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王子

  皮爾龐特當了30年朱尼厄斯·摩根在華爾街的代理，他倚靠英國資本的雄厚實力發展著。一個華爾街流傳的笑話說，他的遊艇「海盜號」上，海盜旗飄在星條旗上面，米字旗又飄在這兩面旗子上面（一生中皮爾龐特都對自己是海盜亨利·摩根的後代閃爍其辭）。年輕的皮爾龐特看上去像一個身強力壯的粗壯漢，穿的卻是精製的英國大衣。他膀大腰圓，頭髮濃黑，有一雙拳擊家似的手。他現在身高有6英尺多，有點花花公子的味道，又喜歡上格子馬甲了。朱尼厄斯的目光咄咄逼人，深不可測，皮爾龐特淡褐色的眼睛卻常常悲傷而陰鬱。父親一向鎮靜自若，皮爾龐特卻變幻無常。早年的照片裡，皮爾龐特看起來緊張易怒，一副要打架的模樣。

  

  戰後亂鬨鬨一擁而上的鐵路建設熱爭奪很激烈。人人都充滿了創業的熱情。美國內戰期間皮爾龐特曾預言說：「總有一天我們會以『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出現。」鐵路將把美國荒野中蘊藏的各種資源和盤托出。內戰後的8年間，鐵路總長增加了一倍，達7萬英里，聯邦政府又撥地1000萬英畝，更是錦上添花了。鐵路不是孤立的行業，而是腳手架，新的世界就要在上面建立起來。安東尼·特羅洛普到美國時注意到「造鐵路實際上就是大公司聯合起來購買土地」，他們希望道路開通后土地會身價倍增。鐵路兩邊城鎮拔地而起，住滿了被鐵路吸引來的歐洲移民。(1)

  隨著鐵路股票投機日漸瘋狂，歐洲的投資者們卻茫然不知所措。中學地圖上畫著堪薩斯和落基山脈之間的大片的空白地帶，被稱為美國大沙漠。(2)歐洲人必須依靠他們的美國代理商，引導他們摸索這一片金融荒野，而美國銀行家們必須隨時掌握髮展的狀況。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竣工不久，1869年5月，皮爾龐特和范妮·摩根就做了一次橫穿全國的鐵路長途旅行，去看望住在猶他州的摩門教領袖布里格姆·揚。一場競爭已經在華爾街展開，兩軍對壘，一方是猶太銀行家，如約瑟夫·塞利格曼，他主要以鐵路股票吸引德國投資者；另一方是北方佬銀行家，如皮爾龐特·摩根，他主要吸收倫敦資本。他們之間已經展開了競爭。

  從一開始，鐵路就處於混亂狀態，瘋狂拓展，彎彎曲曲地覆蓋了整個國土，超出了運輸的需要。而且鐵路的固定成本過高。鐵路本應該是公共設施，但在一個「海盜式我行我素」的個人主義時代，這是不可能的。結果，形形色色的販子和無賴匆匆建造了兩倍於實際需要的鐵路。一時還顯得可靠的投資轉眼工夫就成了掉價的股票。亨利·亞當斯這樣評判說：「1865至1895年之間的這代人早已被抵押到了鐵路上。對這一點，最清楚的莫過於他們自己。」(3)

  這樣的混亂狀態很容易激起像皮爾龐特·摩根這樣一個講道德操守的年輕銀行家的興趣。青年時代，他接觸過許多華爾街不可救藥的大流氓，其中有丹尼爾·德魯，當他在伊利鐵路董事會任董事時，就賣空了本公司的股票（人稱投機董事）；還有傑伊·古爾德，這位矮小黝黑，滿臉絡腮鬍須的金融家，在競爭對伊利鐵路和其他鐵路的控制權時曾經重賄議員。(4)這是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團[5]時代，1869年傑伊·古爾德想壟斷黃金市場的企圖以及其他大肆非法侵占財產的行徑都是聞所未聞、無法想像的。朱尼厄斯住在倫敦金融城裡高雅的「白手套」上流社會區，皮爾龐特卻不得不對付華爾街的骯髒卑劣，但皮爾龐特發現它既令人生厭卻又極具誘惑。面對著腐朽墮落的現象，他自視為尊貴的歐洲和美國投資者的代理人，是代表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正人君子超凡脫俗的意志的實幹家。但他認為的道義上的討伐，別人卻認為僅僅是私利之爭。至少在皮爾龐特青年時代，和他在攻擊的那些強盜領主時似乎沒有顯著的區別。

