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吝嗇鬼

  1835年，巴爾的摩商人喬治·皮博迪搭上郵輪，奔赴倫敦。此時，全世界都在經歷一場債務危機的陣痛。這場危機中的拖欠國既不是沒有名氣的巴爾幹半島各國，也非南美洲各共和國，而是美國的州政府。在此之前，美國瘋狂地建築鐵路，開鑿運河，修建公路，這些項目的建設全靠各州的信貸。而現在，馬里蘭州的議員們發出破產者的喧嚷，威脅說該州也要學其他州的樣子，不按期支付他們的債券利息。這些債券主要在倫敦上市。皮博迪作為三名政府特派員之一被派去重新商談債務問題，他敦促官員們講話謙和，撫慰英國銀行家。可美國議員們發現，通過開徵新稅來償付債務較難，而迎合人們對外國銀行家的憎恨較為容易。

  倫敦是金融太陽系中的太陽。在資本短缺的世界上，只有倫敦擁有大量剩餘資金；英鎊又是世界貿易的通用貨幣，早在征服者威廉時期就開始正式使用了。在拿破崙戰爭的餘輝中，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們都是自封的君主，他們所能獲得的金錢，比接受他們資金供給的政府或公司的錢都多。像巴林和羅斯柴爾德這樣的公司，保持著帝王般的威嚴，高深莫測，門口不掛牌子，信箋上不印公司箋頭，決不招攬業務，也不開設分部，而是要求客戶與其建立獨家業務關係。歐洲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們謙卑地結隊於他們門前。一位觀察家曾說：「應邀參加他們的宴請就像被國王接見一樣。」(1)

  40歲的皮博迪非常愛國，但這沒有影響他和英國的債權人打成一片。從馬里蘭州來的其他特派員都失望地踏上歸途。此時，皮博迪卻為十幾個銀行家設下盛宴，勸說他們相信美國人並不都是粗俗的騙子。他分辯說只有向美國提供新的貸款才能保證先前所欠債務的償還——這句可以被信手應用的話後來一再為許多債務國所引用。結果，銀行家們不但沒有中斷對馬里蘭州的貸款，反而又撥給他們800萬美元。正如他的朋友、英國政治領袖喬治·歐文所說：「皮博迪靠自己的臉面借到了這筆錢。」(2)為減少英國人對「見錢眼開」的美國人的偏見，他毅然放棄了馬里蘭州方面應付給他的60000美元佣金。

  皮博迪是個很健談的人，卻不怎麼討人喜歡。他身高六英尺多，淡藍色眼睛，深棕色頭髮，臉上布滿皺紋，球形下巴，蒜頭鼻子，連鬢胡，腫眼泡。如此相貌平平的人竟會創建摩根財團，並使財團成為高雅的公司，其出身於名門望族的合伙人以貌美和時髦著稱，這很具諷刺意味。他沒有消除早年貧困所留下的烙印，可以迅速地覺察出對方的輕蔑和敵意。和許多全憑刻苦努力擺脫困難的人一樣，他很傲氣，卻沒有安全感，總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點數著自己所受的傷害。

  皮博迪出生在麻薩諸塞州丹弗斯市，只上過幾年學。在他只有十幾歲時，父親去世了，皮博迪開始在他哥哥的店裡幹活，以養活自己的寡母和六個同胞弟妹。後來，他在巴爾的摩和一個有錢的年長的合伙人伊萊沙·里格斯做紡織物生意取得成功，但昔日的情景一直騷擾著他。後來他說：「我從未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早年曆經的貧困。」(3)他積聚錢財，不停地工作，孤芳自賞。

  1837年，皮博迪遷居倫敦。一年後，在倫敦穆爾門街31號開了一個商號，辦公用具只有一個紅木櫃檯、一隻保險箱和幾張書桌。他進入了一個由卓越商人銀行家組成的圈子。這些人既做織物生意，又為此生意提供資助，於是，他們的商號就成了商人銀行。他們完善了批發處理銀行業務的形式，遠遠擺脫了需要銀行存摺、出納窗口及支票存款帳戶的平庸世界。他們的特長是高額融資，只為各國政府、大公司和有錢人服務。他們為海外貿易提供資金，發行股票和債券，也從事商品交易。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與喬治·皮博迪做生意，就像他們現在不可能在摩根擔保公司、摩根建富公司或摩根史坦利公司存款一樣。

