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基督教神職制度的內容和原則（312—438 A.D.）

  正統基督教會共有1800名握有宗教及合法審判權的主教，[1417]其中1000人在帝國的希臘省區，800人在各拉丁省區。教區管轄的範圍和邊界的設立，是基於最早傳教士的熱情和成就、群眾的意願和福音書的傳播程度，在不同的狀況下偶然形成。主教教堂一個接一個排列在尼羅河兩岸、阿非利加海岸以及前執政官管轄下的亞細亞地區，直至南部義大利各省。高盧、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轄著極大一片土地，還委派一些農村副主教在下級教區行使職權。一個基督教教區大到涵蓋一個行省，也可能小到僅限於一個村莊，但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尊嚴的地位，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賦予相同的職責和權力。當君士坦丁推行軍政分離政策時，一種新的永久性的，始終受人尊敬的，但又十分危險的神職官員制度在教會和國家內產生了。關於神職制度的內涵和特性，可以擇要按下面幾方面簡單說明：一、公開的選舉；二、教士的任職；三、財產；四、民事審判權；五、教會的譴責；六、公開演說的訓練；七、宗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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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公開的選舉。基督教會合法地位建立後，選舉的自由權利還依然存在。原來在共和國時，他們可選出必須服從的行政官員，但如今羅馬臣民只有在教會中，才能享受失去的權利。只要有主教逝世，大主教教區立即發布命令，委任某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職權，並限期進行選舉。下級教士有選舉權，最有資格評定候選人的優劣；城市的議員和貴族，地位很高或財富出眾者也有選舉權；選舉大權最後還掌握在全體教徒手裡，他們在選舉日，成群結隊地從教區最遙遠的角落趕來，有時候會發出喧鬧的呼喊，完全壓倒理智和法紀的聲音。他們的歡呼聲有時正好落在最合格的候選人頭上，選出年長的長老或聖潔的僧侶，或者以虔誠和狂熱著稱的世俗教徒。然而，大家全力求取主教職位，特別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主要是把它當作一種世俗的高官，並不在乎宗教界的地位。講究利害關係，激起私恨怨恨，運用欺騙伎倆，賄選腐化墮落，以及流血暴力活動，過去曾敗壞希臘和羅馬共和國的選舉自由，現在使聖徒繼承人的遴選受到影響。有位候選人大談自己家族的榮譽，另外一位用豐盛的佳肴籠絡選民，還有第三個比起其他的競爭對手更是不擇手段，公然提出賄選的做法，凡是幫助他實現下流無恥願望的人員，將可以分攤一份從教會貪污的財產。[1418]

  民政和教會法令把普通群眾排斥在莊嚴的重要事項外，古代宗教法規明定擔任主教資格的年齡、地位等有關限制，使候選人不致過分浮濫。行省所有主教在空出職位的教堂舉行會議，任命人民選出的候選人，他們所具有的權威多少可控制住選民的情緒，糾正選民的錯誤。這些主教有權拒絕任命不合格的人選，不同派別激烈爭鬥時，有時可能由於他們的公正調解而得到解決。教士和教區人民不論是順從還是反抗，在許多情況下都會形成各種不同的先例，最後逐漸成為正式的法令和各行省的習俗。[1419]但有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宗教原則，那就是沒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不得派遣主教到一個正統教派教堂。皇帝身為羅馬或君士坦丁的第一公民，也是公眾和平的捍衛者，可有效地公開宣告自己希望的大主教人選，但這些專制君王都尊重教會的選舉自由，因為在重新分配國家和軍隊的職位時，他只容許1800個終身任職的宗教官員，通過人民的自由選舉接受他們的服務。這些不能被免職的宗教官員，自己也絕不會擅自拋棄光榮的職位，這自然吻合一般法律的原則。明智的宗教會議想使每個主教都有固定的處所，不得隨意調動，但是收到的成效不大。西部的紀律不像東部那樣鬆弛，但是信仰熱情使得規定成為需要，也就同樣收效甚微。憤怒的主教彼此嚴厲指責的對立情緒，只不過暴露出共同的罪孽，以及他們的行為全都讓人詬病。

