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想

  （1）哲學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關的文藝科技呈現了新氣象，同時在幕府保護下，長期影響著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從內部產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動向，出現了幾個朱子學的反對派。

  ①陽明學 儒者中江藤樹批評朱子的「知先於行」思想流於空洞說理，堅持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但陽明的「行」只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養，受禪宗「頓悟」（指「破除雜念，頓然覺悟」之意）說的影響，和社會實踐毫無共同之處。據說藤樹晚年讀陽明書，「悟」而棄武士籍，從事教育。其弟子熊澤蕃山反對幕府的僭越和參覲交代制的浪費，主張武士移居農村采邑，實行農兵制，為尊皇思想做了準備。因而觸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於古河，數十年而無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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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學派以主觀唯心主義思想鼓勵武士殺身報主，這種愚勇精神本質上是封建反動的。但明治維新前後，他們代表下層武士和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領主的上層武士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產生過積極的作用。如大鹽中齋（即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都是發動起義的陽明學派志士。

  ②古學 古學派打著復古漢學的旗幟，提倡實踐的道德，從朱子學裡解放出來。朱子學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正統思想，古學派則是代表中小地主階級的異端思想。這一派的創始人山鹿素行早在1665年就認為朱子學和陽明學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蹤孔孟經典，恢復先秦儒學本來面目的主張（《聖教要錄》）。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個創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齋也從同樣立場著《論語古義》的注釋書7卷，反對朱子學。朱子學主張有德者能治國，仁齋則認為可以脫離政治來樹立道德，以「人情」講解道德。著名學者荻生徂徠也主張政治和道德分開，以科學態度治學，反對朱子學派的空談性理，堅持學習歷史或「事實」。他看出幕藩體制的危機，但無法認識，只能根據儒家經典，講求「經世之學」（經國濟世的學問）。在《政談》一書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時救世的要務，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辭、闡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後通過將軍的「作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這種思想方法阻礙了古學派的前進。其弟子太宰春台更關心政治經濟，思想開闊，主張促進商品貨幣經濟，順應了當時的潮流。

  ③前期國學 國學派繼承了古學派的復古主義精神，但把重點轉向日本古文學和神學。這一學派在中世紀研究日本古典文學——和歌的基礎上，力求從宋明理學、佛教道德和中國傳統文學形式（「漢意」）中解放，恢復日本古文學所獨具的本性，發露真實的感情（「情」「大和心」）。大阪的僧人契沖（1640—1701）精研並注釋古代和歌集成的《萬葉集》，主張根據日本古語的原義，排斥從來儒佛道德觀對和歌的解釋，確立了國學的方法。但作為獨立的學派則始於荷田春滿。

  （2）史學 德川時代日本史學有顯著的進步，儘管當時學問受官學（朱子學）統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會被神話、帝王家譜或故事充塞的史書相比，則後期封建社會的「近世史學」已多少具有合理主義和實證的精神。

  林羅山及春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鑑》[195]，站在儒學大義名分立場，擁護武家政權。林羅山以繼承中國史學傳統——《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的態度自居，雖標榜以六經為本立論，卻努力搜集諸侯、神社、舊家族的遺文日記等作為依據，表現尊重事實；在有關國際的史事上，參照中、朝兩國史籍；神道觀上，力辟神佛混合的「本地垂跡」說，使它理性化，對神代的敘述，只羅列系譜，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學總的是在封建理學和武家史觀的指導下，重視史實，講求考證，排斥宗教（佛耶）迷信，關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傾向實踐，具有一定的客觀精神。

  德川時代另一修史事業是水戶藩主德川光國（1628—1700）和一部分朱子學派儒者主持編纂《大日本史》。[196]光國於明歷三年（1657）設史局「彰考館」，繼續200餘年，才完成了這部巨著。《大日本史》著重史實考證，對史料典據注釋嚴謹。全書標榜朱子學的正統論，強調「大義名分」[197]觀點。這種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後成為「水戶學」的學風，由此影響了幕末的維新運動。

  元祿時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25）[198]，「不論在自傳文學或作為近代學術性研究的國語學、國史學及洋學方面，都做了創造性的開拓工作。他力求擺脫不敢正視現實的排外自大思想，以達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實事求是的自我認識」[199]。白石在史學上的貢獻，首先在敢於從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中發現其演變的階段性。他在《讀史餘論》中，按照日本封建時代政治變革的性質，提出了「王朝九變而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變而至德川氏」的歷史理論，將今天史學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於歷史時期的劃分，這和單純編年體或記事本末體的舊歷史編纂學大不相同。其次，對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參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還利用中國、朝鮮史書中有關日本的記載，甚至從西方國家採擇資料。再次，他解釋史料，突破過去用漢文解釋的舊習，闡明日本古今語音的變化，以至某些東西方國家語言成為國語的過程。最後，白石的《古史通》等書，表現了他史學思想的合理性——邏輯性。他批判了從前儒家道家的歷史觀，說：「史者，據實記事，以為世之鑑戒者也。」[200]他也反對神道教的解釋歷史，說：「神者人也，我國習俗，凡所尊敬之人皆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話看作人事，不盲從曲解。因此受到水戶家的排斥，終至被幕府辭退。由此看來，日本史學在明治維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現而達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學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