  通過在倫敦設立商號，皮博迪把美國的旗幟插在異域的土地上。由於其發展必須依賴英國的資本供給，美國常常因本國的經濟命運由海外決定而耿耿於懷。正如1833年一位國會議員所說：「美國貨幣市場的晴雨表掛在倫敦的證券交易所里。」(4)皮博迪利用跨越大西洋的資金流動，成了駐倫敦的美國各州債券的主要經手人，這恰恰和當時倫敦各銀行往美國派駐代表的流行做法背道而馳。巴林財團資助路易斯安那購地[1]，且其董事會中總有一位美國人——他們雇用了托馬斯·沃德作為其美國代理人，而羅斯柴爾德銀行對美國愛恨交加，他們把奧古斯特·貝爾蒙特爵士派往紐約。

  皮博迪並未投身於英國，與之融為一體；他機敏地炫耀自己的美國氣派，高舉著國旗宣揚美國的產品。他宣稱喬治·皮博迪公司是「一家美國商號」，他要賦予它「美國氛圍——用美國出版的雜誌來裝點，使之成為美國新聞的中心，並使美國朋友到倫敦來時感到這是一個愜意的地方」。(5)不過，在這種愛國主義的自豪感之中潛藏著殖民地的心態，也許是自卑感，他不斷地需要讓英國人不要小看了自己，希望駁斥「當時在英國人中幾乎已成為笑柄的事實，即沒有一家美國商號可以在倫敦長久地支撐其信用」。(6)

  在友好的外表下，皮博迪是個孤獨的小氣鬼。他住在攝政街一家配置了家具的飯店房間裡，除了偶爾外出釣釣魚，他總不停地工作。在整整十二年間，他從未連續休息過兩天，平均每天工作長達10個小時。儘管他做了不少關於美國命運的激動人心的演說，可他二十年都沒回過國。這二十年裡，美國州政府公債券境況不佳，他的人格也隨之黯然失色。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的大蕭條中，也就是所謂的「飢餓的40年代」，州政府的債券價值從一美元跌到50美分。當美國5個州——賓夕法尼亞、密西西比、印第安納、阿肯色以及密西根——和准州佛羅里達不能按期支付利息時，最糟糕的局面出現了。一些美國的州長聯合起來，組成了早期債務人卡特爾[2]，拒絕還債。直至今日，「罪孽深重」的密西西比州仍無恥地拖欠著。

  英國投資者痛罵美國是騙子、流氓和忘恩負義的國度。各州的拖欠還影響到聯邦信用。1842年當財政部代理人從華盛頓去歐洲時，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怒吼道：「回去告訴他們，你已見到歐洲金融最具權威的人，那個人要你告訴他們，一美元也甭想借到，哪怕是一美元。」(7)雪梨·史密斯牧師譏笑這些美國「烏合之眾」說，無論何時，只要他在倫敦的宴會上碰到賓夕法尼亞人，他「都想抓住他，將其撕碎……這樣一個人如何能坐在英國餐桌旁，而不感到他欠在座的每個人兩三英鎊，我想像不出來。他沒有權利和誠實的人們一起就餐，就像麻風病人無權和乾淨人一道就餐一樣」。(8)就連查爾斯·狄更斯也忍不住加入了攻擊者的行列，他描繪了一場噩夢，夢中吝嗇鬼的全部英國資產都轉換成了「可憐的美國證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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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深愛的馬里蘭州拖欠債款時，皮博迪自己著實像做了場噩夢。他說，無論何時碰到英國投資者，他都感到恥辱。英國人對馬里蘭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拖欠尤為憤怒，因為這兩個州居住的是盎格魯-薩克遜血統的人，他們本來是不應該這麼幹的。皮博迪將馬里蘭州債券的大約半數發售給歐洲的個人投資者，這樣他成了自己成功的犧牲品。這場騷動產生的直接影響是皮博迪在倫敦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倫敦《泰晤士報》特別指出，雖然皮博迪是「最清白的美國紳士」，但是改革俱樂部曾投票拒絕他加入，因為他是來自一個拒償債務的國家的公民。(10)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沮喪地提到：「我相信，你我會看到光明的未來。屆時將和從前一樣，我可以在歐洲承認自己是美國人，而不必為我們國家的品行而臉紅。」(11)