  1869年，32歲的皮爾龐特捲入一場關於紐約州北部一條小鐵路的爭議之中，這件事確立了他自負的年輕銀行家的名聲——他不怕惹上污名。這場公司之間的爭議加快了美國銀行家的轉化，他們從前僅僅是一個為各公司發行股票的被動形象，而現在則變為管理這些公司事務的積極強硬的角色。上述這條鐵路線從奧爾巴尼至薩斯奎漢納，總長143英里，是一條微不足道的小鐵路。奧薩線上只有17輛機車，214節車箱。穿越紐約州奧爾巴尼和賓厄姆頓之間人口稀少的卡茨基爾山脈。但是當傑伊·古爾德認為這條鐵路可以使他所擁有的伊利鐵路，即所謂「華爾街淫婦」的財富增加時，這條小鐵路成了各派勢力爭奪的戰場。古爾德希望通過這條鐵路把賓夕法尼亞的煤賣到新英格蘭地區去，並同紐約中央鐵路爭奪從五大湖區運送貨物的權利。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古爾德購買了大宗奧薩鐵路股票，與一派唱反調的董事結成聯盟，並讓他的傀儡法官喬治·巴納德中止了鐵路的始建者約瑟夫·拉姆齊的董事席位。拉姆齊也通過法院判決中止了古爾德的幾個黨徒的董事席位，以此予以回擊。在這段日子裡，公司大戰絕不僅僅是個委婉的說法。拉姆齊和古爾德兩股勢力不是向法院控告對方，取得法院判決就罷休的，有時他們甚至大打出手。吉姆·菲斯克從前是個馬戲團的場地工，後來成了古爾德的副手。他的一群鮑威爾街的哥們兒都是紐約街頭刮地皮的惡棍，也成了古爾德的走狗。他們擠上一列由賓厄姆頓向東開的火車，聚眾800人。而拉姆齊則糾集了450人上了從奧爾巴尼向西開的火車。最後，兩列火車在賓厄姆頓的長隧道中迎面撞在一起，車前燈全撞碎了，一輛火車車頭部分滑出了鐵軌，八到十個人被打死之後，古爾德的一伙人逃跑了。州長托茨·霍夫曼不得不派本州的民兵去制止這一流血事件。

  1869年9月7日，在暫時放下武器後，古爾德和拉姆齊兩派勢力又在奧薩鐵路董事會的年會上碰面了。拉姆齊身材矮小，頭髮花白，臉上略顯蠟黃，一隻眼睛極亮，這位紳士差不多有115磅重。他把強壯結實的皮爾龐特吸收入伙，皮爾龐特當時剛從西部旅行回來，他為達布尼摩根公司(5)買了600股這條鐵路的股票。皮爾龐特的女婿赫伯特·薩特利後來說，在那次9月7日的會上，皮爾龐特把肥胖的吉姆·菲斯克推下了樓梯。雖然這個說法不一定可靠，但那次會議的確劍拔弩張，拉姆齊原先把認股簿藏在奧爾巴尼的一座墓地里，為了不讓古爾德一幫人搶到，他讓人把這些文件從一扇後窗遞進屋裡。最後會議陷入僵局，雙方互相謾罵，兩次不同的選舉之後，雙方都宣稱自己對這條鐵路擁有控制權。

  經皮爾龐特的指點，拉姆齊一派在紐約州北部的小鎮德里找到了一位很友善的法官，他非常幫忙地取消了伊利鐵路董事會候選人的名單。然後皮爾龐特向已經重掌控制權的拉姆齊派建議把這條鐵路與相隔不遠的德拉瓦·哈得遜線合併起來。1870年2月，他們合併了兩條鐵路。在解決這一爭端的過程中，皮爾龐特採取的行動顯露了他後來的不少金融策略：他收取的不僅僅是金錢，而且還有權力，因此成為這條新合併的鐵路的董事。銀行家首次在董事會上占據一席位，這預示著許多將要發生的事情，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代里，銀行家進入了公司董事會，並逐漸控制他們的董事資格成了一面警戒旗，警告其他銀行家不要插手一個受控公司。

  19世紀70年代，皮爾龐特開始擴大自己的影響，不僅僅把自己視為各個公司的資金提供者，他想成為這些公司的律師、祭司長和知己。某些公司和某些銀行的聯姻——這種「關係銀行業」成為19世紀私人銀行業的主要特徵。出現這種現象並不是因為銀行家太強勁，而是各個公司的力量依然薄弱。

  現在皮爾龐特的生活已經安定下來了，並且十分富足。他的年收入高達7.5萬美元之多。他和范妮住在東四十街6號一所褐色沙石的宅子裡，從克羅頓水庫穿過第五大道就是。克羅頓水庫在如今是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地方拔地而起，其石壘的堤岸像一座巨大的埃及神廟。摩根家裡舒適而凌亂，到處鋪著地毯，擺著笨重的桃花心木家具，鑲在鍍金畫框裡的畫一張壓一張地擠著。1872年，皮爾龐特買下了克賴格斯頓-哈得遜河畔靠近西點軍校的一塊鄉村園地。這是一座三層的白色維多利亞式莊園，東一處西一處都是遊廊，占地幾百英畝，滿眼都是哈得遜河壯麗的景象。皮爾龐特的這座莊園和朱尼厄斯的多佛爾莊園遙相呼應。莊園裡有馬廄、奶牛房和長毛大牧羊犬的飼養場（不過，因牧羊犬成天叫個不停，他又轉向養純種牛）。從4月到10月，皮爾龐特往返於莊園和華爾街之間，他總是駕駛自己那艘能坐8人的汽艇「路易莎」號過河，然後再乘火車到曼哈頓。摩根夫婦現在有了3個孩子，1866年路易莎出生，小約翰·皮爾龐特也就是傑克1867年出生，朱麗葉1870年出生。不久以後，他們的又一個女兒安妮也出世了。

  雖然富足安泰，少年有成，但皮爾龐特這個年輕人總是憂慮不安。頭痛、間歇昏厥和皮疹這些疾病還在不斷地折磨著他。1871年，他的合伙人查爾斯·達布尼退休了，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也隨之解除。皮爾龐特不只一次地考慮著要退休。但他似乎無法抑制自己的勃勃雄心，總是承擔著巨大的責任，從而感到沉重壓抑。看上去他從未以自己的成就為榮，在以後的歲月中，他渴望得到一種寧靜的生活，但這種生活若即若離，難以抓住。

