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與遠東共和國交涉
2024-10-13 10:40:50
作者： 吳廷璆
1920年11月新的遠東共和國成立後，對日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一方面使日本儘快撤兵，另一方面使其儘快承認蘇維埃政府。在其政策實施上，遠東共和國除多次向日本方面提出就和平、通商、撤軍等內容舉行談判外，主要利用各種條約的締結，表明自己與蘇維埃俄國政府的關係，同時也設法利用日美兩國在此問題上的矛盾，迫使日本接受自己的主張。
1920年12月15日，遠東共和國政府與蘇維埃俄國政府簽訂條約，規定遠東共和國把堪察加半島讓渡給蘇維埃俄國。不久，蘇維埃俄國政府又與美國商人威達利普簽訂合同，蘇維埃俄國政府授予威達利普具有開發堪察加半島的經濟權利。1921年3月，遠東共和國政府與美國石油企業家希庫雷阿簽訂合同，遠東共和國政府授予希庫雷阿具有庫頁島北部的石油開採權。
蘇俄方面的這些措施，第一，利用在此獲得經濟權益的美國商人、企業家，以美國力量阻止日本對此抱有的侵占野心。第二，給日本對俄政策指明一條發展道路，即仿效美國，和平開展兩國間正常經濟貿易。第三，遠東共和國政府把堪察加半島公開地劃歸蘇維埃俄國，這樣就使在北太平洋海域具有巨大漁業利益的日本，為了解決漁業問題，不得不考慮直接與蘇維埃俄國政府談判。
1922年2月17日，遠東共和國政府與蘇維埃俄國政府簽訂了《經濟同盟條約》，其規定遠東共和國與外國締結的一切經濟及關稅協定，事先必須得到蘇維埃俄國政府的同意。這顯然是進一步表明，遠東共和國對蘇維埃俄國政府的從屬關係。
針對日本干涉軍賴著不走，遠東共和國政府與蘇維埃俄國政府利用各種形式，向全世界人民廣泛宣傳日本侵略的罪行，喚起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此時的日本國內，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時的經濟繁榮局面已經消失，日本經濟連年惡化，物價上漲，失業人數增加，加大了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不斷出現的同時，日本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左派人士的政治活動呈現活躍化，民眾普選運動出現高潮。日本人民反對出兵蘇俄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為了擺脫一戰後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日本工商企業界強烈要求開拓海外市場，特別是要求政府儘快與遠東共和國政府簽訂經濟貿易協定，以避免美國方面獨占這一具有廣泛發展前途的海外市場。
此時在西方社會，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僅放棄了對蘇俄的武裝干涉，而且還解除了經濟封鎖，正在努力恢復雙方經濟貿易關係。1921年3月16日，英國與蘇俄政府簽訂經濟貿易協定。5月6日，德國又與蘇俄政府簽訂經濟貿易協定。在1921年內，共有14個資本主義國家與蘇俄政府簽訂經濟貿易協定。另外，1921年7月10日，美國總統哈定向日本發出邀請，要求日本參加即將在華盛頓召開的旨在討論限制軍備和太平洋及遠東事務的國際會議。日本為了避免在華盛頓會議上討論其出兵蘇俄領土問題，防止其形成國際化，不得不趕在此會議召開前，自己獨立與遠東共和國交涉，使美國方面插手機會落空。1921年7月，日本政府決定與遠東共和國方面舉行談判。
1921年7月，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市，遠東共和國代表、遠東共和國外交部參事官蘇莫夫與日本代表、島田滋副領事，就即將舉行的正式談判舉行預備會議，雙方決定正式談判的地點為中國東北的大連市，時間為1921年8月26日。
大連會議如期舉行，日本方面代表為駐海參崴派遣軍司令部軍政部部長松島肇，遠東共和國方面的代表為遠東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尤林，9月1日後遠東共和國政府總理彼得羅夫代替尤林參加談判，使大連會議進入實質性談判階段。
彼得羅夫首先提出，第一，就兩國希望改善雙方關係的事實，發表一個聯合宣言，讓全世界各國都知道。第二，希望邀請蘇維埃俄國政府派代表出席本次會議。對此日本方面表示堅決反對。
9月6日，遠東共和國方面首先提出自己的協約草案。9月26日，日本方面也提出自己的協約草案。日本方面的草案，除一般通商問題外，主要為：保證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證日本不受來自蘇俄方面的威脅；廢棄對外國人的各種生產上的嚴格限制；至少對於日本人不實現共產主義制度，並禁止共產主義內容的宣傳；撤除沙俄時期修建具有威脅性的軍事設施；西伯利亞地區產業，對外國人實現門戶開放主義。[9]
大連會議在華盛頓會議舉行期間（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暫時休會，此後繼續舉行。針對日本方面提出協約草案，遠東共和國方面給予回答：在工商業上拒絕給予與俄國人同等待遇；在法律上給予日本人開採礦山、森林等方面的權利；反對強迫遠東共和國維持非共產主義制度；關於日本人的私有財產權依照國際慣例執行。關於軍事方面，日本提出要在蘇俄遠東共和國的重要城市擁有駐軍權，以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對此遠東共和國方面表示堅決反對。關於遠東共和國方面提出日本儘快撤出干涉軍問題，日本方面提出遠東共和國方面應該首先就「廟街事件」表示負有全部責任，應該公開承認錯誤，並且要給予賠款，然後雙方再談撤軍問題。可以看出，大連會議上，日本提出了許多使遠東共和國無法接受的要求，在雙方針鋒相對之下，1922年4月16日，大連會議宣布破裂。
大連會議的結果，也正如遠東共和國政府總理彼得羅夫在回國後，所作的一次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在大連會議上，日本方面是以簽訂通商協議為主要目標，而遠東共和國方面則以簽訂撤軍協議為主要目標，所以雙方目標從開始就截然不同。」[10]
大連會議破裂後，日本政府遭到國內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日本工商業界強烈要求與遠東共和國方面簽訂通商協定。另外，日本軍隊長期賴在蘇維埃俄國領土上，也使政府的財政支出出現困難。據日本方面公布，四年多的出兵蘇維埃俄國領土，共計造成軍隊死亡1475人、傷10000餘人、病死600餘人，財政支出高達7億日元左右。[11]
