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湘淮軍與咸同中興
2024-10-13 07:08:42
作者: 錢穆
削平洪、楊的,並不是滿淸政府及其朝臣,洪、楊初起不過二千人,廣西一省額兵即二萬三千,又士兵一萬四千,乃不能蕩平,任其外潰。直至金陵,所過各省,無能阻者。而是另外一批讀書人和農民。
洪、楊起事以前,漢人皆不得專閫寄。「鴉片」之役,能卻敵者皆漢人,辱國者皆旗籍,然猶譴漢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員。西人固無意於戰,旗員以利啖之即止。太平軍則與淸不兩立,不用漢臣無可收拾。金陵旣下,曾國藩仍推官文領銜奏捷。蓋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漢臣自居大功也。
洪、楊的耶教宣傳,並非眞耶教。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洪、楊的騷擾政策,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之敵意。曾國藩的湘軍卽由此而起。
曾國藩世世業農,以在籍母喪侍郎幫辦團練。自咸豐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師湖北。有討賊檄,謂:「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納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大變。凡讀書識字者,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柳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相傳太平軍圍長沙,左宗棠謁見天王,獻攻守建國之策,並動天王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為後來削平洪、楊之重要人物。如羅澤南、彭玉麟等,皆激動於民族文化禮教之保全,以及社會民生秩序之自衛,而奮起殺賊。彼輩不私財,不受朝廷官祿,以書生督領鄉民,自衛地方,而漸次推及於近鄰,乃一躍而為削平洪、錫之惟一勢力。湘軍與粵軍即洪、楊同樣抱有一種民族觀念。粵軍的缺點,在於沒有注意到民族文化傳統勢力之重要,只圖激起革命,甚至對於傳統文化加以過分的蔑棄,一切目之為妖,而別擁偽造的天父天兄,讀聖書,做禮拜。此與滿洲入關薙髮令,一在外面,一入內裡,同樣對於眞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為一種難堪之損傷。但湘軍諸帥,雖自謂受有傳統文化之澆培,以保護民族文化自任,而他們對於民族大義,亦早已喪失。晚明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呂晚村諸儒之議論,早已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摧殘而泯滅。湘軍諸帥寄託在異族政權的卵翼下來談民族文化之保存與發皇,豈異夢寐!因此一方面粵軍。只注意到民族政權之爭取,一方面湘軍。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們都不知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政權之不可分離,而結果乃演出同族相殘之慘劇。
粵軍的領導人,對於本國文化,旣少瞭解,對於外來文化,亦無領略。他們的力量,一時或夠推翻滿淸政權,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風俗習慣。這是洪、楊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此點論,洪、楊之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與八卦教、天理教等,還是一鼻孔出氣。而且洪、楊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幟,他們並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傳統文化樹敵,而他們軍事上的實際活動,卻又並沒有一個預定的全盤計畫。
李秀成供狀云:「天王攻長沙未下,欲由益陽靠洞庭湖邊到常德,欲取湖南為家。到益陽,忽搶到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到南京後,天王與東王欲分兵鎭守江南,而取河南為業。後有一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只萬千,南京城高水深,尚不之都,而往河南,何也?』後東王複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據此,粵軍其先本未有直搗幽燕之計畫,只欲在湖南謀一巢穴。因得舟船之利,遂沿洞庭直下長江而到南京。其所以建都南京不北上者,亦因在長江有舟船利用,故不欲舍之北去也。但又不從此積極訓練水軍。
湘軍則雖系地方團練,而一起卽有蕩平天下之整個準備。
曾國藩在咸豐二年奉諭幫同辦理本省團練,而咸豐三年,郭嵩燾、江忠源即議用戰船肅淸江面,遂定湘軍興水師、造戰船之計畫。明年,咸豐四年,靖港戰敗,又重整水師。克武漢,順流東下。是年,水師挫於湖口,截分內湖外江,不得合併。直至咸豐七年克湖口,內湖外江水師始複合。此後湘軍所以能控制長江,直下南京者,憑水師舟船之力為大。
其用兵次第,亦始終牢守一個計畫,按步推進。
曾國藩於咸豐三年奉諭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嗣皖事日棘,又奉諭趕辦船隻,自洞庭駛入大江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會戰皖賊。咸豐四年,水師挫於湖口。五年,羅澤南回援武昌。六年,羅澤南卒。七年,曾丁憂回籍。湘軍克復湖口。八年五月,曾奉諭令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七月抵九江、南昌,途次奉諭,即以援浙之師,移剿閩省各匪。十月,李繼賓敗於三河鎭。十一月,又奉諭移軍赴皖,著斟酌具奏。九年是年作聖哲畫像記。六月,奉諭著即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八月行抵黃州,奉諭飭緩赴川,暫駐湖北,為進剿皖省之計。十年十月,奉諭著統籌全局,保衛蘇、常。又奉諭,迅速馳往江蘇,署理兩江總督。六月,奉諭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十一年,克復安慶。是年,胡林翼卒。十月,奉諭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左宗棠援浙。同治元年,李鴻章赴滬。三年,克復金陵。此數年間,淸廷雖知曾國藩才力可依,然並不曾想以削平洪、楊事業全付湘軍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閩。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蘇。若使曾國藩遵從淸廷意旨,必致一事無成,全域失敗而止。惟曾之意中,早有一整個討平洪、楊之腹本。因此淸廷命令,彼必宛轉因應,令其與自己計畫相應而止。其前鋒則由九江逐步推進而至安慶,其後部則由湖南逐步推進而至武漢。穩紮穩打,一面應付洪、楊,一面應付淸廷。又一面則團結共事之人才,如駱秉章、胡林翼等。直至咸豐十年,有統籌全局之旨,始稍得舒展。然當時朝意命其馳往江蘇,江、浙地方乞援者,又連翩而來。而曾之步驟,依然不變。直至同治元年,始發出浙、蘇援師。先後十三年,雖兵事利鈍,瞬息千變,而進退計畫,前後一貫。反觀洪、楊,自三王內閧以後,石達開遠行,內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陳玉成僅為戰將,雖東西馳突,不無一逞之威,然中樞不能發蹤指示,閫外不能利害專斷,狼奔豕突,漫無把握。兩兩相較,成敗自判矣。