  其二，教士的任職。主教具有精神世界承前啟後的功能，這種極為重要的特權就某種程度而言，是一種美德，一種義務，一種必須肩負的責任，對於痛苦的獨身生活[1420]更是一種補償。古代宗教專設非常獨特的祭司階層，奉獻一個神聖的種族，一個部落或一個家族，用來永遠侍候神明，這種制度的建立只是為了擁有而不是為了征服。這些祭司的子女非常驕傲而且獲得保證，可以接受神聖的遺傳。但是家庭生活的煩惱、歡樂和關懷，又會逐漸消除熾烈的信仰熱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候選人，渴望進入未來的天堂，或是得到現世的職位，基督教聖殿的大門都為他們敞開。教士的職務與軍人及行政官員沒有不同，具有天生的性格能力熱心於宗教職務，被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認為他的品行和盡心做事的態度，可以維護教會的榮譽和利益。主教[1421]（法律制止濫用權力之前）根據職權可以強制心懷不軌的野心分子保護受苦受難的平民大眾，奉行按手禮授予世俗社會裡最珍貴的特權。整個正統教會教士的人數比羅馬軍團的士兵更多，皇帝卻豁免他們應盡的公私勞役、市政職務、個人賦稅和奉獻樂捐，這些對一般公民來說可是難以忍受的沉重負擔；教士擔任的聖職卻可以抵消對帝國應盡的全部義務。[1422]每位主教對委派牧師擁有絕對不可干預的支配權，也獲得受委派教士永遠的服從，因而每個主座教堂的教士連同下屬的教區，各自形成永久性的正常社會。君士坦丁堡[1423]和迦太基的大教堂維持一個擁有500名聖職人員的特殊機構。那個時代迷信的風氣盛行，把猶太教會堂和異教廟宇的各種盛大儀式都引入了基督教會，使得各種職位[1424]和人數都在不知不覺中迅速增加。成群結隊的各級教士，像是執事、副執事、輔祭、祓魔師、讀經師、唱詩班以及門房，都在各自的職位上為盛大的禮拜儀式增添氣派的場面。教士的稱呼和特權還被廣泛授予許多熱心支持教會統治權的虔誠教友。曾經有600名遊方教士在亞歷山大里亞的病榻邊為病人祈禱，1100名掘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結隊來自尼羅河畔的僧侶，像一層烏雲遮住整個基督教世界。

  其三，財產。教會在《米蘭詔書》頒布（313 A.D.）後的收入和安寧都獲得保障[1425]，基督徒不僅重新收回被戴克里先迫害政策所奪去的土地和房屋，對過去在行政官員默許下占有的財產也從此擁有了真正的主權。等基督教成為皇帝和帝國的宗教後，全國教士馬上有權公開要求得到相當數量的生活費用。對一般人民而言，每年徵收一定數量的稅款，比起擺脫迷信活動所要求的奉獻，必須忍受更加沉重的負擔。但隨著基督教的日趨茁壯，要求和開支也逐漸增大，教會階層必須靠信徒供奉，才能維持並且富裕起來。在《米蘭詔書》頒布八年之後（321 A.D.），君士坦丁公開容許臣民可自由將財產遺留給基督教會。教徒在生前要過奢侈的生活，或是因貪心而難免對奉獻有所保留，等到臨死時，對宗教的慷慨行為如潮水一樣奔騰出來。有錢的基督徒學習君王的榜樣。一位雖然富可敵國，但並沒有世襲遺產的專制君王，有可能不論如何行善也獲得不了善果。

  君士坦丁未免過於聽信閒言，以為犧牲全民勤勞所得利益，來養活不事生產的教士，把全國的財富全分給教會，就可邀得上天恩寵。帶著馬克森提烏斯的頭顱，前往阿非利加示眾的使臣，受皇帝之囑帶給迦太基主教凱基利安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該省的金庫把一筆3000袋或1.8萬磅白銀的巨款支付給他本人，還將進一步指示他設法解決阿非利加、努米底亞和茅利塔尼亞各地教會的困難。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隨著宗教熱情和罪惡行為一同迅速增長。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當數量的糧食充實教會慈善事業的基金，不論男女只要甘願過著僧侶生活，都將受到君王的特殊寵愛。