  商人銀行家們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為自己發售的債券作擔保。起初，皮博迪只是寫信責備巴爾的摩的朋友們，說服馬里蘭州必須恢復利息償付。後來，他厭倦了勸說，轉而用小帳酬謝發表對馬里蘭州有利報導的記者們。最後，在1845年，他和巴林銀行一道促使馬里蘭州恢復償還債務。他設立了用於收買政治官員的資金，以擴大恢復還債的宣傳，選舉同情他們的議員。他們甚至拉攏牧師，就合同的神聖性布道。通過秘密帳戶的方式，這兩家公司轉給巴爾的摩1000英鎊，巴林兄弟公司出90%，皮博迪出10%。巴林兄弟公司對賓夕法尼亞州也用了同樣的策略。最讓人吃驚的是，巴林兄弟公司賄賂演說家和政治家丹尼爾·韋伯斯特，請他就債務的償還問題作演說。銀行家們懷著一種躲躲閃閃的內疚情感進行這場卑鄙的活動，而這不是他們喜歡的方式。「你給韋伯斯特先生塞錢的事一旦泄漏出去，將很不光彩。」巴林高級合伙人喬舒亞·貝茨這麼告誡賄賂事件的美方中間人托馬斯·沃德。(12)貝茨是波士頓人，他冷靜且勤快，對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有些畏畏縮縮。他向沃德坦白說：「對於舉一事以成另一事或利用任何詭計和儲備金，我都有一種直覺上的恐懼。」(13)

  儘管有各種顧忌，他們的密謀終究奏效了：贊成償還債務的輝格黨黨員在馬里蘭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皆當選，於是倫敦的銀行家重新收到了兩個州的還款。(14)皮博迪從來不會忘記他受到的傷害，在後來的慈善活動中，最頑固的債務人——佛羅里達州和密西西比州——被排斥在外。由此看來，利他主義也是有限度的。

  皮博迪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買的貶值的州政府債券再次付息，這使他發了一筆大財。後來，當1848年革命的火焰燃遍整個歐洲大陸的時候，與歐洲證券相比，美國證券非常安全。19世紀40年代末，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和墨西哥戰爭抹去了蕭條的最後痕跡。此時，皮博迪重新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他自視為美國駐倫敦的文化大使，散發一桶桶來自美國的蘋果、波士頓餅乾及玉米粥粉。

  1851年7月4日，他第一次舉辦獨立日宴會，邀請年長的威靈頓公爵做主賓。在維多利亞女王的畫像和吉爾伯特·斯圖爾特繪畫的喬治·華盛頓的肖像下面，駐華盛頓的英國公使和駐倫敦的美國公使輪流舉起雙柄橡木大酒杯乾杯，為在倫敦新水晶宮舉辦的盛大展覽會的開幕祝酒。因國會不向美國的參展者提供資助，皮博迪充當主持人的角色，為賽勒斯·麥考密克的收割機和薩繆爾·科爾特的旋轉裝置的展示出資。但是皮博迪在7月4日英美友誼的慶典表演，並不都是按照理想的腳本演出的。1854年，皮博迪當著皮爾斯總統的面，向維多利亞女王祝酒——華盛頓人認為這是極大的異端行為——這時，美國駐倫敦大使，後來當了總統的詹姆斯·布坎南憤慨地拂袖而去。

  作為駐倫敦的銀行家和美國人的嚮導，他曾在一周內宴請了80位來訪的美國人，帶著35人去看歌劇。為此，他經常遭遇到英國貴族對美國商業階層的強烈蔑視。這種倚老賣老的態度，在1853年商船隊長范德比爾特到倫敦旅行時尤為明顯。這位污言穢語粗俗好色的商船隊長，試圖向倫敦社交界展示一下美國最富有的人的風采。他攜帶妻子和12個孩子乘坐自己的裝飾華麗、2000噸級的北星號輪船來到英格蘭，船上有專人供應膳食，還有醫生、牧師。皮博迪護衛范德比爾特一家去海德公園，然後把他們安置在考文特加登劇院自己的包廂里；可同時，英國宮廷卻把這位愛講排場的商船隊長拒之門外。

  皮博迪在19世紀50年代裡積攢了2000萬美元的財富，這段時間裡他為各種交易提供融資，從與中國的絲綢貿易到向美國出口鐵軌等各種交易。儘管他在19世紀50年代早期就為丹弗斯市鄉親建造了一座會堂和圖書館，他把大部分的錢都儲存起來，以備應付下一次金融恐慌。隨著他可能損失的財富不斷增加，他的不安全感也加劇了。1852年，他告訴一位朋友：「我有足夠的資本（當然是快40萬而不是30多萬英鎊）……但我經歷了太多的金融恐慌，雖沒受損失，可不是沒見過多少巨額資金被席捲一光的場面。即使是我自己的錢，我也必須小心謹慎。」(15)

