向協約國出售船隻和提供物資而發了大財。它的黃金儲備增加了100倍——這筆儲備基金會使任何一位銀行家刮目相看。美國現在已經是日本最好的客戶，日本已是美國出口的第四個最好的市場。

  政治背景也是非常有利的。拉蒙特在日本遇到一些自由主義分子，他們很希望和西方銀行家們交往，打開國門，接受新的影響。當時，開明的貴族占了上風，軍國主義分子被壓在下面，文化的情緒傾向於容忍、開放，甚至有些豪放不羈的味道。主宰日本經濟的都是一些財閥——圍繞銀行組成的聯合貿易公司和工業集團，而且在迅速地向海外發展。因此，隨著英國弱化其和日本的長期聯盟，華盛頓乘虛而入。

  湯姆·拉蒙特和妻子弗洛倫斯受到日本社會名流，尤其是三井和三菱家族等商賈財團的歡迎。這些人都出身於書香門第、官宦家族，對於拉蒙特這樣講究禮儀、注重儀表的人，自然有著天然的好感。他的一位朋友後來說「湯姆笑容可掬，勝過日本人」。(5)對華爾街最新的大使的到來，日本企業界領導人物都翹首企足，殷切盼望，把他當成來訪的國王一樣款待。拉蒙特十分驚奇地看到，他們片刻之間就安排演出了「舞女」的節目，出現了「一群體態優雅的藝妓」。(6)弗洛倫斯應邀參加私人活動，遊覽了位於東京中心的面積為25英畝的岩崎男爵夫婦的地產，此處有湖塘花園，庭院幽秘，如同迷宮。岩崎也許是日本最為富有的家族，是擁有日本最大的輪運公司的三菱財團的擁有者。

  摩根財團在20世紀20年代的勢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和世界上主要的中央銀行的密切關係，以及私下溝通各家中央銀行的本領。拉蒙特向日本中央銀行行長井上准之助徵求關於中國銀團的意見。井上准之助腰板挺得筆直，神情嚴肅，戴一副圓形黑邊眼鏡。他是日本金融界同代人中的巨頭，曾任橫濱正金銀行的總裁，該行在華爾街辦事處是日本政府的財務代理。他歷任兩屆日本銀行行長、三屆大藏相，就像美國的本·斯特朗、英國的蒙塔古·諾曼、後來德國的亞爾馬·沙赫特。井上准之助使本國的中央銀行在國內事務中擁有強有力的、獨立的發言權。就像拉蒙特的多次會見那樣，這次會見也是天助神使。華爾街一心相信正義和禮儀會占日本軍國主義的上風，因此對於華爾街來說，井上准之助是上帝派來的。他是穩定通貨、平衡預算的使徒，一直是軍國主義分子堅定勇敢的反對者。

  拉蒙特和三井集團的首長團琢磨男爵建立了深遠的友誼。團琢磨男爵身材瘦削，體質虛弱，舉止文雅，一頭銀髮和雪白的鬍子顯得十分出眾。他的綽號是日本的摩根。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礦業學位，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要說國際化，一點也不亞於湯姆·拉蒙特。作為三井集團常務董事和三井銀行董事長，他所控制的帝國深入到日本經濟的細枝末節。這個帝國控制了日本海外貿易的三分之一——絲綢貿易的25%，煤炭出口的40%，這個帝國經營的船隊和法國商船的規模不相上下。

  和三井集團一比，摩根財團成了過時的暴發戶。連續九代，三井集團的銀行面對著聖山——富士山。三井財團在17世紀成為地方軍閥的財務代理，到1867年又成為皇親國戚的銀行。它在國外的代理機構比日本的大使館還多，因而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海外關係網。團琢磨男爵在東京中心的三井大院裡宴請拉蒙特，其隆重程度相當於他後來款待威爾斯親王。這座大院的建築結構好像城堡，石牆巨門，竹子叢叢。團琢磨男爵向他的客人展示了大客廳里法國巴黎產的哥白林掛毯。然後，他們沿著蓮花池塘在院子裡漫步，松樹上裝綴著數以千計的紙燈籠。第二年，為了加強和美國的聯繫，團男爵率領了一個日本代表團訪問華爾街，拉蒙特在東十七街的宅邸宴請了男爵一行。

  拉蒙特在1920年的出訪以驚人的速度取得結果。1923年9月1日，東京和橫濱地區發生地震。那天天氣很熱，風很大，大火在兩個城市熊熊燃燒，造成了難以言狀的損失。這是本世紀來最大的地震，幾十萬人死於非命。東京和橫濱一半化為廢墟，僅是財產損失這一項就使日本2%的財富灰飛煙滅。

  消息傳到華爾街23號，摩根的外聯處主任馬丁·伊根到橫濱正金銀行的華爾街辦事處弔唁。德懷特·莫羅擔任紅十字會日本基金的主席，「街角」就成為救援工作的紐約總部。謠傳日本將發行自日俄戰爭以來在美國的第一筆債券。拉蒙特致函時任日本大藏相的井上准之助，不主張這樣做。拉蒙特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坦率比貪婪更有回報。他在電報中說：「值此危難慘痛之時，眾人正解囊相助，捐贈款項，達數百萬美元，他們若在此時購買這批受援者的債券，豈不會相當謹慎。」(7)

  1923年底，日本人以其超常的韌性，恢復了東京的電力、煤氣和自來水供應。東京證券交易所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恢復了營業。這場大規模的破壞有其有利的一面：它迫使日本淘汰了陳舊的工廠，興建現代化工業廠房。井上准之助通過宣布銀行假日，拯救了很多金融機構，在日本成了英雄。當三井財團重建其銀行時，大樓白色大理石的正面是由特羅布里奇和利文斯頓設計的，這兩位就是華爾街23號的建築師。有人看出三井財團對摩根財團頂禮膜拜盡在不言之中，對彼此之間新締結的紐帶十分重視。

  災難的情緒消除以後，拉蒙特開始著手爭取日本政府成為摩根的獨家客戶。日本人當年感到皮爾龐特態度粗暴，傷人感情——他因為要求貸款抵押品而得罪了日本人，因此他們樂於和庫恩-洛布的雅各布·希夫做生意。由於在日俄戰爭中提供了援助，希夫榮獲日本天皇授予的聖寶勳章。在20世紀20年代的華爾街，要竊取他人的好生意，而又遵循紳士銀行家準則，實在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詭計多端的拉蒙特向井上准之助的特使巽傳授華爾街的禮節。他狡詐地讓這位特使代言，教他如何以可取的風格友善地違背契約。事後拉蒙特解釋他如何訓練他的特使：