曾國藩雖在軍中,隱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網羅人才,提唱風氣,注意學術文化,而幕府賓僚之盛,冠絕一時。薛福成有湘鄉幕府賓僚記
其時滿臣如賽尚阿、訥爾經額,旣先後以欽差大臣失律被譴。文慶為大學士直樞廷,屢請破除滿、漢畛域,用人不拘資地。曾國藩初以擊賊失利,謗議紛起,文慶獨主宜專任討賊。胡林翼以貴州道員留帶楚勇,以國藩薦拔,一歲間擢湖北巡撫。袁甲三督師淮上,駱秉章巡撫湖南,文慶薦其才,請勿他調。時軍事方殷,迭飭疆吏及各路統兵大臣,奏舉將才。林翼舉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辦國藩軍務。沈葆楨、劉蓉、張運蘭,命國藩、林翼調遣。他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繼賓、李繼宜、彭玉麟、楊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諸生,拔自戎行。當時稱曾、胡知人善任,薦賢滿天下。曾、胡之得自由薦擢人才,實為湘軍成功又一因。
至於洪、楊,自東、北、翼三王內鬨以後,天王惟用兄弟、戚屬為親信。
李秀成供狀:「主上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臣。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蕭省和。第二、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駙馬鐘姓、黃姓。第五、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文治制度方面,在南京十二年,可算絕沒有些微上軌道的建設。亦不能搜羅原來團體以外之人才。如錢江、王韜等,氣局遠不能與左、李、羅、彭相比擬,然粵軍並此不能用。
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盡天下。
此層雖粵軍中將領亦各自知之。如李秀成供狀即再四提及此層,慨乎言之,謂:「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置軍務、政務於不問。」又曰:「不問軍情,一味靠天,別無多話。」又曰:「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認實天情,自有昇平之局。」又曰:「天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瞞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話責人,我等為其臣,不敢與駁,任其稱也。那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為我隊之兵。稱為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佔其國,此實言也。何人敢稱我兵者,五馬分屍。」
如此何得不敗?
明太祖所以能成事,一因元朝不能用漢人,一因明太祖自己極開明,能用劉基、宋濂等像樣人物。洪秀全所以不成,一因淸朝尚知利用漢人,不易推倒。一因自己太昏愚,始終不脫江湖草澤意味。因此他們雖揭舉了民族革命的大旗,終因領袖人物之不夠標格而不能成功。
東南洪、楊始平,西北捻、回又熾。淸廷一無能力,依然仰賴於湘軍。
曾國藩於同治三年六月克復南京,十月,即奉諭:江寧已臻底平,即著酌帶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捻。迅速前進,勿少延緩。十一月奉諭:曾國藩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駐金陵,妥協調度。四年五月,奉諭令至淮、徐一帶,督率水陸援軍,相機勦賊。又奉諭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勦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而命曾國藩節制直、魯、豫三省。五年,曾薦李自代。六年捻平。洪、楊憑長江之險,湘軍特練水師制之。捻以騎兵馳騁,曾又定為長圍之法。自有此法,流寇亦失其作用。李以淮軍遵曾意制勝。甘、新回亂,則左宗棠平之。皆曾一系人物也。
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僅能平亂,卻不能致治。
一因淸政府種族觀念太深,不能推誠大用。
曾、胡皆以文慶主持於內,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為湖北巡撫,委曲交歡於湖廣總督官文,始克盡其為湘軍後方之職責。咸豐遺詔:「無論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國藩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皆為一等伯。南京於同治三年六月克復,十月即命曾國藩離守勦捻。此後曾即往返於兩江、直隸兩督任,未得為中央官。淸廷曾諭國藩保薦督、撫大員,國藩引嫌,謂:「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洪、楊平,即亟亟謀遣散湘軍,以淮軍自代。曾、胡皆善處當時之變局,以自成其所欲達之目的。
二則因胡旣早卒,曾、左諸人皆馳驅軍旅,效命疆場,未得為中央大吏,於朝政少可獻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云云。知曾氏並非專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對當時朝政極抱不滿,然方其在翰院為部臣時,尚敢稍為論列;其後出外操握軍權,因種種牽掣顧慮,對朝政即嘿不發言,一意以平亂為主。逮平亂以後,畏讒避謗,急流勇退。遣散湘軍,以淮軍代之。平捻之任,交付與李鴻章。如江南製造局、譯學館及派遣留學生等,只就疆吏可辦者辦之,於朝政綱領,更無獻替。其幕府賓僚,亦極少為淸廷重用者。
因此軍事上雖足平亂,而吏治官方,依然腐敗。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
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