  1854年，朱尼厄斯·摩根成了皮博迪的合伙人。後來摩根談起一天早晨他發現皮博迪在辦公室，風濕病發作，身體十分虛弱。吝嗇的皮博迪連一輛馬車都沒有，總是坐公共馬車上班。摩根勸他：「皮博迪先生，您患感冒，不該再堅持在這裡工作。」皮博迪拿起帽子、雨傘，答應回家去。20分鐘後，在回倫敦交易所的路上，摩根發現皮博迪還站在雨里。他說：「皮博迪先生，我以為您回家了。」「噢，摩根，我是要回家去，」皮博迪回答，「可是只過去了一輛兩便士的公車，我在等一便士的車。」(16)此時，皮博迪的銀行帳戶上已激增至100萬英鎊。

  皮博迪的助手托馬斯·珀曼十分欣賞職員私下的的報復行為，傳下來許多惡毒的故事，使皮博迪因致力於慈善事業而得的光環黯然失色。他講道，他的老闆每天在辦公桌旁吃午餐，用的是一個小皮飯盒，他總派勤雜員去給他買個蘋果。一個蘋果要花一個半便士，皮博迪總給他兩便士；儘管每次勤雜員都夢想能得到這半便士的小費，但皮博迪總把剩下的錢要回去。

  到19世紀50年代初，皮博迪快60歲了，身患痛風和風濕病。他每年的儲蓄額高得令人難以置信，他的年收入為30萬美元，而每年只花費3000美元。(17)擁有巨額財富卻又罕見地吝嗇，他精神轉變的時機已經成熟。正如他後來所說：「當病痛襲來時，我意識到自己不是不朽的……我發現生活中有些人熱心地幫助貧困的人們，正像我熱心想掙錢一樣。」(18)

  他決定獻身於慈善事業時，只有一個難題。作為獨裁的銀行家，皮博迪從未和別人分享過他的職權。1851年，他極不情願地讓他的辦公室經理查爾斯·古奇當了他的低級合伙人，這樣當他不在場時，能有人幫助他採取行動。滿面愁容的古奇就像鮑勃·克拉奇特，和皮博迪說話時像辦事員一樣發抖；事實上，他從一開始就是辦事員的負責人。在給老闆的信中，他開頭這樣寫道：「尊敬的先生，我很少給您寫信，因為我知道您不愛讀，並且我寫的信都是有關不太愉快的事情。」古奇所得到的栽培是終生的順從和苦役。

  按通常的做法，皮博迪會選兒子或侄子來接管自己的事業。大多數商人銀行都實行自家人合夥制，只有少數很有才華的局外人參與。可皮博迪是個光棍，他處於一種特殊的情形，必須選擇一個繼承人，把自己的帝國傳給這個陌生人。不過，他總有女人相伴。雖然他不抽菸也不喝酒，卻常在暗中享受私通的樂趣。好搬弄是非的珀曼常以皮博迪的布萊頓情婦的故事取悅於摩根公司的人。皮博迪慷慨地付給她2000英鎊。在遺囑中，皮博迪沒有給這個女人和她的私生女任何財產。他死後許多年，皮博迪的女兒——托馬斯太太——突然出現，纏著摩根公司的人要錢。(19)世紀末，摩根財團收到她兩個兒子提出要求的來信。一個兒子將來要當律師；另一個在牛津或劍橋大學讀書。已是古稀之年的珀曼被派去查證這兩個人是否有皮博迪的血統。珀曼回來時吃驚地透露：「這兩個人的鼻子都和老頭長得一模一樣。」(20)

  至於皮博迪為何把愛情貶入他生活中的暗淡角落，我們不得而知。總的說來，他從事的是狄更斯所謂的「望遠鏡式的慈善」——對抽象人性的厚愛夾雜著對他熟悉的個人的吝嗇。在整個維多利亞世界，事實上除了他不承認的家人和雇員外，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享有慷慨大度的美名。

