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文鏡秘府論》與日本漢詩學

  《文鏡秘府論》進入日本文化的一個途徑是日本漢詩學。進入日本漢詩學是多方面，本節主要探討它怎樣進入日本漢詩學的對屬論。

  前面我們在討論《文鏡秘府論》草本的時候，可以知道提到的三寶院本地卷封面裡頁保存的又一地卷卷首，這個地卷卷首關於對屬的材料有八對皎、八對、一種七對、六對札等，三寶院本及天海藏本在東卷「二十九種對」篇首目處保留有草本痕跡[1]，北卷卷尾，新町三井家本、義演抄本、三寶院本、天海藏本都有「對屬法」或「對屬法第一」之類字樣，三寶院本和天海藏本還注有「草本以朱如此」之類的字樣，知道對屬論本來編在地卷，並且材料比較零散，但我們知道，後來空海把本來顯得零散的對屬論集中在一起，從地卷眾多內容中抽離出來，單獨為它辟了一個東卷，整齊地編為「二十九種對」。對屬論這部分內容更有系統性，更為突出。這可以看出，空海在編撰《文鏡秘府論》時，比較重視對屬論這部分內容，對這部分內容的編撰有過比較精心的考慮和反覆的修改。之所以作這些精心考慮和反覆修改，就為了讓它更好的進入日本文化。空海把對屬論精心編入《文鏡秘府論》，反映了日本學人對漢詩形式特點的一種認識，即在漢詩寫作中應講求對仗之美，應遵循對屬之法。

  一、《文鏡秘府論》對屬論與日本學人對漢詩形式特點的認識

  基於這種認識，首先是形成了日本漢詩在形式美追求上的一些特點。

  日本漢詩在形式美追求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律詩多，講對仗的詩多。《文鏡秘府論》之後，特別是日本漢文學勃興的幾個時期，這一點更為明顯。選幾個有代表性的統計數字來說明這一點。比如平安時代。村上天皇（947—968在位）第六皇子具平親王存詩48首中，七律13首，排律3首，七絕19首中14首四句全對仗14首，存殘句的12首詩全對仗，只有5首七絕、1首古詩未對仗。後三條天皇（1069—1074在位）第三皇子輔仁親王存七律21首，七排5首，殘句詩4首，全部用對仗。生活於元慶（877—885）中的島田忠臣存詩218首，其中七律110首，五律6首，其他用對仗的4首，計137首。又如菅原道真（845—903）存詩503首，其中七律203首，五律96首，五七排律32首，計331首，其中還有全用對仗的一百韻的五言排律。大藏善行存5首，全是七律。大江朝綱（886—957）存詩43首，其中七律25首，七排2首，計27首，殘句10中，用對仗的有8首[2]。此後鎌倉室町時代五山詩人雖多寫七絕，但也有些詩人寫有不少律詩，如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的《東海瓊華集》，收詩733首，其中五律50首，七律206首，計256首。而到江戶時代，律詩及其他主要用對仗的詩又占大多數或相當比例。收入《詩集日本漢詩》的一些集子，隨手統計過的，如《六如庵詩抄》收詩651首，其中七律206首，五律76首，五排8首，計290首。《寬齋摘草》收詩294首，其中五律93首，七律73首，五排4首，六律1首，計171首。《錦里先生集》收詩780首，其中五律200首，七律186首，五排14首，計400首。《玉山先生詩集》收詩453首，其中五律80首，五排3首，七律82首，計165首。《徂徠集》收詩681首，其中五律124首，五排10首，七律138首，七排2首，計274首。《南海先生文集》收詩490首，其中五律126，七律88首，五排13首，計227首。《古學先生詩集》408首，其中五律55首，七律83首，計138首。《紹述先生文集》收詩1685首，其中五律339首，七律450首，計789首。《草廬集》初編、二編、三編、四編、五編收詩2178首，其中五律286首，七律636首，五排5首，六律2首，計929首。《湛園詩集》收詩424首，其中五律114首，七律64首，五排6首，計184首。