  但是對於處理任何貸款的方式，我們坦率地告訴巽，我們認為他只有兩條路可走：首先是去找庫恩-洛布公司，向他們說明由於在20年前日俄戰爭期間的貸款業務關係，他們現在希望該公司能執行預期的業務；其二，作為一個完全不同的方案，告訴他們鑑於國家面臨的民族危機，鑑於他們現在迫切感到必須得到整個美國投資界的合作，又鑑於紐約和倫敦市場之間的謹慎合作極為重要，他們已經決定邀請我們在預期的業務中擔任主幹事，料想他們的朋友庫恩-洛布公司也會向他們表示，這是明智之舉。(8)

  庫恩-洛布現在太小了，已經不可能處理這筆計劃中的1.5億美元的日本地震貸款，這將是有史以來在美國市場上發行的最大一筆長期國外貸款。由於據說是在大戰中同情德國，該公司名譽受毀，處境困難。在1924年2月發行債券時，摩根請其老盟友國民城市銀行和第一國民銀行作為銀團的幹事。他們也邀請庫恩-洛布參加，以安撫他們。摩根私下可謂志得意滿，但是對外言談非常注意得體。在倫敦還有一筆2500萬英鎊的姊妹貸款，現在巴林銀行、施洛德和羅斯柴爾德也不得不邀請摩根建富參加對日本的融資。

  這筆美元貸款的日程秘不宣露。拉蒙特兩次同國務卿休斯交談，休斯說他很高興「讓日本人民見證兩個偉大的英語民族對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9)華爾街融資再次表現了政府政策的轉向。

  聘請銀行家作為事實上的大使有一個內在的問題，即他們可能會轉而效忠外強。畢竟私人銀行家所受的傳統薰陶是對客戶絕對忠誠。正如當年皮爾龐特會對鐵路債券持有人負責，湯姆·拉蒙特感到對日本債券持有人也應同樣負責。摩根財團相信日本的成功與自己相關，因而感到必須為其重要的客戶在政治上助一臂之力。甚至由於摩根主持了這項巨額地震貸款，其合伙人也代表日本人捲入了政治爭吵。他們抗議「排除日本人法」，此法的宗旨是阻止日本移民，頗有種族主義的因素。他們向美國國會抱怨美國海軍在夏威夷附近游弋，使日本人心中很不安定。東京和華爾街23號現在是你吹我拍，互相奉承。到1927年，日本天皇授予傑克·摩根聖寶勳章，授予拉蒙特旭日勳章。1931年，拉塞爾·萊芬韋爾獲得二等聖寶勳章。美國銀行家們難得有此殊榮。

  效忠於外國客戶、並且與他們的生存休戚相關的傾向，對摩根財團來說有著深遠的影響。到20世紀20年代中葉，拉蒙特吸收了3個新客戶——日本、德國和義大利，它們的事業將和美國發生嚴重的衝突。摩根銀行和這3個未來的敵國發生關係，純屬偶然。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商業上的征服將造成特殊的情況，盟國的純貴族血統的銀行家又充當了對未來軸心國的融資者，從而最終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

  外國證券風行一時，注意力的焦點是拉丁美洲。華爾街的債券兜售者糾纏著小額投資者購買有些地方發的債券，而他們連這些地名也不知怎麼念。極少數人知道拉丁美洲貸款的歷史波折很多，早在1825年，拉丁美洲的借款者差不多都發生了利息付款違約。在19世紀，南美洲就已經以瘋狂地恣意借款、然後是違約浪潮滾滾而來而名聲在外。現在，又出現了僧多粥少的局面，眾多的銀行追逐少得可憐的幾筆好交易，資信標準也相應大大下降。奧托·卡恩後來在描述20世紀20年代的情況時說：「十幾家美國銀行坐在五六個南美和中美洲國家……愚蠢地、不顧後果地競相以出價壓過對方，從而有損公共利益。」(10)以後在20世紀3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的違約深深地動搖了美國對華爾街的信任。

  由於拉丁美洲地區商品價格起伏不定，該地區的債務向來是風險很大的。銅價下跌會即刻打擊智利，而錫價低迷會使玻利維亞一蹶不振。糖價在1920到1921年暴跌時，古巴經濟隨之一落千丈。國民城市銀行擁有古巴存款的90%，起著該國國家銀行的作用。由於面臨許多企業壞帳，國民城市銀行對地產取消贖回權，結果手上抓著該島五分之一的糖廠。擔保信託銀行已經在古巴糖業中投入巨資，在1921年5月不得不由摩根牽頭的一批銀行來救援。威廉·波特——古根海姆冶煉托拉斯的一位經理——被請來作為擔保信託銀行的看守執行官和貸款清理人。喬治·惠特尼和其他的摩根合伙人任它的董事會成員。擔保信託銀行從此蛻變成一個死氣沉沉、委靡不振、害怕風險的機構，到1959年，只能和比它小得多的J.P.摩根公司合併了。

  作為華爾街有威望的銀行，摩根財團並不需要強迫務實派投資者購買拉丁美洲的債券。雖然它和巴林銀行在阿根廷長期合作，但它更喜歡歐洲工業國家、大英國協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和外圍發達國家（日本和南非）。這是成功的特權：該銀行可以選擇最穩妥的外國借款者，貸款的許可只給予那些也許根本就不需要錢的國家。摩根銀行打交道的唯一的窮國是墨西哥，在皮爾龐特時代它是拉丁美洲的模範借款國，而現在卻遭到全球銀行家們的嫌棄。在墨西哥革命的曠日持久的動亂中，這個國家拒絕償還5億美元的政府和鐵路債務，從而造成由摩根主辦的這筆外國債券本金罕見的損失。使摩根銀行更為憤慨的是，違約的債務包括皮爾龐特1899年的神聖貸款——由美國銀行在倫敦發行的首筆國外債券。