  達布尼退休了，朱尼厄斯得給皮爾龐特找一個新的搭檔。他還想把摩根財團拓展到倫敦-紐約軸心以外，並加強公司的國際證券業務。雖然我們認為全球融資是一項現代的發明，但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商人銀行已經形成了多國結構和面向世界的業務方向。他們不是建立分支機構，而是在各國首都建立連鎖的合夥公司——這正是朱尼厄斯現在決定做的事情。1871年1月，安東尼·德雷克塞爾主動到倫敦去結識朱尼厄斯，商討有關在他的費城銀行和摩根公司之間建立分支機構的事宜。在費城的銀行中，德雷克塞爾的銀行在政府融資方面僅次於傑伊·庫克的銀行。當時朱尼厄斯已經是德雷克塞爾在倫敦的代理了，從喬治·皮博迪結識朱尼厄斯之日起，財運就在朱尼厄斯腳下展開了。朱尼厄斯不僅是那個時代最能幹的美國銀行家，而且是最幸運的一個。

  德雷克塞爾的父親弗朗西斯·德雷克塞爾從一個奧地利的肖像畫家轉變為一個金融家。45歲的德雷克塞爾身材清瘦，風度翩翩。他的頭很圓，前額光滑，有一雙溫和的眼睛和兩撇鬍鬚。隨著金融勢力從費城和波士頓轉移到了紐約，華爾街正逐漸成為資本的提供者和輸入者。有權有勢的德雷克塞爾感受到了這一巨大變化，希望能加強他在紐約的業務。就像以前用查爾斯·達布尼一樣，朱尼厄斯想以保護措施約束皮爾龐特，讓一個年長的人提攜他、指點他，因此他建議德雷克塞爾讓皮爾龐特做他在紐約的主要合作人。

  雖然皮爾龐特天資聰穎，但是他還得在父親的手中塑造成型。朱尼厄斯囑咐他要接受德雷克塞爾的所有邀請。因此5月份他順從父意去了費城，與德雷克塞爾共進晚餐，之後又與他閒聊了一會兒。回到紐約時，他帶回了一份順手寫在信封上的合夥協議。根據這一協議，皮爾龐特將成為設在費城的德雷克塞爾公司和設在巴黎的德雷克塞爾-哈耶斯公司的合伙人。他還將管理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這一新的紐約合夥公司，這樣的姓名順序表明了合伙人重要性的差異。安東尼·德雷克塞爾和他的兩個兄弟，弗朗西斯和約瑟夫，家產約有700萬美元，而皮爾龐特只有區區35萬美元。為了平衡出資額，朱尼厄斯又投入了500萬美元。皮爾龐特一直十分感激父親給他的借款——他從來不裝作自己是自力更生起家的——後來，他告訴紐約州長格羅弗·克利夫蘭：「如果我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取得過什麼成就的話，我最應該感謝的是父親的朋友們給我的支持。」(6)這個新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是J.P.摩根公司的前身。

  簽署協議之前，皮爾龐特提出了一個很奇怪的條件——他不馬上開始新公司的工作。他覺得心力交瘁，需要好好恢復，不想急於開始。顯然他正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在醫生的命令下，他度了15個月的假，去了維也納和羅馬，並沿尼羅河逆流而上。工作時，皮爾龐特從來不能放鬆，但他強烈地想逃避。他每年可以有3個月的假期，因為他能在9個月內就做完12個月的工作。他的女婿赫伯特·薩特利後來這樣寫道：「他在旅途中似乎要比在哪兒住下來愉快得多。」(7)19世紀70年代晚期，當皮爾龐特想暫時避一避工作，到紐約州的薩拉托加度假時，大批的商業信件和電報雪片般地緊隨他而來。他告訴朱尼厄斯：「只有一種方法能得到真正的休息，那就是登上一艘汽艇的甲板。」(8)

  公司成立兩年之後的1873年，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遷到了華爾街和百老匯街相交的拐角處。後來這裡成為銀行業中最著名的地方，成為美國的金融十字街。安東尼·德雷克塞爾以每平方英尺349美元的價格買下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對面的一塊地，這一價格在以後的30年中都保持著最高記錄。他造了一座大理石架構的樓房，復折屋頂，有天窗，外觀裝飾華麗，門口上方還塑著寓言裡的人物；這座六層的建築是紐約城頭一批裝有電梯的建築物之一。這座樓有兩個獨特的入口，同時面對著拿騷街的財政部分部（美國財政部系統中最重要的分部）大樓和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這的確是極具象徵意義的。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很合時宜地選擇專事鐵路和政府融資，在華爾街和華盛頓之間占據了一個關鍵位置。

  從個人角度來看，德雷克塞爾-摩根這一組合併不順當。皮爾龐特本來就脾氣不好，難對付，而且堅決要自主行事。約瑟夫·塞利格曼覺得他「是個粗暴無禮的傢伙，不斷地在辦公室和德雷克塞爾爭吵」。(9)但是在緩和皮爾龐特的過激行為這方面，合夥公司一如朱尼厄斯計劃的那樣起著作用。鄧恩公司的一份早期報告寫道：「這個年輕人很精明，大概是公司里最愛冒險的一個成員，但他受制於德雷克塞爾家族。」(10)