  日本漢詩對仗的又一個重要特點是工穩圓熟。這方面的詩例不勝枚舉，不作贅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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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屬形式多樣化是日本漢詩的又一特點。的名對、異類對、平對、雙聲對、疊韻對、互成對這樣一些常用的對仗形式自不必說，即使一些不常用的對仗形式，日本漢詩也能運用自如。比如雙擬對。雙擬對，從《文鏡秘府論》的論述來看，有窄義和寬義二種。窄義之雙擬對，為五言句中，第一第三字相重，而雙擬第二字。如「夏暑夏不衰，秋陰秋未歸」。寬義的，則只要同一句中有二字相重並且隔開，又與下句相對，用同一字兩次擬寫某種情態，不論這二字處於句中第幾字均可，如「可聞不可見，能重複能輕」。寬義的雙擬對，在日本漢詩中可以找到較多的用例，如：

  明雖似晝清於晝，爽為宜秋約此秋[4]。

  梅花才發便全發，柳色慾深猶未深[5]。

  舟走山亦走，人言石亦言[6]。

  貧病元非病，佯狂豈是狂[7]。

  又比如聯綿對。聯綿即重字連綿。五言詩一般是前二個字為一意義和節奏單位，後三字為另一意義節奏單位，七言詩則是四三句式或二二三句式。聯綿對分二種。一種是所重二字處同一意義節奏單位。如《文筆眼心抄》所舉例的「軒軒多秀氣，奕奕有光儀」。另一種則不處同一意義節奏單位，在二個意義節奏單位的連接處二字相連，如「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前一種一說不作聯綿對，而與雙聲對、疊韻對同為賦體對，另一說則將它也看作聯綿對。空海並存二說，並在東卷序里加以說明，他說：「其賦體對者，合彼重字、雙聲、疊韻三類，與此一名；或疊韻、雙聲，各開一對，略之賦體；或以重字屬聯綿對。今者，開合俱舉，存彼三名，後覽達人，莫嫌煩冗。」但他的傾向，是以不同意義節奏單位相連處的二字相重作為聯綿對。《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中第四聯綿對，主要是論述這種情況。這是對的，節奏上斷開而以二字相重，使語氣連若貫珠，語氣似斷卻連貫，別有一種韻味，正是聯綿對的特色。這一形式因此為日本很多漢詩所仿效。比如：

  色色妨行行色靜，聲聲恨別別聲稀[8]。

  祝盞吹花花自笑，祈音取樂樂相從[9]。

  綠鴨洲秋秋水漲，蒼龍闕暮暮雲深[10]。

  又如字對、聲對。字對是義別而借字面意義相對，聲對則字、義俱別，僅借其同聲的別一字相對。這二種對仗形式在日本漢詩中也不少見：

  月俸曾因含哺飽，泉途更欲計恩酬[11]。

  華風不與君家好，好風何妨子細搜[12]。

  試把五千經卷看，終無一法到今存[13]。

  第一首「月俸」之「月」為日期之「月」，取其字面「月亮」義與「泉」相對。第二首，取「子細」中「子」之字面義與「君」對。第三首，「經卷」之「經」本為名詞，但其字面有經過之義，字面可作動詞，因與「到」相對。這是字對。

  濃妝不審南陽月，香氣難傳女幾風[14]。

  鶴頭詔命傳千里，龍輩文章照九霞[15]。

  千年鶴立青松頂，午日雞鳴白土東[16]。

  第一首取「南」字同聲字「男」以與下句之「女」字相對。第二句取「輩」字之同聲字「背」以與上句之「頭」字相對。第三句下句「午」字聲「五」，與上句「千」相對。這是聲對。

