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帖木兒用鐵籠囚禁巴耶塞特的狀況和說法（1402—1403 A.D.）

  帖木兒用鐵籠把巴耶塞特囚禁的故事，是長久以來經常被提到的活生生教訓，最近被現代作者當成杜撰的傳說，用來嘲笑一般人的輕信態度。[4911]他們把人們之所以會相信有這件事，歸因於謝里菲汀·阿里的《波斯史》記載的情節，使得我們對一個法文譯本感到好奇，於是我就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處理方式，收集並且簡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

  帖木兒聽到報告說，被俘的奧斯曼蘇丹已經到達御帳的進口，馬上很親地走到前面去迎接，安排他坐在自己的旁邊，針對他高貴的身份和不幸的遭遇，用遺憾的語氣表達不著痕跡的同情和責備。皇帝說道：

  偉大的真主！你自己犯了錯誤，現在才會接受命運的判決。躓踣的羅網是你自己所編織，荊棘的樹木也是你自己所栽植。我願意赦免，甚至願意幫助穆斯林的護衛勇士：你抗拒我的威脅，你藐視我的友誼，你逼得我帶著所向無敵的軍隊進入你的王國。要是你獲得勝利，我不是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我和我的部隊都會難逃滅亡的命運。但是我不屑於報復行為，你的生命和尊嚴都將獲得保障，我要用對敵人的仁慈表示對真主的感激。

  被俘的國王表現出悔恨的姿態，帶著屈辱的神色接受象徵地位的長袍，流著眼淚擁抱他的兒子穆薩，經過他的請求才從俘虜當中找出兒子來。奧斯曼君王住在一座金碧輝煌的帳幕里，衛兵只有在提高警戒時才免於尊敬的態度。等到他的妻妾從布爾薩來到以後，帖木兒將德斯庇娜王后和她的女兒歸還給她們的夫君和父親。塞爾維亞公主早先獲得允許可以信奉基督教，因此帖木兒很虔誠地提出要求，她應該接受先知的宗教不得延誤。巴耶塞特獲得邀請參加勝利的宴會，蒙古皇帝將一頂皇冠加在他的頭上，並且讓他手裡拿著一根權杖，提出莊嚴的保證要讓他給祖先的寶座帶來更大的光榮。蘇丹的早逝使這個承諾所要達成的效果完全落空，他雖然有極為高明的醫生仔細照料，但受到中風的打擊在阿克息爾過世，這個地方就是皮西底亞的安條克，時間是在他戰敗後大約9個月（公元1403年3月9日）。勝利者在他的葬禮上流出眼淚，遺體用盛大的行列運送到修築在布爾薩的陵寢，他的兒子穆薩收到黃金、珠寶、馬匹和武器等極為豐富的禮物，被授予紅色墨水批准的國書，允許他擁有安納托利亞王國。

  上面所提的這段對慷慨的征服者的描述，是從帖木兒自己的編年史中摘錄出來的，這部史書完成的時間是在他逝世19年以後，編者呈獻給他的兒子和孫兒。[4912]當事實還有數以千計的人能夠記得時，他那真正的行為被明顯的謊言所諷刺。提出證據的確很有分量，所有的波斯歷史學家全都接受，[4913]然而奉承之徒的卑鄙和無恥在東部更普遍。一大串證人都可以證實巴耶塞特受到嚴苛和羞辱的待遇，依一些人出現的時代和地點加以說明。

  

  其一，讀者或許沒有忘記法蘭西的守備部隊，在波西考特元帥離開以後留下來防衛君士坦丁堡。他們在那裡最早獲得主要敵手全軍覆沒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其中有些人士曾經跟隨希臘使臣前往帖木兒的營地。從他們帶回來的報告資料中，元帥的僕從和歷史學家非常肯定，巴耶塞特的監禁和死亡都是處在「困苦」的狀況下，何況相距的時間還不到7年。[4914]