  與德雷克塞爾家族的合併給摩根家族提供了新的國際發展前景。1868年，德雷克塞爾派費城的約翰·哈耶斯在巴黎設立了一家合夥公司。這家公司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間幹得熱火朝天，後來又把業務轉向瑞士，為美國的旅遊者和商人服務（這類戰時的角色後來讓摩根扮演得淋漓盡致）。德雷克塞爾家族與費城的許多顯赫家族聯姻，很會追求享樂，他們也給了摩根銀行以上流社會的形象。這個費城的望族後來一直是新興帝國極富魅力的一隅。通過這種連鎖的夥伴關係，摩根家族在紐約、費城、倫敦和巴黎都站穩了腳跟。這些地方一個世紀以來一向是摩根星座中最璀璨的明星。

  德雷克塞爾-摩根合併後不久就發生了一件大事，使36歲的皮爾龐特·摩根一下子就躋身於美國金融界的最高層。1873年，華盛頓決定以較低的利率發行新債，以償還內戰遺留下來的3億美元的債務。一直到那時，傑伊·庫克——托尼·德雷克塞爾在費城的主要對手——還是統治著聯邦金融界的白須帝王。白手起家的庫克開始不過是個銀行職員，能一眼識別出假鈔。當政府債券還是僅為富人和歐洲銀行涉足的領域時，他把政府債券推銷到了大眾手中。美國內戰期間，他率先搞了零售推銷債券業務，派出2500個「臨時工」代理兜售聯邦債券，贏得了林肯的讚揚。庫克以其財力在費城城外建了一座有52個房間的城堡。19世紀70年代早期，「富可敵傑伊·庫克」這句短語和後來的「富可敵洛克菲勒」同樣響亮，令人稱奇。

  在競爭者面前，庫克似乎是戰無不勝的——至少直到1869年他為北太平洋鐵路融資時還是這樣。他在推銷一億美元的北太平洋債券時使盡力量，刻意創新，欺公罔眾，政治賄賂，各種手段不一而足。為了吸引歐洲移民住到有鐵路的城鎮，他設計了連篇離奇、厚顏無恥的謊言。色彩繽紛的GG上繪滿了大平原鐵路兩旁碩果纍纍的果樹林——異想天開地自吹自擂使這條鐵路贏得了「傑伊·庫克香蕉共和國」這樣一個綽號。小城鎮被吹成了大都市，對歐洲移民大吹明尼蘇達州的杜魯斯是「無鹽之海的頂級城市」。(11)普法戰爭之後糧價下跌，北太平洋鐵路和其他鐵路的價值也隨著跌落。傑伊·庫克因此開始走下坡路了，他因與北太平洋鐵路的牽連而一蹶不振，這給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提供了機會，占據了他在政府融資上的至高地位。

  1873年，庫克和兩個猶太財團——華爾街的塞利格曼財團和歐洲的羅斯柴爾德財團聯手，以獲取3億美元償債融資債券的發行，對抗來自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J.S.摩根公司、莫頓-布利斯公司和巴林兄弟公司的強大挑戰。大規模融資日益成為實力雄厚的銀團之間的爭奪對象；融資金額之大，風險之高，現在單靠一個財團根本無法承擔。德雷克塞爾-摩根集團一邊對抗著庫克的壟斷，一邊到處散播居心叵測的謠言，說庫克急需在發行償債融資債券中取勝，以挽回他在北太平洋鐵路上的損失。安東尼·德雷克塞爾是格蘭特總統的密友，通過自己在費城小報《公共類聚報》的部分所有權網羅人手。懾於德雷克塞爾-摩根集團的強大壓力，財政部長給每個銀團一半的發行量，儘管對地位十分敏感的朱尼厄斯因為合同中庫克的名字排在他們前面還是耿耿於懷，在這次聯邦融資的大展示中，美國銀行的亮相顯示了內戰後華爾街的新生力量。

  1873年，市場又發生了極度恐慌，這樣的市場使摩根財團一掃過去只是局外人的名聲，占據了聯邦融資中的主導地位。起初，由於建築聯邦太平洋鐵路的動產銀行的醜聞，金融市場很不穩定，像個充斥著欺詐和腐敗的大陰溝。這一醜聞敗壞了許多國會議員的名聲，因為他們都持有這個曇花一現的公司的股票。到了1873年8月，倫敦投資者都不敢碰美國債券了，一個記者說：「即使讓天堂的天使來簽字，美國債券也沒人買。」(12)

  接著，在北太平洋鐵路股票的重創下，顯赫一時的傑伊·庫克財團在1873年9月18日的黑色星期四一敗塗地。

  這一慘敗激起了華爾街的全面恐慌。紐約證券交易所自成立以來頭一次關門10天。證交所外的角落成了破產者向隅而泣的地方。喬治·坦普爾頓·斯特朗寫道：「很自然，群情激奮，焦點指向了百老匯街和華爾街的街角。人們擠在財政部分部的台階上，看著塞滿百老匯街的喧囂激動的人群。」(13)皮爾龐特收回了自己的貸款，電告朱尼厄斯說：「事情前所未有的糟糕。」(14)在庫克慘敗的衝擊下，5000家商業公司和57家證券交易公司都倒閉了，對這代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大動盪。亞歷山大·達納·諾伊斯這位報導金融事務的記者後來回憶道：「對我父母和外部世界來說，1873年9月的金融崩潰像一塊里程碑，令人難以忘懷；對半個世紀之後的人們來說，令人難以忘懷的則是1929年10月的恐慌。」(15)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當時華爾街幾乎是充滿了田園風味的。三一教堂是最高的建築，鵝卵石鋪成的路上街燈矗立，比許多房屋都要高。六層的德雷克塞爾大樓從周圍的建築中高聳出來。然而從傑伊·庫克的慘敗之後，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一條罪惡之街，是它腐蝕了一個質樸的拓荒民族的道義和禮節。美國大眾在後來不止一次地像現在這樣充滿著義憤，感到自己的心靈受到創傷，群起反對華爾街。在《哈潑斯周刊》上有托馬斯·納斯特的一組漫畫，畫著三一教堂前堆滿了被屠宰的動物，教堂皺著眉，教堂尖頂上用鮮艷的顏色寫著「道義啊，我早就告訴你會這樣的」。華爾街已經出現了盛宴之後蕭瑟的情況。

