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

  冬天將盡時，我告訴×海鷹這樣一件事：六六年的盛夏時節，當時「文化革命」剛鬧起來。我在校園裡遛彎時，看到我爸爸被一夥大學生押著遊街。他大概算個反動學術權威吧。他身上穿了一件舊中山服，頭上戴了一頂紙糊的高帽子——那帽子一眼就能看出是以小號字紙簍為胎糊的；手裡拿著根棍子，敲著一個鐵簸箕；當時遊街的是一隊人，他既不是走在第一個，也不是走在最後一個；時間大概是下午三點鐘；天氣是薄雲遮日。總而言之，我見到他以後，就朝他笑了笑。回家以後他就把我狠揍了一頓，練拳擊的打沙袋也沒那麼狠。雖然我一再解釋說，我笑不是什麼壞意思，但是不管什麼用。當時我氣得咬牙切齒，發誓要恨他一輩子。但是事後冷靜想了一下，又把誓言撤銷了。

  從我記事以來，我爸爸就是個禿腦殼，腦袋很大。在「文化革命」里他不算倒霉，總共就被鬥了一回，遊了一回街，也不知怎麼這麼寸，就被我看見了。此後他對我就一點也不理解了。比方說，在我十五歲時，他說：這孩子這麼點歲數，怎麼就長絡腮鬍子？我在家裡笑一聲，他也要大發感慨：這叫什麼動靜？像日本鬼子打槍一樣！不過我的外表是有點怪：沒有到塞外吹過風，臉就像張砂紙；沒幹過什麼重活，手就硬得像鐵板一樣。不過這些事就扯得太遠了。我爸爸把我狠揍了一頓以後，我開頭決定要恨他，後來一想：他是我爸爸，我吃他喝他，怎麼能恨他？如果要恨那些大學生，人家又沒有揍我，怎能恨人家。從那天以後，我沒恨過任何人。後來在豆腐廠里，雖然想過要恨畫了裸體畫給我帶來無數麻煩的傢伙，但我不知道他是誰。等到知道他是窩頭後，就一點也恨不起來了。

  我告訴×海鷹說，我很愛我爸爸。理由除了他從小到大一直供養我之外，還有他從小到大每天都打我。這對我好處很大，因為我們打架時總以把對方打哭了為勝。而我從來就不會被人打哭，好像練過鐵布衫金鐘罩一樣。據我所知，練橫練功夫必須用磚頭木棍往自己身上排打。我爸爸來打我，就省了我的排打功夫了。因為我是這樣的愛他，所以老盼著他掉到土坑裡去，然後由我把他救出來。這時候我還要數落他一頓。受幫教的時候，我也總盼著×海鷹有一天會掉進土坑，然後我好把她救出來。但是這兩位走路都很小心，從來不往溝里走，辜負了我的一片好心。

  幫教時，我告訴×海鷹我爸爸的事，她聽了以後皺皺眉，沒有說話，大概覺得這些事情不重要。其實這些話是很重要的。對於不能恨的人，我只能用愛來化解仇恨。我愛上她了。

  有關我愛上×海鷹的事，必須補充如下：這種愛和愛氈巴的愛大不相同。氈巴這傢伙，見了我總是氣急敗壞，但又對我無可奈何，這個樣子無比的可愛，對我來說他簡直是個快樂的源泉。而×海鷹對我來說就是個痛苦的源泉，我總是盼她掉進土坑。儘管如此，×海鷹還是讓我魂夢系之。人活在世界上，快樂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貨真價實。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到五月，我在豆腐廠那間小辦公室里和×海鷹扯東扯西，心裡恨她恨得要死。這種恨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又叫作愛恨交集，與日俱深。後來我既不恨她，也不愛她，大家各過各的，但那是以後的事了。

  

  我告訴×海鷹，從六七年春天開始，我長大的校園裡有好多大喇叭在哇哇地叫喚，所有的人都在互相攻擊，爭執不休，動口不動手，挺沒勁的。但是過了不久，他們就掐起來了。對於非北京出生的讀者必須稍加解釋：蛐蛐斗架謂之掐。始而摩翅作聲，進而摩須挑釁，最後就咬作一團，他們掐了起來，從揮舞拳頭開始一個文明史。起初那些大學生像原始人一樣廝打，這時我的結論是世界的本質是拳頭，我必須改進自己的格鬥技術；後來他們就滿地撿石頭。到了秋季，我估計兵器水平達到了古羅馬的程度：有鎧甲，有刀槍，有投石器，有工事和塔樓。就在這時我作為一個工程師參加了進去，這是因為我看到有一派的兵工水平太差了。他們的鎧甲就是身前身後各掛一塊三合板，上面貼了一張毛主席像，上陣時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來。至於手上的長槍更加不像話，乃是一根鐵管子，頭上用手鋸斜鋸了一道，弄得像個鵝毛筆的樣子，他們管它叫「拿起筆做刀槍」，他們就這樣一批批地開上前線，而對方手使鋒利的長槍，瞄準他們胸前的毛主席的人中或者印堂輕輕一紮，就把他們扎死了。這真叫人看不過去，我就跑了去，教他們鍛造盔甲，用校工廠里的車刀磨製矛尖。那種車刀是硬質合金做的，磨出的長矛鋒利無比，不管對方穿什麼甲，只要輕輕一紮，就是透心涼。不用我說，你就知道他們是些學文科的學生，否則用不著請一個中學生當工程師。但是我幫他們忙也就是兩個月，因為他們的鬥爭入冬就進行到了火器時代，白天跑到武裝部搶槍，晚上互相射擊。在這個階段他們還想請我參加，但是我知道參加了也只是個小角色，就回家去了。在我看來造槍並不難，難在造彈藥上，我需要找幾本化學書來看看，提高修養。再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到了冬天快結束上面就不讓他們打了，因為上面也覺得他們進化得太快，再不制止就要互擲原子彈，把北京城炸成平地。在此之前我的確想過要看點核物理方面的書，以便跟上形勢。後來我又決定不看這方面的書，因為我不大喜歡物理學，覺得知道個大概就可以了，真正有趣的是數學。我對科學感興趣的事就是這樣的。