  皮博迪對自己的繼承人有明確的要求：愛交際、有家室且有外貿經驗的美國人。他的波士頓合伙人詹姆斯·畢比向他推薦自己的低級合伙人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朱尼厄斯此時已在畢比-摩根公司工作了三年。1853年5月，他攜自己的家人訪問倫敦，同時帶著他兒子約翰·皮爾龐特。皮爾龐特精神亢奮卻身體虛弱，當時，他患風濕病剛好，首次接觸英國文化，像孩子似的激動不已。他參觀了白金漢宮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英格蘭銀行中，他激動地把玩著價值百萬英鎊的金條；他還去了聖保羅大教堂，聆聽禮拜日講道。與此同時，他父親與皮博迪談論生意上的事，皮爾龐特發現這個人「討人喜歡，卻像煙霧一樣影影綽綽」。(21)總之，皮爾龐特認為皮博迪是個奇怪、可愛卻很貪婪的老傢伙。

  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個子很高，溜肩，像身體強壯卻整日伏案工作的人那樣大腹便便。他長著寬寬的臉龐，淡藍色的眼睛，凸起的鼻子，有力的嘴巴，機智而和藹，但這魅力的後面卻是深深的克制和謹慎。朱尼厄斯總帶著一副莊重成熟的神態。他充滿疑問的雙眼半睜半閉地盯視某物，透露出銀行家的機警。他身材魁梧，表情若有所思，像他這種早熟的中年人使年老的金融家們感到很放心。同時代的一位作家說他鐵板面孔，確實難以想像出他年輕時無憂無慮的樣子。他嚴肅，做事有條理，且總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皮博迪請摩根當合伙人，繼承他富足的帝國。朱尼厄斯的孫子，小J.P.摩根（傑克）後來敘述他們交談的情景。

  皮博迪說：「你知道，我堅持不了多久了，但如果你來與我合夥，十年後我將退休，屆時會把我的名字和一部分資金留給你，作為你未來發展的開端，如果到那時你還未積攢起一筆可觀的資本的話。」

  摩根答道：「皮博迪先生，這個提議看上去很好，不過，需要考慮的事情還很多。在查看您公司的帳目，對公司的業務和運作方式有個了解之前，我不能給您答覆。」(22)

  由此可以看出，摩根並沒有見錢眼開，而是冷靜克制地作出了反應。顯然，他看過帳簿後非常高興。公司資本總額45萬英鎊，業務檔次僅次於巴林和羅斯柴爾德。於是1854年10月，他被皮博迪吸收為合伙人，並且搬進老邦德街22號裝飾著胡桃木護壁板的總部。合伙人協議聲明：公司買賣證券，從事外匯交易，並且經營銀行信貸，代理鐵軌用鐵及其他商品。皮博迪每年給摩根2500英鎊作為招待美國客人的開支。這樣，一筆財富就給轉讓出去了，或者在當時看起來是這樣。十年後，皮博迪因為慈善事業的緣故被封為聖徒，而朱尼厄斯·摩根只能心痛地回想皮博迪對他的承諾。在皮博迪升為聖人之時，摩根卻加入了被皮博迪唾棄的人的行列。

  1854年，摩根遷居倫敦，此時和30年代皮博迪強行推銷令人痛恨的馬里蘭公債券時相比，美國銀行家的工作就順利得多了。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美國糧價飛漲，運輸糧食的西部鐵路迅速發展，導致他們的股票猛漲。鐵路的修築花去巨額資本。內戰前的十年中，投資者們投入了10億美元，是先前任何一項投入的3倍。作為美國鐵路債券駐倫敦的主要經銷商，喬治·皮博迪公司正好從這最近的猛漲中大賺了一筆。

  然而，十年光陰流逝，朱尼厄斯·摩根肯定懷疑過，他把家搬到英格蘭來是否是明智之舉。皮博迪是個很難處的夥伴，他們兩人之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友情。這可以從每年摩根回美國時他們兩人的通信中看出。這些書信很正式，一板一眼，顯然連句打趣的話都沒有。摩根會象徵性地問一下皮博迪的身體狀況，總傾向於博得有疑心的夥伴的歡心。他總稱呼「尊敬的先生」，信的末尾署名「J.S.摩根」，每個字都透著冷若冰霜的尊敬。摩根發現皮博迪是個氣量小，好懲罰人的人。他曾向人講述他的合伙人曾經花半個下午的時間，硬把向他多收費的可憐的計程車司機拉到了警察局。