  再比如鄰近對。《文鏡秘府論》在解釋這一種對時舉了兩個例子。一是「死生今忽異，歡娛竟不同。」二是「寒雲輕重色，秋水去來波。」上一例上句之「死生」與下句之「歡娛」，一為實事，一為情緒，本不相對，但「死生」之義與悲之情相鄰，因可以與「歡娛」相對。下一例上句之「寒」字與「冬」相鄰，用其鄰近之義，則與下句為正名或稱的名之對。這兩例上例義相鄰而對，下例用一義鄰近之字則成正對，因此說「上是義，下是正名。」這種鄰近對在日本漢詩里也有不少用例：

  無勞北陸行殘雪，只望西成遇大秋[17]。

  深帳高褰青黛出，低巾更整醉顏驚[18]。

  眼橫楚岫碧雲暮，吟到謝池芳草春[19]。

  胸吞雲夢澤，覽寓辟疆園[20]。

  第一首「雪」鄰「冬」，與「秋」相對。第二首「醉」鄰「紅」（酒醉則臉色變紅），與「青」相對。第三首「吟」鄰口，與「眼」相對。第四首「覽」為目鄰，與胸相對。

  還有切側對。切側對的特點是「精異粗同」，「理別文同」，粗識同而細辨則不同，其文同而其理則有別。舉例為「浮鍾宵響徹，飛鏡曉光斜」。「浮鍾」「飛鏡」均為名詞，粗識其文相同而可為切對或說的名對。但「浮鍾」為鍾，為直寫，「飛鏡」是月，是借代，細為辨之，則其用詞之理有別，是不完全的切對，是借切對之一側，因此是切側對。這種對仗日本漢詩里也偶可見其用例。如：

  白雲兒就青山父，素蚌珠懷玉兔胎[21]。

  「玉兔」是月，為借代，「青山」直寫，是為切側之對。

  比如奇對。奇對是比較難寫的一種對，平常之對只一重義相對，而奇對須二重義相對。奇對在日本漢詩里也時可見其例，如：

  羊角風猶頒曉氣，鵝毛雪剩假寒妝[22]。

  占雲難伴荀鳴鶴，離藻多慚范彥龍[23]。

  貞女峽邊難接跡，望夫石下欲占鄰[24]。

  第一首「羊角風」為風，「鵝毛雪」為雪，此一重相對之義。這一重相對之義下，「羊」與「鵝」同為動物之類，「角」與「毛」又同為身體之類，這是又一重相對之義。第二首「荀鳴鶴」與「范彥龍」均為人名，而其之「鶴」與「龍」又同為動物之類，這也是二重義相對。第三首，「貞女峽」與「望夫石」同為地名，而其中「女」與「夫」又同指稱人之類，也是二重相對之義。這都是奇對。

  還有回文對：

  寒露曉沾葉，晚風涼動枝。殘聲蟬慧慧，列影雁離離。蘭色紅添砌，菊花黃滿籬。團團月聳嶺，皎皎水澄池[25]。

  此外，字側對、意對、含境對、偏對、雙虛實對、總不對對等等，都可以舉出一些例詩來。

  律詩多，有對仗的詩多，便反映著在漢詩寫作上對對仗美的藝術追求。對屬工穩圓熟，平易流利，既反映對仗運用的嫻熟，又反映人們是自覺不自覺的遵循某種作詩法，腦子裡自覺不自覺的存著某種作詩法，某種固有的模式。對屬形式的多樣化則反映人們不是一點一點的，而是十分全面的接受漢詩的對屬法。《文鏡秘府論》所形成的關於對屬論的認識，確實深深地滲透進了日本的漢詩創作之中。