  和摩根銀行後來在1929年的情況一樣，在1873年這個恐慌之年，皮爾龐特順手發了一筆財。他賺了100多萬美元，向朱尼厄斯自誇說：「我相信這個國家再沒有其他事情能帶來這樣的結果了。」(16)地圖上傑伊·庫克的名字被輕而易舉地抹去了，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一夜之間奇蹟般地脫穎而出，占據了美國政府融資的頂峰。皮爾龐特·摩根再也不是個無足輕重的旁觀者了，不久以後他成為這個體制的主宰。然而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不能馬上利用自己的聲名大做文章，因為1873年大恐慌之後進入了一個持續通貨緊縮和蕭條的時期，很難遵循朱尼厄斯的訓令：「時刻要記住一件事，時刻要執美國的牛耳。」(17)

  摩根財團未來的經營之道是在1873年大恐慌的那些陰鬱的日子裡形成的。大恐慌是歐洲投資者的災難，他們在美國鐵路股票上損失了6億美元。所有的這些鐵路破產刺激了皮爾龐特，他決定以後的交易要限制在精英公司上。他成了那種厭惡風險，只求穩紮穩打的企業巨頭。「我得出的結論是，今後無論是我的公司還是我本人，都不會直接或間接地與尚未完備的公司談判證券業務；憑經驗看，這類公司的地位從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證明它無可辯駁地具有足夠的資格借貸。」(18)還有一次他說：「我願意接手的債券在推薦出去時不能讓人心存一絲疑慮，到期時關於償付利息不能讓人有一點擔憂。」(19)這就是後來簡約的摩根戰略——只和實力最雄厚的公司打交道，避開投機公司。

  根據紳士銀行家的準則，銀行家對自己出售的債券負責，如果事情出了差錯，則有義務進行干預，而現在鐵路債券出了問題。早在1873年大恐慌之前，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手段對付鐵路流氓行為，令人不可置信的是，這一手段還是傑伊·古爾德想出來的。1871年投資者抵制發行伊利鐵路債券時，他建議讓外界的煤炭、鐵路、銀行界參與進來，作為股權受託人管理鐵路，他們可以控制伊利鐵路的多數股。為了安撫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的保守派，他建議讓朱尼厄斯·摩根作為一位受託人。這時這一計劃流產了，但後來又重新提出來。19世紀70年代中期，朱尼厄斯警告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的總裁說，鐵路公司之間的價格大戰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20)第二年，當伊利鐵路破產之後，憤怒的債券持有者們用「股權信託」來運營鐵路，以制約鐵路公司。這是個關鍵時刻——債權人報復債務人，銀行家報復鐵路運營者。後來，在皮爾龐特手中，這個簡單的「股權信託」把摩根變成了美國最有勢力的人。美國國家鐵路系統也多半置於他個人的控制之下。通過這樣的託管方式，他使金融家們從客戶的僕人轉為客戶的主人。

  皮爾龐特·摩根的經歷是從一個年輕的道學家變成了一個專制君主，他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觀點的正確性。他意志堅強，固執己見，堅信自己一切突如其來的念頭——這一特點後來使他顯得像是一種自然力量，是「時代思潮」的寵兒。他做出的倉促決定總是對的，實在匪夷所思。皮爾龐特不同於鍍金時代的大多數強盜領主，他們的掠奪，純粹是由於貪婪和權欲，而皮爾龐特的貪得無厭還有幾分理想主義的成分。要是他面對的經濟觸犯了他的商業道德感，他的保守性就會激發他的變革熱情。他很自負地認為他知道應該怎樣安排管理經濟，人們應該怎樣為人處世。他在基督教男青年協會中很活躍，而這個組織阻止勞動階層的人們賭博，這並非偶然。他還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發起了一些信仰復興會議，並支持道義警察安東尼·康斯托克，這個人贊成把裸體雕像都遮起來。

  皮爾龐特逐漸變得脾氣急躁，動輒便對人咆哮，隨著他名望的提高而日甚一日。即使是早在19世紀70年代寫給父親的信中，他似乎就是自行其事，寫信的口氣與其說像個順從的兒子，不如說像個信心十足的商業夥伴。1881年，一份R.G.鄧恩公司的報告提到皮爾龐特時說他「態度尤其魯莽」，並說這「使他和他的財團在許多人中都不受歡迎」。(21)在華爾街23號，那個擺設著桃花心木的合伙人房間，他坐在自己的玻璃隔間中，叼著一支粗大的雪茄，別人向他報出外匯出價時，他就吼叫著「行」或「不行」。他從不喋喋不休地討價還價，提出外匯出價時是一種接受不接受由你的態度。他有辦法讓人空等，也熟悉權威所玩弄的所有不動聲色的花招。他憑著敏銳的是非感很快就慣於使用領導權了。