  在考察墨西哥債務困境之前，重要的是應先看一下拉丁美洲債務當時和現在的區別。在兩次大戰期間，債務被組合成債券，向小額投資者出售。而在今天，債務採用銀行信貸的形式，意味著公眾並不直接承擔風險。在20世紀20年代，銀行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作為小額債券持有人的「道德受託人」，和拉丁美洲的債務人進行談判的。摩根在墨西哥的參與就是這種性質，由湯姆·拉蒙特擔任國際墨西哥債權銀行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顯赫地簡稱為ICBM。經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批准後，國際墨西哥債權銀行委員會於1918年成立，代表20萬個小額債券持有人談判。在19世紀，墨西哥的債務談判是由巴林銀行操縱的。但是美國國務院以門羅主義為由，要求由美國來控制該委員會。美國在墨西哥的投資達到10億美元以上，其一舉一動就像一個嫉妒的土財主。墨西哥是個資源豐富的國家，表現出誘人的繁榮與希望，但是它從來也沒有將希望變為現實。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非常脆弱，總是使償債成為難以解決的問題。

  拉蒙特在墨西哥的債務問題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他在言談中逐漸露出了一家之主的口吻，好像墨西哥是摩根血統中的不肖子孫。他在1923年寫信給兒子科利斯祝賀他生日時的口氣，聽來有點令人作嘔：「我在過去的兩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幫助可憐的墨西哥恢復元氣……我每天在祈禱完成這項任務。」(11)拉蒙特聲稱墨西哥是每天早上占據他腦子裡的第一件事，他經常談到寡婦和孤兒們一等數年而得不到債券的利息。墨西哥債務危機要求人們有聖人般的耐心，要有浪漫主義者對事業挫折的嗜好。拉蒙特是執行這個任務的理想人選。

  在和日本的業務交往中，拉蒙特尚有迴旋的餘地；但是在墨西哥問題上，情況就不一樣，他受到美國國務院嚴密的監督。在第三世界國家問題上，華盛頓更加公開地利用美國的金融力量。國務卿休斯反對在外交上承認墨西哥，因為它不斷地威脅美國在那裡的強大利益。1917年，在左派總統貝努斯蒂亞諾·卡蘭薩執政時，墨西哥實施了激進的憲法，宣布地下礦產資源均為墨西哥所擁有。美國石油商把這項措施譴責為國有化，想派炮艦去撤消這個憲法。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在墨西哥的巨大牧場遭到潘喬·維拉的部隊搶劫以後，他在1916年開始在報上發表社論主張入侵墨西哥。休斯也擔心墨西哥在外債上違約，沒收美國人擁有的土地。在滿足這些要求之前，休斯要求對墨西哥實行信貸隔離。摩根財團是他實施這個措施的主要工具。

  和中國銀團會議一樣，國際墨西哥債權銀行委員會的會議也是在華爾街23號召開的。上演的是同一幕雙簧：國務院說話，湯姆·拉蒙特蠕動嘴唇。墨西哥倒是很喜歡這場啞劇，因為這使它既可以和華盛頓討價還價，又避免了因和外國佬政府談判而公開受辱。像摩根這樣的私人銀行是華盛頓和外國政府之間進行坦率交換意見的最好渠道。

  拉蒙特如痴如狂地著迷於日本，但是他對墨西哥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墨西哥被視為太粗野，是不宜旅行的地方。因此，拉蒙特成為他從來沒有見過的20萬債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和一個他從未到過的國家進行談判。他成為墨西哥報刊上常出現的人物，美國金融業的化身。墨西哥市的一位記者在1921年採訪他以後報導說：「他不是站在御座後面，而是坐在御座上。他是摩根合伙人中最聰明、最有影響和最有權力的人。」(12)

  1920年，在反革命分子謀殺了卡蘭薩總統以後，薩爾瓦多·奧夫雷貢將軍上台執政。為了得到華盛頓的承認，他採取了一個和解的戰略，聘用一位華盛頓的說客，在美國散發有利的材料，爭取美國企業界人士的好感。1921年，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到墨西哥去巡視他在那裡的大量房地產，這是他的父親從前獨裁者波菲里奧·迪亞斯那裡廉價買來的。他驚奇地發現奧夫雷貢十分可親。隨後他說，在前幾任政府期間他的財產不斷遭到麻煩，事端很多，而在奧夫雷貢總統執政後，風平浪靜，徹底安全。(13)

  奧夫雷貢總統急於取悅於美國銀行家，重新建立墨西哥的債務信用，一再邀請拉蒙特訪問墨西哥。但是國務卿休斯為了讓奧夫雷貢同意一個友好和商務條約，堅持要拉蒙特按兵不動，以增加壓力。當銀行家得到關於叛亂分子調動部隊準備向總統進攻的驚人消息時，拉蒙特對休斯說，如果他去墨西哥，可以鞏固總統的地位。休斯讓步了。1921年10月，拉蒙特登上了摩根銀行的自備火車車廂「孔雀點」，奔赴南方。

  奧夫雷貢是索諾拉種植鷹嘴豆的農場主，是一個很有手腕的政客。他懂得如何用極權的高壓手段來沖淡改革。為了得到農民的支持，他一面唱起革命理想的高調，一面削減改革的內容。拉蒙特發現這個獨臂將軍是個非常可愛的主人，友善、開放，且不無幽默感。當時美國還處在禁酒時期，奧夫雷貢歡迎拉蒙特，吩咐人拿酒來。他說：「拉蒙特先生，你終於看到自己來到了一個自由的國度。」(14)訪問中的一個細節引起了拉蒙特的注意——奧夫雷貢把他的辦公桌放在硬木地板的中間，這樣他可以聽到刺客的腳步聲。

  在和墨西哥總統會談的過程中，拉蒙特遇到了與每一次全球債務危機相伴隨的進退兩難的局面：危機的受害者以違約相威脅，除非得到更多的錢。對於一個違約的國家來說，銀行家們除了給予提供新貸款的希望以外，最終還有什麼影響力呢？拉蒙特後來向國務卿休斯報告說，奧夫雷貢「並沒有看到政府履行其償債責任有何好處，即使償債的數額大大減少，除非同時能得到獲得大量新貸款的保證」。(15)由於結構上的障礙，拉蒙特提出為何不能採取這個措施：因為負債的形式是債券，資本市場不可能再吞下更多的墨西哥債券，所以貸款有內在的限度。拉蒙特告訴奧夫雷貢除非部分地償還舊債，否則就不可能提供新的貸款。墨西哥人回答說應該根據他們償債能力的比例來還債——這個理由在日後對銀行家們來說熟悉得可怕——而且要減少一半的本金。