  位於安條克、亞歷山大里亞、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出一位衰老的皇帝想要與完美的古代建樹一比高下，卻顯露出來只圖誇耀的宗教熱忱。[1426]這些宗教建築的形式多為簡潔的長方形，有的向兩邊擴張形成圓頂，還有伸出兩臂成為十字架形的建築。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尼烏斯的雪松，屋頂上鋪著鍍金的銅瓦，牆壁、柱子、地面等都用色彩斑斕的大理石鑲面。裝飾聖壇用的是大量珍貴的金銀、珠寶、綢緞。這些格局宏偉的聖殿可以靠著地產收入，當作最穩定的財務基礎。從君士坦丁在位到查士丁尼統治的兩個世紀裡，帝國1800座教堂不斷得到君王和人民不容他人染指的財產，日益變得更為富有。合理分配給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鎊，這樣可以使他們與富人、窮人之間都保持相等的距離。[1427]但隨著他們所管轄城市的升級和繁榮，他們的財產無形中提高很多。一份雖然不完整但真實可信的租稅清單[1428]，詳細列舉了分屬於義大利、阿非利加和東部行省三座羅馬大教堂——聖彼得、聖保羅和聖約翰·拉特蘭大教堂的房產、作坊、果園和農莊的收益。這幾座教堂除了留作專用的油、亞麻、紙張、香料等租稅外，每年還生產2.2萬金幣或1.2萬英鎊的稅金。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時代，主教早已無法獲得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各教區教會的收入總共分為四部分，一份主教自己支配，其餘三份分配給下級教士、救濟窮人以及用於公眾禮拜費用。為避免這項神聖的委託發生舞弊，經常進行嚴格的查核。[1429]教會的財產仍然要按規定向國家納各種稅款。羅馬、亞歷山大里亞、帖撒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並獲得減免部分捐稅；但是里米尼宗教大會提出全部豁免的要求，由於時機尚未成熟，遭到君士坦丁兒輩的堅拒。

  其四，民事審判權。拉丁地區的教士感激君士坦丁賜給他們的禮物，接受獨立的司法權力，在民法及公共法規的廢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1430]實際上這是時機恰好以及教士的勤奮所產生的結果。不過有些基督教皇帝慷慨賜予教士一些司法特權，使他們不僅保住並且進一步提高聖職人員的地位。[1431]

  （1）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只有主教享有珍貴無比的特權，那就是只能由同樣身為主教的同僚對他進行審判。即使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有同教弟兄組成的宗教會議能夠判定他是否有罪。這樣的法庭除非因為個人仇恨關係，或是宗教思想不能兼容而激起的憤怒，一般對犯罪的教士總是儘量寬容，甚至公然偏袒。然而，君士坦丁卻對此十分滿意，他認為公開的醜聞比暗中讓當事人逍遙法外更為有害。他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中公開宣稱，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姦，他將脫下御袍，好遮蓋那位宗教的罪犯，這番話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啟發。

  （2）主教的教內審判權對教會階層來說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限制，因為他們的民事糾紛已不在世俗法規的審理範圍之內。教士的輕微過失，不會因公開審判或處分使教會喪失顏面。年幼的孩子從他們的父母或教師那裡得到溫和的指責，在這裡也只不過受到主教較為嚴厲的訓斥。但是，如果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較嚴重，僅是撤銷神聖而且待遇優厚的職務，已不足以抵償所犯的罪行，那麼羅馬的行政官員可以揮出正義之劍，不再考慮宗教豁免權的問題。

  （3）主教的仲裁權獲得正式合法批准，法官據以運用的宗教法規，因各方都表示同意而被視為有效，裁定以後不容上訴，也不得推延執行。行政官員以及整個帝國臣民紛紛加入基督教的情景，逐漸消除基督徒原有的恐懼和疑慮。但他們遇事仍求助於主教法庭，因為他們信賴主教法庭的能力和正直，聖奧斯丁語帶滿意地抱怨說著，宗教永遠為招人怨恨的俗事干擾，不斷裁定誰該得到多少金銀、土地和牛羊。

