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湘淮軍與咸同中興

  削平洪、楊的，並不是滿淸政府及其朝臣，洪、楊初起不過二千人，廣西一省額兵即二萬三千，又士兵一萬四千，乃不能蕩平，任其外潰。直至金陵，所過各省，無能阻者。而是另外一批讀書人和農民。

  洪、楊起事以前，漢人皆不得專閫寄。「鴉片」之役，能卻敵者皆漢人，辱國者皆旗籍，然猶譴漢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員。西人固無意於戰，旗員以利啖之即止。太平軍則與淸不兩立，不用漢臣無可收拾。金陵旣下，曾國藩仍推官文領銜奏捷。蓋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漢臣自居大功也。

  洪、楊的耶教宣傳，並非眞耶教。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洪、楊的騷擾政策，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之敵意。曾國藩的湘軍卽由此而起。

  曾國藩世世業農，以在籍母喪侍郎幫辦團練。自咸豐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師湖北。有討賊檄，謂：「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納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大變。凡讀書識字者，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柳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相傳太平軍圍長沙，左宗棠謁見天王，獻攻守建國之策，並動天王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為後來削平洪、楊之重要人物。如羅澤南、彭玉麟等，皆激動於民族文化禮教之保全，以及社會民生秩序之自衛，而奮起殺賊。彼輩不私財，不受朝廷官祿，以書生督領鄉民，自衛地方，而漸次推及於近鄰，乃一躍而為削平洪、錫之惟一勢力。湘軍與粵軍即洪、楊同樣抱有一種民族觀念。粵軍的缺點，在於沒有注意到民族文化傳統勢力之重要，只圖激起革命，甚至對於傳統文化加以過分的蔑棄，一切目之為妖，而別擁偽造的天父天兄，讀聖書，做禮拜。此與滿洲入關薙髮令，一在外面，一入內裡，同樣對於眞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為一種難堪之損傷。但湘軍諸帥，雖自謂受有傳統文化之澆培，以保護民族文化自任，而他們對於民族大義，亦早已喪失。晚明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呂晚村諸儒之議論，早已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摧殘而泯滅。湘軍諸帥寄託在異族政權的卵翼下來談民族文化之保存與發皇，豈異夢寐！因此一方面粵軍。只注意到民族政權之爭取，一方面湘軍。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們都不知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政權之不可分離，而結果乃演出同族相殘之慘劇。

  粵軍的領導人，對於本國文化，旣少瞭解，對於外來文化，亦無領略。他們的力量，一時或夠推翻滿淸政權，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風俗習慣。這是洪、楊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此點論，洪、楊之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與八卦教、天理教等，還是一鼻孔出氣。而且洪、楊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幟，他們並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傳統文化樹敵，而他們軍事上的實際活動，卻又並沒有一個預定的全盤計畫。

  李秀成供狀云：「天王攻長沙未下，欲由益陽靠洞庭湖邊到常德，欲取湖南為家。到益陽，忽搶到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到南京後，天王與東王欲分兵鎭守江南，而取河南為業。後有一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只萬千，南京城高水深，尚不之都，而往河南，何也？』後東王複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據此，粵軍其先本未有直搗幽燕之計畫，只欲在湖南謀一巢穴。因得舟船之利，遂沿洞庭直下長江而到南京。其所以建都南京不北上者，亦因在長江有舟船利用，故不欲舍之北去也。但又不從此積極訓練水軍。

  湘軍則雖系地方團練，而一起卽有蕩平天下之整個準備。

  曾國藩在咸豐二年奉諭幫同辦理本省團練，而咸豐三年，郭嵩燾、江忠源即議用戰船肅淸江面，遂定湘軍興水師、造戰船之計畫。明年，咸豐四年，靖港戰敗，又重整水師。克武漢，順流東下。是年，水師挫於湖口，截分內湖外江，不得合併。直至咸豐七年克湖口，內湖外江水師始複合。此後湘軍所以能控制長江，直下南京者，憑水師舟船之力為大。

  其用兵次第，亦始終牢守一個計畫，按步推進。

  曾國藩於咸豐三年奉諭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嗣皖事日棘，又奉諭趕辦船隻，自洞庭駛入大江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會戰皖賊。咸豐四年，水師挫於湖口。五年，羅澤南回援武昌。六年，羅澤南卒。七年，曾丁憂回籍。湘軍克復湖口。八年五月，曾奉諭令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七月抵九江、南昌，途次奉諭，即以援浙之師，移剿閩省各匪。十月，李繼賓敗於三河鎭。十一月，又奉諭移軍赴皖，著斟酌具奏。九年是年作聖哲畫像記。六月，奉諭著即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八月行抵黃州，奉諭飭緩赴川，暫駐湖北，為進剿皖省之計。十年十月，奉諭著統籌全局，保衛蘇、常。又奉諭，迅速馳往江蘇，署理兩江總督。六月，奉諭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十一年，克復安慶。是年，胡林翼卒。十月，奉諭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左宗棠援浙。同治元年，李鴻章赴滬。三年，克復金陵。此數年間，淸廷雖知曾國藩才力可依，然並不曾想以削平洪、楊事業全付湘軍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閩。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蘇。若使曾國藩遵從淸廷意旨，必致一事無成，全域失敗而止。惟曾之意中，早有一整個討平洪、楊之腹本。因此淸廷命令，彼必宛轉因應，令其與自己計畫相應而止。其前鋒則由九江逐步推進而至安慶，其後部則由湖南逐步推進而至武漢。穩紮穩打，一面應付洪、楊，一面應付淸廷。又一面則團結共事之人才，如駱秉章、胡林翼等。直至咸豐十年，有統籌全局之旨，始稍得舒展。然當時朝意命其馳往江蘇，江、浙地方乞援者，又連翩而來。而曾之步驟，依然不變。直至同治元年，始發出浙、蘇援師。先後十三年，雖兵事利鈍，瞬息千變，而進退計畫，前後一貫。反觀洪、楊，自三王內閧以後，石達開遠行，內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陳玉成僅為戰將，雖東西馳突，不無一逞之威，然中樞不能發蹤指示，閫外不能利害專斷，狼奔豕突，漫無把握。兩兩相較，成敗自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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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雖在軍中，隱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網羅人才，提唱風氣，注意學術文化，而幕府賓僚之盛，冠絕一時。薛福成有湘鄉幕府賓僚記