  後來，到了1857年，看起來摩根得不到許諾給他的財富了。隨著克里米亞戰火的熄滅，小麥價格也隨之下跌，這給美國的銀行和鐵路帶來了困難。到10月份，紐約的銀行停止支付黃金，美國的代理商也就無法把錢轉給倫敦的皮博迪，這使他經營的美國債券的風險突然增加。與此同時，倫敦的投資者們出手美國證券，從皮博迪處轉出更多的資金，從而使頭寸嚴重緊張。皮博迪公司快要破產的謠言在倫敦滿城風雨，討厭這個美國老頭的競爭對手們幸災樂禍。摩根猛烈地壓低美國證券的價格，並設法私下拉走巴林的客戶，這引起了他們極大的不滿。

  倫敦的主要商號告知摩根，他們將幫助皮博迪公司擺脫困境，前提條件是皮博迪在一年內關掉他的銀行。當摩根把這種公然的訛詐告訴皮博迪時，他「像只受了傷的獅子」。(23)皮博迪採取挑戰的姿態，諒他們也不敢把他的公司擊垮。雖然由巴林銀行作保，英格蘭銀行向喬治·皮博迪公司提供了80萬英鎊緊急貸款，從而挽救了公司，但喜歡報復的皮博迪卻認為巴林銀行毫不留情地強迫他支付未兌現的票據，因此，他要求從幫助挽救他公司的銀行名單中剔除巴林銀行的名字。在闊別美國二十年後，皮博迪剛剛衣錦還鄉，就又返回英國，這場事故證實了他固有的悲觀看法。在他寫給侄女的信中說：「我離開你還不到3個月，來時國家繁榮，人民安樂，而今一切只是憂愁和苦惱。」(24)

  1857年的恐慌給摩根的兒子皮爾龐特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當時只有20歲，剛開始在華爾街的鄧肯-舍曼公司做學徒，不取任何報酬。該公司是皮博迪在紐約的代理商。在傑出的會計、合伙人查爾斯·達布尼的指導下，皮爾龐特學習對分類帳進行評估，並探索混亂的美國銀行體系的奧秘。自從安德魯·傑克遜在1832年關閉了第二家合眾國銀行以後，美國一直缺少一種統一的貨幣，每個州都有一套單獨的銀行體系。在很多地方，債務可以用外匯來償付。皮爾龐特對華爾街還不太熟悉。關於他父親即將違約的謠言使他感到焦慮，之後，在拜會賽勒斯·菲爾德時，從賽勒斯的辦公室里，他又聽到英格蘭銀行幫助解救的消息。後來他之所以能容忍擬議中的聯邦儲備體系，其原因通常被追溯到英格蘭銀行對他父親公司的解救。

  對摩根一家人，這次事件是一次大洗禮。受到強烈的震動後，老摩根變得更加謹慎多疑。他現在要求查看在美國的代理行的對帳單，即使這種做法會得罪他們。同時，他還嘮嘮叨叨沒完沒了地教育自己的兒子，強調做生意時穩健保守的必要性。1857年的恐慌成為許多次訓誡的內容。「你是在多事之秋開始商業生涯的，牢牢記住你現在目睹的這一切吧……沉著穩健應當成為每個年輕人的座右銘」(25)，他這樣寫信給自己的兒子。朱尼厄斯·摩根不屑於與人壓價競爭，而是採取羅斯柴爾德和巴林家族那種高高在上、任其自然的態度，他拒絕任何減讓利率的條款。「如若我們不能在這種基礎上保持帳戶，我們必須樂於讓別人壓價搶走我們的生意。」(26)

  災難又接踵而來。和法國的商業銀行及德國的全能銀行一樣，倫敦的許多商人銀行也在風險事業中投入股本資金，比如，皮博迪公司曾資助約翰·富蘭克林爵士尋找西北部通道的探險活動。不過，該公司最有遠見的賭注是在賽勒斯·菲爾德的跨大西洋電纜上投入10萬英鎊，越洋電纜將把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連接起來。1858年8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第一個使用有線電話和布坎南總統通話。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突然迸發出來，紐約市燃放焰火，欣喜若狂地慶祝，一直折騰了兩個星期。皮博迪眉飛色舞地寫信給菲爾德道：「你現在的心情肯定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一樣。」(27)可這話說得太早了。9月份，電纜斷裂，這使得公司的股票價格驟跌。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一起承擔了由此造成的損失。直到八年以後，全套的服務才恢復正常。