  拉蒙特開始感到奧夫雷貢總統心裡有個秘密的計劃。通過把原來答應用於兌現違約債券的關稅收入扣壓下來，墨西哥壓低了債券的市場價格。這樣做是很方便的，因為墨西哥政府可以用關稅收入來購回市場上貶值的債券。拉蒙特認為這是在欺騙信任他們的債券持有人。在這時，他仍然堅持債券應以票面價值兌現。他試圖嚇唬墨西哥人說，違約將使國際市場拋棄墨西哥，從而使之永遠得不到貸款。

  當拉蒙特提前兩天離開墨西哥時，他派了武裝警衛在他下車的火車站月台上站崗。事後才知他倖免於難：當他到達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時，才得知暴徒們準備根據他原來的火車時刻表襲擊他的火車，綁架他，然後要求50萬比索金幣的贖金。(16)回到華爾街23號以後，拉蒙特接到傑克·摩根的一份電報，裡面發泄了對墨西哥的厭惡之情。傑克認為，讓墨西哥償還他父親在1899年的一筆貸款關係到他家族的榮譽問題：「我想任何一個現代政府都不會如此赤裸裸地宣布不守信譽，全然不顧金融業務的體面和道德。但願你沒有遭到太大的麻煩，祝賀你及時脫身，沒有被他們掏了腰包或搶了手錶。」(17)傑克再次體現了在海外的銀行政策，而拉蒙特則表現出一位外交家不偏不倚的職業風度，因而更加適合於外交時代。

  當時的一種趨勢是把這個階段的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描繪成反動的饕餮客。在拉丁美洲，他們當然傾向於強有力、獨裁的政權。但是，極權也好，放任也好，不管是何種形式，他們所偏愛的與其說是某一種政權形式，還不如說是穩定。也許銀行家們比當時的工業企業家們有著更高的道德標準，摩根財團和石油公司在處理墨西哥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美國石油界試圖說服銀行家們抗議那令人憎恨的1917年墨西哥憲法。墨西哥提高了出口稅，而且根據政府規定，石油業主在他們認為是自己的土地上開採石油要首先取得特許權，他們對此也是怒髮衝冠。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公司都為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承銷債券，標準石油公司、德克薩斯石油公司和辛克蘭石油公司都糾纏著拉蒙特參加他們反對墨西哥的運動。到1921年，墨西哥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國，是美國石油巨頭的重點地區。

  拉蒙特不願意加入石油巨頭和墨西哥之間含糊不清的、往往是狂暴的鬥爭，從而破壞他的債務談判。他也敷衍了事地為他們做了些遊說工作，但一般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石油巨頭們並不講究戰術，恣意踐踏不聽命於他們的政府。拉蒙特在1921年從墨西哥回國以後，標準石油公司的首領沃爾特·蒂格爾轉給他一份未署名的墨西哥人的備忘錄。蒂格爾在附信中輕快地說：「總的說來你可能會有點興趣。」(18)

  這份保存在拉蒙特案卷里的備忘錄令人震驚，簡直是賄賂整個墨西哥政府的藍圖。它首先把墨西哥的國家要人說得十分卑劣：「墨西哥人，特別是墨西哥傳統的職業政客，經過400年的訓練以後，被兩個動機所主宰：其一是害怕力量——武力，其二是追求個人的利益。……對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呼籲是不會被理解的。」

  這位匿名作者繼續寫道，使用武力代價太大，好像在墨西哥的動機只是為了金錢。他認為奧夫雷貢被黨的激進分子所挾持而無可奈何，不可能滿足他那些貪得無厭、野心勃勃的將軍的要求。如何使他擺脫他們的影響？「要擺脫這種勢力，把權力歸還總統，唯一的辦法是讓他具有財力來一統天下。錢會改變他的內閣，改造他的議會，使他控制各州州長，讓他能撤消或修改目前不能令人滿意的法律。」

  備忘錄的作者建議成立一個墨西哥銀行，以便為奧夫雷貢提供足夠的資金——這也就是摩根財團應該參與的方面。這家銀行可以掛上農業開發銀行的牌子，但是其存在的目的是出錢，由奧夫雷貢個人支配。作者的結論是，大大方方地塞錢，將會取得奇蹟般的結果：「他內閣里的不良分子將會得到一筆錢，被派到國外去擔任一個美差。他的議會中的一些礙手礙腳的激進分子可被排除。很快可以看到激進的反對派一旦擁有財富，就會成為穩定的保守力量。……這樣的一個銀行就可以主宰整個墨西哥的金融和經濟生活，而這種機構的美國董事也可以和華盛頓保持密切的聯繫。」(19)

  從拉蒙特的案卷里看不到任何答覆或後續行動。也許他是口頭答覆的。很可能他大大地吃了一驚。他也可能認為沉默是表達蔑視的最雄辯的方式，或者至少可以避免和一位重要的客戶發生衝突。拉蒙特決不是跟在政治唱詩班裡人云亦云的人。但是摩根財團也不想與肆無忌憚的卑鄙行為有染。銀行有嚴格的政策不准支付所謂費用或佣金，通常以新英格蘭式的刻板態度對這種要求漠然置之。標準石油公司的備忘錄以美國20年代在拉丁美洲經商行為的陰暗的標準為參照，為摩根銀行的判斷提供了一個基準。

  此後在20年代初進行的墨西哥債務談判可以三言兩語地加以總結。取得的一些勝利都是曇花一現，緊接著便是新的違約和絕望。拉蒙特的天才手段最多也只是在短時間內起到緩解作用。1922年，他和墨西哥的財政部長德拉韋爾塔談判了一項協議，使奧夫雷貢贏得了他所渴望的美國的承認。這項協議要求拉蒙特作出巨大的讓步，包括減少利息付款，分45年還清。這項協議在1924年初暫時中止。除了其他因素以外，石油公司報復性地轉向政治上更加順從的委內瑞拉而使墨西哥的石油生產下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1925年又達成了另一項債務協議——這次第一筆付款降到可憐巴巴的1070萬美元。但是這項協議很快又被撕毀了。原先大膽地要求全額清償的銀行只得接受比原貸款越來越小的數額。在20年代末最後處理這筆墨西哥貸款時，拉蒙特發現他的談判對手居然不是墨西哥人，而是意想不到的足智多謀的德懷特·莫羅——他從前的合伙人、新近任命的駐墨西哥大使。