  我告訴×海鷹這些事時，冬天將盡，外面吹的風已經帶有暖意。假如以春暖花開為一年之計的話，眼看又過了一年。眼前的幫教還遙遙無止期。我覺得這一輩子就要在這間辦公室里度過了。在這種時候談起小時候的事，帶有一點悲涼的意味。

  除了科學，我對看人家打架也有興趣。六七年夏天在我住的地方發生過好多場動矛槍的武鬥。當時我想看，又怕誰會順手扎我一槍，所以就爬到了樹上。其實沒有誰要扎我，別人經過時，只是問一聲：小孩，那邊的人在哪裡？我就手搭涼棚到處看看，然後說：圖書館那邊好像藏了一疙瘩。人家真打起來時，十之八九隔得挺遠，看不真切。只有一次例外，就在我待的樹下打了起來，還有人被捅死了。

  當時打仗的人都穿著藍色的工作服，頭上戴了藤帽，還像摩托車駕駛員一樣戴著風鏡——這是因為投擲石灰包是一種常用戰術。每人脖子上都有一條白毛巾，我不知道白毛巾有什麼用處，也許是某種派頭。那天沒見到身掛三合板手拿「拿起筆做刀槍」的那伙人，所以大家都穿標準鎧甲：刺殺護具包鐵皮，手持鋒利長槍。乒桌球乓響了一陣後，就聽一聲怪叫，有人被扎穿了。一丈長的矛槍有四五尺扎進了身子，起碼有四尺多從身後冒了出來。這說明捅槍的人使了不少勁，也說明甲太不結實。沒被扎穿的人怪叫一聲，逃到一箭之地以外去了。

  只剩下那個倒霉蛋扔下槍在地上旋轉，還有我被困在樹上。他就那麼一圈圈地轉著，嘴裡「呃呃」地叫喚。大夏天的，我覺得冷起來了，心裡愛莫能助地想著：瞧著吧，已經只會發元音，不會發輔音了。

  後來我又咬著手指想道：《太平廣記》上說，安祿山能作胡旋之舞，大概就是這樣的吧。書上說，安祿山能手擎銅壺做舞，而眼前這個人手裡雖然沒有壺，身上插了一條長槍，仿佛有四隻手，在壯觀方面還是差不多。還想了些別的，但是現在都想不起來了。因為那個人仰起頭來，朝著我揚起一隻手。那張臉拉得那麼長，眼珠子幾乎瞪出了眼眶，我看見了他的全部眼白，外加拴著眼珠的那些韌帶。嘴也張得極大，黃燦燦的牙，看來有一陣子沒顧上刷牙了，牙縫裡全是血。我覺得他的臉呈之字形，扭了三道彎——然後他又轉了半圈，就倒下了。後來我和×海鷹說起這件事，下結論道：當時那個人除了很疼之外，肯定還覺得如夢方醒。她聽了以後呆頭呆腦地問：什麼夢？什麼醒？但是我很狡猾地躲開了這個問題，說道：這個我也不知道——聽說每個人臨死時都是如夢方醒。

  我和×海鷹在小屋裡對坐，沒得可說，就說起這類事情來了。什麼夢啦，醒啦。倒不是故弄玄虛，而是我有感而發。因為我覺得每個人腦子裡都有好多古怪的東西，而當他被一條大槍扎穿時，這些古怪的東西一定全沒了。我聽說農村有些迷信的婦女自覺得狐仙附了體，就滿嘴「玉皇大帝」地胡說，這時取一根大針，從她上嘴唇扎進去，馬上就能醒過來。一根針扎一下就能有如此妙用，何況一桿大槍從前心穿到後背？有時候我覺得自己腦子也有點不清不楚，但是不到萬不得已，還不想領略這種滋味。但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長大以後，讀弗洛伊德的書，看到這麼一句話：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每個人都有點歇斯底里。看到這裡我停下來，對著歇斯底里這個詞發了好半天的愣。本來這個詞來源於希臘文「子宮」，但是那種東西我從來沒見過，所以無從想像。我倒想起十二歲時自己做了一台電源，可以發出各種電壓的直流電、交流電；然後我就捉了一大批蜻蜓，用各種電壓把它們電死。隨著電壓與交直流的不同，那些蜻蜓垂死抽搐的方式也不同，有的越電越直，有的越電越彎，有的努力撲翅，有的一動不動，總而言之，千奇百怪。因此就想到，革命時期中大彩的人可能都是電流下的蜻蜓。

  小時候我去逮蜻蜓，把逮到的蜻蜓都放到鐵紗窗做的籠子裡放著，然後再逐一把它們捉出來電死。沒被電到的蜻蜓都對正在死去的蜻蜓漠然視之。因此我想到，可能蜻蜓要到電流從身上通過時，才知道中了頭彩，如夢方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