  儘管從名義上講，直至1864年皮博迪始終是公司的總管，但是事實上，朱尼厄斯·摩根從1859年起就控制整個皮博迪公司了。喬治·皮博迪的健康每況愈下，於是，在他二十一年的歐洲生活中，他第一次度假。美國內戰爆發後，摩根從事聯邦債券的買賣，這些債券的價格隨每一次戰事的結果而漲跌。聯邦軍隊在布爾河被擊敗後，債券價格銳跌；繼而，當聯邦軍隊在安蒂特姆灣阻止住南方聯邦的進軍時，債券又急速反彈。皮爾龐特通過新斯科舍發出電報，告知其父1863年7月維克斯伯格城陷落的消息，這及時幫助老摩根從美國證券的突然上漲中獲利。這種「趁火打劫」般的交易非但不被商人銀行家們視為殘忍或應受指責，反而成為他們傳奇故事中值得炫耀的一頁。正如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位成員所吹噓的：「當巴黎的街道上血流成河時，我該買進了。」(28)

  雖然摩根對北方佬深表同情，他卻沒能承擔起聯邦資金籌措的任務。南方的銀行把所有在北方的存款統統取走後，林肯想方設法尋找新的資金來源。隨著蘭開夏紡織廠與南部棉花種植園主合作的密切，倫敦金融城對同北部做任何大規模的交易都失去了熱心。為了支付戰爭欠款，總統向費城銀行家傑伊·庫克尋求幫助。庫克後來被稱為金融界的「P.T.巴納姆」[3]。庫克的代理人遍布全美，他們以大規模市場證券交易的方式銷售戰爭債券，這在美國是空前的。倫敦的買主中就有喬治·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可是在內戰這場重大的軍事衝突中，摩根財團因政治局勢而受掣肘。這場戰爭對華爾街的德籍猶太銀行家來說，則意味著滾滾的財源。他們從無數同情聯邦的德國人手中募集貸款。後來，摩根財團的政治衝動也和有利可圖的機會主義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

  美國內戰期間，喬治·皮博迪從鐵公雞搖身變成了聖誕老人。他曾是典型的冷酷無情的銀行家，是個一度只知囤積的人。正如一位同時代人士所說：「喬治叔叔（美國人給他的稱呼）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人之一，除了賺錢以外，他一無所長。」(29)可是這位鬱鬱寡歡的人突然揮霍起來。他晚年的善行和早期的貪婪一樣地沒有節制。當他發現自己依然難改吝嗇的習慣時，坦白承認道：「多少年來含辛茹苦歷盡艱難方積攢起這筆財富，要和這些錢分手不是件容易的事。」(30)而他現在這種補償性的狂捐濫贈耗去了他終生積攢的金錢，他以這種方式淨化自己作為美國人的良心。或許皮博迪年輕時為別人做得太多，而成年後又為自己做得太多，他無論做什麼事都很投入，並且再一次走向極端。

  早在1857年以前，他就開始資助巴爾的摩一所皮博迪學院（不同於後來捐助謹慎並且不留大名的摩根財團，皮博迪總想著在他所捐贈的任何圖書館、基金和博物館放上自己的名字）。1862年，他開始把15萬英鎊轉給一家信託基金，用於建造倫敦貧民的住宅工程。這些住宅區有煤氣燈和自來水，與維多利亞時期倫敦貧民的老式住宅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善。這些住宅至今仍遍布倫敦。他還立契轉讓了哈得遜灣公司的5000股大宗股票用來維持這些住宅區的經費運轉。因為這一革命性的慷慨行動，他成了第一個榮膺倫敦榮譽市民的美國人。在倫敦市長官邸舉行的一次宴請中，他宣稱：「我要說今天（的榮譽）是對我五十年商業生涯的謹慎和憂慮的回報。」(31)皮博迪的慷慨行為廣為人知，這使他很快地在每個月收到上千封求助信。

  在皮博迪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施捨的範圍達到驚人的程度：向耶魯大學捐贈了一個歷史博物館，向哈佛捐贈了一座考古學和人類文化學博物館，並為南部被解放的黑人設立了一項教育基金。他還拿出密西西比和佛羅里達拖欠的一筆100萬美元的債券，給了這項教育基金，希望這兩個州有一天能償還這筆拖欠款，以增加基金的數額。他死後又遺贈給住宅工程一筆錢，使這個項目的總捐款達到55萬英鎊。皮博迪個人福利了整個國家，讚美他的人在這個原先的小氣鬼身上看到了神聖的美德。維克多·雨果說：「這個世界上有充滿恨的人和充滿愛的人，皮博迪屬後者。正是在這種人的臉上，我們看到了上帝的笑容。」(32)格拉德斯通說皮博迪「教給人們如何用錢以及怎樣才不會做錢的奴隸」。(33)維多利亞女王曾想授予他一個男爵爵位或騎士地位，可皮博迪似乎對這些世俗的樂趣一無所知，謝絕了這番好意。於是女王從溫莎堡寫了一封簡訊，肉麻地稱讚皮博迪對倫敦貧民的王侯般的慷慨施與，隨信寄了一張自己的袖珍畫像，像上的女王戴著印度大金剛鑽石戒指，還佩有嘉德勳章裝飾。(34)

