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麼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里，沒有比作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作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作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于思想樂趣的浩浩江河。雖然惠及一切人，但這江河絕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為他們而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一樣。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于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裡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里，他也會因複雜的管道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文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只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42歲。我在大學裡遇到了把知識當做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一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面，但總算獲得了一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志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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