基於上述各種原因，1922年6月24日，日本政府宣布：10月底前從濱海州撤出軍隊，完成在俄國大陸上撤軍。與此同時，適當縮小在庫頁島北部的占領範圍，以期等待廟街事件的解決。
1922年6—7月，雙方為再度舉行會談進行多次磋商，最後決定新的會談地點設在中國東北的長春市，但是蘇方代表有所變化。在遠東共和國方面的強烈要求下，日本同意蘇維埃俄國與遠東共和國組成聯合代表團參加會談。
1922年9月4日，長春會議開始舉行。蘇俄方面代表為蘇俄駐遠東地區大使越飛和遠東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雅蘇，日本方面代表為外務省歐美局局長松平恆雄和松島領事。會議在雙方代表交換各自委任書時就發生了矛盾，蘇俄方面以兩國統一代表資格參加會議，其權限包括遠東共和國在內的廣大蘇維埃俄國範圍，而日本方面代表，其權限僅僅為遠東共和國的範圍內。蘇俄方面指責日本代表權限過於狹小，而日本方面則強調，長春會議首先應以大連會議為基礎進行。蘇俄方面進一步指出，把協約一方的當事國僅限定在遠東共和國範圍，是無視蘇維埃俄國與遠東共和國之間在政治、經濟上的密切關係。日本承認蘇維埃俄國政府有同等權利參加會議，作為緩衝國的遠東共和國的出現，是與外國武裝干涉不可分的，在今天蘇維埃俄國政府國際地位明顯提高，外國武裝干涉失敗的時候，日本還堅持這樣主張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日方草案是片面的，利己主義的，應該把協約的適用範圍擴大到蘇維埃俄國。
在會議中，日本方面堅持長春會議應以大連會議協定為基礎，在雙方締結基本協約後，日本再與蘇維埃俄國政府就通商問題進行交涉，大連會議所達成的一切條款，實質上不允許更改。對此蘇維埃俄國政府代表指出，自己完全沒有承認大連會議協定事項的義務，應該給予修改或拒絕。關於撤軍問題，由於長春會議舉行之前，日本已經發表聲明，宣布了從蘇俄遠東大陸上撤軍的日期。但是日本仍然堅持廟街事件不解決，日本軍隊絕不從庫頁島北部撤出。長春會議經過21天後，9月25日宣布破裂。
從長春會議舉行的情況看，蘇俄方面以日本全面撤軍和日俄關係調整為主要目的，而日本方面則堅持把大連會議作為基礎，實質上是迫使蘇俄政府承認以往日本與遠東共和國簽訂協議有效為主要目的。日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勉強同意蘇維埃俄國政府派代表參加會談，但是又極力迴避日本承認蘇維埃俄國政府的事實出現，因此長春會議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對立局面。
長春會議破裂後，在日本國內引起各階層人士的強烈不滿。日本工商企業界關心西伯利亞的資源開發，期待開拓貿易市場。廣大民眾要求調整與蘇俄的國家關係，反對干涉蘇俄社會主義革命。
1922年10月25日，日本軍隊從蘇俄遠東領土的大陸上撤軍完畢。隨之而來的是蘇維埃俄國政府的權限擴大到太平洋沿岸地區。這樣作為緩衝國的遠東共和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遠東共和國的存在，不僅阻擋了蘇維埃俄國的國家統一，而且對日外交談判中，也給蘇維埃俄國政府的地位帶來困惑。為了今後能夠以單一的蘇維埃俄國政府面目同日本交涉，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使遠東共和國永久化，1922年11月15日，蘇維埃俄國政府宣布合併遠東共和國，至此遠東共和國從歷史舞台上消亡。
綜上所述，遠東共和國的出現與消失，是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結果。強大的日本干涉軍的存在，使蘇俄不得不設置遠東共和國，而隨著日本干涉軍在蘇俄遠東大陸領土的撤出，遠東共和國也相應消失。遠東共和國的存在，為蘇俄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交涉創造了條件。遠東共和國存在僅兩年半左右。但是其為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相對穩定東北亞地區的國際關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遠東共和國的建立與蘇維埃俄國被迫同德國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一樣，都是在敵強我弱下作出的「革命妥協」，為年青的蘇維埃政權贏得非常重要的喘息時間，為鞏固新生政權做出了貢獻。遠東共和國的建立，不僅使日本武裝干涉蘇俄革命失去藉口，而且也避免了蘇俄與日本軍隊發生大規模武裝戰爭，也就相對穩定了東北亞地區的緊張國際關係。可以講，遠東共和國的建立，在東北亞地區國際關係史上，在整個世界國際關係史上，都是特殊的成功的範例，為處理地區間國家衝突，提供了寶貴經驗。
注釋
[1]本節發表於《日本研究論集2001》，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馬士·宓亨利著、姚會虞等譯：《遠東國際關係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671頁。
[3]程文：《日本問題與國際問題》，重慶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280頁。
[4]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院日本問題研究室譯：《日本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頁。
[5]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10—11頁。
[6]《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頁。
[7]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20頁。
[8]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22頁。
[9]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34頁。
[10]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39頁。
[11]馬士·宓亨利著、姚會虞等譯：《遠東國際關係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6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