  （4）古老相傳的對罪犯的庇護權也轉移到基督教，慷慨而虔誠的狄奧多西二世將庇護權擴大到聖地的鄰近地區。[1432]逃亡者甚至是罪犯，都可前來懇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義或給予寬恕。這樣一來，專制主義的粗暴行為由於教會的干預獲得緩和，最有地位的臣民在主教的斡旋和求情之下，生命或財產可能得以保全。

  其五，教會的譴責。主教永遠是考核教民品德的監察官，有關贖罪的戒律也全都納入整套宗教法規體系之中，[1433]它精確規定私下或公開懺悔的責任、取證、定罪以及量刑的原則。教皇如果在懲罰凡人隱匿而未彰顯的罪行時，卻對行政官員明顯的惡行和深具破壞性的罪過仿佛視而不見，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精神的監察權。如果想對官員的行為依法審理，卻又非有政權機構的管轄權不可。某些宗教意識、忠誠思想或恐懼心理，能夠保護皇帝的聖職人員，使他們不致受到信仰狂熱或私仇憤恨的傷害。主教卻大膽譴責沒有穿上紫袍的暴虐之臣，將他們逐出教會。聖阿塔納修斯就曾將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會，他所宣布有關火和水的禁令，也被莊嚴送交卡帕多細亞教會。[1434]

  狄奧多西二世在位時期，赫拉克勒斯的一個後代子孫[1435]，口才出眾、彬彬有禮的辛尼修斯，在昔蘭尼古城遺址附近接替托勒密的職位。這位頗有哲學修養的主教，儘管並不願意擔當這一角色，卻仍處處表現出應有的威儀。[1436]他懲治人稱利比亞惡魔的安德洛尼庫斯省長，此人占據可以牟利的職位，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採取一套搜刮民財和施展酷刑的新辦法，更因為褻瀆神明而加重了壓榨百姓的罪行。辛尼修斯一開始選擇使用溫和的宗教方式，但等到光靠勸誡無法挽救行政官員傲慢墮落的靈魂時，只有用宗教法庭的權威進行最後裁判，[1437]結果使安德洛尼庫斯、他的同夥以及家族，全都遭到人類和上天的唾棄。

  那些比法拉里斯或西拿基立[1438]更為殘酷，比戰爭、瘟疫或蝗災破壞性更大而又不肯悔改的罪人，將被剝奪作為基督徒和參加宗教活動的權利，也就失去了進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誡數量眾多的教士、行政官員和人民，要與耶穌的敵人斷絕來往，不容這些人進入自己的家門，不和這些罪人共餐，也不能與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讓他們參加莊重的葬禮。托勒密教會的名聲並不響亮，所作所為引人反感，卻向全世界的姊妹教會發出了這份聲明。那些拒絕遵守這項教令的俗人，將被視為與安德洛尼庫斯及其邪惡的追隨者同罪，要受到同樣的懲罰。這一可怕的宗教法規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強加於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萬分的庭長只得向教會乞求寬恕，也使得這位赫拉克勒斯的後代子孫，可以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平身，這種樂事倒是不容易獲得。諸如此類教規和事例，一直都在無聲無息的狀況下，為長期騎在帝王頭上的羅馬教皇鋪平勝利的道路。

  其六，公開演說的訓練。每一個得民心的政府，都經歷過群眾粗俗不堪和無的放矢的叫囂和吶喊。這種肆意的攻訐隨著衝動的情緒，很容易傳播開來。冷漠的性格受到刺激，強大的理由也被推翻，凡聽到的人在內心引起共鳴的同時，也受到周圍廣大群眾的影響。公民自由權利受到徹底破壞，使得雅典的政治煽動家和羅馬的護民官全都沉默下來。布道的風氣是基督徒獻身宗教相當重要的表現，但在古代的廟宇里卻付之闕如。直到帝國各地的講壇擠滿神聖的宣講人，他們能享有異教前輩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權，從這時起帝王再也不會聽到群眾演說家的刺耳聲。[1439]護民官所提出的理論和雄辯，馬上就會出現許多熟練而堅定的反對者，同樣在後面跟著很多搖旗吶喊的人，爭著出頭加以反駁。在這種情況下，真理和良知的目標往往從敵對情緒的鬥爭中獲得意外的支持。不論是主教還是受到主教慎重委以布道特權的長老，知道順從的聽眾被各種繁雜的宗教儀式擺布得非常聽話，布道者絲毫不用擔心自己的講辭會有被打斷或受到質疑的危險。