  共和黨逃避承擔全世界的責任的態度，為摩根財團提供了新的機會。哈丁、庫利奇和胡佛政府頌揚企業家，蔑視政客，拉了一批金融家在經濟會議上當他們的代表。這一舉動反映了20年代對企業界人士的崇拜，他們被稱為具有遠見的能解決問題的人，政客辦不到的事他們就能做到。這種新的狀況很適合摩根的合伙人湯姆·拉蒙特、德懷特·莫羅和拉塞爾·萊芬韋爾，他們把自己想像為金融外交家，有時候自嘲自己技術上幹不了銀行業中那些較為平淡無奇的業務。在20年代，摩根合伙人花了大量的時間去參加海外的會議，作為共和黨政府的合法掩護人，他們的全球意識之強，連他們自己都不想承認。因此，摩根銀行從為它所悲嘆的孤立主義中獲益。華盛頓使用了與第一個中國銀團相同的私人代理人。

  如果說私人銀行家新居尊位，那麼他們就和掌握了新的權力和自主權的中央銀行家們共同分享此種殊榮。在盲目樂觀的背後，爵士樂時代是一個絕望的時期。民眾已經把政客們看透了，這批人把他們捲入戰爭，然後又爭奪賠款和為戰後的安全大吵大鬧。一批西方中央銀行家希望超脫於這種政治機會主義，組成一批銀行業的精英，專心致志地執行健全的經濟政策。他們推崇自由貿易、資本流動不受限制、平衡預算和強化幣值。他們認為他們的責任是維持金融準則，推動政客們去實施痛苦而又必要的改革。

  這一潮流的美國代表人物是紐約聯儲銀行的班傑明·斯特朗。當哈丁和庫利奇政府不願承擔戰後歐洲重建的領導責任時，這個責任就落到了斯特朗身上，他是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的搭橋人。斯特朗和摩根如出一轍，他是17世紀清教徒的後裔，神學家和銀行家都被視為他的先輩，而且他本人還是紐約中央鐵路監管的兒子。斯特朗和他的摩根朋友們一樣，既站在國內的立場上持有保守的觀點，又能放眼世界接受歐洲的思想。後來胡佛批評他是「歐洲的思想附庸」。他受制於不能對外國政府直接貸款的規定，故而需要一家私人銀行來作為他的融資工具。他就去找摩根財團，因為摩根財團曾經得到過他極大的好處。事實上，摩根和斯特朗的友誼極大地嘲弄了這種想法，即認為新的聯儲體系會抑制私人銀行的權力。在20年代，該體系的新權力掌握在自由街紐約聯儲的新的佛羅倫斯式宮殿之中。

  斯特朗常常熱情非凡而轉瞬間又會勃然大怒。他和圓滑的摩根合伙人不一樣，他情緒變幻莫測，心境不寧。他的第二任夫人和他離異，他在1916年又患上了結核病，一年中有好幾個月不能到銀行上班。也許由於個人的失意所致，他狂熱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聯儲。他試圖賦予聯儲以英格蘭銀行式的嚴峻而無懈可擊的尊嚴。斯特朗是美國銀行業的巨子，他用中央銀行業務的藝術來教育尚無經驗的聯儲理事。

  本·斯特朗參加了戰後的歐洲重建和貨幣的穩定，和他一起從事這一工作的是他的英國夥伴、1920年以後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的蒙塔古·諾曼。斯特朗和諾曼成為摯友、知己。離婚後的斯特朗和單身的諾曼結成了一種秘不可宣的刎頸之交和詭秘的友誼，這使他們的政府都非常擔心。在緬因州的巴港和法國南方，他們一起度過了一個長假，互相加強了對政客的不信任感。他倆都相信金本位，希望建立有自主權的中央銀行，不受政治干擾，以實施全球貨幣政策。斯特朗給他倆的小集團帶來了華爾街無與倫比的金融力量，而諾曼則提供了由好幾代人積累而成熟的英國的知識和專業水平。戰後的英鎊過於疲軟，諾曼無法實行單方面的金融外交。當英國財政部禁止提供對外貸款來支撐英鎊後，外國借款者轉向紐約，這時諾曼急切地需要華爾街的聯繫來抵消倫敦金融城的虛弱。他在本·斯特朗和摩根財團那裡找到了這種關係。

  蒙塔古·諾曼在英格蘭銀行擺設著紅木家具的辦公室里神秘地統治天下長達24年。他天生就擔當此任。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一個長期擔任銀行的董事，另一個是英格蘭銀行的行長。他本人是通過布朗·希普利公司（紐約的布朗兄弟公司）的英裔美國商人銀行再到英格蘭銀行來的。諾曼得了很多雅號——瘋子、天才、癔想症患者、狂妄自大者、陰謀家、偏執狂、幻想者等等，而所有這些都名副其實。一位銀行家說他像「范戴克的油畫——身材高大，蓄著尖尖的山羊鬍子，頭戴大禮帽，就像斯圖亞特王朝的大臣」。(20)他長著男巫師般的臉——瘦骨嶙峋，尖鼻子，尖鬍鬚。儘管傳說他有西班牙籍猶太人的血統，但他具有刻骨的反猶太傾向，也許這正是為闢謠。他穿著葬禮似的黑色服裝，頭戴寬邊禮帽在各處出現時，他那裝飾在領帶上的翠綠寶石使他保留著東方的光輝。他生性敏感，情緒緊張，每當發生貨幣危機就會精力衰竭，腰痛發作。他一旦發起脾氣來，平時抑制住的歇斯底里症就暴發出來，會把銀行的職員嚇得魂不附體，對他的命令也就絕對服從。他只有淡淡的笑容，很少會哈哈大笑，似乎這樣會打破他的神秘性。他驕傲而愛虛榮，如果兩個小時不吃東西，他就會說「餓得暈了」。

  諾曼的一位傳記作家描繪他給人的印象是「顯得永遠不斷地在搞陰謀詭計」(21)。這跟他覺得自己在從事中央銀行業務的心態是相吻合的，他以教士般的神秘態度來對待這個行業，這個只有在幽暗之中才能進行得最佳的典禮。他說：「英格蘭銀行是我唯一的情婦，我心裡只有她，我把生命獻給她。」(22)對諾曼來說，中央銀行家不向任何選舉產生的代表負責，而是只對更高的原則負責。當有人責問他時，他總是引用一則喜愛的阿拉伯格言：「狗儘管去叫，但是商隊繼續向前進。」(23)他單獨接見來客，好像他的辦公室是個懺悔室，他也了解有權勢人的內心深處的思想。多年以後，富蘭克林·羅斯福堅持讓其他人一起參加他們在白宮的會談，把他搞得精神渙散，拆穿了他男巫的魔法。正是從諾曼的身上，引起了華盛頓對英國金融家的擔心，感到這種人都是老於世故，詭計多端。