  他不願意放權，不尊重其他人的聰明才智，這毫不奇怪。他很頭疼，難以找到一個新的搭檔，人們總達不到他那過高的標準。1875年，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候選人，他翻遍了紐約、費城和波士頓的商界姓名地址錄，但是徒勞無獲。「我年齡每增長一歲，就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通達明智的人才。」(22)他這樣告訴朱尼厄斯。皮爾龐特又一次產生了一個念頭，逃離銀行業，卸下壓人的業務重荷。1876年，約瑟夫·德雷克塞爾離開公司後，皮爾龐特也想這麼做，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等待朱尼厄斯的計劃發送過來。他從未放棄的一種使命感把他和銀行緊系在一起。也許在金融史上從來沒有別人這麼不情願積聚如此巨大的權力了。成功給皮爾龐特·摩根帶來的是精疲力竭，而不是精神煥發。他不喜歡承擔責任，也從來不知道怎麼應付責任。

  皮爾龐特是華爾街當然的領袖。不管公眾怎麼看待摩根財團，商人們還是很敬重他們辦事誠實的品德。老奧古斯特·貝爾蒙特便認為皮爾龐特「魯莽但公平」。(23)安德魯·卡內基委託朱尼厄斯當經紀人出售債券，為他的第一家軋鋼廠籌集資金。他講述了在1873年大恐慌時，摩根財團如何出售他在一條鐵路中的股權，得到1萬美元。他已經在皮爾龐特那兒有5萬美元存款，當他提出索要他自己總共的6萬美元時，皮爾龐特給了他7萬美元。皮爾龐特說他們低估了卡內基的帳目，堅持讓他接受額外的1萬美元。卡內基不想拿這筆錢。「您能看在我良好祝願的份上收回這1萬美元嗎？」卡內基問他。「不，謝謝你，我不能這麼做。」皮爾龐特回答說。(24)卡內基從此決定永遠不做對不起摩根財團的事。很有意思的是，卡內基把朱尼厄斯看作是一個守舊而睿智的銀行家典範而尊重他，但卡內基和皮爾龐特之間卻常有摩擦。在1876年與卡內基的一次會面後，皮爾龐特直言不諱地指責他——「使用了最無禮的語言」——然後接著批駁他在一件訴訟案中關於自己公司所作的辯詞。

  19世紀70年代，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的地位青雲直上。1877年，一場國會爭端耽擱了應付給邁爾斯將軍的軍餉。邁爾斯將軍當時正與內茲珀斯的印第安人交戰，想把他們趕往西部。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誇下海口，主動要求以1%的佣金兌現軍餉單——這使皮爾龐特在士兵中很受歡迎。到1879年，蒸蒸日上的摩根財團一直與奧古斯特·貝爾蒙特和羅斯柴爾德財團聯手承銷最後一筆內戰貸款的償債融資債券。同年，美國恢復了硬幣支付——也就是說，可以用銀幣或金幣支付政府票據——這筆發行極為成功。

  皮爾龐特絲毫沒有因為又一次與羅斯柴爾德財團平分秋色而感到激動，他總認為自己的合作夥伴盛氣凌人，覺得大受冒犯。在任何一次銀團貸款中，朱尼厄斯越是對羅斯柴爾德財團所占的份額做出讓步，皮爾龐特的極端自負越是不容自己屈就。他寫信給姐夫沃爾特·伯恩斯（那時是朱尼厄斯在倫敦的合伙人）：「簡直不用告訴你都明白，在這種事上與羅斯柴爾德和貝爾蒙特公司打交道實在讓我們討厭之極。他們要是退出，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羅斯柴爾德對待上至我父親下至他人，所有各方的態度太倨傲了，我覺得誰也不應忍受。」(25)實際上，羅斯柴爾德財團大大低估了在未來金融界中美國的重要性，這種錯誤估計後來鑄成了不可彌補的大錯。他們的代理人奧古斯特·貝爾蒙特悲嘆他們「沒有正確評價美國商業的重要性確確實實是個過失」。(26)現在摩根這顆新星漸漸升起，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它的光芒就超過了羅斯柴爾德財團和巴林財團。

  金融作家約翰·穆迪說，一直到1879年，皮爾龐特·摩根「也不過是他那位面容嚴厲的父親的兒子」。(27)朱尼厄斯一心撲在工作上，覺得很難放棄占據他一切的事業。現在他很肥胖，像「一部古老的英國戲劇的中東印度富商」(28)，照片上他背微駝，端坐著，心事重重，粗重的眉毛下雙目凝視著。年輕時的瀟灑風雅到老只剩了稜角突出的臉上深深的疑慮。1873年，他60歲時，皮爾龐特已經催促他縮減每天的日程安排。他寫道：「我覺得你像我一樣需要休息，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你不能一星期里歇兩天不去辦公。」(29)朱尼厄斯並不像皮博迪那麼刻板地死守著辦公室，但是他主宰一切，有時候只有一個合伙人。

  現在老摩根已經開始靜享半退休的清福了。1877年11月8日，紐約商界以他的名義在戴爾摩尼科舉辦了一次晚宴，他在自己的祖國盡享這令人激動的榮耀。在這個一百多人的盛大聚會中，有諸如約翰·雅各布·阿斯特和老西奧多·羅斯福這樣的要人。前紐約州州長塞繆爾·蒂爾登參加總統競選剛剛失敗，也打破了自己不在公開場合露面的禁例，主持了這場聚會。蒂爾登為朱尼厄斯敬酒，稱讚他是在倫敦最卓越的美國銀行家，「在舊大陸的聖堂中保持了美國清白的名聲」。(30)在皮博迪的時代，美國商人認為他們必須在倫敦證明自己的價值。作為回答，朱尼厄斯說他一生所致力的就是不應該讓美國受到中傷。那時沒人談論英國應承擔的義務或是新生的美國力量，人們談論的只是美國人怎麼取悅英國的債權人。在皮爾龐特的執掌下，兩國的金融地位明顯地顛倒過來了。