  在這個「羽化登仙」的過程中，皮博迪未曾給過朱尼厄斯·摩根任何贈與。1864年，10年協議期滿，皮博迪退出公司。按他把摩根吸引到倫敦時許下的諾言，這個低級合伙人獲得使用他的名字的權力，還可能得到他的資金。然而，皮博迪卻決定將他的名字和資金都一併撤出。或許是因為他新近獲得的聖名使他想把自己的名字從金融業中抹去，放到慈善事業的神龕中供奉起來。根據摩根子孫後來的敘述，對摩根來說，「他一生中最失望的事情是當時皮博迪拒絕讓他繼續使用老公司的名字。」(35)朱尼厄斯不情願地將公司重新命名為J.S.摩根公司（直到1910年摩根建富建立）。皮博迪還迫使摩根以苛刻的條件買下老邦德街22號的辦公室租借權。小J.P.摩根寫道：「我爺爺過去總說皮博迪先生在租借價格上對他過於苛刻。」(36)當然，朱尼厄斯·摩根得到了皮博迪分給他的巨額利潤，他在十年中掙了44.4萬英鎊還多。另外，他還繼承了這家在倫敦首屈一指的美國銀行。這樣，他對皮博迪的怨氣也平息了不少。

  皮博迪1869年逝世，終年74歲。英國政府為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挖好了墓穴，可他的臨終遺言「丹弗斯——別忘了丹弗斯」奪走了倫敦留葬其遺體的權利。威爾斯親王，即後來的愛德華七世，在倫敦交易所後面為皮博迪塑像揭幕。想想倫敦金融城的有限空間，這已是很罕見的榮譽。甚至在他死後，皮博迪還在調和英美關係上繼續出力。英國人剛建造了令人生畏的戰艦——君主號，僅它的體積就讓美國人驚恐萬狀。傳聞說，他們將把這艘船開到美國，要求各城市進貢。當時十分年輕的安德魯·卡內基向英國內閣發了封匿名電報：「君主號可能提供的第一項也是最好的服務是把皮博迪的遺體運回老家。」(37)不知是否因為這封電報的緣故，維多利亞女王將皮博迪的遺體放上這艘裝甲艦運到美國。船上臨時設立了令人傷感的殯儀館，高高的蠟燭在黑色的棺材上點燃。到了美國，這艘船受到了海軍上將法拉格特率領的中隊的迎接。皮爾龐特·摩根負責安排葬禮。他設想出威武壯觀的儀式：英美兩個國家的士兵在金融家的棺後攜手行進。

  在結束對皮博迪的描寫之前，我們不妨提一下1946年摩根財團內部有關他的書信往來。托馬斯·拉蒙特，J.P.摩根公司的董事長，向摩根建富公司的高級合伙人比斯特勳爵索要維多利亞女王感謝皮博迪資助倫敦貧民的信的影印件。臨死前兩年，拉蒙特處於一種懷舊的心態，但比斯特勳爵卻偏偏要讓輕信的人震驚一下，以此為樂。

  儘管眾所周知，皮博迪是個大慈善家，我總以為他是世上最小氣的人之一。不知您是否看到過他坐在倫敦交易所後面的椅子上的塑像。伯恩斯老先生有一次告訴我金融城為立雕塑募捐，人們幾乎沒什麼熱情，結果認捐的錢連做座椅都不夠，皮博迪只好自己付這筆錢。我剛來這裡時，辦公室主任是珀曼先生。我記得當他任職滿60年時，我和特迪（愛德華·格倫費爾）在索西宴請全體員工，之後帶他們去音樂廳。第二天上午九點鐘，珀曼老先生又坐在自己的辦公桌邊了。他和喬治皮博迪很熟，經常給傑克（摩根）講很多故事，表明皮博迪如何小氣……我總聽人說皮博迪退休時宣布把他的錢留在公司里，可馬上又改變了主意。我相信他留下了幾個私生子，而沒有為他們安排任何生活來源。」(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