  蒙塔古·諾曼來到了秘密行事的摩根世界，真可謂如魚得水。在他的老朋友中，有以前的同班同學特迪·格倫費爾和摩根建富公司的維維安·休·史密斯。他情緒抑鬱，耽於遐想，卻很喜歡格倫費爾頑皮的機智，而他對史密斯的真誠，則是因為史密斯曾經幫助他打消顧慮，說服他在1907年擔任英格蘭銀行董事之職。史密斯寫信鼓勵他說：「你當然會接受的，當你加入董事會以後，記住你比他們誰都強。」(24)作為一個孤獨的單身漢，諾曼在他周圍建立了一個神秘的圈子，都是一些已婚知心女朋友，其中包括史密斯的妻子西比爾太太這位漂亮的社交界婦女參政積極分子。她信奉通神論和信仰醫療，因此對有發狂心態的諾曼很有吸引力。諾曼的傳記作家說：「通過她的影響，他提高了對秘教和秘術的興趣，因為西比爾特別強調宗教對於像他那樣容易受傷害的心靈的特殊重要性。」(25)西比爾太太和蒙塔古經常不知到什麼地方一起去度柏拉圖式的長周末，蒙塔古成了史密斯的孩子們的教父。因此，由於偶然的原因，摩根建富公司在二次大戰期間與最有影響的中央銀行家特別接近。

  摩根財團是諾曼重建歐洲經濟戰略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美國有辦法來完成這個任務，但是對於在歐洲行使權力心存疑慮，非常矛盾。即使摩根合伙人對此也持有很大的懷疑。在1923年成為摩根合伙人的美國財政部前官員拉塞爾·萊芬韋爾對英國財政部的巴茲爾·布萊克特說：「我們感到我們（在戰爭期間）幫助你們擺脫了困境，現在你們應該自己照顧自己了。我們從來沒有興趣搞世界金融，而我們短暫的經歷也沒有發展這種興趣。我們喜歡你們，希望你們繁榮富強、幸福、和平，但是我們不喜歡你們玩的遊戲，也不喜歡你們的玩法，不想被迫坐在那兒玩。」(26)諾曼喜歡這個遊戲。他骨子裡有股帝國氣息，想保持倫敦金融中心的地位，讓英格蘭銀行繼續充當世界貨幣體系的仲裁者。在摩根財團的幫助下，他將在1920年代行使他的權力，並且這種權力遠遠超出他手上微薄的資金所能給予的力量。

  諾曼大處著眼，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他認為中歐的重建是恢復繁榮和政治穩定的先決條件，因此他規定重建貸款免受禁止對外貸款的限制。在他的領導下，摩根首先捲入了對奧地利的貸款。在1921年下半年，英國打聽傑克對向奧地利提供貸款的態度，表示英國政府將以哥白林掛毯作為附屬擔保品。第二年，奧地利財政部長金博克博士請求巴黎摩根-哈耶斯公司的迪安·傑伊提供貸款（公司現在在巴黎的旺多姆廣場有個漂亮的總部）。金博克列舉奧地利面臨的飢餓、貧困和奧地利先令嚴重貶值等困難，也要求以掛毯和藝術品為附屬擔保品提供貸款。(27)起初，摩根財團對這種非正統的要求直皺眉頭，擔心會造成「典當業的印象」(28)——即使是乞丐來找摩根也得衣冠楚楚。拉蒙特——現在號稱摩根帝國的國務卿——心裡也在思忖別的銀行會不會提供這筆貸款。他的擔心是，由於J.P.摩根公司曾經是為協約國融資的銀行，並且是英國和法國的財務代理人，選擇摩根銀行不是很合適，甚至可能引起奧地利的敵意。

  對奧地利的貸款是在國際聯盟的主持下安排的，國際聯盟對蒙塔古·諾曼宏大的重建計劃助了一臂之力。這筆貸款組織得非常可觀，以金幣支付，由奧地利的關稅和菸草專賣作為保證。債券同時在幾個國家的首都發行。分配給紐約的2500萬美元的債券由J.P.摩根公司和庫恩-洛布公司作為聯合主幹行發行。回頭來看，國際聯盟的認可賦予這樁風險貸款以安全的表象。

  步奧地利後塵的是德國。1922年初德國就已請求減輕繁重的賠款。英國頗表同情，但是法國怨氣未息，列舉了戰爭在其國土上造成的大面積破壞（安妮·摩根出手不凡，正在召集數百名美國婦女重建法國鄉村，為學校、醫院和圖書館籌集資金。作為籌資者，她的「患難法蘭西的美國盟友協會」團體在1921年7月聯合組織了傑克·登普西和喬治·卡爾龐捷的拳擊錦標賽）。德國想得很妙，他們採用最有效的違約方式，擴大了貨幣供應，大打赤字預算，對馬克實行貶值。這產生了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的致命副作用。德國的貨幣政策降低了戰爭賠款的價值，協約國感到受了欺騙。1923年1月，法國和比利時軍隊占領了魯爾區。憤怒的士兵把造幣者手中的紙幣奪過來撕得粉碎，並把海關掌握在手中。

  蒙塔古·諾曼警告本·斯特朗說，被占領的德國土地是世界的「黑點」，會引發新的世界大戰。德國仍然是英國的主要貿易夥伴，諾曼把德國的復興視為他的歐洲繁榮的總體規劃的關鍵所在。他曾在德國學過音樂，個人對德國很有感情。華盛頓同樣對德國的復興極為重視。美國在戰爭結束時工廠生產能力大大過剩，需要出口市場來吸收其剩餘能力。美國公司也迫切想得到德國的先進技術。

  其結果，英國和美國作出大量承諾，使德國的經濟保持穩定，摩根財團在其中起了中心的作用。拉蒙特後來寫道：「英國和我們自己都把德國作為歐洲世界的經濟中樞。我們所擔心的是，除非德國得到重建和繁榮，歐洲大陸的鄰國都會疲弱不振。」(29)前幾代的銀行家恐怕從來不會對西方世界的命運如此焦慮，或這麼直截了當地從政治上考慮問題。

