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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我那時只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只豬一樣能吃。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於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也沒有人管。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種特權。我們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著什麼封條。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裡，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乾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只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本章節來源於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這一點，別的一概不知。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於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著凳子圍成個圈子，面對著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場只會增加我們的痛苦。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裡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面露微笑。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牚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裡扭來扭去。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拼命地掙扎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麼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面子都掛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著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這傢伙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布散會。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算法。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們都是天才。我們已經發明了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釋，但是內容蹩腳之極。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著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

  不光數學是我們的痛腳，還有各種力學、熱力學、化學、電工學等等。事實上，我們的痛腳包括了一切科學部門。我知道美國有個《天才科學家》雜誌（這個天才當然是帶引號的），專門刊載我們的這些發明，而有一些漢奸賣國賊給他們寫稿，還把我們的照片傳出去，以此來掙美元稿費，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姓徐的。因為他的努力，我已經有兩次上了該刊的中心頁，三次上了封面，還當選過一次年度「天才數學家」。據說正經搞理工的讀了那本刊物，不僅是捧腹大笑，還能起性，所以我經常接到英文求愛信和裸體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還不錯，但多數很糟糕；危險部位全被炭筆塗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對於某些搞同性戀的數學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還性感。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殺人。

  我覺得外國的科學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們和工程師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藝術家，我倒想看看他們那裡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假如畢卡索活著，馬蒂斯活著，高更和莫奈都活著，我也想看看他們畫起柴油機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沒有同情心的是小徐這種人。我曾經把炭筆塞到他手裡，強迫他畫一張畫，哪怕是畫個雞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還笑嘻嘻地說：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這話又是暗諷，說我們都沒有自知之明。

  在馬蒂斯決定復活，替我來回柴油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點頂用的技術資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樣：國外所有的技術書刊都以光碟、磁碟的形式出版，而這類東西是禁止進口的，以防夾帶了反動或者下流的信息。至於想用計算機終端從國外查點什麼，連門都沒有。這是因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國來的信息都是危險的。打電話可以，必須說中文，因為有人監聽，聽見一句外文就掐線。我不知馬蒂斯中文說得怎麼祥，假如說得不好，就得準備當個啞巴。除此之外，什麼材料都是危險品：易燃的、易爆的、堅硬的。危險這個詞現在真是太廣義了。在這種條件下，讓馬蒂斯來試試，看他能搞出些什麼！會後小徐對我說：你把你的貝寧木雕結我，我就給你算這道題。我說你媽逼你想什麼呢你，又不是我要算這道題。那時候我的臉色大概很難看，嚇得他連連後退，過了老半天才敢來找我解釋：「老大哥，要是你要算這道題我馬上就算，要你什麼我是你孫子！」這時我已經恢復了老大哥的風度，心平氣和地說：我不要算這道題，是公家要算這道題。我盡心盡力要把它算出來，這是我的責任，但它畢竟不是我的題。小徐說：只要是公家的題他就不算，這是他的原則。但是他不願為此得罪老大哥。我說：我怎麼會？堅持原則是好事。為了表示我不記恨他，我和他擁抱，吻了他的面頰，這讓我覺得有點噁心——這傢伙有點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對所有的人就必須一視同仁。

  有關那件木雕，有必要說明幾句。那是上大學時非洲同學送我的，底座上刻著歪歪斜斜的中國字：老大哥留念——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個紀念品，其一，它說明我上大學時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說明有個黑人把我當成黑人。一般來說，我們黃種人總是被黑人當成白人，被白人當成黑人，被自己人不當人，處處不落好。我能被黑人當黑人，足以說明我的品行。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賣。只此一舉，就說明他要得數盲症了。

  開完了數學討論會後，我坐到繪圖桌前，那個穿紅毛衣的實習生搬凳子坐在我身邊，假裝要幫我削鉛筆，削了幾下又放下了。說實在的，削鉛筆不那麼容易，刀子鈍筆芯糟，假如她只是心裡有話要說，那就是糟蹋東西。那孩子悄聲對我說：王老師，我會算這道偏微分題。我也悄聲說道：別管我們的事——輔導老師沒關照你嗎？她說：關照過的，但是我的確會算。我不理她（我還要命哪），她還是不走，這叫我心裡一動——於是我壓低了聲音說：讀過《1984》？她臉色緋紅，低著頭不說話。這就是說，讀過了。

  我們過去都是藝術家，藝術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卻不肯承認。明明學不會解偏微分方程（我們中間最偉大的天才也只會解幾種常微分方程），卻總妄想有一天在睡夢中把它解開，然後天不亮就跑到班上來，激動地走來定去，搓手指，把粉筆頭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來齊了，才宣布說：親愛的老大哥，親愛的同事們，這道題我解出來了！！然後就在黑板上寫出證明，大體上和數學教科書上寫的一樣，只是在講解時雜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媽」之類的語氣助詞，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這些比喻和「操他媽」，證明就屬於我們了。講解者在這種時候十分激動並且能得到極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揮家在給大家講解「拉格朗日極值」時倒下去了，發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嗚呼。這種死法人人羨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不容易得救盲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喜歡女人來幫助我們。當然，有些少數喪失了自尊心的人也會這麼幹，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關於藝術家不得數盲症的機理，有必要講得更明確：我們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們。假如能弄懂，就會覺得沒有意思了。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太聰明，並且要保持藝術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堅持住。

  另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薩克管的，是個美男子。因為在十幾歲時玩過一陣子無線電，速校畢業後負責電子工程。此人鑽研業務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發誓不把概率論里的大數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喪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們部里來了個小眼鏡，她說能證明大致定理，也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居然讓美男子聽懂了證明。然後他就完全惟小眼鏡馬首是瞻。聽說他們在家裡玩一種性遊戲：小眼鏡穿著黑皮短裙，騎在美男子脖子上。後來她實習期滿要調到上級單位時，兩人就雙雙殉情而死——這當然又是小眼鏡的主意。剛畢業的女孩子總是對殉情自殺特別感興趣（她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讓我們一塊死吧！仿佛只剩下電死吊死還是淹死這樣一些問題），但是不能聽她們的，都死了誰來幹活？我就接到過多次同死的邀請，都拒絕了，是這麼說的：你能調到上面去很好呀，別為這個內疚；我們大男人，不和女孩子爭，等等。講完了，挨個耳光，事情就過去了。這是因為我從來不請教女人數學問題。假如請教過，知道了她們有多聰明——她們的美麗已經是明擺著的了——多半就沒有勇氣拒絕死亡邀請。這是活下去的訣竅。

  有關這個訣竅，必須再說明一遍，因為它很嚴重。不能問女人科學問題，因為你已經四十多歲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植大致定理、不會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數盲症，又有何面目活著？我們都在危險中，所以就不要讓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告訴你，你不會的她都會。這是因為你是男高音、畫家、詩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訣竅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話，我要與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惡活。我的兄弟們，我已經四十八歲了，還有一身病，但還在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