  二、《文鏡秘府論》對屬論與日本漢詩理論

  對漢詩對屬特點的認識，也進入了《文鏡秘府論》之後日本的漢詩漢文理論著作。

  《文鏡秘府論》之後，日本還有一些探討作漢詩作漢文方法的理論性質的著作，這些著作，如作於平安時代的《作文大體》，作於江戶時代的《詩轍》和《松陰快談》，也論及對屬問題。這些著作論對屬，很多是以《文鏡秘府論》所論為基礎。很多對屬都是《文鏡秘府論》論述過的。如《作文大體》「第六字對」論及的色對、數對、聲對這幾種對，以二十五對詩句為例論「每字有對」的「字對體」，「文章有十二對」中論及的色對、物對、同對、異對、數對、疊對、聯綿對、正對、音對、傍對、義對、雙對等十二種對，還有論各種體時論及的句中對體、聲對體、側對事、數對次字強不求對事、方角對事、人名對事、人名何公對事等七種對屬形式。《作文大體》中所論的這些對屬，不少從名稱到內容都與《文鏡秘府論》一樣，有些名稱稍異而實際內容一致。三浦晉（1723—1789）的《詩轍》卷之五「句法」部分論對屬，原原本本引述了《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的全部名目。這一部分對這二十九種對的闡釋和所引詩例，不少也原本引自《文鏡秘府論》。《松陰快談》論及詩的十二種對：的名對、隔句對、疊字對、互成對、賦體對、折句對、流水對、意對、錯綜對、借對、交絡對、當句對。又另列鄰近體、偏對、雙虛實對、疊韻側對、雙聲側對、切側對、背體對、含境對、字對、同對、平對、同文對。所論這些對屬中，除「流水對」「錯綜對」「同文對」外，都見於《文鏡秘府論》。《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對，除回文對、總不對對之外，《松陰快談》都列有。

  這些著作論對屬，也有些與《文鏡秘府論》所論不相同。有的是名稱不同。比如《文鏡秘府論》二十九種對「第七賦體對」中的「重字對」，《作文大體》「十二體」中稱為「疊對」，《文鏡秘府論》中的「的名對」，《作文大體》有時稱作「正對」;《文鏡秘府論》中的「聲對」，《作文大體》有時稱作「音對」；與《文鏡秘府論》的「鄰近對」相似的對仗形式，《作文大體》稱為「傍對」；與《文鏡秘府論》中「意對」相似的，《作文大體》則稱作為「義對」；與《文鏡秘府論》中「雙擬對」相似的，《作文大體》稱為「雙對」，《文鏡秘府論》中的「偏對」，《松陰快談》稱為「折句對」，等等。

  也有名稱相同而實際內容有別。比如《作文大體》「文章有十二對」中的「第七聯綿對」，這個「聯綿對」與《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中的「聯綿對」似同而實有區別。兩者都是重字連綿，並且都處在不同的意義節奏單位，但《文鏡秘府論》所謂「聯綿對」前後聯綿之重字雖處不同意義節奏單位，但意義貫一，如「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山已峻」之「山」即「看山」所看之「山」，「水仍清」之「水」即「望水」所望之「水」。而《作文大體》所引例前後之重字意義已不貫一。如「雪深深谷愁旅移，雲遠遠峰訪客稀。」「雪深」之深已非「深谷」之深，「雲遠」之遠已非「遠峰」之遠。《作文大體》中所說「數對次字強不求對事」也是這樣。它以數字為對，有似《文鏡秘府論》所說的數對，但數字的次字又不求對仗，如其所引例：「胡角一聲霜後夢，漢宮萬里月前歸。」「一」與「萬」對，其次字「聲」與「里」卻不成對，這又有點象《文鏡秘府論》所說的切側對。

  有些則補充了一些新的詩例。補充了一些中國漢詩的詩例，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用日本自己的漢詩為例說明對屬問題。如《作文大體》引菅家的「親對偷言玄度友，高登漫疑庾公樓」來說明「人名何公對事」，引橘在列的「陳孔璋詞空愈病，馬相如賦只凌雲」來說明「人名對事」。還引了江以言、平佐乾的詩句說明其他對屬問題。