  其時滿臣如賽尚阿、訥爾經額，旣先後以欽差大臣失律被譴。文慶為大學士直樞廷，屢請破除滿、漢畛域，用人不拘資地。曾國藩初以擊賊失利，謗議紛起，文慶獨主宜專任討賊。胡林翼以貴州道員留帶楚勇，以國藩薦拔，一歲間擢湖北巡撫。袁甲三督師淮上，駱秉章巡撫湖南，文慶薦其才，請勿他調。時軍事方殷，迭飭疆吏及各路統兵大臣，奏舉將才。林翼舉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辦國藩軍務。沈葆楨、劉蓉、張運蘭，命國藩、林翼調遣。他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繼賓、李繼宜、彭玉麟、楊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諸生，拔自戎行。當時稱曾、胡知人善任，薦賢滿天下。曾、胡之得自由薦擢人才，實為湘軍成功又一因。

  至於洪、楊，自東、北、翼三王內鬨以後，天王惟用兄弟、戚屬為親信。

  李秀成供狀：「主上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臣。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蕭省和。第二、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駙馬鐘姓、黃姓。第五、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文治制度方面，在南京十二年，可算絕沒有些微上軌道的建設。亦不能搜羅原來團體以外之人才。如錢江、王韜等，氣局遠不能與左、李、羅、彭相比擬，然粵軍並此不能用。

  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盡天下。

  此層雖粵軍中將領亦各自知之。如李秀成供狀即再四提及此層，慨乎言之，謂：「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置軍務、政務於不問。」又曰：「不問軍情，一味靠天，別無多話。」又曰：「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認實天情，自有昇平之局。」又曰：「天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瞞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話責人，我等為其臣，不敢與駁，任其稱也。那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為我隊之兵。稱為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佔其國，此實言也。何人敢稱我兵者，五馬分屍。」

  如此何得不敗？

  明太祖所以能成事，一因元朝不能用漢人，一因明太祖自己極開明，能用劉基、宋濂等像樣人物。洪秀全所以不成，一因淸朝尚知利用漢人，不易推倒。一因自己太昏愚，始終不脫江湖草澤意味。因此他們雖揭舉了民族革命的大旗，終因領袖人物之不夠標格而不能成功。

  東南洪、楊始平，西北捻、回又熾。淸廷一無能力，依然仰賴於湘軍。

  曾國藩於同治三年六月克復南京，十月，即奉諭：江寧已臻底平，即著酌帶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捻。迅速前進，勿少延緩。十一月奉諭：曾國藩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駐金陵，妥協調度。四年五月，奉諭令至淮、徐一帶，督率水陸援軍，相機勦賊。又奉諭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勦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而命曾國藩節制直、魯、豫三省。五年，曾薦李自代。六年捻平。洪、楊憑長江之險，湘軍特練水師制之。捻以騎兵馳騁，曾又定為長圍之法。自有此法，流寇亦失其作用。李以淮軍遵曾意制勝。甘、新回亂，則左宗棠平之。皆曾一系人物也。

  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僅能平亂，卻不能致治。

  一因淸政府種族觀念太深，不能推誠大用。

  曾、胡皆以文慶主持於內，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為湖北巡撫，委曲交歡於湖廣總督官文，始克盡其為湘軍後方之職責。咸豐遺詔：「無論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國藩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皆為一等伯。南京於同治三年六月克復，十月即命曾國藩離守勦捻。此後曾即往返於兩江、直隸兩督任，未得為中央官。淸廷曾諭國藩保薦督、撫大員，國藩引嫌，謂：「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洪、楊平，即亟亟謀遣散湘軍，以淮軍自代。曾、胡皆善處當時之變局，以自成其所欲達之目的。

  二則因胡旣早卒，曾、左諸人皆馳驅軍旅，效命疆場，未得為中央大吏，於朝政少可獻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云云。知曾氏並非專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對當時朝政極抱不滿，然方其在翰院為部臣時，尚敢稍為論列；其後出外操握軍權，因種種牽掣顧慮，對朝政即嘿不發言，一意以平亂為主。逮平亂以後，畏讒避謗，急流勇退。遣散湘軍，以淮軍代之。平捻之任，交付與李鴻章。如江南製造局、譯學館及派遣留學生等，只就疆吏可辦者辦之，於朝政綱領，更無獻替。其幕府賓僚，亦極少為淸廷重用者。

  因此軍事上雖足平亂，而吏治官方，依然腐敗。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

  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