  皮爾龐特與父親的關係在他生活中是最重要的。朱尼厄斯是個嚴父，他塑造兒子性格的方式是吝於讚賞，定下嚴格的標準，保持對皮爾龐特的心理壓力，總讓他證明自己的才幹。朱尼厄斯強硬而嚴苛，他培養出的兒子強迫自己做出更大的努力，結果卻飽受疾病、勞累和抑鬱之苦。皮爾龐特的本性中本來已有嚴酷的衝動，朱尼厄斯使之更甚——對於成就事業他有壓倒一切的欲望，有過度的責任感，極其厭惡混亂無序。然而家長制的摩根家族不允許反抗，只能對父親崇敬遵從。皮爾龐特把自己感受到的懼怕、憎恨都轉化成了超常的愛，而在皮爾龐特自己的兒孫中，這種後輩對前輩的崇敬也同樣明顯。

  朱尼厄斯有時擺出很嚴厲的面孔，但顯然也推崇皮爾龐特；他這樣令人煩擾的掩飾其實是對兒子天才的默認。1876年，他決定給兒子買一件奢華的禮物——庚斯博羅所畫的德文郡公爵夫人的肖像，在當時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一幅肖像。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出價想買它，朱尼厄斯準備付給龐德街的阿格紐商店5萬美元，壓過他們。但是買賣還沒做成，畫就從阿格紐商店被偷走了。懸賞1000英鎊都沒能把畫找回來。很有意思的是，1901年這幅畫重新出現時，皮爾龐特立即以3萬英鎊，也就是15萬美元買了下來。談到這個驚人的價格時他承認說：「如果真相泄露出去，人們也許覺得我該去瘋人院了。」(31)這是對他父親的深切尊敬。在他從朱尼厄斯那裡繼承的王子門街13號那所倫敦宅子裡，他把畫掛在壁爐上方他最喜歡的位置上。

  1879年，皮爾龐特開始走出父親的陰影，負責主要的交易。他被選中銷售公開上市量最大的大宗股票——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的25萬股股票。對鐵路的擁有者范德比爾特財團來說，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兩年前，83歲的商船隊長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去世了，留下1億美元的財產。雖然他在彌留之際還覺得香檳酒太貴而不喝，但他很可能是美國最富有的人。他舉止粗魯，喜歡嚼煙，是個白髮蒼蒼，面色紅潤的無賴，一輩子都在追逐漂亮女子。他老年昏聵之後，受到了巫師的擺布，竟和傑姆·菲斯克談生意，就是那個在奧爾巴尼-薩斯奎漢納鐵路事件上被皮爾龐特擊垮的流氓，後來為他情婦的另一個追求者所殺。

  商船隊長范德比爾特之死是商業由家族所有轉向公眾所有的轉折點——這一轉折為皮爾龐特·摩根提供了大量的機遇。為了不讓別人插手他的鐵路王國，商船隊長把紐約中央鐵路87%的股票遺贈給他的大兒子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威廉已經快60歲了，相貌平常，身材結實，表情很呆滯。商船隊長覺得他是個笨伯，對他任意喝斥，後來把他放逐到了斯塔滕島一座荒蕪的農場上。威廉顯然不適合管理紐約中央鐵路，粗魯的商船隊長是利用一個裝滿各種航行記錄的煙盒來管理的。

  商船隊長把11條小鐵路合併成4500英里長的紐約中央鐵路，北部從紐約城到奧爾巴尼，橫跨西部直達五大湖區，使內陸地區可以直通東部港口。許多人感到震驚，這麼大的權力竟要傳給威廉·范德比爾特。威廉·格拉德斯通寫信給范德比爾特的律師昌西·迪普說：「我知道您在貴國有個身價一億美元的客戶，這一大筆財產他還可以隨意兌換成現金。政府應該把這筆財產從他那裡拿走，因為任何一個人擁有如此巨大的權力都太危險了。」(32)威廉一點也沒有給公眾以安慰，歷史書上這樣記載：當時他反唇相譏說「公眾真是該死；我是在為我的股東效力」。(33)范德比爾特的巨大家財使人們越來越擔心，重新呼籲要對公眾負責。

  最終促使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減少他在紐約中央鐵路股本的，是1879年紐約州議會聽證會做的宣傳，聽證會是巴頓·赫伯恩主持的。這個調查委員會揭露了紐約中央鐵路的秘密交易，它給煉油廠提供優惠運價。作為鐵路的執行長和主要見證人，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似乎對暗中耍的花招毫不知情，或是故意含糊其辭，為了對付不利的宣傳，他去找摩根，很可能是昌西·迪普給他的指點。紐約州已經開始向紐約中央鐵路徵收懲戒性稅款，希望讓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賣出大宗股票後，成為一個持少數股的所有人，州立法機關或許會仁慈一些。