  有些對對屬類別另有歸納。比如《作文大體》「文章十二體」中的「第一色對」，除包括《文鏡秘府論》北卷所說的「色之類」之外，實還將同對、反對、的對等也歸納在一起。《松陰快談》將雙擬對、聯綿對等歸納為疊字對，將借對、奇對、側對、假對歸納為稱為借對。

  這些著作對有些對屬還作了進一步細緻的分析，指出一些更為複雜的情況。比如《文鏡秘府論》有一種鄰近對，這種對有一字用其本義，另一字則用其鄰近之義，《作文大體》則指出，不僅可用一個字的鄰近之義，而且相對的兩個字都可用其鄰近之義，如詩「商山月落秋鬢白，潁水波揚左耳清」來看，「秋」與「西」字義鄰，「左」字義又與「東」字鄰，因而「秋」與「左」能成對，《作文大體》把這種情況稱為「方角對事」。比如《詩轍》論當句對，指出除普通的當句對之外，還有子母字對和轉句自對二種情況。所謂子母字對，從所引的詩例來看，是說當句有二組詞成對如同子母，如詩「社日陰多晴較少，春風曉暖雨猶寒」，上句「陰」與「晴」對，「多」又與「少」成對，下句「風」與「雨」對，「暖」與「寒」又成對，而普通的當句對當句只有一對詞成對仗。所謂轉句自對，是說某句當句自對，但次句不再當句自對，隔一句後到第三句才又一個當句對與之相對，既是當句對，又是隔句對，而普通的當句對並不隔句。比如《詩轍》分析異類對和同類對，指出還有一聯中上字同類為正對，下字異類為散對，同類與異類混用的情況，如詩：「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上字「九月」與「十年」同類為正對，下字「木葉」與「遼陽」異類為散對。此外，異類對中還有異類奇對等情況。這些著作所論對屬，有些是《文鏡秘府論》中所未見的。如《詩轍》卷之五互體對。據《詩轍》分析，所謂互體對，是上句中之詞包含下句中詞之意，下句中詞也包含上句中詞之意。如杜甫詩：「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又如楊萬里詩：「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松陰快談》論及流水對、錯綜對、同文對。

  一些著作在分析對屬的複雜情況時，還指出要避免與對屬有關的詩病。如《詩轍》在分析正對時指出要避免合掌病。所謂合掌，是說一事兩用，兩句一意，意別字合掌或字別而意合掌，如杜甫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帽」即「冠」，是為意別字合掌，高啟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字雖別而兩句一意，是為字別意合掌。又比如分析同類對異對時指出要避免偏枯病。所謂偏枯，從《詩轍》的分析來看，一聯中上下句用詞類別雖可同可異，卻應有思致相通之處，如「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前句出《論語》下句出孟子，「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余。」均為俗語，「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婆。」均用梵語為對，如果不是這樣，上句通而下句不相通，就會象人體半身不遂一樣，成為病態。比如，「初看神馬藻，未識佛牛花。」上句出典可解，而下句「佛牛花」未知為何種花，僅勉強與上句字面相對，這就是偏枯病。《松陰快談》也論對有四病，如前有雙聲，後句直語，或空談名，曰跛對，前句有形，後句無色，前句物色，後句人名，名曰眇對。換言而意不換，名曰合掌對。花柳相對，龍鳳為對，名曰板腐對。

  再述《文鏡秘府論》所論的對屬，當然直接受到《文鏡秘府論》的影響。對屬論進入日本文化進入日本漢詩學，《文鏡秘府論》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從日本漢詩學的發展看，後來日本論者在《文鏡秘府論》的基礎上還加進了新的理解。這新的理解，有些來自宋明以來傳入日本的中國詩學著作，有些則可能總結自日本自己的漢詩創作實踐。不管通過什麼途徑，自《文鏡秘府論》形成的對漢詩對屬特點的認識，是深深的進入到日本漢詩學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