  傑克·摩根在德國態度上180度的大轉變鮮明地反映了外交時代的新要求。在1922年，國務卿休斯和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請傑克以「私人身份」參加在巴黎召開的全球銀行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正在考慮向德國提供國際貸款。傑克對德國深惡痛絕，在戰後曾發誓說美國再不應該跟德國做生意。當時他和布卡盧門撒爾已經加緊對華爾街德籍猶太銀行家的監視。因此，傑克接受休斯的建議一定令人摸不著頭腦，特別是他還在巴黎受到鋪天蓋地的報導。《紐約先驅報》報導說：「巴黎消息告訴我們，自從威爾遜總統抵達法國首都參加凡爾賽和會以來，任何一位美國人都沒有像J.P.摩根出席這次國際銀行家會議那樣受到這麼大的注意。他象徵著美國可以幫助歐洲重建的巨大力量。」(30)傑克言談舉止十分得體，對給予德國貸款提出了合理的保留意見，同時不得不把他個人對德國的極端觀點壓在心中。

  從現在起，傑克在公開場合是頭腦冷靜的金融政治家，在私下則是德國不共戴天的仇敵。在占領魯爾區以後，他寫信給休斯加以譴責。他堅定地對克拉倫斯·巴倫說，協約國不應通過賠款沒收德國所有的收入，從而剝奪它的希望。然而在他的私人通信中，他把德國人視為魔鬼。他寫信給格倫費爾說：「我必須說我開始感到似乎法國真的在用德國人唯一能懂的語言對他們說話。」他又補充說，德國的心態「需要的是鞭子，而不是談話」。(31)

  與此同時，德國的通貨膨脹日益惡化。政府拼命印鈔票，連報社印刷廠也被徵用。30家造紙廠日夜開工，以滿足銀行紙幣的需要。價格飛漲，妻子在工廠門口等待丈夫，拿了工資就往商店裡奔，以便趕在下一輪漲價之前把東西買到手。1922年1月，約200馬克折合1美元，而到1923年11月，要40億馬克才能換1美元。寄到美國的一封信的郵票要10億馬克。最後竟達到如此荒唐的程度，價格每小時翻一番。

  為了恢復德國的元氣，1924年初再次開會。摩根財團又一次代表庫利奇政府，庫利奇政府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事實上，關於德國兒童挨餓和出現極端行為的報導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非常擔心。休斯選了跟J.P.摩根公司關係密切的兩個人作為這次會議的兩位美國「私人代表」——通用電氣公司董事長歐文·揚和單獨參與1915年英法貸款的芝加哥銀行家查爾斯·蓋茨·道斯將軍。德國問題險象環生，道斯在奔赴歐洲前開玩笑說：「反正得有人去收一堆垃圾，或是摘取勝利的花環。」(32)這些生意人只是一般老百姓的說法則不變。

  這次會議產生了解決德國問題的道斯計劃。這個計劃充滿了金融創新和政治風險。它把賠款按比例往後推遲，根據德國的支付能力來確定。計劃還規定協約國將選擇一個總代理來統轄德國的經濟和賠款的支付。這就有效地把德國置於國際託管之下（許多賠款的付款都是通過摩根銀行處理的）。德國抵押給了協約國，其鐵路和中央銀行都處於外國的控制之下，這種情況後來成為納粹不可多得的最好的宣傳材料。

  使德國能夠接受道斯計劃的原因，除了該計劃允許德國收回魯爾區以外，還使德國有望得到來自紐約和歐洲的一大筆貸款。賠償主要將用借款來償付。德國現在已被逐出金融界，各地的銀行都對它獲得貸款的可能性表示懷疑。蒙塔古·諾曼考慮得很為周密：「要想做成這筆貸款，只有通過英格蘭銀行和紐約的J.P.摩根公司。」(33)國務院再次在幕後指導策劃。休斯對摩根財團說，如果道斯計劃因得不到美國的參與而流產的話，那將是一個「災難」，「極為不幸」。這種官方的意願從未被漫不經心地置之腦後。

  為了幫助推動可能對德國提供的貸款，蒙塔古·諾曼1924年中在英格蘭銀行安排了一次會議，請傑克·摩根、湯姆·拉蒙特和帝國銀行新任行長亞爾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博士參加（沙赫特之父曾在紐約一家酒廠幹過，十分崇拜出版商霍勒斯·格里利）。為了制止毀滅性的通貨膨脹，沙赫特取消了舊馬克，發行了新馬克，這一下使他立即成為銀行界的英雄，贏得了在帝國銀行的這個職位。在1924年元旦前夕，他抵達倫敦參加英格蘭銀行的會談。談到他在利物浦街火車站下車時的情形，他後來回憶說：「我非常驚奇地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下巴上蓄著灰白的山羊鬍子，有著一雙精明、犀利的眼睛，他自我介紹說是蒙塔古·諾曼，英格蘭銀行行長。」(34)這又開始了諾曼另一個親密、神秘的友誼。

  隨著故事的發展，我們將看到沙赫特扮演了眾多的角色——納粹金融的邪惡的天才、反對希特勒的勇敢策劃者、紐倫堡法庭上喧嚷的自認為清白的被告。但是我們第一次見到他時，正值他志得意滿之時。在沙赫特執掌之下，帝國銀行擺脫了政府的控制，使諾曼的歐洲銀行家掌握自主權之夢更加美滿。沙赫特此人充滿睿智，喜好自我陶醉，滿口都是各種出格的比喻，誇大其詞，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向摩根和拉蒙特保證償還道斯貸款。他不無獻媚地說，美國提供的這筆貸款「如無有名望的摩根銀行在道義上的認可，則將完全不可能成功」。(35)對J.P.摩根公司來說，關鍵是這筆貸款要比對德國的其他債權處於更加優先的地位。摩根銀行在德國沒有其他未償貸款，這筆貸款只是在英國和法國的政治壓力之下才參與的——在20世紀30年代這筆貸款發生違約時，摩根銀行對這一事實一再大聲嚷嚷。後來在非常困難的政治環境中，拉蒙特辛辣地提醒沙赫特不要忘了當年他油嘴滑舌的保證。

