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經濟面臨的風險與趨勢

  困擾日本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財政如何重建，而其根源正是老齡少子化問題，這既是日本潛在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的主因，也是今後發展的最大風險。2015年日本主權債務餘額與GDP之比已高達231%，位列發達國家之首，其淨債務GDP比也達126%。[1]為了克服嚴峻的財政困境，2012年日本政界曾打破朝野局限，達成消費增稅的共識。但事實表明，消費增稅嚴重打擊了消費，致使2014年的經濟增長轉為負值。而且，日趨嚴重的老齡少子化趨勢，對以消費增稅實現財政重建的計劃形成嚴峻考驗：因為即便今後日本經濟每年名義增長3%、消費稅10%，稅收也趕不上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二者缺口仍在10萬億日元。因此，必須在社會保障領域實施徹底改革，如調整養老金支付方式與額度等，若繼續傳統的寅吃卯糧方式，日本政府的財政重建夢終將破碎。

  其次，結構失衡問題也是威脅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以通貨再脹為理論基礎的「安倍經濟學」的改革藥方，顯然與長期通縮的日本經濟是「對症」的。但，本應是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的改革框架，卻表現出了「央行獨舞」的顯著特徵。三年多來，「安倍經濟學」改革成果主要依靠日本銀行的QQE，通過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帶來日元貶值和股價上漲。但這種「金融獨行」勢必將遭遇政策效果的天花板，今年1月，黑田被迫亮出「負利率」政策措施就是明證。安倍一直高調宣稱「經濟增長是本屆內的閣核心任務」，但事實上，經濟增長更是其維持內閣支持率的有效工具。他並未踐行「要做強大鑽頭，衝破既得利益的堅硬磐石」的諾言，在醫療、農業以及社保改革等規制較多的領域，仍未見大刀闊斧式的改革。不僅如此，有限的政府預算甚至被用於政治拉票，如2015年補充預算案中特別設定3300億日元低收入老人補助金，這顯然是針對2016年夏季選舉的「選票預算」。如今，日本版QQE的負面作用開始發酵，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債等金融產品的功能正在喪失，二是「雙寬鬆」面臨「出口」難題，三是財政危機風險不斷加大。

  再次，改革後續政策如何「落地」也是問題。僅就安倍內閣新近推出的「新三支箭」而言，這種劍指育兒與護理，顯然在大方向仍是正確的，因為少子老齡化正是日本經濟的「病灶」所在。但是，靚麗的目標卻面對著極其嚴峻的現實。以「2020年實現名義GDP達到600萬億日元」為例，這需要今後年均超過3%的經濟增長速度，但這卻是過去20年一直沒有實現的目標。在如「綜合出生率要達到1.8」的目標，事實上到2014年為止的40年中，日本新生兒數量幾乎減少了一半，而且，當前1.4的出生率已經維持了20年之久。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這將是「安倍經濟學」後續政策的嚴峻考驗。

  再次，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更是「安倍經濟學」必須克服的難題。自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才解決了三大過剩現象——債務過剩、設備過剩和僱傭過剩。但同一時期興起的經濟全球化浪潮與IT革命，卻令日本企業逐步喪失了國際競爭力。加之日本企業一度執迷於自我技術優勢，步入了「孤島化」誤區，其產品與技術一度出現嚴重與國際標準脫鉤的現象，導致日本全要素生產率（TFP）落後於美、德、英、法等國。另外，老齡少子化問題日趨凸顯，代表經濟實力的日本潛在經濟增長率逐步降到0%的水平。今後，日本必須實施規制緩和、稅制改革等結構改革，實現更有效的資源配置，進而提高生產效率，推進技術創新，從而實現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提高，這是日本擺脫通縮的最佳途徑。另外，還需要大幅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推動嚴重滯後的對內直接投資，促使日本企業擴大國內設備投資，避免產業空洞化。

  最後，外部風險也是日本經濟必須面對的。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擺脫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本更是如此。表面上看，日本的出口占GDP比重在G7中倒數第二，似乎並不十分依賴海外。但從外需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度來看，日本則位居第一，高達26%，甚至遠遠領先於第二位德國的19%（1995—2009年數據）。[2]究其原因：其一，日本資源短缺，幾乎所有生產資料都依賴進口，儘管其金額不高；其二，日本是對外投資大國，2015年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特別是以製造業投資為特徵，日企普遍採取的「地產地銷」與「全球布局」戰略也把日本經濟與世界緊緊綁在一起，如2014年日本企業的海外盈利高達6.5萬億日元。[3]另外，海外投資者動向也成為影響日本經濟的重要力量。據統計，2012—2015年，海外投資者淨買入了18.5萬億日元的股票，這相當於東京股票交易的70%[4]，如全球最大政府基金挪威政府養老基金2015年底所持有的日本股票已達5.95萬億日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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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價波動、經濟危機甚至是一場政治波動，全球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恐怕都會影響到日本經濟。以石油價格為例，本來原油下跌對於能源全部進口的日本而言是個利好消息，但當原油跌破30美元之後，竟然拖累了日本股市，只是日本股價下降，其原因是沙特、科威特等產油國的政府基金持有大量的日企股票，而本國財政惡化正在迫使其「出貨」。同樣，最近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減速也威脅著日本經濟，所以，以鄰為壑的措施是日本經濟政策的大忌。

  （本章內容刊載在《日本學刊》2016年第3期《「安倍經濟學」與日本經濟結構轉型》）

  注釋

  [1]財務省.『日本の財政関係資料』2016年2月，p8.

  [2]星岳雄.『何が日本の経済成長を止めたのか?』，総合研究所（NIRA）2011年1月，p9.

  [3]日經中文網《日本海外子公司2014年盈利6.5萬億日元》，2015年5月6日 :。

  [4]華爾街見聞《逃離日本！460億美元資金大撤退》2016年4月11日 :。

  [5]日本経済新聞.『ノルウェー政府系ファンド日本株保有6兆円に迫る』201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