  其二，15世紀以復興古典文化為己任的學者當中，義大利的波吉烏斯[4915]應該算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風格文雅的《對話錄》提到命運的變化無常和世事的枯榮興衰，[4916]是他50歲時的作品，正值帖木兒對土耳其人之役獲勝後第28年，他對征服者的讚譽不亞於古代極其赫顯的蠻族人士。波吉烏斯從幾名目擊證人口中，獲得蒙古皇帝功勳和紀律的第一手資料，沒有遺漏奧斯曼國君這個非常切合主題的案例。國君像一隻野獸一樣被斯基泰人關在鐵籠裡面，在亞洲被當成稀奇事物展示給民眾觀看。我可以引用兩本義大利的年代記，來加強在史料方面的權威性，或許可以舉出更早的日期，至少能夠證明有同樣的故事，不論內容的真假對錯，是在第一次改革浪潮發生的時代傳入歐洲。[4917]

  其三，在波吉烏斯享譽羅馬的時代，艾哈邁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馬士革寫出有關帖木兒的歷史著作，文字華麗優美但是內容惡意誹謗，他曾經到土耳其和韃靼地區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聯繫，要是他們都同意「鐵籠」這件事實，那麼這是正確性最突出的證據。艾哈邁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樣提到另外那些違反家庭和親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極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婦女和不貞，使得嫉妒的韃靼人懷恨在心。在勝利的宴會中，用女性侍飲者供應酒類，蘇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雜在奴隸之中，沒有戴面紗暴露在放縱無禮的眼光之下。據說為了避免爾後發生同樣的侮辱，他的繼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舉行合法的婚禮。布斯比奎斯是從維也納宮廷派往蘇萊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奧斯曼人不僅相信還證明此事屬實，至少在16世紀仍舊如此。

  其四，因為處於這樣語言不通的狀況之下，一位希臘人的證詞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來的影響更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們在較晚的時期享有盛名，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語氣也不是那樣肯定，但是更要注意喬治·法蘭扎，他是最後那些皇帝的寵臣，生在安卡拉會戰前一年。發生這件事以後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宮廷，這位歷史學家可能和一些資深的新軍人員談過話，他們曾經與蘇丹一起成為俘虜，說是看到他被關在鐵籠裡面。

  其五，不管怎麼說，最後的證據來自土耳其的編年史，萊克拉維斯、波科克和康特米爾都曾經參考和抄錄，他們都悲嘆俘虜受到鐵籠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歷史學家還是有點可信度，他們如果不揭露國王和國家受到的恥辱，就無法指責韃靼人。

  從這些對立的前提可以導出明確和合理的結論，謝里菲汀·阿里忠實敘述第一次見面那種誇張的談話，我感到滿意，認為沒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為成功而能夠表現出體諒別人的態度，裝出寬宏豪爽的氣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識時務的傲慢，使得帖木兒在不知不覺中產生疏離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敵人是安納托利亞的王侯，他們的抱怨不僅讓人覺得公正，也激起憤怒之心。帖木兒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牽引這位被俘的蘇丹，用盛大的凱旋行列進入撒馬爾罕。他發現有人圖謀要讓巴耶塞特找機會逃走，挖一條地道通到他的帳篷。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採取嚴厲的管制手段，在班師還朝的長途行軍過程中，載運他的大車裝上鐵製的囚籠，不能將之看成是惡意的侮辱，而是一種嚴密的預防措施。

  帖木兒讀到一些帶有傳奇性質的歷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輩的波斯國王，運用類似的方式處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羅馬的愷撒[4918]一樣，應該受到譴責，要為自己犯下的惡行贖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體的狀況已經無法去接受審判，雖然他的早逝並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這筆帳仍舊要算在帖木兒的頭上。帖木兒無須與死者作戰，對於一個從他的權力之下獲得解脫的戰俘，能夠賜予的東西也不過是眼淚和墳墓。如果說巴耶塞特的兒子穆薩獲得允許，統治已成廢墟的布爾薩，事實上征服者已經將安納托利亞幾個行省歸還給合法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