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論近代中國官民日本考察的歷史意義——評熊達雲著《近代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

  一、前言：中日近代化的不同之路

  19世紀中葉以後，面對西方列強的衝擊，東亞各國被迫開國，瀕臨空前的民族危機。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積極吸收西方各國的文化制度，迅速實現了近代化。而中國苦於內憂外患，未能趕上這波浪潮，近代化的道路迂迴曲折。對於二者近代化道路的不同，之前的研究者們已從各個角度予以深入探討。其中無法忽視的要素之一，則是明治政府與清政府對外認識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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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四年十一月十日（公曆1871年12月12日），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便向歐美派遣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等為副使的高規格政府代表團，史稱「岩倉使節團」[73]。該代表團共計107人，包括46名使節團員和18名大使及副使的隨從，43名華族、士族、書生等留學生。在第一站美國，使節團就因在修改條約方面不斷碰壁，不得已改變原定計劃，改為親眼見識歐美發達國家的制度和文化，吸取其長處，致力於日本的近代化。使節團一行歷經約一年十個月，遍訪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羅斯、丹麥、瑞典、義大利、澳大利亞、瑞士等十二個國家，近乎貪婪地考察了政治、產業、經濟、文化等各種設施。回國後，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岩倉使節團首腦，掌握了明治政府的主導權，他們立足於歐美資產階級國家原理和十九世紀後半期國家政治實際情況，力圖構建獨自的近代天皇制國家。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岩倉使節團的歐美考察為之後明治政府的前進道路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因鴉片戰爭而被迫開國的清廷卻依然固守著傳統的中華思想，並不關心與外國的交流。1906年，經過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清廷開始重視外國考察，並向日本和歐美派出堪稱中國版的「岩倉使節團」——五大臣考察團，認真探討立憲政治的可能性。這次向海外派遣政府高官考察團是在清政府滅亡五年前，比日本足足晚了三十多年。當時同被歐美列強強制開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早一步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在甲午戰爭中打敗老牌帝國中國，日俄戰爭中又戰勝俄國，對中國來說日本成為學習的範本，很多中國人都來到日本考察或留學。從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到1911年清朝滅亡，中國人到日本考察和留學的熱潮持續了十多年，從政治到經濟，軍事到教育各個方面，給中國的近代化帶來了巨大影響，甚至被稱為「日本式的中國」（A Japanese China）或「中國的日本化」（La Japanization de chine）[74]。

  迄今為止，對清末考察熱和留學熱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對留學生的研究中，也湧現出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75]，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76]，嚴安生的《日本留學精神史——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軌跡》[77]等一系列優秀著作。與此相對，在對大規模的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的研究方面，尚未出現統觀全局的系統性研究。由此可言，熊達雲博士的《近代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堪稱填補該領域空白的先驅性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