  基督教教會對上級的指示會嚴格服從，只要羅馬或亞歷山大里亞大主教用居於高位的手定好音調，[1440]義大利或埃及數百個講壇，立即會響起完全相同的和聲。這種制度的設計值得讚許，但是效果並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會職責，他們稱頌的完美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對個人而言只會帶來極端的痛苦，對人類根本沒有一點益處。他們對慈善事業的規勸，透露出他們暗中希望為了賑濟窮人，最好讓教士來管理信徒的財產。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屬性和法則，為形上學的詭辯、俗氣的儀式和虛構的神跡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玷污，他們用最大的熱情所鼓吹的主題，不外是憎恨教會的反對者，發揚宗教美德，服從教堂的神職人員。當公眾的和平因異端邪說和分裂活動而受到干擾時，神聖的布道者便吹響了引起不和、甚至煽動叛亂的號角。這時會眾的頭腦會被神秘的論調所擾亂，挑逗性的言辭更激起狂熱情緒，於是他們從安條克或亞歷山大里亞的基督教堂里衝殺出來，準備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讓別人去為教會犧牲。這種在風格和語言方面的墮落，在拉丁地區主教的激烈演說中隨處可見。但是格里高利和克利索斯托的文章，卻常常拿來和雅典最輝煌的典範相比，不管怎麼說至少比亞洲的狀況要好得多。[1441]

  其七，宗教會議。基督教共和國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會，宗教會議向羅馬世界120個行省傳送基督教的教會教規和立法精神。[1442]依據法律規定，授權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轄行省的副主教舉行會議，用以改進與會人員的行為，重申神職人員的權利、表達在座人員的忠誠。如果教士和人民選出填補紅衣主教團空缺的候選人，就對他們的績效進行審查。羅馬、亞歷山大里亞、安條克、迦太基以及後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審判權，可以召集所屬的主教舉行多種會議。但是最關緊要的宗教大會卻只有皇帝本人有權決定。每當教會中出現緊急情況需要採取此類重大步驟時，他會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發出強制性召喚令，同時附有可以使用驛馬並支付足夠旅費津貼的證書。在君士坦丁統治的早期（314 A.D.），那時他還是基督教的保護人而非教徒，他便把有關阿非利加問題的爭論交給阿爾勒會議去處理。來自約克、特里爾、米蘭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著本鄉本土的語言，在會議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樣，討論拉丁地區或西部教會與大家利害相關的問題。[1443]

  11年之後（325 A.D.），在比提尼亞的尼西亞召開的陣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宗教大會，能夠通過與會人員最後的裁定，徹底解決在埃及出現的有關三位一體的問題，事實上這種爭論非常微妙。380名主教聽從寬容君王的召喚全部到場，與會人員包括各個階層、教派和稱號的教士總共是2048人。希臘的教士都親自前來，拉丁地區的教士在獲得同意後，由羅馬教皇派出的代表團擔任。皇帝經常御駕親臨為期兩個月的大會，讓侍衛等在門外，自己（在得到會議的同意之後）坐在大廳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聽別人發言，講話非常謙虛。如果他的話對辯論產生了影響，他總是很謙恭地聲明，他是使徒繼承人的行政首長，絕不是審判官，何況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為地上的僧侶。一位專制君王對無拳無勇的臣民集會，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態度，唯一先例就只有採用奧古斯都政策的羅馬帝王，一度對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就在短短50年中，一位精於哲理的旁觀者，看到世間風雲變幻，不免想到羅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亞會議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會之父都同樣日趨墮落，在品德方面全都無法和原來的創始人相比。但是，由於基督教的主教深深紮根在公眾輿論之中，比較能夠用合理的傲氣維持自己的尊嚴，有時甚至還能用英武的氣概反對君王的意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發展，曾使宗教會議喪失威信的軟弱無能、意氣用事和愚昧無知，都已被世人逐漸淡忘。整個基督教世界全無例外，完全聽命大公會議永遠正確的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