  范德比爾特家族選中42歲的皮爾龐特完成這項微妙的工作，很可能是因為摩根財團的英美聯袂結構。問題主要是考慮如何出手25萬股，而不使股價暴跌。摩根牽頭的銀團[6]要求范德比爾特家族一年內不再售股，或者等到所有銀團的股份都售出後再售股。另一個掩蓋這筆大宗銷售的手段就是國外售股，J.S.摩根公司首先就做了一宗5萬股的買賣。朱尼厄斯可以自行裁決，這在華爾街是不可能辦到的。這筆銷售卻決非易事。英國投資者依然被美國鐵路搞得心有餘悸，而那年又有幾十條鐵路垮了。世界經濟依然不景氣，外國借貸十分蕭條。而在那個缺乏管理調控的領主時代，募資說明書都馬虎得可笑。比如說，紐約中央鐵路的募資說明書就十分含糊：「公司的地位和信譽久負盛名，沒什麼必要做公開聲明。」(34)由於一個公司的信息過少，主幹事銀行的聲譽就顯得至關重要了。

  紐約中央鐵路的交易沒有公開的日程。銀團配給傑伊·古爾德2萬股，拉塞爾·塞奇1.5萬股，賽勒斯·菲爾德1萬股。請令人憎惡的古爾德參加，算是范德比爾特的紐約中央鐵路和古爾德的韋伯士鐵路之間多年恩怨的終止。起先范德比爾特無動於衷，但是古爾德利用訛詐的有力手段，威脅要剝奪紐約中央鐵路在韋伯士的運輸業務，從而進入了銀團。古爾德還認為，與摩根財團打交道能給他重新披上體面的外衣，也許將來還能贏得更高的信譽。

  當皮爾龐特宣布他不可思議地售完了紐約中央鐵路數目龐大的股票，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國外銷售時，整個金融界嘆為奇蹟。其佣金高達300萬美元之多。就像在那次奧爾巴尼-薩斯奎漢納的爭端中一樣，這次皮爾龐特也要求在這條鐵路的董事會中占有一席。朱尼厄斯對一個合伙人說，皮爾龐特「將代理倫敦的股權」——也就是說他將投票決定代理人。(35)歐洲投資者們長期以來被美國的鐵路流氓攪得怒火中燒——他們甚至組織了一個30萬美元的防禦委員會，保護自己在古爾德的「淫婦」鐵路中的股本——現在開始報復了。他們煩透了鐵路經營上耍的鬼把戲——破產倒閉，拖賴紅利，管理不善。因此皮爾龐特·摩根就可以成為他們能直截了當利用的工具，迫使美國鐵路公司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皮爾龐特恰好具有能贏得他們信任的外交家風範。有一次他怒斥一位鐵路總裁：「你的鐵路！你的鐵路是屬於我的客戶的！」(36)因為鐵路需要源源不斷的資本，而且會耗盡任何一個單槍匹馬的創業者的資金，銀行家控制鐵路的時機已經成熟。

  出售威廉·范德比爾特的股票分散了所有權，紐約州也放寬了對紐約中央鐵路的制裁，這就達到了當初的目的。但是立法機關的成員們沒料到的是，皮爾龐特後來把分散的股票集中起來，並有效地把股權都集於己身。他開始對鐵路擁有絕對控制權，除了要投票決定倫敦所有的代理人之外，他還堅持紐約中央鐵路在5年內保持分發8美元的紅利，並由摩根財團作為財務代理，在紐約和倫敦分發這些紅利。不久以後，紐約中央鐵路就成了摩根鐵路了，而這家公司的股票也是摩根家族兜售得最起勁的股票。

  為了堅決支持英國的債權人，皮爾龐特不顧風險，大膽地與外國勢力打成一片，這使人們對他在政治上的忠誠表示懷疑。從那時起，他就備受指責，人們說他是倫敦銀行家的附庸，「像個殖民地時代的行政官員，是英國金融勢力在美國的代表」。(37)銀行這種英美聯袂結構的模糊特性，不僅在美國的心臟地帶使許多人疑神疑鬼，而且在摩根帝國的內部也引起了一場身份危機。

  同時，當華爾街對紐約中央鐵路嘖嘖稱奇時，皮爾龐特似乎並不因此高興。他一點兒也不趾高氣揚，相反，他顯得精疲力竭，垂頭喪氣。他又一次考慮放手不幹了。在一封1880年寫給表兄吉姆·古德溫的信中，皮爾龐特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他開始認為自己是為了更高的目標而奮鬥的，是眾多投資者的代表。他這樣寫道：

  我所經受的壓力簡直無法形容。我從來沒有熬過這麼一個冬天——雖然我的健康狀況比前些年的冬天要好些，但我還是忙得一點兒空也沒有。如果僅僅是關係到我自己的事情，我會很快把問題處理掉，然後拋在一邊不再管它；但是因為我肩上還擔著他人的重大利益，我就不能這樣做——我倒沒覺得有什麼原因讓我不能這麼做，只是常常想，如果有更多的時間做些其他事情就太好了。(38)

  有好幾個評論家都注意到了皮爾龐特的「救世主情結」。比如在私人生活中，他娶了患肺結核病的咪咪；在商業生涯中，他一直為「倫敦的利益」做出奉獻。對他自己來說，他經常施惠於人，而不單為了自己擴大權力，增加財富。這種明顯的犧牲意識使他對批評過于敏感，也使他不能真正地認知自我。在一些十分極端的時候，這有可能引發妄自尊大的情緒。假借一個高尚一些的目標作真正的目標，用以掩蓋私利的驅使，這實在太容易了。但皮爾龐特不為純粹的私利驅使，他關心的問題比同時代的大部分銀行家要多。在以後的歲月里，摩根的堅決擁護者盛讚摩根銀行高尚的道義準則和公正的聲譽，而其批評者認為這些自我標榜的溢美之辭偽善之至。後來證明雙方都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