  為了給這筆貸款加上國際性味道，債券的一半在紐約發行，另一半在倫敦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首都發行。紐約發行的1.1億美元受到熱烈歡迎，超額認購。這筆貸款似乎解決了德國的問題，減輕了金融市場的壓力。這使華爾街大為振奮，推動了對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貸款。對於魏瑪德國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德國成為這10年中最大的主權借款國。美國資本和公司對德貸款趨之若鶩，其中有福特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和陶氏化學公司，等等。德國失業率急劇下降，經濟滑坡得以扭轉，進入5年回升期。這一復甦為希特勒造就了極好的工業基礎，並使他有資金用於大規模的軍備。與此同時，世界陷入了一個循環往復的啞劇，美國付給德國的錢用來作為賠款，付給協約國，協約國又把錢送回美國償還戰爭債務。

  摩根檔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合伙人對道斯計劃心存疑慮。拉塞爾·萊芬韋爾當時擔任摩根銀行常駐經濟學家，他看出了這個計劃充滿了危險的矛盾。為什麼投資者會對政治上被制服的德國有信心呢？為什麼協約國希望讓以前的敵人恢復元氣呢？他有預感，擔心出現政治上的對抗性反應，總有一天會有報應：「我對德國的政治疑慮是，德國人民對其宿敵的壓榨能忍耐多久？」(36)蒙塔古·諾曼和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斯諾登都擔心德國是被迫就範，日後定會對其當時的處境耿耿於懷。

  1923年8月，沃倫·哈丁總統死於血栓。他的接任者卡爾文·庫利奇對世界債務問題並沒有更深的領悟。他非常強硬，協約國必須償還戰爭債務——「他們難道不是借錢了嗎？」他這麼問，而且還繼續認為這些債務和賠款沒有關係。(37)但是，只要美國要求償還戰爭借款，協約國不可能在德國賠款問題上有所鬆動。

  賠款問題的最後一個方面是，摩根為充當德國的新的經濟沙皇——總代理而捲入了一場爭奪戰。新聞界大肆渲染，聲稱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因為執掌此帥印者將能主管德國的經濟。他將能從德國擠出最後一分錢，而又能延緩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德國想讓美國充當這個角色，希望它能起一點緩和作用。在華爾街，在摩根合伙人德懷特·莫羅的背後，已經形成了推薦他出任總代理的強大共識。

  莫羅是庫利奇總統的老朋友，已經被推薦擔任許多政府的職務。他個兒不高，戴著眼鏡，有點書生氣，是摩根的哲學大王，具有一種難以捉摸的偉大氣質。現在，他的機會到來了。他有一些強有力的支持者——在私營部門有傑克·摩根、查爾斯·道斯和歐文·揚，在內閣則有休斯和胡佛。在1924年7月白宮的一次長會以後，他似乎是一個十拿九穩的取勝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白宮認為任命莫羅可以保證道斯貸款的償還。

  但是，第二天，在另一次白宮會議上，美國駐德國大使阿蘭森·霍頓反對任命莫羅。他說選擇摩根合伙人將挑起德國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甚至會斷送道斯計劃。會議爭論激烈，拖得很長，一直折騰到半夜。儘管庫利奇面對老朋友作了推薦，但是對莫羅的提名還是夭折了。道斯後來解釋說：「霍頓十分嚴肅地指出，任命摩根公司的一位成員，也許會給德國的民族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從而擊敗共和黨政府。因為他們將會蠱惑人心，叫嚷說這是國際銀行家的陰謀，目的在於將德國逼上絕路，而不是幫助德國。他指出這是德國政府本身私下的觀點。」(38)

  其他分析家認為庫利奇拋棄老朋友的原因主要不是戰略伎倆，而是膽怯。由於摩根在戰時所起的作用，它一直遭到中西部地區德裔美國社區的詛咒。庫利奇的助手們顯然提醒他避免與莫羅有涉。這一事件說明，即使在保守的共和黨政府執政的10年期間，摩根銀行也還是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

  拉蒙特和諾曼大失所望，要求推出一個完美的莫羅替身。這時成功地殺出來的一匹黑馬竟是摩根未來的合伙人——32歲的帕克·吉爾伯特。他身材高大，充滿孩子氣，綽號是「思維機器」。他是萊芬韋爾的門徒，1920年就已經接替萊芬韋爾當了財政部部長助理。在28歲時，他被提升為副財長，在財政部長安德魯·梅林外出時主持財政部的工作——他是迄今為止升到這個職位的最年輕的人。保羅·沃伯格描繪他是一個「務實的年輕人，長著夢幻者的眼睛和敏感的學者的嘴巴」(39)。而德國人則遠遠沒有看到他這麼富有詩意。財政部長海因里希·克勒這麼描繪他：「這位瘦長的高個兒沉默寡言，相貌不可捉摸，看上去比他實際年齡要大得多……給人一種怪誕的印象。」(40)

  在柏林的5年期間內，吉爾伯特監督了2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的支付。作為德國的經濟沙皇，人們在模仿的加冕禮中焚燒他的模擬像，並誣衊他是新的獨裁者。他顯然從未學會說德語，只是一味工作，從不參加文藝活動或是進入德國社會。他儘管年輕，卻是個非常嚴厲的工頭，不斷地責備德國人財政開支過於鋪張。他認為他們只要執行健全的財政政策，是可以償還賠款的。另一位財政部長保羅·莫爾登豪爾指出：「他說話又笨拙又傲慢，咕嚕咕嚕的，誰也不懂他說的英語。」(41)但是吉爾伯特撰寫的有關德國財政狀況的報告卻在清晰和準確方面堪稱典範，使他在英美金融界名聲大振。他將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人物。

  德懷特·莫羅很快就把失去此機的遺憾拋在一邊，並為他避免背上一個包袱而感到慶幸。他不久後寫信給休斯，吐露了他對道斯計劃的懷疑。即使在世界慶祝偉大勝利的時刻，摩根財團內也涌動著一股深深憂慮的潛流。莫羅聲明：「恰恰是德國所受的外國的控制，使我們對於道斯計劃的永久勝利表示擔心。……幾乎不可避免的是，幾年以後這筆貸款會在德國很不得人心。以我們的觀點來看，德國人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以後，肯定會想到這個第一流的大國受到何種控制，而不會想到把魯爾區還給他們了。」(42)這種擔心是有預見性的，因為納粹的根本信條是國際銀行家們把德國強行推入了道斯計劃。摩根財團將承擔20世紀20年代這些錯誤政策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